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在历史的不可理解之处感受新奇

在《诗学》第九章，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诗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历史是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诗所描述的事情具有普遍性，历史叙述的事情则局限于个别的情形当中。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历史学是否具备独立科学的地位和意义，一直就让历史学家们甚为纠结。到了十九世纪，经过史学家们不懈的努力，历史学似乎已经作为规范科学而确立下来，它有着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它的研究结论也具有普遍的昭示意义，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们也发现，历史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人类行为不同于自然现象。他们把历史学视为精神科学，对于历史的研究对象，无法采用因果性的说明，但可以运用解释和叙事的方式，而获得更好的理解。总之，史学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它需要想象力。

可是，历史毕竟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人类行动的领域，试图从过往的经验中建立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连归纳法的运用也勉为其难；与科学的预测不同，试图通过历史预测未来，基本上只能沦为占卜术。也因如此，学院派的职业史学家大都反感历史哲学，不再幻想能对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和解释。他们推崇历史论证的形式论和情景论。形式论关注个体事件的特殊性和丰富性，情境论强调人类行为和事件的具体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但也只满足于此，而不再进一步建构普适化的阐释。

历史学研究只能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徘徊，这就导致历史解释有时是令人沮丧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洪堡是历史主义的重要奠基者，他发现，在历史中，新事物的诞生往往是不可解释的，只会令人惊奇；但事物的消亡却是可以解释的。理由很简单，史学家不能指望证明新事物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对于希腊人的“自由艺术”迅速发展这一现象，与之相随的环境因素并不足以作出解释，因为其他相类似的环境、条件和因素的加总，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因此它完全是个体性的成就。反之，对于希腊自由艺术为什么随着它的文化实力的没落而衰亡，却可以综合各种事实，进行因果性的解释。

在怀特看来，洪堡的这种总结很奇怪，因为历史现象的诞生过程和其消解过程，分别由不同的规则支配——先是由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支配，再是由一种物理的力量支配。而且，相对于事物的成熟、衰落和消亡，洪堡赋予萌芽、诞生和成长过程以更高的价值。怀特因此认为，洪堡的观念体现出不对称性，说白了，就是方法论上是不融贯的，自相矛盾的。

我的看法与怀特有所不同，或者说，我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洪堡的这一概括在切入历史事件的方法论上有什么问题。毋宁说，洪堡只不过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已。难道不是如此吗？事物的诞生很难解释，事物的消亡却容易解释。而且我还要补充说，更令人沮丧的是，虽然事物的消亡可以解释，但这种解释只能是事后，只能在事物已经消亡之后。也就是说，这样的解释于事无补，什么都无法改变。

那么，史学家能做什么呢？洪堡说，史学家可以把新事物“再现出来”。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再现？显然，这里的再现，并不是重复讲一个故事。新事物一旦被称为可重复的故事，就不再有什么新意了。历史学家所要呈现的，其实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惊奇。这种惊奇才是值得分享的，才是历久而弥新的。进而言之，对历史过程的叙事表现，并不是要去让我们理解这些过程。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法以科学认识论的方式，去理解历史过程的。但是，对历史过程的呈现，能让我们去感受它们。

历史只能感受？如此一来，历史学还具有科学性吗？其实，科学思维所带来的对历史普遍性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执迷。因为，对历史普遍规律的揭示，将意味着“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历史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新意了，那历史学倒真的停滞了，没什么意义了。自然科学的使命就是要为自然的杂多现象赋予规律性和秩序性，以满足人类寻求确定和安定的基本需求。但在历史学这里，只有特殊的东西才会以新奇的方式凸显出来，才值得我们关注和描述。那些不是特殊的东西，注定会被历史遗忘，没有什么描述的价值。而这种特殊性恰恰是历史当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东西，它的普遍不是外在的、形式的和归纳出来的，不是说可以重现，可以照搬，可以提供答案，可以预测什么，它的普遍意味着，通过历史上的令人惊奇的特殊事件，建立了历史的生命和当下的生命的某种联结，形成了精神得以传承并可以不断发扬光大的共同体。

历史不是复现，不是重演，而是复活。复活的生命不是复制的生命，而总是全新的生命，就像我们从历史事件中感受到的那些惊奇一样的新。所谓的呈现，就是按照奇迹本来的样子呈现，这恰好是一种根本的人类自由的体现。历史不是因果决定论的，历史是自由展现的舞台。所以，不是简单地理解，而是充分地感受。感受它们，但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调动你全部的激情和理性，去聆听历史的启示，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健全的历史感可能被培育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当下的状态，并采取自主的决断。不管实际上我们是否能改变现状，是有力还是无力，我们毕竟因为活在历史中而活在了更丰富的意义中，并活在了能够期待新事物发生的可能性中。我们并没有完全被当下所束缚，我们总能以我们的感受和行动，为当下注入更丰富和更鲜活的东西。

毫无疑问，我如果不是关切当下，我不会关心历史。可是，我之所以关切当下，恰恰又是因为我不仅仅生活在当下。因为对新事物的惊奇，因为我们有了更敏锐的感受力，因为像兰克所说的那样，我们专注于进入历史戏剧角色的意识内部，以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观察他们，因为我们抑制住浪漫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冲动，所以，我们能以一种历史现象学的视角，看到的总比显现的更多；体验的总比在场的更多；经历的总比当下的更多。历史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期待的答案，只要我们以尊重特殊性的方式，向历史敞开，朝向历史的实事本身。

兰克富有智慧地指出，历史分析中有些地方的含糊性具有一种毫无疑问的价值，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条件和冲动下，根本上新奇的事物强行地闯入了。以一种修辞性的方式说，我们被抛入世界，然后不断被新事物击打，最终我们可能成为我们自己。我说的是“可能”，是因为以感受新奇为主旨的历史观念，不能用必然性概括；更是因为，我必须强调，新事物不一定是好事物，新事物完全可能是丑陋的、邪恶的、荒诞的，以及在一般意义上，是“倒退的”。当一个本来是开放的时代，我们却遭遇了封闭的力量，我们会说，这也是新的，匪夷所思的新，但它就是这么特殊，需要我们正视。

历史让我们更现实地对待现实。感受历史，是感受历史的全部，包括幸福与不幸，包括激情奋发和压抑挫折。因为特殊性永远会存在，所以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进步。然而，即便在我们认为是倒退的、荒诞的时代，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和留下新的东西——新的生命态度、新的生活形式，新的属于每一个独特自我的自由。事实上，我们期待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现自己。生命就是这样的发现之旅和感受新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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