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到技术：普鲁士总参谋部发展史
如果说起军国主义，我想大部分军事历史爱好者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国家便是德国，军国主义是近代德国一个绕不过的标签。可以说，如果说近代德国是一只黑色的俊鹰，那军国主义便是它身上最慑人心目的眼珠，对于一个领土面积人口规模都不小的国家来说打上这样的烙印并不简单，这背后需要一系列稳定且广泛的文化传统以及遍布整个社会的组织机构，而这套组织机构在经历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等战争的磨练后成为了军事战争艺术与战争社会动员的优秀模板，吸引了日本、前苏联乃至于欧洲传统强国英法的学习与借鉴，至今仍是现代国家建立国家动员制度以及军队参谋决策组织的合理参照。而坐落于这套系统顶端的总参谋部（Großer Generalstab）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
（一）总参谋部组织的缘起
作为近代德国的前身普鲁士王国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关，总参谋部组织上的建立便出自于普鲁士王国。其前身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在15世纪中叶实际上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较大的普通诸侯国之一。领内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大量地区被难以开发的森林覆盖，本应成为交通优势的境内河流也因其南北走向而将各地区分隔，这导致勃兰登堡仅仅在诺伊马尔克地区有着不错的农业经济，而在制造业上也仅拥有一座产品质量低劣、产量低下的炼铁厂，所产出的铁被嘲讽为做叉子都会折断，在来自萨克森的优质钢铁的挤压下艰难求存。这样可怜的经济状况被波西米亚国王作为随时可以抛售的累赘，而来自南德意志富裕地区的霍亨索伦家族在购买下这块土地后也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南德意志地区的收入，难以从勃兰登堡地区获得收益。这样的情况直到16世纪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难堪的经济自然也无法支撑一支可堪一用的军队，勃兰登堡选帝侯能动员的军队仅仅不到3000人，这使得勃兰登堡在加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后在三十年战争中仍然不得不默默忍受来自新教与天主教同盟双方军队的蹂躏，有记载在这一时期勃兰登堡损失了超过一半的人口，这给彼时的勃兰登堡留下残酷而深刻的教训，军队可以说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勃兰登堡以及普鲁士的追求。
勃兰登堡的经济在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的治理下有了很大的改善，此时的勃兰登堡已经完全掌控了曾被波兰控制的普鲁士地区，而后他建立了勃兰登堡真正意义上的常备 军队，并以此打败了长期非法占据勃兰登堡法理领土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在以武力解决了长期困扰勃兰登堡的领土问题后，面对因为军队规模急剧扩大（大选帝侯去世时留下了足足4w军队）所造成的军队补给和维持问题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选择仿照法国财政大臣科尔贝建立专门的军队后勤补给部门——军需总处，与专业的财政部门——负责统筹管理王室土地收入、地方矿产收入、商品专卖收入的中央税务署，从而解决了勃兰登堡军队的后勤补给与维持军费的问题，维护了勃兰登堡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但需要注意的是，军需总处并非是总参谋部的直接前身，受制于彼时勃兰登堡国内君主缺乏对地方行政机构建设的影响，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军需总处已经不止于如腓特烈威廉选帝侯所设想的一般与法国同行一样仅仅负责军队后勤与军队财政，而是成为了一个包含各地议会税收征收、国家财政政策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指定以及对制造业直接投资等经济领域各项权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经济部门。