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事理学——柳冠中

 （太多了，部分省略）

启蒙

磨练

淬火

担当

       在德国的3年进修，其实当时主要是体验所谓发达国家的风土人情、基础设施，看展览、市场、杂志和实物资料。那3年多是观察、学习，也并未深人思考，但开阔了视野，在课题实践中打开了思路，知道了世界原来可以是这样的，一切必须从“发现问题”入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设计。

       我是1984年3月回国的，4月马上就给史习平(1981级室内设计本科班)老师那个班上课。收获很大的就是当时上的综合造型基础，第一次向学生传授形态要和材料、结构、工艺紧密相连，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体会，画图是画不出来的。这门课的过程和效果都比较突出，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大家过去的认识还是纯形式的东西，材料与结构是后来才去调整的，其实一开始就该考虑整体。

       同年8月，常院长就找我和王明旨，要成立工业设计系，让我挑起了一个系的建设重担。如果我回来只是当个老师可能和现在走的路不一样。当了系主任之后，给了我巨大的压力，要回忆德国的课程是怎么上的，要从培养工业设计人才的高度，全面又系统地制定出工业设计系的教学大纲。

       记得在我回国后的第一个暑假看了一些书，印象很深。一本是《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明白了目的和毅力对于做事业的重要性;又看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都是小册子，对我的影响也极大，它们使我的观念打开了。

       更有幸的是，精读了生物学家贝塔朗非的《一般系统论》，明白了一切事物都存在于“系统”之中，不管你是否看得见，只有“系统”有意义，系统是“要素”的关系、“结构”，否则“要素”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属于“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对我以后的“事理学”思维方法构建影响极为深远。

       同时，我又经常浏览《文摘报》对好的书和文章进行短、平、快的解释、介绍;《嘹望》杂志曾谈到将来社会发展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潮流。这时我开始思考，视角也转到另外一个角度，不只是从专业角度看，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至今对我影响很深。我明白了对设计的认识不能光从一个专业的角度，任何专业、学科发展都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这也正和我之前在基层、工厂、研究室待过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工业设计系”这个名字是我和王明旨要求的，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叫工业设计。我觉得，常院长还是很能接受新思想的，工业设计系成立的时候，院里也通过了，但我们的观点和提出的东西，受到了很多老先生们的责难。

       一开始的时候还可以，但后来我们经常发表自己的观点，比如，设计要讲整体。一般的观点是“美化”“装饰”，而我们当时对装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装饰不是本质，不是本质的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应该去掉。对工艺美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老先生们包括国内很多学者，都认为工业设计只是工艺美术一棵大树上的一株新枝，我们认为，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的源是同一个，有相同的地方，但走的路有差别，很多领域是工艺美术涉及不到的。当时，这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多的反响或者说是非议。

       设计基础不是单独讲构成或造型，是要跟材料、工艺、构造、技术整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讲功能和形式，因为功能和形式是分不开的。国内讲功能形式是从包豪斯翻译过来的，“功能决定形式”也好，“形式表达功能”也好，实际上很容易产生误导，我们讲整体。分析的“分”不是为了分，是为了“析”出要素之间的关联，理解了整体是由具备“关系”的逻辑，要素才有意义这个道理。基础课中的“结构素描”，就是培训学生理解“形”的能力，以及表现“形”在物的结构中的“大关系”。结构素描最后的作业是给出一张三视图，让它变成一个真东西，要做出来。当时，我们一开始就把过去很多单门的课程捏在一起，就像现在讲的课程群。教学大纲基本上没有改动，一直延续下来了。在国内影响也很大，大家都在效仿我们这个体系。1997年，工业设计专业被评为重点二级学科，当时国内已经有一百多所院校开设工业设计专业了。

       刚开始我们就很清楚，要培养具备综合知识和能力的人，强调动手能力，每个同学每个课题必须做东西，而且做的东西必须答辩。当时也很轰动，全院开放答辩，每次课程都要答辩，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综合表达能力，而且还要做报告书，不是光看图，还要将设计根据讲出来。

       其实当时条件很差，成立系一分钱也没有，所有的都要靠自己，学生做作业的时候工具就是砂纸、锉刀、锤子、老虎钳、剪刀，没有别的。我和系秘书杨安平蹬着平板三轮买石膏给学生做模型。任何东西都是靠锉和磨，没有设备。这样，学生的动手能力就特别强，因为他们体会了材料的材性、构性、工艺性与造型的内在关联。现在都靠电脑来完成，材料的感觉没有了，任何电脑图形都能生成，但是怎么个做法只是“黑洞”。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开了“动脑”又“动手”的综合造型基础课。

       再一个就是设计程序与方法课，从调查分析问题，到判断分析、定位，之后做草图，按照定位的要求探索制造的可行性来审核“创造”。整个这套和我过去上学时的靠感觉、靠视觉经验不同，等于把设计教学从艺术迈到了设计这一步。

       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业设计基本有了自己的骨架。之后又开了人机学应用、结构素描等课程。构成课在我们系整合了之后，基本就不上了，就是靠综合造型基础来解决。学生一开始接触的形态就是个完整的概念，不是把形态和色彩、工艺、结构分开来说，树立了“美”不是外表的，而是人的客观存在塑造了人的主观审美意识，审美活动是审美意识对审美对象的“反馈”，而不只受制于对象的外表。

