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真的”冷遇“主席了吗——回顾中苏关系（1）

中文互联网上有一种说法，即1949年末毛主席率领新中国外交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在这次为了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而进行的访问中，苏联方面，尤其是斯大林，在第一次与主席的会面结束后，就开始“冷遇”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国代表团，直到英美报纸做出“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苏联囚禁”的虚假报道后，苏联方面才开始重视毛泽东同志。

针对这个被影视作品和报章杂志广泛传播的论调，本文将从以下两个点分别来论述。分别是1949年12月16日到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同志接受塔斯社记者访问期间，苏联方面的行动。与在这18天里，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只见了两面是否就能说明毛泽东同志收到了冷遇。

针对第一个问题，笔者翻阅了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1949.3-1950.7），这里仅展示档案选编目录中从1949年12月16日，到1950年1月2日的内容。

由档案标题可见，中苏两国在这18天里进行了关于留学生问题，苏联专家援华问题，《苏联—新疆贸易协议》的签订问题，东北地区工业建设问题，物资援助问题等各项事宜的流程。也就是说，在这18天内，中苏双方针对彼此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工作事宜是在正常发展的，且这些事宜中的一些算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前就在进行。并且需要指出的事，两个国家之间想要提升伙伴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是需要时间进行深化合作的准备工作的，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苏联方面没有主动迟滞中苏关系发展的动机。

针对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查看毛泽东同志与斯大林同志的谈话内容来进行研判。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毛泽东年谱》，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12月16日的谈话内容并不全。而年谱中缺少的部分可以在苏联档案中找到。

从苏联档案与年谱中保留的内容比对可知，年谱中没有收录斯大林对于“修约可能会引起美英反应”的解决方案，即“形式上保留旧约，但依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苏联从旅大撤军。”的方案。初次以外年谱中也没有收录毛泽东同志与斯大林同志针对新中国的经济与军事状况展开的讨论。所以对于只看过《毛泽东年谱》的读者，是很容易产生“斯大林推诿修改旧约”的印象的。

通过查看上面的谈话内容，可以发现双方进行了一次十分充实的谈话，谈话中的内容基本上就会在后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落实。因此斯大林的第二次谈话较第一次隔了一段时间的原因就在于，双方都需要时间去研究对方提出的诉求。

并且据时任毛泽东同志俄语翻译的师哲同志的说法。“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  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1]”也就是说，在中苏修约的亲历者师哲看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隔阂主要在于斯大林希望与职级相当的毛泽东同志签约，而毛泽东同志希望由周恩来同志进行签约的问题。

而在苏联方面的亲历者看来，斯大林同志对于第一次谈话的内容还是比较满意的，以至于希望去谈第二次“他（毛泽东同志）请我喝过茶。谈到应该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方便些……斯大林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斯大林对我说：‘你到他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当时他住在布利日纳亚斯大林的别墅里。我同他谈完后对斯大林说，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2]如果斯大林不打算再去与毛泽东同志交流的话，也就不会再派遣莫洛托夫去与毛泽东同志接触了。当然，由于中苏两国的国情差距很大，加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所处的阶段不同，并且在新中国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外交官向苏联政府提交的有关于新中国情况的报告，确实让斯大林同志对新中国的情况产生了一些疑问，但疑问是次要的，因为在第一次谈话内容中，斯大林同志总体上是肯定CCP的表现的，并立即提到了可以马上从旅大地区撤军的问题。

正因如此，也就有了12月24日的第二次谈话，谈话内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谈了很多问题，谈到恩来是否应出国的问题、安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印尼问题、东方情报局问 题、西欧问题、华莱士问题、东方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等等。”大意是：“政府主席既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和胡志明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是对的，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及干部帮助胡志明是必要的。在中国承认胡志明之后，苏联亦可承认。”“欧洲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不要外国援助（指直接援助）而用自己力量取得胜利并巩固了胜利，欧洲则不是这样，需要自己力量和外部力量相配合才能胜利，例如东欧各国就是如此”电报中还说：“斯大林同志每天都打电话给招待我们的人，询问我的生活是否安适，表示特别的关心。”[3]根据会谈的时间和会谈的主题来看，这一次会谈仍然是具有建设性的，可以说此时双方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为修约做准备。

那么在双方都在就与两国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对话交流，而与此同时中苏双方也都没有停止已经在进行的各项事务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说英美媒体的不实报道才是让苏联改变了消息态度的原因呢？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苏联方面没有对修约事宜显示出消极拖延的因素。所以苏联方面对于英美媒体的虚假报道感到很突然，“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异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大家为此很着急。稼样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4]答塔斯社记者问的辟谣方式还是中国代表团想出的办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师哲同志所说的是“没有消息报道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不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实际上是中苏双方都没有将谈判的进展做公开的报道。这也是一种谨慎的考虑，有利于正式修约前的保密工作。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苏联方面与新中国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实际表现，还是毛泽东同志与斯大林同志两次长谈的内容，都证明了苏联方面既没有冷待毛泽东同志的主观意愿，实际上也没有冷待新中国代表团。

[1]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师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第437页。

[2] 《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苏】丘耶夫 新华出版社 1992年，第138页

[3]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第63页

[4]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师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