在腓特烈三世时代，虽然正式获得了普鲁士国王的头衔，正式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转变为普鲁士王国，但这位开国之君却丝毫没有治国理政的天赋，他讨厌行政与军事事务，酷爱文化与艺术，同时他行为奢华豪横，在各地大兴土木并且聘请法国荷兰的艺术家与学者，一度将普鲁士王室开支提高到了其父亲腓特烈威廉大选帝侯的9倍之多，从30余万塔勒（当时普鲁士王国的货币）达到了巅峰时期的200余万塔勒。这与后世普鲁士王国军国主义加身张牙舞爪的形象可谓是大相径庭。为了满足这位国王的欲望，其麾下的中央税务署与首席地产理事会两个机构与掌管主要财政权力的军需总处爆发了激烈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导致了军需总处在军队方面职能的倒退，并进一步加剧了普鲁士王国行政与军队管理部门的冗员与腐败现象，这样严重的问题在整个腓特烈三世执政时期都未能解决。
直到腓特烈三世的儿子——“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上台。这位国王如他的外号一样，性格像个士兵、行事像个士兵、处理政务像个士兵连兴趣爱好都是士兵。他极度厌烦文化分子与贪腐官僚，对以中央税务署、首席地产理事会、军需总处三个财政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合并，他首先将都涉及王室财产的中央税务署于首席地产理事会合并成为财政总署，但这并没有解决与军需总处产生的职权冲突问题，故而这位士兵国王直接将财政总署与军需总处合并为财政、军需、领土总署，将财政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部门以内，这很好的解决了普鲁士国内中央财政腐败和职权不清的问题。与此同时，军需总署的合并，导致它再也没有余力去为普鲁士军队进行服务，这一情况在普鲁士仍然保留当时欧洲普遍施行的雇佣兵军制时还不明显，但是在酷爱军队的士兵王统治下，普鲁士军队的规模不但做到了翻倍，其军事制度也有了极大的进步，掷弹兵专属的军区征兵和外国征兵制度被扩展到整个普鲁士境内——1714年的《国王指令》所宣布的政令中称：为国王服兵役是每一位普鲁士男性公民的义务。同时也规定，国王在名义上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很好的避免了普鲁士征兵引起的社会混乱和军队腐败现象，也加强了军队的国家属性，让普鲁士的军事制度领先欧洲一大步，其可以在不依赖雇佣兵的情况下招募6万军队，这一数字达到了当时普鲁士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二，在全欧洲的规模也达到了第四。但军队规模的快速膨胀也骤然增加了原军需总署部门的工作量，服务军队的官僚系统始终在超负荷的运转着，这一问题在士兵王时期尚可勉力支撑。这是由于此时的他深知普鲁士的军队建立在自身脆弱的经济与国力基础上，普鲁士军队禁不起剧烈的内部改革与对外军事作战的失败，故而在保持军队的规模前提下并不追求改变其架构和对外转化为外交优势或者财富。这样的保守态度让整套系统免受战争的严峻考验而不至于崩溃。
（二）总参谋部的前身
“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所造就的局面直到那位男人到来而发生改变——1740年5月31日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即腓特烈大帝。他与他的父亲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不喜宫廷奢靡、对军队保有热爱；但是相比于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也更加具有行政才能与外交手腕，这一点与他的祖先腓特烈大选帝侯颇为相似。或许是注意到普鲁士军队官僚系统的现状并不乐观，腓特烈二世继位后便开始着手改革，他将原财政、军需与领土总署的军事与后勤相关职能完全剥离，建立了直接由他领导的军需总监部，这一部门常备的管理人员实际上只有几十人，其指令的下达实行由军队直接负责，绕过了政府系统，这大大提高了军队补给与动员效率，同时也带来了一项重大的改变——军需总监处拥有了有别于从前军需总署的性质，即工程兵总监部和技术性侍官总署的中间机构，可以为国王进行军事决断提供建议，尽管缺乏决断权却是迈向集体决策的重要一步。尽管此时的普鲁士军队作战仍然非常依靠军事统帅的实地指挥也缺乏相关的专业参谋人才，但后世总参谋部的雏形已显。凭借着改革后的军队结构，腓特烈二世于1740年至1745年发动西里西亚战争，并于战后签订的《德累斯顿条约》中一举夺得了属于奥地利的富庶的西里西亚地区，在这里普鲁士王国获得了其长期缺乏的人口与一些制造业产业，腓特烈的制度改革初见成效。
