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1958年1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1月2日

　阅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新民报》晚刊登载的一则新闻《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批示胡乔木：“红领巾新闻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

这则新闻报道了南京市雨花台区第一中心小学少先队员利用课余时间，为农业社积肥十三万斤，挖了一条长一百二十丈的“红领巾灌渠”等。他们向江苏省少先队员提出开展“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活动的倡议。江苏省教育厅和共青团江苏省委支持他们的倡议。后来这则新闻经过改写，由新华社播发，题为《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

1月3日　《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通知如下：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

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同1月3日

　阅《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批示：“乔木：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并将社论中“在我们的队伍中，毕竟有少数人是促退派”一句中的“少数”改为“许多”。

社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浙江可以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稍多的一点时间内提早实现。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应当是促进派，而不应当是促退派。

同1月3日

阅《光明日报》一月一日发表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批示：“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文章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煤、水泥、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1月4日

关于工作方法问题

毛泽东指出：

要抓农业方面的十二项，即水、肥、土、种(改良品种)、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除病虫害、机械化(新式农具)、畜牧、副业、绿化、除四害、防治疾病讲卫生。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项，即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工业也要有个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各地要互相支持，要认庙不认神。

1月5日

到杭州市爱国卫生模范单位小营巷视察卫生工作。先后走进巷内的六十一号、五十六号、四十二号居民大院，到居民家中了解卫生情况和生活情况，询问蚊蝇消灭了没有。

随后，来到浙江省农科所，了解经该所改进的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的功能和推广使用情况，听取他们的汇报，建议浙江省成立一个专门部门进行农具研究工作，还向所长借了一本关于土壤学的书。又到农科所的试验田，实地观看双轮双铧犁耕地的操作演示，并亲自扶犁耕地，实际感受双轮双铧犁的功能。

1月11日

南宁会议

毛泽东讲话，讲两个问题。

一、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

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有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

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空虚、空头政治家很危险，脱离实际就慢慢褪色，变成粉色。党委要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三者。

二、关于反冒进问题。

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首先没有把指头问题认识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招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有人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过去，迷信未来”，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四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

南宁会议上第二次讲话

毛泽东说：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多快好省）而奋斗。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周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要有群众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宋玉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

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

人的思想要逐步逐步影响它，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一来就会发生径流，吸收不了。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1月14日

南宁会议上第三次讲话

毛泽东指出：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伤了许多人的心，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1月15

主持南宁会议

毛泽东说：

水、肥、土，连干三年，十年决定于这三年，面目改观。各省理论怎么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上海搞出那篇报告，这一下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辩证法可以总结为对立的统一的理论，这样辩证法的核心就掌握了。

各省成立农具研究所，与工厂结合。工具革命，把手把肩解放出来。参观农具展览，也是一种方法。除四害设全国委员会，这也是创造，各省照办。要搞联省自治（成立经济协作区），城乡结合，工农联盟。

1月16日　

南宁会议上第四次讲话。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再次加以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

毛泽东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又说：周恩来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

接着说：省委、部委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理论、逻辑、外国文都要学。专家读很多书，我们读马列主义只能读十几本、二十本，不必读那么多。

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我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赞一词，还处于奴隶地位。外国文也要学，我六十多岁，只有五年计划，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均可。光搞现实主义，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部长、书记请个学习秘书，增加编制。

暮气我们都相当有些，是朝气的对立面，还有官气。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不改不行，地方逼着我们改。要讲革命朝气、精神旺盛。工作紧张是对的，但不要十分紧张，要很好安排。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的，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后生可畏。

1月17日

主持南宁会议

毛泽东说：

内行、外行，促进戏剧改进的往往是外行，是看戏的。科学部门有时不懂科学，医务部门不懂医务，农业部门不懂农业，因为方向错了。反浪费很有搞头，搞出二十亿可能还不止。实行大力节约，事业费节约大有作为。矛盾没有重点，即没有中心。

1月19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谈话后，继续主持南宁会议。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1月20日

主持南宁会议

毛泽东说：

两本账就是两种预算，不要因为解决历史问题，又来个大虚数。冒进是全国人民烈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上了。不论哪个，专而不红，就很危险。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每次少数人参加，使两种“文章”配合——中央和地方配合，北京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在杭州两星期开了两次会，头一回三天，没有说出什么，第二次两天，多少开出了点名堂。省委也要开这种小型会议，每次找几个县委书记就行，人太多了就不好开会。鲁迅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多。

1月21日　

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

毛泽东说：

小型会议最好商量问题，我对小型会议很有兴趣，时间不长，就地召开，这种形式最好。

讲到不断革命时，毛泽东说：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思想、政治始终是统帅。思想、政治是灵魂，是技术、经济工作的保证，既是统帅，又为它们服务。

讲到生和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从理论上讲，生和死都应该同样开庆祝会，因为灭亡并不是坏事，只有旧的灭亡，才有新的产生。

讲到文章、文件要具有三性时说：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前后一贯，合乎逻辑，再就是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讲到要学一点文学时说：这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手段。

1月28日

毛泽东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了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我讲过这个话“大有希望”，文章就在这个“大”字。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

我们现在是又穷又白。穷者，几乎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穷，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增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

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钢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一年生产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有些观点要弄清一下。

比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这个话对不对呢？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好大喜功不行，看你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看是什么急功近利，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是主观主义的还是合乎实际的。

对于过去就是不能过于重视，我也不是赞成根本不要历史，历史是要的。中国的古代房子，我看了几个城市，比如开封、北京，我很不高兴，我看青岛、长春的建筑好。我这个人是有一点崇拜外国吧。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搬来呢？外国的长处，用得着的东西，我们要搬来。

我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要轻视过去，要重视现在。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那个古代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的。

我们国家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是要发展一点。人类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这个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先生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时，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那个时候。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的生育的。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这样看这个问题。要节育。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我看一万年都要节省。

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都是搞社会主义，可以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事情做得比较好一些，一种是做得比较差一些。我看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这个方法比较好，拖拖拉拉不见得好。

再一点叫打掉官风。我们是做官，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总而言之，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这一点要达到是不容易的，现在先从我们共产党里面的干部整起。现在中共中央这样规定，领导干部每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外出，下去调查。北京不产生任何东西。我所说的北京，不是指的北京地方，而是指的中央这一层。我这个脑筋不产生任何东西，没有原料。蹲在北京使人闷得慌，官气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西。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间来的，我们可以加工，我们是个制造工厂。劲可鼓而不可泄，元旦社论不是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吗？应该鼓励士气，不是败坏士气。

现在是一场新的斗争，就是向地球开战。我们现在的知识不够，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自然科学要学习，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学习技术科学，文学也要学习一点。不搞一点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整风，到五月六月就差不多了，大体告一段落。重心要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要搞技术，搞工业、农业技术，要来一个革命。

1月31日　

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前言

前言指出：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