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宇宙之梦 二

幕间 雪泥鸿爪

我叫杨峰，是一名在德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1989年9月出生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而母亲则在国有企业中工作。

我在武汉市顺利的完成了小学一直到大学的学业。在大学毕业后，我并没有如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直接进入社会开始打拼和工作，由于我自己从小对于艺术和设计的兴趣和某些对于幻想的事物的倾向，我计划去现代设计的发源地德国继续研读，并在整个欧洲游历。

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后，我终于在2013年3月底来到德国，入住距离法国边境不远的静怡小镇卡尔斯鲁厄。在几个月的奔波和考试后，我获得了中意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才刚刚7月初，距离开学还有近三个月的时间。我决定在开学前的几个月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在熟悉德国社会和语言的同时，为自己以后游历欧洲做经济上的储备。

语言班的一个西班牙同学在听说我打工的想法，同时又在顾虑租房后，他给了我莫提斯·瓦德米勒的电话号码，并告诉我说，这位心理医生是他朋友的熟人，正在当一名陪护人员，听说待遇不差，而且不需要太多医学知识。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预约到他的诊所进行面试。

瓦德米勒医生是个五十岁左右，非常随和热心的人。他在简单询问我的一些情况和要求后，告诉我说，因为需要照顾的是一名患有些心理障碍的老人，所以陪护者得保持一定的安静和耐心，最好能完全按照瓦德米勒医生的要求来完成对这位老人的行为、情绪、思想甚至梦境的记录。

在他将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一直是这位老人的私人心理医生，但这位老人最近几年的变化，使他不得不去更加仔细的采集老人的一些情况，而这位老人也不愿意离开自己家，最终他决定招聘一位细心的看护者，来代替自己完成一些简单的信息采集工作。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去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

我们是在7月12号去拜访这位老人的。这位老人名叫约翰纳斯·维尔德，住在离城中心稍微偏远的西北郊区。那是一排统一在战后兴建起的联排别墅的其中一间，简洁而稳重的房屋彰显着当时德国毫无浮夸的实用主义建筑风格，以及冰冷严谨的理性思维方式。

如果不算用来储物的地下室，这间别墅一共有四层：第四层是阁楼，也可以住人，老人的卧室在第三层，第一层是宽敞的客厅和厨房，第二层是巨大的书房——瓦德米勒医生说，这位老人在这几年突然产生了异常狂热的阅读爱好，书房里的书几乎是成倍增长，我如果感兴趣可以和他多聊聊；同时由于老人腿脚不便，我也有可能会帮他到附近的图书馆或大学租借一些书籍，或邮寄一些信件和包裹——这几年他似乎和不少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学者建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对此瓦德米勒医生表现出明显的佩服。确实，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还能有如此强大的求知欲和精力去阅读各个学科中浩如烟海的艰深著作实在是异常少见的。医生甚至开玩笑说，也许这老人看过的心理学书籍比他自己还多。

在敲门之前，他告诉我，如果我被录用了，他就会提供一些筛选过的病理档案来帮助我了解情况，并提醒我，虽然这位老人在很多方面让人由衷的敬佩，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异样，但他现在依然是一名可能的精神疾病患者，即使他完全不会危害到他人，也希望我能注意和稍微忍耐一些老人的特质。

很快我就觉察到瓦德米勒医生口中“需要忍耐的特质”是什么了。

不管是老人开门迎接我们时，还是简单介绍房屋情况时，又或者在倾听瓦德米勒医生介绍我的情况时，这位矮小老人脸上总洋溢着一种让人觉得不自然的微笑。

虽然我为了保持礼貌，并未表现出来，但我能隐约感觉到那微笑异常的僵硬，仿佛是从某张图片上学习到的面部肌肉运动一样，机械而不真实，但又不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敷衍假笑。如果要我形容的话，我会说那是一张面具，而带着面具的这个人似乎从未真正理解过面具所代表的含义。

此外，这位老人虽说着极其流利的德语，同时还能够使用其他的多门语言，但某些音调或语调上总有些不太切合的地方，让我觉得仿佛他并未真正拥有这句话所表达出的情绪，而仅仅是在模仿一些类似情景下的情感表达而已。