而这套系统在之后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中多次经受住了考验，以普鲁士并不突出的国力支撑其一直于欧洲列强作战。在1756年战争爆发时普鲁士只拥有20万军队，而这些军队需要分布在普鲁士各地以抵御法俄奥联军的进攻，能机动作战的兵力不足10w，在1759年的夏季作战中，普军先后于法兰克福附近的库讷斯多夫与德累斯顿附近的马克森遭遇惨重失败，损失兵力超过4w。这一度动摇了普鲁士与其盟友英国的作战决心，有赖于普鲁士国内以军需总监部高效的军事动员和组织制度，次年秋季普鲁士便能再次集结拥有250门火炮与5w步骑兵力的军团与奥军于上西里西亚的托尔高集中兵力展开野战，并通过较高的军队组织度组建了一支人员超过两万的侧翼部队与主攻部队遥相呼应，通过这种将部队兵力分散布置协同作战并以高昂的士气保持持续强袭的作战方式，普鲁士军队最终击伤奥军主帅道恩迫使奥军8w主力撤退，达成了以少战多，以弱胜强的战果。需要说明的是，普军在这次作战中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失，这场战役被克劳塞维茨认为是对现代部队协同作战的一次并不成功的实验。尽管七年战争中普鲁士最终获得的不过是对已经拥有的西里西亚再度巩固的控制权，但是腓特烈的改革与军需总监部的运作成果已经毋庸置疑。这套制度在七年战争中的表现尽管优异，但并非是完美无缺：首先，在战争进行的中后期，随着大量优秀军官的阵亡，负责执行军需总监部的军队人员素质总体上有所下降，执行效率受到影响，系统内腐败也有所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设置直属军事组织委员会与最高军事委员会，结果导致机构更加臃肿。其次，战争严峻的形势迫使军队在执行命令和作战时不得不带入了一部分原属于贵族家长制的封建残余，往往出现一支部队里士兵听从原属庄园主而不听从指挥官命令的情况（为了避免这一情况，腓特烈选择直接予以部分小贵族以军队基层职务，这加速了容克贵族的诞生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其三，出于战争实际需要和管理难易程度，军需总监部有意无意的愈发依赖雇佣兵部队，上文提到过，在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时代普鲁士能做到自身招募超过三分之二的士兵，但随着七年战争以及之后的数十年发展，普鲁士军队中雇佣兵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名额，这对于军队职业化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以上制度设计的缺陷一定程度上相较士兵王时期的普鲁士军队有所倒退，而这将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产生非常剧烈的惨痛教训，并为总参谋部的最终诞生提供成熟的土壤。
（三）与总参谋部同步孕育的军事社会文化
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所奠定的军区制度与公民征兵制度与其对地方议会和贵族的集权措施结合诞生了普鲁士军国主义文化的原始雏形，士兵王时代收缴了地方议会的税收权力，大力投资军队建设，这迫使相当大一部分议会中的贵族投身军伍。而传统上的地方贵族往往因其家族而经常游于欧洲，对普鲁士中央政府与国王和国家缺乏认同，也对普鲁士人这一族群身份缺乏认识，而这，将大大影响政府集权和国王专制的权利。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样敏锐的察觉了这一点，但二者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腓特烈.威廉一世并没有华丽的宫殿与财政经费去将地方贵族都圈养在柏林的宫廷中，所以他对普鲁士境内的贵族下达了“禁足令”，从而大大削弱了贵族们与国外亲族的联系，同时也让贵族失去了大量收入来源，迫使大量贵族重新投入土地生产与乡村制造业，当起了庄园主。而当士兵王的征兵措施下达后，这些贵族便会参加军队以获得上升通道，这一现象很快形成了风潮，大量贵族将家族子弟送入军校，而从属于这些贵族的农民加入军队后还与原庄园主维持关系，从而将封建关系延续进入军队，这样的军队相比于当时欧洲盛行的雇佣兵军团纪律性与执行力更加强大，故而普鲁士政府并没有采取干预措施，可以说普鲁士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军国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到了七年战争时期，普鲁士贵族家庭将孩子送入军校学习，从而参加军队并为国王提供军事服务已经形成了传统，容克贵族阶级也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普鲁士军队文化也与封建家长制深度绑定，士兵们听从贵族家长（军官）的指挥，贵族听从“大家长”即普鲁士国王的指挥。尽管这带来了普鲁士军队内部普遍的惩罚过重与士兵在大革命时代作战觉悟低下的问题，但是有着这样严密的军队等级文化和专业的贵族军官群体，总参谋部的组建可以说在文化与人员上得到了解决。