       “综合造型设计基础”课我一直在教，这是一门工业设计专业的核心课。我系第一届毕业生留校的史习平老师也教过这门课，再后来第二届、第三届的毕业生邱松、刘志国老师组成了一支教学梯队。现在已是教育部的一个精品课程，从大一上到大三。当时流行构成，但我们系不上构成课。我认为，设计基础模式不是“金字塔”三角形的，不是所谓的宽口径、厚基础。因为基础的“厚”无止境，没法评价（外部不确定性）。

       我认为，应该是“鱼骨架”型的，任何知识、技术、手段都要汇集于脊柱这个系统设计的目的。我们一直把设计当作目的，在目的清楚的情况下再讲基础。而基础是无限的，一辈子要打基础，所以低年级有基础课，高年级也有基础课。低年级也在上专业课，设计无标题的题目。实际上是基础训练，抽象的设计，锻炼学生处理矛盾的能力。

       从1984年开始上这门课，但是后来一成立基础部，我们这门课就没法上了。实际上，当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两年基础部的基础课实际上的都是美术基础。当时所有老师都同意成立基础部，只有我一人反对。因为我认为，美术基础、工艺美术基础还没弄清，现在又把设计基础弄到美术基础里边去。它们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很多是不一样的。

       这样一来就逼着我们在三四年级的两年里要培养出合格的设计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提出了高要求。实际上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怎么来压缩，从里边挑出精髓来。一方面是打乱了我们的教学计划，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再思考。现在我们在二三四年级上的都是综合课。不是像过去五周或八周一个设计课，学生都是最后一两周忙着做作业，前面几周全“放羊”了，五周课和八周课的成果几乎是一样的。

构筑

       我在国内最早开设了“设计程序和方法”课。设计不是凭感觉，不是凭天才，不是凭凑巧，而是有一套程序方法。它像“管理”一样是先有程序的合理性，才会有结果的合理性。过去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凭感觉，可能会出一两个优秀人才，但是大部分人悟不出来。我的观点是：大学是批量地培养合格人才，而不能仅培养几个尖子。再说大师的儿子有几个能超过他的父辈？人才不能仅靠大学培养，大学也就4年，而社会才是人才辈出的“大学校”。更何况当今社会知识爆炸，大学学的知识很快就过时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大学是打基础的，是学习发现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的。“综合造型设计基础”就是设计教育的思维基础之一，而“设计程序与方法”则是研究事物和事物之间规律的“姐妹篇”。

       设计的问题再复杂，但基本上有几类问题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变的，如：

设计对象与人(使用者、制造者、运输者、维修者等)

制造(材料、技术、装备、工艺、标准、生产方式等)

流通(产权、成本、营销、市场、管理等)

使用(原理、人机、环境、条件、文化、心理等)

回收(生态、标准、经济、政策、习俗等)

       实际上，设计都是在研究上述问题过程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和知识，以发现、理解、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习“设计程序和方法”就是思维能力的训练，以掌握复杂知识体系的关联，从而学会在这过程中逐渐剥离出、梳理出、整合出人与知识、人与社会复杂系统的结构，从而提出可行性方案，而不可能只依赖技巧和灵感。

       当时的专业只有工业设计，没有分产品设计、展示设计，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有了展示专业。我们一直抵制“产品设计”的提法。因为把物当作设计目标的话，不可能激发出你的创造力，而工业设计不是工作对象的分类，它是设计方法的分类，是典型的“横向”学科。

       像染织、陶瓷、建筑等都是按工作对象的“纵向”分类，唯独工业设计是“横向”的，这是工业设计最大的特点。当时，轻工部要我们开设“玩具专业”，并增加拨款，但我们抵制了。按此类推，我们还应开设洗衣机专业、冰箱专业等。我们说，大学不可能培养像这样的技校人才，如果这样的话，有几千种行业都得开设专业，就不是大学了，那是技校、大专的设置。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教规律、教方法，在方法引导下的知识传授就可以再生知识、补充知识、整合知识、创新知识。强调方法要以某一课题为载体，我们经常强调你会纸的设计，就应该会钢板、塑料板的设计。这是工业设计系教育的最大特点。

       我们一直叫工业设计，跟清华合并以后才叫产品设计，这是教育部不懂“设计”的“规定”，实际上局限了“设计”的学科发展。我们工业设计系的基础课和专业课一直是交叉存在的，这是我们的特点。

       我们还坚持让教设计专业课的老师去教设计基础课。当然，我们理解的基础课不能仍只是通常大部分设计专业院校设置的“绘画”基础，那不是设计的基础，这个误会三十多年来至今一直没有解开。工艺美院设了“基础部”，撤销后又成立一个基础教研室，还是炒冷饭，可能目前的教育体制也只能如此。

       设计基础的根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不仅是我们学院也是中国设计教育需要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工艺美术学院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画家陈丹青教授认为，绘画还不一定是美术学科的基础，更何况是设计类院校。

