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为中美关系，被美国冷落22年，临终遗言一半骨灰留在中国

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饥馑成灾。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成为无数人想要寻找的答案，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是四分五裂。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猖獗，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

此刻的中国政府，让人看不到希望。

斯诺也在竭尽全力寻找着答案，中国的命运将何去何从？那些被国民党称作"赤匪"的，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会是中国最后的希望吗？

从1927年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开始了封锁和进攻。而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一直都是荒诞的

自1928年便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随着对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对中国社会情况也产生了自己的看法，随着在中国各地的游历，他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受贿，贪腐、欺压百姓的现状。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的爆炸，发起了对中国的进攻，日本人在短时间内控制了东北全境，然而中央政府却执行不抵抗的政策，日本人步步逼近，南京国民政府步步退让，日本人得寸进尺，继续在上海寻衅，进而发动对上海的进攻。

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还有第十九路军不畏日本人的挑衅，愤然进攻，在中日交战的几个星期中，斯诺向美国新闻统一协会几大报纸发出报道，他也为中国军民的抵抗精神而感动。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体现在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为西方所理解的爱国精神，他们的形象就是十九路军那些来自南方的战士，他们敢于面对死亡放声大笑。中国终于被一种力量震醒了！"

斯诺在对着宏观抗日军民大加赞赏的同时，却对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大加鞭笞，长江流域发生水灾的时候，他写下了《中国的洪水始末记》"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流沙里去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90万中国人身上。这次打击是在中国发生的一连串悲剧的顶点。"

而国民党，宁可耗费财力，物力，人力和共产党打仗，也不愿意出资救助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1933年底，《纽约先驱论坛报》周刊的编辑要求斯诺给宋庆龄写个小传，他有了见宋庆龄的机会，此后，斯诺便成为法租界莫里哀路宋庆龄住宅的常客。

他也从宋庆龄这里更多地了解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问题，他也想深挖下去。

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也认识了中国的左翼作家，革命战士，也正是因为宋庆龄，他才有进入西北红区的机会。

随着斯诺对中国社会问题认识的加深，他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神秘部落"愈发感兴趣，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给斯诺750美元的稿费，要求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当斯诺信心满满接受这个750元稿费，也可以趁机接触一下神秘的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始，红军在长征途中更是行踪不定。

一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中央机关所在部队安全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逐渐稳定的他们，需要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主张，让全国人民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

当红军出师东征，要求去抗战前线受阻后，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他们更需要一位友好的，正直的记者去苏区访问采访。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中共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刘少奇）授意柯庆施给毛泽东一封介绍信，交给斯诺，他近乎激动地准备了去陕北的一切，并且给在美国的朋友写了信，告诉他们"我明天就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在红区旅行，拍照，写我喜欢的东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锁，到达目的地，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

几天后，他在西安到了指定的西京招待所，从上海出发的年轻医生马海德也来到了招待所，在这里，他们说自己是去西北考察的科学家，在等待其他的队友，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等待自己的接头人。

几天以后，一个比较肥胖的，说着英语的王牧师来到了招待所，立即去拜访了斯诺和马海德，随之从张学良处借了一辆汽车，向那片未知的地方出发。

经过一路颠簸，舟车劳顿，他终于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

进入苏区，斯诺见到了十几个身穿褪了色的灰、蓝色棉质服的战士，他们热情地请斯诺进屋喝茶，随着进来了一位浓眉大眼，满脸胡须的男人，他带着笑容，用流利的英语问候"你找哪一位？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叫周恩来。"

斯诺面对眼前这个男人大吃一惊，他竟然便是国民党悬赏八万元的周恩来，他竟然还会英语。他和周恩来谈了两天，随之去了当时红军的所在地——保安，见到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毛泽东给斯诺的第一印象也完全不是国民党描绘的样子："看上去很像林肯式的人物，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的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看上去是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