（四）总参谋部组织的建立
自腓特烈大选帝侯时代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军队制度与军事文化帮助腓特烈大帝造就了一个强盛的普鲁士，与曾经在三十年战争中将普鲁士随意蹂躏的奥地利平起平坐，迫使其承认普鲁士在神圣罗马邦国中的特殊地位，而比普鲁士强大的萨克森等邦国更是被普鲁士远远超过。在王朝战争（也称有限战争，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其总结战争经验将大革命时代之前的战争成为王朝战争，认为其主要为王朝君主政治斗争服务，在作战参与人群中以职业军队为对象，动员国家人员有限，与拿破仑战争中出现的国家全面动员与全体民参与战争的全面战争模式有着显著区别）时代普鲁士军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以中等国家的体量与人口规模远超于其的奥法俄等欧陆大国战的有来有回，获得了彼时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这样一支铁军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在著名的耶拿-奥尔斯泰特战役中，普鲁士军队遭受到了耻辱性的失败，之所以称其耻辱是由于在战役中普鲁士投入了14w军队分别组成三个军团，它们分别是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第一军团（6万人）、由霍恩洛厄亲王指挥的第二军团（5万人）、以及由吕歇尔和布吕歇尔一起指挥的第三军团（3万人），另有萨克森的2w军队组成联军对阵拿破仑麾下的不到10w法军，但其却被法军轻描淡写的击败了。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主力军团6w人面对法国将领达武率领的2.7w法军军团被迅速的击溃，耶拿官员的手记中以“摧毁”来形容法军对普鲁士军队的作战。而在图灵根更是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战损比——法军以一个师7000人（这里采用易于理解方式，法军在此时并没有固定的师一级编制，更多以各类团为单位组织人数不定的军团或师作战）迎战普军8000余人的部队，结果确实一边倒的屠杀，法军以损失142人为代价给普鲁士军队带去了超过2800人和近30门火炮的惨重损失，这样夸张的战例在耶拿战役中随处可见，自腓特烈大帝时期建立起来的自信心被法军击的粉碎。
如此惨重的失败令身处战线后方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深感恐惧，他不顾军心士气抛弃部队奔向前来支援的沙俄军队，希望俄国军队能给予他庇护并击败入侵的拿破仑军队，然而劳埃战役俄军同样遭受惨重的失败，并在其后与拿破仑达成和平协议。面对这样惨重的失败，普鲁士军队开始了反思，并很快在军队内部形成两派，一派是以冯·卡尔克罗伊特和冯·默伦多夫为首的老普鲁士军官，他们大都成长于腓特烈大帝时代建立的军队制度中，对普鲁士军队制度有着极大的自信，冯.默伦多夫甚至说：“我们的军队是军队的最终形态。”而另一派是以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等年轻军官组成的改革派，他们敏锐的察觉到了在大革命时期普军对阵法国国内革命军时的乏力，认为要改革指挥体系与战法战术。这些改革派由于腓特烈.威廉三世担心动摇军队的忠诚和容克贵族阶级对自己的支持而没有受到重视，他们的诸多建议在耶拿惨败前只有如“组建师级单位作为战役部署力量”等寥寥数条被采纳。而如今面对让普鲁士几乎亡国的失败，守旧派与国王也意识到军事改革成了普鲁士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改革派们通过反思耶拿战役得出了为何失败的三条最重要因素——其一，自腓特烈时代开始普鲁士愈发依赖雇佣兵作战，到耶拿战役前夕普鲁士拥有的20w常备军中有11w都是由非普鲁士人雇佣兵组成的，参军打仗无非为了混口军饷。这与法军接受近代民族主义爱国意识有着强烈作战欲望的士兵有着巨大的差距。其二，在腓特烈大帝时代建立起来的军需总监、直属军事组织委员会、最高军事委员会与由士兵王腓特烈三世所确立的国王最高军事统帅权力都有法理上的军队指挥权，这就导致在耶拿战役中一支普军部队会受到多个不同的命令，进而导致严重的指挥混乱。这与法军在以拿破仑和麾下众将领为首组建的垂直指挥体系下决策果断、组织严密的状态大相径庭。