       我当时主持制定的“工业设计教学大纲”，经过老师们的反复讨论再与同学交流，然后进行多次修改。制定过程中，若大家都觉得能够适应，就报上去了。当时与其他院校专业大纲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主要强调一个思维逻辑、程序的概念，首先要“定位”。如我一贯主张设计创新不能只关注“怎么做”？重要的是“做什么”？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做”之后，你再选择用什么材料、结构、形态来表达。也就是“目的在先”“手段在后”，这不仅是逻辑上的先，还是时间上的先。

       工业设计系本科教学大纲的制定，既要参照国外工业设计学科的一般规律，又要参照中国自己人才培养的需求，还必须考虑处在首都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定位。照搬外国的肯定不行，随大流的艺术学科培养艺术家的道路也不行。作为一个大国的设计教育体系，必定应是分层次的、有系统的。国内当时已有几十所院校设置了工业设计专业，既有综合类大学，又有艺术学院，还有中专、大专，其培养方案几乎千篇一律，而工艺美院招生很少，我们必须培养具备高层次、综合能力强、能适应我国未来设计发展战略需要的人才。这样的定位决定了我们的大纲必须强调创造力、注重培养“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风马牛效应”型的抽象思维方法。

       同时，国内院校工艺制作的条件跟国外比相差太大，国外的工业设计教育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车间里完成的，强调探索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而我国则规定上课必须要在课堂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育观念的区别。

       中国实习条件不好，实验室的建设也不到位。开始只是画图;后来引进了工具层面的电脑，设计就成了上电脑做做表面效果;提高制造效率的CNC出来了，又一股脑儿花大投入靠这技术“黑箱”完成“样机”。这些做法恰恰跟工业设计教育相违背，好像很高科技，但这都是口号，培养设计师并不是只要高科技，高科技是项技术，是被选择使用的而不是设计的目的！

       设计教育的关键是我们在明确目标前提下通过观察、分析探索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手绘也好、电脑建模渲染也好、CNC或3D打印也罢，都回避了设计的关键。在重视外表效果或追求结果的层面都发现不了本质问题，都只是停留在“眼球效应”上，这根本不是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

       中国要培养一批既立志又具备创造能力的设计人才，能把中国尽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再向“设计大国”演进所需要的设计人才。所以我国的设计教育必须在实践与理论交互中真正理解“设计的目的”，并能在设计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去学会运用、集成、整合知识、技巧的能力。

       我们在制定大纲的时候就强调动手能力，所有的课都必须进实验室，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上课做作业是在画，现在每堂课都必须做出模型来。当时做模型没条件，我跟学生开玩笑，没有设备，没有车床，没有铣床，只有锉刀、砂纸和锯子，我说你拿牙齿啃也得啃出来。最后反而觉得效果非常好。学生做每一件东西从下料、定尺寸、画线，都需要自己动脑，实际上这恰恰是培养设计师，而不是培养技术人员。学生在做模型的时候，程序需要事先考虑好，实际上这是在设计。

       尤其开头五六年，在成立基础部之前，我们工业系迈出了非常好的一步。当时是轻工部相关专业唯一一个获得二等奖的重点学科。大纲里还规定每一门课，最后必须讲评。

       当时进到我们系的本科生，第一天我跟他们讲话时就说到，我们系以后不许讲你的画好看或者美，你要讲为什么觉得好，为什么选择这个方案，就是你必须站在设计师的角度为别人考虑，不只是你觉得好。这样就训练学生要思考，要讲出道理来，也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所以外系学生说，工业系学生都会“侃”。实际上不是“侃”，要既能做也能够讲出道理来，这就需要通过全程序的设计实践训练。

       什么样的观念决定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决定什么样的技术和工具。观念是最重要的。

       学生进来后，我们要先讲设计的理论，但又不可能讲更多的东西给新入学没有丁点儿设计实践的学子们，所以工业设计概论并不是一下子讲完的，那样他接受不了，即使他背下来也不等于完全理解了。

       开始只讲一些基本的道理“设计导论”，还要引导他去观察生活，通过观察、体验，才能找出设计的感觉，之后再通过综合造型基础去理解。形式和内容是一个整体，造型离不开材料、工艺和技术，也离不开它所能解决的问题。

       三年级再讲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关联的设计史和设计概论。我们甚至要求学生在每一份作业后面都要写报告书，训练文字表达能力。虽然不能像史论系学生那样长篇阔论，但起码材料的组织要有一定的逻辑性、规范性，基本的框架要明白。

       本科教育主要解决动手、动脑相结合的设计能力，有一定的理论，能看清问题、找准问题及提出解决方案。

       研究生就要引导他能在某一问题点上钻研进去，能够开拓研究。研究生教育就不能以上课的形式，主要是自学的能力，自己开拓的能力。在开设的研究方向中，引导他去解决某一个侧面、某一点的问题，研究生更强调的是扩展思路基础上的判断能力。现在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是两年，我们也很矛盾，两年非常紧张，往往还没有明白过来就要交论文了。第一个学期要上课，修学分，第二个学期就要开题了，他还没有进入到自己的专业，其研究能力还没得到足够训练就要答辩了。

       博士必须要提出自己的一套看法。硕士阶段可能是老师的想法，让他深人完成。博士阶段则是老师提一个方向，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是独立自主的研究。