我当时猜测，这也许仅仅是一个被我还未接触过的方言所影响的德语发音而已，而那种笑容也可能是某些伴随精神病症的神经症状导致的影响。

不过除此之外，也没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了。

他的生活几乎完全不需要我操心（老人的饮食和卫生都一直是他们熟识的邻居沃尔夫太太完成的），知识确实异常渊博，加上各个学科的藏书，我相信这几个月我决不会缺少收获——他甚至还专门询问过我一些关于现代中国的情况，并表示自己对中国的一些思想很感兴趣，希望有时间能够专门进行探讨。

我的工作比想象中要轻松，只不过是和老人多多聊天而已——事实上，老人除腿脚不便，几乎没有其他身体问题；瓦德米勒医生只在每个星期五会亲自到老人住处进行例行检查，他要求我，有任何异常都应立即详细的记录并打电话通知他，如果急需帮助，先通知沃尔夫太太也可以。

我是十五号搬入的。当时前来交给我老人病理档案的瓦德米勒医生询问我，是否觉得老人有异常之处。我诚实地把我的感受告诉给了医生。

他听后犹豫了一下，告诉我说，在我之前还有两个大学生做过这个工作，但他们都只干了短短几个星期就无论如何要辞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老人让他们浑身不顺服，比如第二个看护者就直接表示，这位老人只是在尝试伪装成一个正常人，每天和对方交谈让他感到恶心。

这位心理医生解释，我相对轻微的排斥反应是一种在新环境中所采取的积极并普遍接纳的社交和学习方式，同时我也缺乏大量德国或欧洲社会中的一些固有行为模式和思想，因而我无法像那些地道的德国人一样，感知到老人身上一些突出的异常。

不过他再次保证，除这些以外，老人并没有什么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而交给我的病理报告也能证明，在这二十年间他从未表现出过任何暴力倾向。

在签署完一份对老人病理信息的保密承诺后，他督促我仔细阅读老人的档案，并让我有任何不懂的或突发情况就直接打电话问他。然而在和他道别，回房翻看那好几百页的病理档案时，我就立刻有了疑问。那是第一份心理诊断报告，也就是瓦德米勒医生第一次就诊这位老人时的记录，日期是1994年11月21号。

一般而言，心理医生的诊断非常依靠患者的自我描述和相互间的交流情况，在患者的自我表达中，医生可以觉察出某些心理情结的线索，并以此来做出心理治疗的计划。但这份报告中除瓦德米勒医生自己对患者情况的介绍外，就没有任何其他文字了。

事实是，这位姓维尔德的老人是一名非常特殊的患者，他的情况都只能靠他自己事先写成纸条来表达。在这篇报告末尾，瓦德米勒医生将老人所患有精神障碍，初步诊断为因童年时期的精神冲击引起的严重心因性哑巴——根据报告中的描述，这位在我和医生拜访时流利的谈天说地口若悬河的老人，自7岁开始就没能说出一句话，发出一个声音。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瓦德米勒医生对老人的心理治疗不是已经成功了吗？至少他已不再为哑巴而困扰，说话时虽然语调让人不适，但也没任何障碍和紧张。那为什么医生还谨慎的嘱咐我要仔细观察和记录老人的每一个行为和情绪，并暗示要预防一些更加严重的突发情况？

我和老人约好每天分别在早上8点、下午2点和晚上8点进行例行的谈话和记录。

按照瓦德米勒医生的说法，老人一般在7点半左右起床，在简单梳洗后，或一同进食早餐时，就可以进行稍微随意一些的对前晚梦境的回忆；下午2点的对话主要根据老人早上的阅读情况来进行，应当多引导老人说出自己的看法；晚上则是希望他能更多的去回忆一些往事。

在我和老人同住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老人很少提到梦境——很多理论以及数据也确实证实，对老年人而言，大脑的逐步衰弱导致梦境的减少，睡眠质量和时间也逐渐变差和缩短——相反，他总是更多地去询问我的梦境，像一个熟练的心理分析师，能对我的梦境做出一些让人无法否认的分析和猜测。

在很多时候，除试图分析我的一些梦境外，他还不断讲解一些心理治疗的知识，比如对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而言，特别是表现出社交障碍或某些异常倾向的病人，医生需要将他们从自我潜意识中释放到外界的心理投射切断，使他们不会在让人紧张和焦虑的情景中，因类似的投射情结而引发一些突发性的心理疾病，如常见的心因性口吃等。

