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底，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委员会（BASE）秘书长 Sara Platto（萨拉·普拉托）博士于线上接受了《科技与金融》杂志高端访谈。意大利籍Sara博士现任武汉江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于2021年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她热爱中国书法，喜欢喝中国茶，爱吃武汉特色小吃热干面，在中国生活15年的她早已将中国当作第二故乡。

在采访中，Sara博士谈到了与武汉与中国的不解情缘；谈及对动物行为学、兽医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自诩为架起人与动物之间沟通桥梁的“翻译官”；并以自己对于新冠肺炎的学术研究为支撑强调了人类应当守好“界限”，与自然、与动物和谐共生。最后，身为一名高知女性，Sara博士特别感慨，希望社会和学术机构能够给与女性科研工作者更多支持。绿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委员会（BASE）工作组现将该访谈报道转载如下，供读者参阅。

按文/Samantha  审核/Sara Platto

高端访谈 | 意大利Sara Platto：动物行为学家也是“动物翻译官”

原创 编辑部 科技与金融杂志 2022-11-29 18:35 

在中国生活15年，热爱中国书法，喜欢喝中国茶，爱吃武汉特色小吃热干面的江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现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委员会（BASE）秘书长的 Sara Platto（萨拉·普拉托）博士和14岁的儿子早已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
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她多次婉拒撤侨邀请，和武汉人民共度时艰，并通过互联网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作为动物行为学家，她还发挥专业特长，与各方学者合作，开展抗疫宣传、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等，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工作。
采访Sara Platto博士，我感受到的最大的意象，是“桥”。她研究动物行为并尝试理解动物行为背后的原因，为动物与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之桥；她撰写出版《早安，武汉》，用手机拍下在武汉的抗疫经历并通过社交媒体等形式展示中国的抗疫故事，为中国与欧洲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之桥；她积极促进中意学生的交流，为中国与意大利之间架起一座友谊之桥……
获得2021年中国政府友谊奖的Sara表示，自己会继续做中意友好往来的使者，做中国和国际社会往来的友好使者。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2022年10月刊

采访、文︱张孟月

校对丨吴政希 图丨由受访者提供

Q 《科技与金融》记者

A  Sara Platto（萨拉·普拉托）

“武汉就是我的家”

Q  您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  2007年，受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我来到北京参加一场有关人类与海豚的主题演讲，并遇到了我后来的导师。此后，我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水生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来北京前，我以为自己会看到很多寺庙和传统的中式建筑，事实上，它却是一个时尚摩登的、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

Q 在中国生活15年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化差异是否曾对您造成困扰？

A  我是一个动物行为学家，理解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是自然而然的。不同国家的人民的交流方式、习惯、文化都不同，我总能求同存异。
例如，我发现意大利人和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重视家庭。意大利的家庭一般都人数众多，祖父母通常凝聚了整个家族。家族文化对每一位成员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而在饮食方面，中国的饮食很对我的胃口，因为我喜欢吃素，中国不仅有很多素菜，而且也有多种烹饪素菜的方式，例如豆腐就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此外，我的儿子出生在北京，以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他是个“中国通”，汉语说得非常流利，经常担任我的翻译。

Q  在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您为什么四次拒绝意大利政府的撤侨提议，坚持留在中国？您如何向欧洲展示中国抗击疫情的真实情况？

A  我们在武汉居住多年，养了2只可爱的猫，也交到了很多朋友，武汉就是我的家，我们不希望丢下家人。作为一位母亲，一名科研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离开，而是减少流动产生的感染风险。综合考虑后，我决定留在武汉，这样感染风险更低、更安全。

2020年1月底，外媒报道武汉人民买不到食物，我就去超市拍摄粮食充足的视频，发到网上回击谣言。我还拍了很多图片和视频，如学校发放的物资塞满了小轿车的后备箱；社区发放了许多“爱心菜”；小区严格执行封控……有的外媒采访我，希望从我口中听到武汉的情况很糟糕，但我告诉他们，我所说的就是武汉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我留在武汉，生活在武汉，我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

后来，意大利也不幸成为了疫情重灾区，我和意大利的中学生们视频连线，以亲身经历给予他们应对疫情的建议，告诉他们情况会变好，要保持乐观并多和亲朋好友交流。为满足他们对中国的好奇心，我还用手机摄像头向他们展示武汉的真实面貌。这段视频被放到播客（podcast）上，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其间，意大利的一所出版社主动联系我，希望我为青少年写一本书。于是我们在2020年4月签约出版《早安，武汉》，通过儿子利玛窦的口吻，展示我们在武汉“封城”期间的经历，如何在异国他乡找到家的感觉。这本书将译成多国文字全球发行，简体中文版已于2022年出版。