其三，普鲁士军队在战役中极其依赖过往军事经验，大量高级军官刻板的使用腓特烈大帝时代典型的纵队战术（实际上这一战术在托尔高之战中遭遇奥军炮兵时便已经显露出缺点），遭到了法军炮兵的猛烈还击，导致了大量无意义的伤亡。明晰了普鲁士军队存在的三个短板，改革派提出了军队改革的方案，方案中提出了繁多的条目，如集中炮兵组建单独炮兵团、裁撤雇佣兵扩大军区征兵等等，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建立由职业参谋军官组成的参谋部门，这个全新的部门将以军需总监为基础收回最高军事委员会与直属军事组织委员会的军事指挥权，并将完全负责普鲁士军队在作战前的作战计划、作战中的行军路线以及作战后的经验总结以及参谋军官的培养实习，同时为前线军事主官提供至少一名随同参谋人员，秉持着集众智办大事的原则去改变普鲁士军队。而总参谋部的组建却并非一帆风顺，除了保守派的阻挠外，彼时的普鲁士十分缺乏有资历同时有能力的军官，军需总监只有21人负责，完全无法支撑起新部门的职权，故此，沙恩霍斯特为首的青年军官如格奈森瑙、克劳塞维茨、格罗尔曼等受到火速提拔，他们上位后迅速对普鲁士军官进行考核，据统计，仅1808年一年，普鲁士军队就有17名将级军官被开除，另有80余名将级军官被解除职务或勒令退休，以上两类人群占到了当时普鲁士王国军队将级军官的近三分之二。而后颁行的新的军官选拔条例宣布放弃对军官射击技术、剑术等考核，以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为主要考核标准，此举大量选拔了有指挥能力而因家境而无法学习贵族运动的中低层军官充实了普鲁士军队指挥人才并为参谋人才提供了选拔基础。1808年当年，普鲁士便成立了战争部，而战争部下就设立了由军需总监改革组建而来的总参谋部，该部门被沙恩霍斯特切分为四个下辖部门，第一处负责战略战术制定，第二出负责军队管理事务，第三师负责组织后勤补给，第四师专门负责炮兵事务，另外负责作战地图的“皇家地图室”和军官教育相关事务也被划归为总参谋部份内职责。依托总参谋部，普鲁士军队很快利用在《十月敕令》（该敕令即解放容克贵族庄园主的农奴，这极大的触动了容克贵族利益，但提供了大批自由劳动力与优秀士兵）和《犹太公民法》（该法令宣布所有居住在普鲁士的犹太群体都将获得普鲁士公民身份，对于激发普鲁士犹太人爱国热情和吸收犹太精英具有重要意义）颁布后所激发的启蒙浪潮和民间爱国热情建立了近代化的动员制度，其中兵役训练制度更是达到了“两月兵”即两个月速成士兵的完备程度，实现了从决策层到指挥层再到战斗力全方位的的脱胎换骨，为之后参与反法同盟打败拿破仑军队获得国家独立并赢得列强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总参谋部的改革与辉煌
随着拿破仑战争的彻底终结与维也纳体系的建立，欧洲与普鲁士都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总参谋部在这一时期进一步的得到完善与扩张，取得了直接干预组织工厂生产等更广泛的权利。这样庞大的权利，一度引起了普鲁士国王与邻国的警惕，奥地利帝国常青树梅特涅首相便曾带着讽刺意味的说：“真不知道是否还有一天必须援助普鲁士国王对付他自己的军队。”故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并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而相对于同时期各国先进很多的军事架构也的确难以激起普鲁士军方与政府进一步改革的欲望。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这场发生在1853年至1856的战争可以说是对现代战争的一次预演，在这场战争中陆军新式的炮火炮装药弹、米涅步枪；海军新式的铁甲舰；战场指挥运用新的有线电报；以及新的后勤管理以及战地医护改革悉数登场，并在新时代军队与拿破仑时代军队的碰撞中经受考验，最终，英法联军以20w伤亡为代价给俄军造成了超过50w的惨重死伤，并最终导致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这不但给参战当事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普鲁士军方造成了严重的震撼——改革的时机到来了。1858年9月毛奇出任普鲁士总参谋部新一任总参谋长，他充分认识到统一的军事计划与指挥机构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积极追求总参谋部的地位与职能的提高与扩大。对此他做出的解释是：“历史上不需要别人出主意、自己思考问题定下决心的统帅难得在百年中涌现出一个”“大多数情况下，军队指导者需要顾问”“一支军队组建一个司令部是十分重要的”。