       所以，从本科到硕士一直读博士是有一定困难的，应该有一些实践经验，在社会上有过经历再读博比较好。我的感觉是，直读上来的博士生相对比较困难些，有工作经历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能够把握得住。

       工艺美术学院合并到清华已有十几年了，我觉得合并20年以后应该是出成果的时候了，但现在还基本上是把自己关在美术学院的大楼里边。最大的问题是，课题不应该光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做，最好是和清华大学其他专业同做一个课题。如果能实现这样的教学改革，学生能互通或者课程表能调整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这样的话，我们的师资就得到了综合大学的营养，他们也得到了我们的营养，汇聚成一个机体，这才是合并的真正意义，美术学院不应只是一个“花瓶”，而是要真正融入清华。

       当然，现在有些项目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比方说工业系、信息系、环艺系、视传系等在奥运火炬、在米兰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等项目上已经开始合作了。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就是有些课应该共同上。同样一个题目，几个专业都来做，角度不一样，你的知识会影响我，我也会影响你，只有这样学生将来才能更适应社会。

       因为现在是个综合时代，很多创新领域往往是边缘交叉的，应培养学生这种适应能力。所以应该是“科学x艺术”，而不是“科学+艺术”，不同范畴、类别的无法相加，只能“相乘”，才会有全新的概念衍生出来。

       我认为，美院在清华大学一定要发挥这个作用，别关着门，开放不光是对国外开放，不光是对外校，在清华校园里就应该开放，这个潜力实际上是很大的。但我觉得，目前教学的管理制约了综合与开放。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管理上条条块块的分割，这一点恐怕大学要调整。课表、课程设置决定了不可能去选别的课，没有实行真正的学分制。最好是工业工程系、环境工程系、精仪系、汽车系、工业系、管理系等的学生一块儿做课题，这么综合起来，优势就大了，美国很多学校都在这么做。院系之间早就应该打通，这个篱笆应该拆掉。“管理”不是“管”，“管”是手段，而“理顺”才是“目的”。

       仅靠学生选课还不够，那是松散的。比如每一个学期组成若千个课题组——Team(团队)，这个Team中有搞管理经营的、工程的、设计的，这些在一起搭班子搞设计。美院的学生虽然不懂管理、工程，但可以在设计过程中把其他专业的知识和技巧在实践中融进来，大家互相学习，培养出来的是多种复合型人才，而且是在设计实践中学习。这种方法在目前的体制里根本做不到。

       国际上特别强调这种方法，这样才能培养出引领潮流的人才。目前，我们只能在形式上引领，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包括脱离实际、迈不出去。我们到企业去，只能站在企业之外，企业家做了决策以后，只能解决表面的形态问题，而对于创新、品牌建设及企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没有影响力。

       国外设计院校的课程排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还是阶段式的，国外是一个学期就是一个大课题，教学和实践可以完全结合起来。一个学期一个课题，所有的知识作为支撑，问题的目标设定很清楚，所有的知识必须汇集到目标上用。理论课、知识课等都以上大课的方式支撑项目的推进。不强调课外课时、课内课时，设计就是要调研、研究试验，要看方案，要随时交流。上课形式也不只是在教室，教室只是其中一个交流的空间，老师不是靠讲，而是靠引导。

       我在德国待了三年，教授讲的还没有1985年请他来办一周讲座讲得多，欧美也是如此。恐怕全世界唯独只有中国的设计教学是在课堂上的图纸或屏幕上完成的。国外的学生不是每人都有课桌，教室一般都是共用的，但每人都有柜子，在车间或实验室里都有工位。混班可以更早地接触到专业，大家各自做自己的东西，连吃饭聊天时都可以交流、互动。

       潘昌侯先生曾在“文G”后试着推行过这种教学模式，但是推行不了，因为管理上的限制，教务处这一关就过不了。我们系也这样尝试过，报给教务处的是分阶段分老师的课，但实际上是老师组成团队在上课，一个综合课题从学期开始带到学期结束。

        在国外，工业设计专业几乎没有基础和专业的界限。咱们第一年是基础课，第二年是专业基础，第三年是专业。国外一进校就是专业和基础直到四年级还是这样，对基础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现在回想潘先生讲的专业课，我得到的是最基础的东西：怎么去做事情、怎么去思考问题，只有这样，你的知识和技巧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经常被别人整合，来参观的、办展的络绎不绝，我们在为社会默默地做贡献。来的外宾很多，迎来送往，国外有个项目让我们和他们合作，我们感觉很光荣。实际上，我们的知识和教学资源被老外整合了，都是在为他们的课题服务，真正我们提出课题去整合别人的几乎没有。这就是组织能力和超前能力的缺失。

        中国现在市场这么大，有机会，但没人思考这类题目，思考以后，也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各方面的制度又跟不上。这和我们国家的工业引进一样，没有自主的东西，这个时间不能太长。就像制造业一样，别人用的是我们的廉价劳动力，知识界现在也是这样，被别人整合，为别人的成果服务。现在国内院校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集成、整合创新能力和系统创新管理机制的缺失。

        清华大学是研究型的，但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研究型到底怎么个研究法？院里开会的时候，也经常讲不能丢掉我们的表现能力，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如果必须转成研究型的话，我们老师的知识结构要大大调整。而这一步迈不出去也还因为观念和体制的限制。清华大学希望我们美院培养“特殊优秀人才”，而我们学院的观念、机制、能力还满足不了这个期望。