保安城不像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也不像繁花似锦的广州，这里尘土飞扬，设施很差，肉蛋奶在这里都是奢侈品，虽然物资匮乏，但是这里让斯诺有了归属感，它不像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腐败不堪，不顾人民，这里官民一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的食宿全是一致的，每个战士和农民都一视同仁，人民当家作主，不受欺压。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正直诚实无私的。

在苏区，斯诺白天去工厂、学校、农村、军营，晚上就去拜访采访领导人，从日常生活中，斯诺得到了第一手的采访资料。

在保安，他认识了真正的毛泽东，他认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

在斯诺的说服下，毛泽东也第一次向外界说了自己的故事，斯诺听他讲了十几个夜晚关于自己的家庭，关于自己的事业。

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斯诺用了近七分之一的篇幅为毛泽东作了一个小传记，用历史的观点，社会学的眼光评价了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和国民党作斗争，他们宁愿和劳苦大众一起过清苦的日子也不愿接受国民党为他们准备的"新生活"。

和毛泽东深入交谈之后，这位外国记者才真正相信这支人民军队，相信他们一定是那个给中国希望的人。

在谈话中，毛泽东也丝毫不隐瞒共产党的目标，抗日战争将是玩车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迈向社会主义。

从封建社会开始，中国的文人无不为了仕途死读书，读死书。

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他们主张到民间去，给这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启示，他们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们也一步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民众。

在观看"人民抗日剧社"演出的时候，斯诺发现中共中央书记洛甫，军校校长林彪，政府主席毛泽东，都无一例外地和观众一起坐在草地上观看演出。而剧的演出也是为了抗日作宣传和动员。

虽然设备简陋，虽然展示的是最平淡无奇的内容，但是，却真正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斯诺曾感叹道：

"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态度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付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

后来斯诺曾在《红色中国杂记》中写道：我1936年对共产党作的访问，既是教育又是经历，既是学习，又是旅行。在苏区每句话语我都感到新鲜和增长知识，哪怕是生硬的宣传也是如此。

1936年10月，斯诺结束了为时4个月的采访，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对这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又燃起了希望，革命火种正在这片土地上正形成燎原之势，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气象。

采访完之后，为了尽快报道苏区的见闻，在国民党对苏区发动进攻之前，他要离开苏区，离开红军，到北京去。

在去北京的途中，为了安全起见，将自己采访到的素材，资料装到了一个麻袋里，卡车在路上颠簸了一天，临近黑夜他住进了西安的一个招待处。

斯诺伸出手，发现包不见了，这意味着他为期四个月的采访会功亏一篑，包里有他的笔记本，日记本，30个记录了苏区生活的胶卷，还有共产党赠送的杂志报纸和文件。

斯诺费尽口舌说服司机去找包，司机无奈只能驱车回到60公里之外的咸阳，折腾寻找了半夜，才从麻袋里找到了那个手提包。

天亮以后，西安城戒严，蒋介石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的新一轮进攻，如果再晚一步，可能这些宝贵的资料将全部丢失，也就再也没有那部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了。

回到北京的斯诺，尽快休整过来，加紧写作。

他心里想的是尽快让全世界的人民认识中国共产党，他们不是国民党口中的"匪徒"而是真正的革命者。

妻子海伦积极配合，帮助斯诺打字，翻译整理校对资料。

为了让真相尽快大白于天下，，他立即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发布会，从容地叙说了自己在苏区的传奇经历，霎时间，这个消息成为了爆炸性的新闻，十年来，没有人对苏区进行过采访和报道，斯诺成为了第一位记者，随之他带燕京大学，北京饭店各种记者招待会上作报告，说了自己在苏区的所见所闻。

同时自己还在紧锣密鼓地整理自己的采访稿。

1937年3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出版，成为《红星照耀中国》的简译本。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同年4月，妻子海伦决定追随丈夫的脚步，再次踏进西北红区去收集斯诺还没有来得及采访的有关资料和信息。

