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第三节 议会制的消灭

3．议会制的消灭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卓越批评，现在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被人忘记的言论”了。以部长和议员为职业的人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主义者，把批评议会制的事情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而根据这一理由又振振有词地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主义者”，就产生一种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做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摈弃无政府主义，因为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制看成国家的一种制度，那末就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来说，提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以外，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请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理解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制的机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打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国这个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腐朽的市侩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样子，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主义的”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农民。在政府里，则不断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国家”工作却在官厅和司令部里“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好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数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主义者”（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原封未动，照旧行使着职权，十分“自由地”对革命的创举实行怠工！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历史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政府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集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在公众面前象谈小事情一样满不在乎地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人的，官僚主义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的”联合政府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代议机构仍然存在，然而作为特殊制度的议会制，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不是空谈，如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不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那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不要议会制。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机构的职能时，他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加以比较，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加以比较。

       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正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一样，从来不对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或策烈铁里所说的“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管理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性的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付给所有这些人的工资，也象付给所有“国家”官吏的工资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估计到了已经由公社实际开始了的试验（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消灭议会制而保留代议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