       我印象中有个展览展出了张仃先生的《苍山牧歌》，装饰性很强，在学术界反响很大。张先生的风格和他提倡的创新对我们影响很大。还有在我们人学时雷圭元先生的讲话，他做的是热爱专业的教育，提倡干一行爱一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让我们不要改行。

       当时整个美术界对工艺美术是瞧不起的。虽然工艺美术学院的历史短，是从中央美术学院分出来的，但这些年为什么会壮大，主要是因为它和国家的建设和生活紧密相连，发展的空间很大。而纯美术呢？实际上“大美术”过于空泛。合并前有人也这样提过，这是20世纪末的提法。当时设计已经起来了，因为有种危机感才会提出“大美术”的概念。我们今天处于弱势，文化曾经很强，现在很弱，我们越是弱越要强调传统，这是一种逆反心理。如果自己很强的话，根本不用说这些。“大美术”是个表面的东西。

       过去工艺美院还有这么一种人才，也是我们学院现在缺的人才，就像奚小彭先生这样的人才，他懂专业又和当时的工程源结合紧密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系很好，能接到大的公共建设项目，以此来整合工艺美院的知识、整合教育、整合人才，能够把工艺美院的学术水平提升上来。

       “文G”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个断代问题，常沙娜院长担负了一部分这样的任务，因为她在社会上是名流，还能带进些信息来。再一个就是袁运甫先生，他是个活动家。现在这样的角色少了。

       实际上我们教师的专业力量并不弱，人才也很多，但就是缺少聚合力。聚合力也不是靠一个人去喊出来的，缺的就是CEO这样的整合资源的人。大家都在做学问、做学术研究，但技术力量集中不起来，都是散开在做。像奚先生、常院长那样有魅力的人，或者像袁运甫这样能够组织、张罗的，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现在没有了。这和时代有关系，我们没有跟上时代。只能说，我们在培养梯队的时候，对这方面是比较忽视的。

       实际上，现在设计教育又在重新洗牌，其他院校很活跃，我们这几年为了调整班子、合并、搬家，实际上已经晚了一拍到半拍，这让人感到很担心。实际上，工艺美院培养的人，缺少一种有凝聚力、执行力的人才，也就是引领潮流的人才。工艺美院的发展历程到现在是个十字路口，已改名叫美术学院了，有这个名就要行其“实”。搞美术的话，力量和特色就会不一样。这样做实际上会把我们学院的设计特色淡化了。中央工艺美院的成长壮大就因为它是能整合人才、知识的设计学院。所以她应该叫设计艺术学院或艺术设计学院。

       我国设计教育现状反映了我国对设计的认识，虽然现在中国工业设计专业90%以上是放在工科院校里的。但是基本现状仍然是美术加上所谓的技术。这是一个普遍问题。整个中国对设计的认识都偏造型、美化，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的产业就是“加工型”的制造业，工科院校培养出来的也是造型人才。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工业设计教育大辩论中，工科院校唱得最响的就是：我们是工科院校，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美术人才。但事实上，他们就在“美术”面前下跪了，他们也是画效果图、搞造型。现在纯美术很难招生，像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的招生规模比美术专业大得多，中国美院和广州美院都是如此，这就是尊重社会的需求。

       正因为是这种关系，实际上咱们的设计教育还是美术教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再加上当时中国发展的阶段也要的是外观、美化，所以中国大学教育所处的阶段都是职业教育，都是要找工作来上大学的。这个发展阶段也只能这样，但应该尽量扭转，不然将来的人才只能是挣钱的机器，跟着企业家和商场走。

       工艺美术学院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是因为结合了国家建设的发展、生活改善的需求。“文G”以后又进一步得到发展，也是因为结合了所谓“市场”(实际是“商场”)需求。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我们的影响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个体的纯艺术活动，不是茶余饭后的东西(不是不要艺术，艺术是潜移默化、长期的事)。我们的学术建设、学科建设紧紧扣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学院的成功和发展就是契合了这个需求。

       我觉得，在清华里面不应叫作美术学院，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现在说也没用，但我还是要说，应该叫设计学院或设计艺术学院，这样才能把我们学院的优势积淀下来，发展的机遇才不会丢掉。一叫美术学院，美术的发展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它肯定要分散精力，要占据空间，那么设计艺术的发展自然会受到影响。

       过去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我们所具有的机会，中央美院、广州美院、中国美院都具备，所以现在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跟国家经济发展紧紧扣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工艺美院这么多年的传统，也是今后发展的基础，千万不能丢掉这一点，这是学院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再一点就是，理论研究绝对不能丢，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如果理论搞不清楚的话，会浪费很多时间，会乱撞墙。现在已经有二三百个类似的院校，我们要脱颖而出，必须摸准脉搏。研究设计理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中国未来的设计应该是什么走向？这是关键。

立论

       设计作为科学和艺术融合的典型，应该怎样认识？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新命题。我一直想研究出一套完善的、系统的、相对正确的“方法论”，作为一门一级学科，没有相对独立的、科学的体系是不能确立“设计学”的。这个过程很长，但又是必需的，否则这门学科永远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油花，没有根。