为此，他积极游说普鲁士战争部与国王，请求他们给予总参谋部更大的自主权，以至于战争部长一度对他闭门谢客，但他的行动仍然获得了成果，1864年，以普鲁士与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诸邦以收复长期被丹麦占据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起因是丹麦计划立法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完全吞并）为借口对丹麦宣战，毛奇受命指挥，联军以绝对的数量与质量优势打败了丹麦军队。而战后普奥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划分产生了极大分歧，普鲁士计划利用此次矛盾一举解决普奥两者谁对德意志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问题。这一次，毛奇得到了更大的授权普鲁士国王于1866年6月2日颁布内阁令，命令毛奇全权指挥军队。这道命令开创了普鲁士军事史上第一次正式由总参谋长指挥作战行动的先例，也让总参谋长这一职务真正意义上成为军队实际的统帅，很大程度上使得总参谋部摆脱了军事辅助性质，向着如今我们印象中甚至能架空皇帝的总参谋部进了一步。1866年，普鲁士军队由西里西亚与上萨克森出发，三路进攻奥地利帝国重要的波西米亚地区，利用新型的后膛击针步枪和先进的散兵线战术在战斗中占尽优势。奥地利名将同时也是最高司令冯·贝内德克在柯尼希格雷茨附近的高地占领有利位置进行防守作战。7月初，普鲁士军队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从不同方向集结，展开了对奥地利帝国军队的围攻作战，奥地利军队遭受重创并于半月后再此遭到普鲁士军队拦截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的胜利震撼了整个欧洲，毛奇及其领导的总参谋部成为了各国关切的对象。1868年普、法关系恶化后，法国驻柏林武官曾向国内报告：“假如战争爆发，在普鲁士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因素中，最重大和最难以否认的，就是其总参军官团组织，我们无法与之相比……”借助对丹麦与奥地利两国连战连捷的威望，毛奇对参谋部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将“皇家地图室”改组为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包含了军事科学研究与地图测绘的军事科学处与拥有调度战时铁路职能的铁道处，以上新的部门建立大大扩展了总参谋部的人员，由改革前的60人增加到100余人，为之后于1871年普法战争中通过铁路快速动员士兵参战，包围法军人数劣势主力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地区建立德意志帝国贡献了决定性的力量。
（六）总参谋部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
随着普法战争的胜利，总参谋部制度的优越性对各国造成了强力的震撼，纷纷开始学习这一制度，如美国就在学习建立总参谋部制度的时候用法律规定了总参谋长在军队中独一无二的显赫地位。而同为近代崛起的国家——日本不但仿照德国建立总参谋部制度，并按照德国铁路与陆军制度设立了后勤运输站与兵站等军事动员基础设施。作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手下败将，法国也在战后的混乱中快速反应过来选择学习总参谋部制度，并为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项行动计划奠定基础。可以说，普鲁士总参谋部制度的扩散甚至推动了人类总体战争水平的进步。
（七）对总参谋部制度的总结与反思
总参谋部制度的建立来源于近代勃兰登堡—普鲁士惨痛教训与历代普鲁士君主与军人的经验总结，其凝结了无数职业军人与官僚的心血，拥有毋庸置疑的先进性，但同样由于它来自于反动阶级与保守军队这片罪恶的土壤，它在德意志国家的机体里生根发芽并最终成为近代德意志身上难以割去的毒瘤，最终使得这片它本该尽心守卫的土地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与世界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惨痛伤害。回顾往事，我们应当对总参谋部制度采取取其长补其短的态度，一方面深刻认识他对指挥作战与国家动员的裨益，一方面警惕职业军官机构无节制扩张绑架国家机构带来的苦痛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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