我惊讶于这位老人对心理疾病的了解，就如瓦德米勒医生所猜测的那样，这位老人对自身病状的了解和认识或许并不比医生本人少。

当我问起他对自己过去的哑巴是什么看法时，他明确同意瓦德米勒医生的看法，认为其一定是来源于自己童年时期的一些遭遇。然而对这些遭遇，他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根据瓦德米勒医生提供给我的老人的病理记录，这位老人直到15岁都是跟自己的鞋匠父母，在罗斯托克附近沿海，一个叫海利根蒙德的偏远渔村度过的，导致老人从7岁起就无法说话的事件也应该是发生在那里。

但在整个报告中，老人都无法回忆起童年的大多数事情。唯一还能清晰记得的是，小时候父亲不断向他提起的，海利根蒙德人奇特的海葬习俗。

除此之外，在谈话中他还经常谈论不少新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实验，并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不过他的兴趣来源于质疑。他认为这种实验社会学的方式并不能达到什么更有意义的结论。他甚至非常肯定的表示，现代人类科学的大数据倾向将会导致更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看似有趣的实验，不过是那些无聊的实验社会学家所精心摆弄和包装过的营销玩具而已。

对哲学和神秘学，他也有不少评论，比如他确信18至19世纪欧洲盛行的怀疑论是一种人类对自身的背叛和愚弄，又花费大量时间来试图说服自己去重新相信自己的直觉。

同时他还明确预言不到一个世纪后，哲学将真正蜕变成彻底的、神秘学式的神学，并提供出一个新兴宗教来统一不断分化的人类阶层和群体。

他还花费同样多的精力，去关注和研究不少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东西，比如中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欧洲神秘学和炼金学著作，以及一些在世界各地被遗忘的村落中所流传下来、闻所未闻的奇特神话传说和晦涩巫术典籍。老人对其中的言论也同样抱有科学般严谨的研究态度。

在他讨论大部分话题时，都表现出其学识之渊博，且十分热衷和其他人进行交流。我每个星期几乎都会为他向在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的一些教授寄出数封厚重的信（这些信的署名都是瓦德米勒医生，但根据病理报告，这似乎是老人的习惯）。

老人这种学术研究和交流热情绝对可以让许多正值学习和研究年纪的研究生们都甘拜下风。事实上，在我粗浅阅读老人自己讲述的生平后，这种在几年前的转变后突然爆发出的热情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一直到二战结束几年后，老人的父母才带已无法说话的他从那个慢慢被遗弃的小镇搬出，试图去投奔他们在莱比锡的亲戚。

当时正值冷战，德国一分为二。他们避开局势更加紧张的柏林，从周边靠着一些好心人的帮助辗转到当时东德的首府莱比锡。在那里，依靠在二战轰炸中幸存的亲戚帮助和自己的勤奋，他完成了直到大学前的大多数学业（海利根蒙德似乎没有正统的教育机构）。

从1956年开始，即他23岁时，即使依然没法开口讲话，他还是依靠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著名的莱比锡大学成为一名旁听生。

据他在病理报告中的描述，他当时旁听了很多不同专业的课程，其中包括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在莱比锡大学所教授的最后几堂哲学课。

在四年的学习后，他开始独自在东德境内游历拜访各大著名学府，并在德累斯顿的校园中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爱娜·菲斯特。爱娜被他当时不畏无法说话的困难而坚持学习的精神所深深感动，他们共同完成了接下来的旅途，于1964年底回到莱比锡举办了婚礼，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定居在那里。这是他自认为的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然而根据我手上的老人的病理记录，从第一篇于1994年完成的报告，一直到接近千禧年，他完全不是如此。老人在早期的病理报告中都表现出强烈的悲观情绪：他自己在1996年的一次报告中用“苦闷”和“被诅咒”这两个词来对自己以前的生活进行描述，而瓦德米勒医生也同样在刚开始接诊老人时认为他“已经放弃了生活”。

直接原因毫无疑问就是他那从七十年代开始，被厄运所笼罩的命运。

七十年代初，他的父母先后在莱比锡去世。葬礼异常的冷清，他也为没能使父母按照他们的习俗在去世前回到海利根蒙德而内疚了很长时间。

由于他的哑巴，他没法找到待遇更优厚的职位，便一直在莱比锡周边一家效益不太好的食品工厂做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持续的体力劳动导致他的下肢过度劳损，这让他在1984年，也就是他51岁时终于不支，离开了他奋斗过二十年的岗位。

由于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不顺心，在两德合并后他就立刻带家人（他们在1965和67年分别育有一儿一女）搬到斯图加特，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但这只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在1991年冬季的一个下午，他的妻子被发现蜷曲着倒在住宅客厅中。医生鉴定，被发现时她已经死亡数个小时了，并认为死因可能是一种完全未知的病毒或细菌。