       1985年开了一个全国工业设计的教育研讨会，我在会上提出了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合理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提出：设计是“生活方式”的概念。

       生活方式讲的不是某一个孤立的状态，它讲的是一个系统、态势和动态发展过程。它不只是研究人的动作“人机”，而是研究人的一连串动作与“物”“物与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人因”。工具也好，产品也好，都不是孤立的一件东西，“物”是关系结构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主角。主角是人，是人的行为。人的使用行为也不是孤立的一刹那，它有时间性、空间性。时间、空间中“文化了的人”在生活中解决问题才需要工具或产品，所以一切“物”都已是“人化”(历史)了的或必须被“人化”(设计)。“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是以“物系统”存在，大多数人看不见这个“系统”，设计必须揭示这个“系统”的客观存在。这也是国人关心的“要素”“元素”，把“传统精神”固化在“传统形式”上的原因。

       在这个基础上，我研究的事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有了眉目，但正式出版是2006年1月的《事理学论纲》。这里面的“事”是指一个人与物与社会的“系统”，提倡“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文词汇“事物”就是“事”在先，“物”在后;“事情”就是有了“事”，才有“情”。“事”研究透了，“物”的定位就准了，“情”也就有了。也就能够解决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事情变了，传统的形式肯定不符合变化发展了的今天和未来，所以继承的不是形的表面东西，而是继承整个人活动的行为和人的精神，创造才是本质。“传统”是“创造”出来的，绝对不是继承出来的，每一个民族都在不断地“创造传统”。

       我于1985年暑假意外发现一本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作者是赫伯特·西蒙，他是美国的一个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他是第一个把“设计”作为科学来研究的，他的提法给了我极大的启迪。

       我明确地提出“事理学”论点就是为了更强调“事情”，强调对“外部因素”的研究是“设计学”的核心。因为环境因素决定人的行为。如果把外部因素研究透彻的话，事情的性质就定下来了，物的性质也就决定了，那么创造性也就出来了。“人为事物说”还局限于“事和物”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我的“事理学”更强调对“事”的理解——对“人与物与环境与社会”的整体系统结构的研究。

       “事理”再深一步，“理”并不是僵化的、纯理性的东西，它客观上更多会反映“情”。在此基础上，接下来应该能建构“事情学”，那就会更加完善。因为有“情”，才能应对今后世界的人口膨胀、资源紧缺、污染严重、贫富悬殊等问题，我提出“提倡使用，不提倡占有”的“分享型服务经济”生存方式的设计，必然研究人类需求从占有“物”，向多元、体验的精神世界发展。

       现在我们的创造力被束缚，就是太看重“物”了，看重物就只能是改良，舍去就很难，舍去却又违背传统了。但事理学强调，如果我把事情弄清了，这个东西我就敢于设计它，更强调新物种的产生。创造必须要有依据，并不是梦想，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创造并不是为了超越现实，而是为了解决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其中自然要有新的方法出来。我在21世纪初提出的“创新”理论——“事理学”，恰恰过了近十年，“创新”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思想。

       “事理学”的基础是“系统论”。系统最关键的是结构，每个子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远远重于物，重于要素，要强调整体的作用，就是要创造新游戏的“规则”。把这个弄清楚，我们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迈出那一步，不然的话，老是跟着所谓的“一流”跑，追上它也还是个“二流”。

       在1985年北京召开高校工业设计大会上，我的发言提出了“生活方式说”——“设计是创造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定义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当时大家都反对，过了三五年，丹麦才举办了一个“生活方式设计展”。到了现在，大家都言必提“生活方式”。

       讲“事理学”我也是最早的，国外实际上也只是在“事理”的枝节上研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提纲挈领”的“事理”来。把事情抓住了，物的本质就能显现出来，包括现在最时尚的设计方法，如：用户研究、用户分析、交互设计、体验经济等其实都是“事理学”的分支。

       研究用户的生活，才能了解他潜在的需求，而不是用户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用户不是专家，他说出的往往并不是真正需要的，我们要挖掘他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研究“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来、破译出来。

       当务之急，是企业做不到的“事”，而政府应该可以做的，就是建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形态数据库，我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向北京市科委提出，要建立国人的“生活方式形态模型”，又在日本的一次国际论坛上，我专题发表“生活方式形态的模型”演讲，其实这就是过了十几年大家才提倡的“大数据”“数据库”。外国人现在在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自己恰恰没有，而是跟着外国人走。

       最近十年来日本、韩国经常开会，把中国的学者请过去，负责飞机票、三五天的接待费，要求中国的学者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包括中国市场、风土人情、设计教育、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等等。我国现存的问题是只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基础研究没有。没有基础数据，怎么能知道设计业的发展健康不健康？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没人理解，课题也报不上去。人文学科报一个课题要填那么多表，最后就两三万，能做什么？不敢报，报了以后就砸在手里了。主管部门太实际了，都期望“今天种树，明天乘凉”，急功近利，要马上见效益。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工业体系十分羸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迅速建立我国的工业体系，不得不从“老大哥”苏联引进工业装备和流水线，记得当时有个口号：“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记得195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0”的突破》——盛赞长春第一汽车厂投产了。1957年，长春第一汽车厂正式投产的解放牌汽车，就是引进了苏联卫国战争时用来拉炮的、载重4.5吨的卡车，每年的产量超过了当时全日本的卡车产量。当时，全国所有机关、厂矿都有解放牌卡车，拉煤炭、拉钢铁、拉产品、拉粮食、拉白菜、拉棉花，甚至拉人都用它？！

