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宦海失意该怪谁？
中学老师赏析古诗词有一种套路，叫“知人论世”，就是给诗人的一生划分时期，由此总结每个时期都写什么样的诗。比如杜甫，一生可以划分为，青年漫游、长安十年、安史战乱、蜀中时期、漂泊病逝等时期。
冯至《“万方多难”中成就的“诗圣”》一文作为高中选修课文，对每个时期都进行了详细描述，而在长安十年时期，对杜甫没能做官给出如下解释：
杜甫在长安科举求官，但是由于奸相李林甫导演“野无遗贤”的闹剧，杜甫又不肯和奸臣同流合污，最终没当成官。
诗人失意，必然是政权问题，不是唐玄宗瞎了眼，就是李林甫太坏，杜甫肯定没问题。
1.野无遗贤？
天宝六载，踌躇满志的杜甫参与科举，希望谋得一官半职。
而此时，大明宫里的玄宗很愁，几十年励精图治，天下是逐渐繁荣了，但是身边的大臣不停地换，退休的、政治斗争失败的、涉嫌犯罪撤职的……有人退去，就要有新人补上，但是玄宗却找不到合格的官员。比如财政人才就极度匮乏，开元二十一年，时年九十余岁的户部尚书杨崇礼退休，由于缺少财政人才，玄宗已经不知多少次留任他了。无奈之下，玄宗只好让杨崇礼之子杨慎矜接替，但杨慎矜不如其父不说，还涉嫌贪腐，户部尚书马上又要换人。
门荫、科举、荐举、捐官，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却永远找不到足够的人才。而登基之初，人才遍地都是。
为何会如此?
此前，武后广纳天下人士，被人讥讽“车载斗量”，但经过多年历练和淘洗，这批人已然可堪使用，玄宗初年继承了这份遗产，自然不愁没人用。
但是，武后的方法有致命的缺点。武后为了扳倒敌对势力，而大量授官，这导致了官僚队伍畸形膨胀，素质良莠不齐，腐败问题接踵而来。武后选择以酷吏应对，于是政治风气变得恐怖。而由以上种种，武后中宗时期政局极度动荡。唐王朝的宫廷政变，尤以此时为多。
玄宗可不敢用这个方法，只能频繁在常科之外开制科，期望能通过提高科举考试的频率，吸纳更多士子。
玄宗真的会相信“野无遗贤”吗？
2.三《大礼赋》
天宝九载九月不寻常，某天夜里的天象出现了“五星聚会”。据今天学者测算，应该是四星聚会，而不是五星聚会。
然而无论四星还是五星，意思都差不多：要出现王朝鼎革。唯一区别就是，五星聚会的鼎革，是完完全全顺应天意民心的，比如传说中的武王伐纣。
这可要了命了，民间议论纷纷，玄宗急得不行。这时候，李林甫给玄宗想了个办法“北周北隋，都是半壁江山，唐不该承隋的火德，该承汉的火德。”改易正朔，也可以视为鼎革。于是玄宗赶紧张罗起来，要亲享太清宫﹑太庙，合祭天地于南郊。
杜甫看到了机会，在这年冬天，献上了三篇《大礼赋》，在三篇赋里，狠狠地夸了玄宗和李林甫一番。于是杜甫被令在集贤院待制，“参列选序”，但这之后又没了下文。
这还真不算委屈，因为唐朝科举考试之后，士子只是获得了做官资格，能不能做官，要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文书行政能力不合格，是不允许做官的。而杜甫此时，完成了第一步，获得了资格。
唐朝非常看重实干之才，其他能力是次要的。玄宗和李林甫，对此尤其重视。
此时，常科的明经、进士都僵化了，玄宗常用的手段是制科选才。他相信民间总有高人在，只是被常科三年一次的规矩害了，不能及时进入官僚系统，为己所用。
为了制科有足够的吸引力，玄宗下足了功夫。首先是面子工程做足，布告天下的制敕，言辞恳切。不过光有面子还不够，还要拿出实惠来。玄宗左思右想，给出了两个实惠，第一，种类丰富，文学、儒学、军事、道教等，总有一款适合考生。第二，考过制科的人升官快，至少要快过常科和门荫，这样才有吸引力理想很丰满，但现实给了玄宗一耳光：这样的改革反而导致，大量士子集中于几个比较简单的，不需要太多实干之才的制科科目上，根本达不到玄宗招揽吏干之才的目的。
而杜甫献赋，就属于一个冷门科目：进献文章。而这恰好是一个体现不出任何实干才能的科目。玄宗对这一科目基本已经放弃，此时的杜甫，在玄宗与李林甫眼里，只是个写文章拍马屁的小文人。
虽然如杜甫这样的考生很不讨玄宗喜欢，但玄宗却不得不录用，李林甫可以替你背一次“野无遗贤”的黑锅，但大家也不是傻子，考而不录的次数如果多了，天下士子可还会相信玄宗的求才之心吗？
3.坐失良机
天宝十一载，李林甫病逝。很快，李林甫的党羽就被玄宗怀疑，削爵查抄流放一气呵成。李林甫重视吏干，大力反对以华丽的诗文作为用人标准。似乎是为了给因李林甫的标准而久久不能入仕的人一个交待，玄宗任用了一批有做官资格，却无官做的人。杜甫也在此时被任命为“河西尉”。
但是杜甫却拒绝了这一官职，理由是河西尉官位太小，“凄凉为折腰”。于是，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被杜甫错过了。本来玄宗就看不上杜甫这种只会写诗文的小诗人，朝廷已然给过机会，表明了自己愿意求才用人的态度，你杜甫不想任职，就不能怪朝廷了。最终，杜甫改做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实际上是一个管理仓库钥匙的职位，也就是看大门的，可以说毫无前途。
人的命运，还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那本来可以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也随之改变。由于杜甫的职位低，此时诗名也不显著，玄宗奔蜀根本不可能带上他，而安禄山叛军在抓住杜甫后，也只是草草把他关押起来，并未在意。