Q  在武汉“封城”期间，哪些事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A  邻居们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还经常问我是否需要帮忙，社区的团结友爱让我印象深刻。封控期间，我们无法出门买菜，有两位邻居给我送来了一大包蔬菜和意大利面，还留了一张便条 ：

Sara, be strong. China will solve the problem.（萨拉，要坚强，中国可以解决困难。）

后来，我领到了江汉大学定期发放的主食、蔬果、肉蛋等，以及社区免费发放的“爱心菜”，甚至有活鱼。邻居知道我不会剖鱼，还把鱼剖好放到家门口，并配上姜、葱，用英文写好烹饪步骤。

我不会团购，每次都通过一位好心的邻居帮忙采购，再把钱转给他，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虽然封控期间没法出门，但我们吃上了品种丰富的一日三餐，甚至连猫咪也没断粮，邻里互助最有力量。

“中国动物市场潜力巨大”

Q  您为什么会对动物行为学、兽医学感兴趣？

A  在三岁时，我就想成为一名“动物医生”。奶奶曾说，哪里有小动物，哪里就有萨拉的身影。长大后，我曾从事兽医相关的工作，但医治宠物并非我愿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我更喜欢与野生动物接触，近距离地观察它们，理解它们的行为并探索背后的意义。
幸运的是，2010年我来到了中科院水生所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事动物行为学和动物福利相关的研究工作。

Q  有说法认为，动物行为学不仅研究过程又苦又累，而且研究成果难以转化应用，您赞同这种说法吗，原因是什么？

A  很多学生认为动物行为学不是“有用”的知识，因为它很难转化为商业成果，然而，中国动物行为学的发展才刚刚开始，背后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巨大市场。
因为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宠物已成为很多人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宠物消费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各细分领域都蕴含商机。例如，有许多宠物主人联系我，因为他们的猫或狗出现了各种行为上的问题，希望我帮忙解决。
宠物训练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宠物训练师”也是热门的职业。相对而言，动物行为学在国外有更多商业应用，有许多相关的课程、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也有更多从业选择，但中国在该领域有更多可能性。

我不认为动物行为学研究是一件“苦差事”，在我看来，研究动物行为非常有趣，了解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如同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通过研究动物的行为举止理解它们的想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动物行为学家就像一位翻译官，架起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沟通桥梁。

Q  据了解，您曾参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学术研究，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具体情况？

A 我写过三份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文献综述，第一份讲述了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环境的破坏为当前的传染病的流行创造了普遍条件；第二份是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中，蝙蝠在疾病起源和传播中的作用；第三份主要讲述了大流行的传染病的历史。
事实上，森林栖息地的变化、农业用地和城市发展的管理不善等因素改变了野生生物群落的组成，大大增加了人类与野生生物接触的几率。

近几十年来，动物传染病的种类大幅增加，人畜共染病越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次新冠肺炎也是一种人畜共染病。

病毒传染给人有四个步骤：

• 第一步，病毒需要寄生宿主，就冠状病毒而言主要的宿主是蝙蝠；

• 第二步，病毒与另一种哺乳动物接触；

• 第三步，被新变异病毒感染的哺乳动物与人类接触；

• 第四步，病毒再次发生变化。

这就形成人类感染的形式，也就是流行病暴发的时候。

流行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类“越界”，挤压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对自然索取过度。如果希望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必须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和谐共处。

“女性研究者需要更多支持”

Q  您对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有何建议？

A  我认为，为了促进高校学者间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动学生的国际交流项目也至关重要。例如，在2018年，我曾鼓励江汉大学的同学们参加帕多瓦大学主办的食品科学国际培训项目。
国际交流项目不仅能开拓学生们的视野，使他们接触到国际前沿的知识并参与实践，而且对我校食品科学领域的老师而言，也是一个与帕多瓦大学的老师交流的机会。

Q  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您认为女性科研工作者正面临哪些挑战，她们需要怎样的帮助？

A  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尤其是女性科学家，表现得尤为坚韧。她们面对着生活中的种种阻碍，克服着雇用、晋升、著作出版、薪酬和拨款分配等种种职业偏见。新冠肺炎疫情将这种性别不平等的鸿沟放大了许多。

因为在疫情中，女性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去照顾家庭。这极大地压缩了学术界女性的工作时间，对成果发表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可以体现在科研产出方面：女性在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中的比例分别下降了23%和16%。

因此，学术界的领导者必须认识到疫情下的性别影响，避免由此带来女科学家的流失。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结束后），学术机构必须积极留住女性科研工作者，并给予她们更多的支持。疫情提醒了我们，公平和公正需要广泛且具体的承诺，以及消除不平等的政策的评估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