       30年过去了，到了1987年，质量、数量都大大提高了，也培养了许多技术能手、先进生产者和工程技术人才，但解放牌载重还是4.5吨，轴距、底盘的参数都没有变？为什么？现成引进的制造流水线的“制”制约了我们对“车只是运载的工具”的认知，“造”的数量、质量的技术参数掩盖了我们对“运输”本质的认知。“引进”使我们立即尝到了加工制造的“效率”，却忽略了“引进”流水线参数设计的缘由。

       解放牌卡车的性能是为了满足战时牵引山炮、野炮或榴弹炮等需求所设计。所以设计方法论中“目标”的研究和定位是“设计”的首要，而“外因”——使用环境、时间、条件的研究是实现“目标”的基础，以此才能将“目标”落地为“目标系统”，成为“设计”的定位。然后才有“评价系统”的建立，并以此选择原理、构造、技术、工艺的参数和造型的意象。

       还有一个经历使我明白了“设计”不是在创造“产品”，而是“适应性地解决潜在需求”的“本质问题”。20世纪70年代，由于我国外交的胜利，需要建设大批小型外国使领馆，这些公共建筑的规模不可能像50年代的“十大建筑”，其空间、尺度都小得多。可是我在做了现场调研后，为#33使馆做室内设计时，实事求是地将灯具嵌隐于较低矮的顶棚内，保证了照明需求的装置，却被习惯制造大型吊花灯的工厂称作“不叫灯”！

       这件事让我突然明白了：我设计的不是“灯”，而是“照明”装置！这个案例便是我“事理学”理论的雏形，设计的不是“物”，而是彼时彼地“外因”限制下“目标”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事例再次证实了我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我系第一次参加德国《Auto Motor & Sport》主办的大赛，我坚持设计方案着力于解决中国交通问题，不作汽车而作“mobility”。最后在德国国际汽车大赛获得了奖。

       为此，我更坚定了探索设计教育必须着力于培养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设计人才，我便在本科教育中改革“设计概论”内容和开设“设计思维方法”的训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创元老制定的院训“衣食住行”是十分英明的，它切中了设计的本质是“事”，而不是“物”，一万年前人类需要“衣食住行”，一万年后人类也需要“衣食住行用交流”，只是时过境迁、与时俱进了，需要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不断开发创新，而不被原有的“物”——“名词”所牵绊。

       在20世纪90年代我系本科生们在我的引导下，提出了许多现在社会才认知的设计，如：早于“摩拜”20年就提出了“最后一公里”——城市短途交通系统;早于“设计创客”20年就提出了的“商港”;早于15年就提出了为“打工仔——城市弱势群体的移动住宅”;以及专为农民设计的“击打旋压式洗衣机”，等等。

       1999年，我参加国内第一次“科学与艺术”大展的设计《组合飞机和概念机场》，就是以“服务过程”为目的的设计理念实践，这早于国际上近10年才提出的“服务设计”。

       1999年，在大阪召开的“亚太国际设计会议”上，日本“松下”洗衣机部部长大谈21世纪“洗衣机”的技术如何如何？大会主持人、东京大学的材料专家问我：中国21世纪洗衣机的前景如何？我的回答语惊四座：“21世纪中国淘将汰洗衣机！”棒槌、搓板、洗衣机、自助洗衣站······难道100年还用这既浪费淡水，利用率不到10%又需要那么多资源生产的洗衣机吗？设计的本质是干净衣服，当衣服的原料变化了，还要用宝贵的水清洁衣物吗？我提倡做“事”而不被圄于“工具”的限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善”是评价“器”的尺子，这种思维方式才是真正的“创新思维”！

       通过我从1998年起指导的博士生的论文定题，可看出我对“设计学”的研究思路：

《汉字字体演进研究》

《事理学设计方法论》

《巧适事物——从“金”探究中国古代设计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木”的设计思维方式研究》

《器以象制 象以圜生——明末中国传统升水器械设计思想研究》

《谋事之道——中国古代五行之火的人为事物设计思想研究》

《随方制象，事通情理——从生土建筑比较论设计的适应性》

《设计文明的事理研究方法——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的案例比较为例》

《从价值分析到价值创新——基于工业设计的价值创新理论框架》

《“和”与“间”——中日两国艺术设计思想比较》

《基于非语言符号、跨文化交互式用户调研的设计方法研究》

《实事求是商品设计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设计事理学的用户研究》

《现代大众产品设计的中国特色研究——以生活方式的视角》

《持续之道——产品可持续设计的理念研究》

《工业设计产业的园区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工业设计园区的创新模型与评价体系研究》

《中国工业设计产业——演进原理与主体结构》

《中国古代设计事理学系列研究(上、下篇)》。

       记得在我1984年回国前，我的导师克劳斯，雷曼教授请我吃饭，他给我讲了一则德国游戏故事——“找针”。在一个足球场里扔了一根针，场边有一桌美味饮食，有不同人来找针。