但是此行却没有丈夫那么顺利，她被国民党发现并监禁在西京招待所，逃出去之后，自己孤身一人直奔苏区。此时红军驻扎在延安，海伦采访了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获得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正是丈夫所缺少和需要的，而后她编辑成《续西行漫记》成为《西行漫记》的续篇。

海伦离开延安的时候，也并不轻松，她将十几个笔记本缝在自己的衣服里，将这件衬衣穿在身上才躲过了国民党的检查。

此时，斯诺的写作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以《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名《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1937年10月底刊印。

这部作品一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的人民看到之后，似乎瞬间有了勇气和力量。在出版一星期后便被抢购一空，一个月之内连续印刷三次，仅仅在英国便销售了10万多册。12月份，已经被印了五版之多！

美国著名作家塔奇曼曾说：

"它开天辟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刻画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新年、目标和生活。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予以充分的肯定的报道，极大鼓舞了30年代那些惧怕法西斯的人们。"

"红星"不仅仅是照亮了中国，更是照亮了世界，《红星照耀中国》的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给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极大的鼓舞，红军的战斗也被广泛运用到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当中，斯诺更是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熟知的人物。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成功和来自各方面的赞誉，斯诺感到十分自豪，但是他却十分谦逊，他曾说：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者创造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写的故事活着......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的确，《西行漫记》的出版，不仅仅是一本纪实性的创作，它更融合了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客观地记载了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过程，并且用历史的观点进行思考和推断，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作出正确客观的预测，在这一点上，《红星照耀中国》，更是一本历史性专著。

而此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中华民族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战的局面，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也使斯诺感动，他仍旧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向全世界报道：在中国的山峦，平原，河谷之间，日本所遭遇的不只是正规军队，而且是千百万男女老幼，整个民族所组成的抵抗力量。他们是一支为自己国恨家仇、为自由，为将来而战斗的十字军。

他不仅仅是一个记者，此时的斯诺更是一个反法西斯战士，他不断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奔波，更是不顾敌人的威胁，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抗战之中。这期间他写了《为亚洲而战》，记述了中国军民从1937到1940年期间的抗战斗争，并且斯诺作了历史性地预言"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

1939年斯诺再一次回到陕北，此时的他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此时的苏区和几年前也大大不一样，窑洞更加宽敞了，农业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善，在此次采访中，他知道了毛泽东对于时局分析的精辟见解，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和关于中国抗战的形势。此后的五年，再也没有一个西方记者再次进入过苏区。

对于国民党的消息封锁，让斯诺担心中国会进入"战争中的战争"，1941年，斯诺不顾国民党方面的禁令，公开报道了"皖南事变"揭露了国民党的恶行，重庆政府狼狈不堪，从此便记恨上了斯诺，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他也不得不踏上了回乡的航班。

那个1928年带着800美元巡游世界的小伙子，如今已经36岁，而此时的他，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很多钱，当他回乡时，身上也只不过仅有2000美元，但是他在精神财富方面，却是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富有的。

但是，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斯诺和自己的国家之间已经在思想上产生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尤其和美国政界，有了很明显的分歧，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对远东战场袖手旁观，应该去帮助中国，甚至在《纽约每日新闻》中评论道：斯诺也许了解中国，但他脱离山姆大叔的实际。

当斯诺认定苏德战争不可避免，且真真切切发生了的时候，此刻的斯诺又成为了美国的风云人物，罗斯福总统三次会晤，只是不久罗斯福总统逝世，原本接受斯诺对国共两党的援助也随着他的去世而停止了，杜鲁门把所有的援助都不给了蒋介石。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的敌对的一方，随着美苏争霸，在美国出现了抵制共产主义的运动。

斯诺对于美国的反共运动更是始料未及，他以为只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作出最客观的注解，让全世界的人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阵营，他写了很多有关苏联和中国的文章，希望美国人能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但是随着美国的变化，斯诺的特长无法发挥，他主动辞去了《晚邮报》副主编的职务，此时的斯诺没有了经济上的高收入，没有了精神上的大众支持，从此走上了一条苦闷的道路。