终于，杜甫找到机会逃出关押，并在至德二载赶到了肃宗所在的凤翔。对杜甫来说，做官的机会又来了。
此时的肃宗，在战乱中仓促自立，身边十分缺乏自己的政治势力。杜甫此时赶来，肃宗自然十分乐高兴，把他视作自己的亲信，准备慢慢培养，授予了他“左拾遗”的官职。
然而，杜甫还是太过天真。不久后，杜甫为战败的房琯求情。但杜甫恰恰忘了，肃宗在战乱中自立，和玄宗的关系已是势同水火。房琯正是玄宗派来监视肃宗的人。肃宗一直盼着能贬走房琯。杜甫此时上疏求情，深深地触犯了肃宗的忌讳，也让肃宗和杜甫之间仅有的一点感情彻底破裂。政治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你和皇帝的路线不同，除非皇帝死了，否则不可能再升官了。
上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肃宗并不长命，没过几年就病逝了。杜甫在老友严武的帮助下成了“检校工部员外郎”，这已经是从六品上的检校官，只要再晋升到五品，那么杜甫就一跃成为高级官员，地位也会大幅提升。
杜甫却又一次选择了主动放弃，不过和放弃“河西尉”不同的是，杜甫这次没有“真香”，拒绝严武的好意之后，杜甫再未涉足过官场。十几年的沉浮波折，杜甫也明白了政治不适合自己，不如安心做个诗人。
4.谁来背锅？
回到最初的问题，杜甫宦海失意，是谁的过错？
且不论天宝六载和天宝九载杜甫两次求官而未得。从天宝十四载杜甫被授予“河西尉”开始，他就一直摆脱不了出任低级官吏的命运。于是乎，对玄宗、肃宗的批评不绝于耳。什么“河西尉”，杜甫都说“凄凉为折腰”，能有什么权力或油水？这不浪费杜甫的才华吗？还有那个左拾遗，一个八品芝麻官，在上级面前肯定低三下四，还能进谏吗？
从九品上的县尉，从八品上的左拾遗，包括后来从六品上的“检校工部员外郎”，的确都不大。但是官位不高，不代表其不重要。
白居易曾说过：“伏见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国家任用的宰相等文武重臣，是从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这些职位里晋升的。而上述这些职位，由各种御史、拾遗、补阙、郎官升任。御史拾遗等等，是由秘书郎、著作郎、校书郎、正字、以及临近长安地区的县主簿与县尉升任的。重臣的仕途履历，十之六七都是如此。
这番话，描述的恰是玄宗末年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升官模式。而且是最迅速，也最受人重视的一种升官途径。
《梦游录》中，权势通天的阿姑让卢生以最快速度位极人臣，正是从小小的校书郎与县尉开始做起。
左拾遗一官，常在皇帝左右进谏，身处权力核心，无比清要。可以说，肃宗给足了杜甫面子，根本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看管钥匙的小吏，而是当作一个非常宠信的亲信。
而 “检校工部员外郎”，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郎官，同样属于容易晋升的行列。
杜甫一再错过良机，却又一再在诗文里抒发自己的志向。放眼玄宗一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白“遍干诸侯，心雄万夫”，却一再嫌弃官小，最终被“赐金放还”。殷璠悲叹时事不公，弃官而隐。储光羲认为县尉太小，也选择辞官隐居。孟浩然、王昌龄、常建、崔颢、李颀……玄宗一朝出现的诗人往往都志向远大，但他们认为这样的志向必须要获得公卿之位才能实现。于是，他们也常常不满官位低下，在最终确定自己无法获得高位后，就会选择辞官离去。
而这种获得高位的迷之自信，正是来自他们的祖辈父辈。武后在夺权的过程中，大肆杀戮，造成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大换血，庶族地主中的人物，通过支持武后而平步青云，这样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的草莽英雄。而文学取士，正是武后从庶族地主中提拔自己的政治势力的重要手段。相比于此前大量的开国勋贵，苏味道、李峤、张说、郭元振等诗人的拜相，对大量的民间诗人释放出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让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敢于冒险、勇于进取，也可由布衣至卿相。但当他们成年之后，时代已变，玄宗需要的是重新稳定动荡的政局，人才选拔也回归到循序渐进的常态。以纵横之术大谈王霸之业，便可位极人臣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只是李白杜甫们，没有看清时代的变化罢了。
参考文献：
吕正惠：《武周革命与盛唐诗风》，《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张国刚：《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