       第一个进来找针的是英国人，他径直走到足球场低头认真地徘徊找啊、找啊！这位英国绅士累得腰酸背痛也没有找到，他终于认输说抱歉。

       第二个进到球场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法国人，他象征性的在场内找了一遍，就坐在桌前又吃又喝，然后说：这么大的足球场不可能找到一根针！

       第三位进到球场的是一位严肃的德国人，他看了看球场和一桌饮食，没有马上去找针，而是向游戏组织者提问：可不可以给一个工具？然后他接过一根手杖，在足球场上划1米见方的方格。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做法可能用了一个多小时，他可能坐下来解一下渴、吃一些食物，然后继续到场内一格挨一格地找针，只要他耐心地找下去，一定能找到。

       雷曼教授的这则故事给了我一个启发，只要有方法和工具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回国后我也尝试这么做，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试错法”。“666”杀虫剂就是试验了666次才成功的。

       而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先找到元素分子量规律，预示了未被发现元素的物理、化学特性。这个科学方法告诉我们，研究也是创新知识、创造方法的过程。回国数年后，我又到德国拜访雷曼教授，在吃饭过程中，我突然说：第四个进到足球场的是中国人。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很想知道中国人如何找针？我说：中国人也没有马上低头找针而是向游戏组织者提问：什么样的人？在足球场哪个位置？向哪个方向？以什么姿势扔出的针？这一连串围绕“人”、人的“动作行为”和环境等“外因”的研究，不就是“设计思维”与“技术工具论”的区别吗？

       我所研究和提出的“事理学”理论逐渐清晰起来，终于在2005年完稿了《事理学论纲》。我的求学、实践、设计、教学经历给了我启蒙、磨炼、淬火、担当、构筑、立论的机遇。接着，我的“设计方法论”以“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方法与实践”四大部分统一在“事理学”的论述中，也在此基础上于2011年交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现在正致力于“分享型服务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希望能以此扭转整个世界都因为“商业”“科技”而扭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设计不仅仅是生意，还应为人类可持续生存繁衍担当！”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工业设计正是这个大生产革命性创新时代的生产关系。但这“存在”的另一面，功利的工业化经济迅速地被大众市场所拥抱，从而孕育了人类“新”的世界观——为推销、逐利、霸占资源而生产，这似乎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动力！？但是工业设计的客观本质——“创造人类公平地生存”却被商业一枝独秀地异化了！

       然而，人类毕竟不仅有肉体奢求，人类还有大脑和良心。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贫富分化、霸权横行等现象愈演愈烈，但毕竟还有一些有良知的人士逐渐意识到，人类不能无休止地掠夺我们子孙生存的资源和空间。

       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如火如荼，科技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潜伏的灾难。人类的未来难道就蜕变成只有脑袋和手指吗？科技绝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仅仅只是手段。我们常常会在追求“目的”的途中被“手段”俘虏了。科技不是目的！它仅仅是人类实现目的而被选择、被整合的手段。但商业唯利是图的诱惑太让人难以抗拒了，这个世界到处醉心于“商业模式”，一切具有生命力的设计创新都被利润扭曲了，继续在引诱人类无休止地消费、挥霍、占有！

       “服务设计思维”在全球虽仅有着2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在全球产业服务化的大趋势下，“服务设计”作为一门新兴的、跨专业的学科方向，已经或正在成为个人和组织在服务战略、价值创新和用户体验创新等层面迫在眉睫的需求。我们倡导中国设计界、学术界、产业界及具有共识的组织、个人，结合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实践，共同建构中国特色的服务创新理论和方法，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共同开启中国服务设计的新纪元。

       但是，当前世界领域的“服务设计”基本仍局限在逐利、技术层面的探讨，至多是战略层面的研究，忽略了“服务设计”最根本的价值观——分享地使用、公平的生活！这个价值观的升华才是已发展了百年多“工业设计”真正的归宿。

       既要发挥服务设计是创造和拉动中国市场与社会进步的新的强大力量;又要运用服务设计是联合现代科技创新、实现共创共赢的新的有力工具;还要将服务设计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和产业的新活力。但是服务设计的根本目的绝不能忽视！否则我们会舍本求末。

       “服务设计”诠释了“设计”最根本的宗旨是“创造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共享、公平的生活方式”。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一个不断调整经济、技术、商业、财富、分配与伦理、道德、价值观、人类社会可持续生存的过程。

       服务设计聚焦了设计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占有物质、资源的欲望，而是服务于人类使用物品，解决生存、发展的潜在需求。这正是人类文明从“以人为本”迈向“以生态为本”价值观的变革，所以分享型的服务设计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门。

       我真诚地向读者们敞开、分享我的思路，并寄希望于我国设计工作者共勉，端正对设计目标和价值的认识，真正发挥“设计”对科技、商业的博弈功能，规避“跟老外”、追时髦、急功近利，认真、踏实、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百姓的潜在需求，探索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路径。不要把“设计”当作“职业”，也不仅把“设计”当作“事业”，而是把“设计”当作“使命”或“信仰”。从而担当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任，继而为人类社会未来不被毁灭而贡献“设计”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