美国的刊物再也不登斯诺的文章，他的作品再也无法出版，书评也不像以前一样，甚至多了很多批评之词。

从1956年，他的文章几乎一篇都没有被发表过，即使早年写过的《西行漫记》也从书架上撤了下来。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斯诺更是成了被关注的对象，多次受到调查，他的文章也多次被保守的刊物攻击，斯诺成为了众矢之的，被迫流落异国，1959年，卖掉美国的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瑞士，虽然自己依旧是美国国籍，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未能回到美国。

当斯诺再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了，心情像32年前一般，带着新鲜感，再次踏进了东方的土地，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同往日，曾经的战火纷飞，曾经的饿殍遍地，到如今已经变了一幅新景象，这不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而是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此次对中国的采访，对于他来说责任重大，他要通过对新中国的采访来说服美国政府和美国人。从中国的领导人到风土人情，他要了解新中国的方方面面，多次和毛泽东周恩来促膝长谈。

他保持着眼见为实的特点，绝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对比往昔，新旧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乡村变了，城市变了，原本脏乱差的城市变得更加整洁，原本贫困的农民生活也更好了。

中国，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原本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了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斯诺的采访向西方国家展示了新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却仍旧认为那是中国的策略，周恩来批评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是对美国的攻击。

斯诺的满腔热情，再一次被美国人当头棒喝。

年近花甲，一般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但是斯诺却为了真理，为了中美关系的破冰而不断努力，从20年代到60年代，他费了大半生的心血，却不断被泼冷水。

1964年10月18日，斯诺再一次访问中国，这次的访问，美国没有一家刊物愿意资助他，他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的记者来访的。这次他明显感觉到中国经济发展之迅速，他仍旧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说服美国人。

通过与周总理的进一步交谈，他愈发感觉到中国更加务实，中国的眼前最大的目标是研究自己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而在中美关系上，周总理更强调了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斯诺从周总理这里知道了中国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他们正在脚踏实地谋发展，正在求同存异，不卑不亢等待别国的理解。

1968年，美国的时局发生了变化，越战中美国人幻想的破灭，给了他们巨大的反思，他们终于可以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的对外政策，11月，他们选举了尼克松为总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修订本也开始重新印刷出版，中美政策也开始了新的变化，美国这个万年的冰河也终于融化了，斯诺立即写信提出访华申请，在等待的过程中，斯诺受到一系列疾病的折磨，疟疾好了，尿路结石又犯了，做了两次手术，病情好转，1970年，他和妻子再一次坐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随后中美双边关系的双边外交的舞步也终于迈开了。

1971年，斯诺结束了为时半年的访问，回到瑞士，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起来，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斯诺的努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紧接着，乒乓外交续写了中美外交的新传奇，中美之间长达22年的冰河终于开始流动，为了解冻这个冰河，斯诺忍受了22年，春意将至，斯诺却冻在了酷寒中再也苏醒不过来了，病魔早已缠身，他已经不能再写作了，不断在与死亡搏斗。

2月15日凌晨两点十六分，斯诺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和平的使者走完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一生。

去世之前，斯诺留下遗书"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活着时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被安放在哈德逊河畔。我感到我是人类的一员，因为我见过几乎每块大陆上值得尊敬的人。"

1973年10月，妻子带着斯诺的一部分骨灰来到中国，将他葬在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周恩来书写了中文碑文"纪念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1905-1972年"。

斯诺生前不愿意留在中国，死后永远留在了中国。

在如今，人们可能知道《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却不知道埃德加.斯诺是何许人也。

作为记者，他完成了一系列新闻报道的新篇章，作为中国的朋友，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用了毕生精力缓解中美关系，他对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功绩。

正是有了斯诺，毛泽东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中国的故事才广为全世界人民所熟知，世界人民才团结起来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出一分自己的力量，世界人民才从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