他正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儿子斯戴凡，在1993年初一次去巴黎的学术交流中被匪徒袭击身亡，凶手至今下落不明，法国警方仅将其作为一起简单的抢劫就草草结案。

不到半年，他的女儿玛丽亚和她丈夫在埃及的蜜月旅行中失踪，由于没有一个目击者，当地警方对这场怪异的失踪没能有所建树，持续大半个月的搜索也毫无成果。

在这一连串打击后，本来就被哑巴和下肢疼痛所折磨的老人完全丧失了对生活的期望，依靠邻居和社会救助金的帮助勉强度过孤独的苦楚时光。

一年后，在一位好友的推荐下，当时在卡尔斯鲁厄经营私人诊所的瓦德米勒医生拜访了老人，并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通过语言和纸条建立起的交谈和老人维持了不错的友谊。

为能更好的治疗他，瓦德米勒医生资助老人搬到卡尔斯鲁厄。

虽然瓦德米勒医生让老人慢慢走出了那些让人伤痛和悲观的回忆，但他仍无法回忆起导致其哑巴的事件，因而瓦德米勒医生对此也毫无办法。

从1999年开始，瓦德米勒医生每个星期五都无偿为老人提供一次轻松的聊天式心理治疗，希望能让这个举目无亲的可怜老人能克服伴随其一生的心理障碍。但从瓦德米勒医生的亲笔记录来看，这似乎并不管用。他本人也认为，试图让老人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再去特意唤起一些已经遗忘大半辈子的痛苦回忆，实在是强人所难。

老人和瓦德米勒医生都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之间的心理治疗也慢慢变成了一种朋友间定期的拜访和问候。而这种安享晚年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那次“转变”之前。

转变发生在2010年6月26号。

根据瓦德米勒医生在28号补上的报告，在发生的前一天，即星期五，他刚刚和老人进行了例行的交流并确定他照常无恙。然而第二天早上7点57分，刚刚睡醒的瓦德米勒医生就接到了沃尔夫太太的电话。

沃尔夫太太在电话中非常慌张的告诉医生，老人的情况非常不对劲，请他迅速赶来。大约在8点33分左右，瓦德米勒医生抵达了老人的别墅，并在别墅门口遇到了沃尔夫女士。

沃尔夫女士解释说，她如同往常一样在7点半给老人送早餐，却发现老人很例外的似乎还没有起床，于是她来到卧室门前询问老人情况。然而她仅仅听到了一些仿佛在回应她询问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过从任何一个人的喉咙中发出过这种恐怖的音调”。

她觉得不对劲，推开门后仅仅看了房内一眼，她就被吓得踉跄逃了出去。沃尔夫太太当时的尖叫想必能被附近很多邻居听到。

她说，她当时几乎没看出那是一个人的形状，倒像一团颤动的蠕虫。老人正脸朝着房门，以一种完全扭曲的姿势试图从床上“滑下来”，可能是想要回应敲门声，却被自己僵直的四肢卡在了床尾；他的脸整个倒了过来，紧绷得完全胀红，眼睛几乎快要瞪出眼眶，但依然死死地盯向房门；滴着唾液的嘴中舌头来回吐，不停变换喉咙的发声部位，发出一系列忽大忽小的恐怖嘶叫——就仿佛他在试图从某种看不见的束缚挣扎出一样。

在稍微镇定了一会后，沃尔夫太太抗拒着恐惧，走进房里将老人快速搀扶到床上，就立刻离开房间拨打了瓦德米勒医生的电话。

瓦德米勒医生先大致检查了老人的一些基本情况，排除了大多数生理性病发的可能。在整个检查过程中，老人全身的肌肉都依然极度的紧绷，仿佛从不知道如何放松一样，这让瓦德米勒医生觉得自己“仿佛在检验一具尚有余温的僵硬尸体”。

不过老人不停变化发音区，发出的嘶嘶声似乎让医生觉得些许欣慰。

“无论如何，”瓦德米勒医生在报告中初步评论道，“他发出了声音。”

但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简单。他发现，老人根本没法理解他和沃尔夫太太说的话。而把纸和笔送到老人手里时，他也仿佛突然彻底忘记了手的使用方法一样，完全无法握住或拿起铅笔，更别说在纸上写字——如果是在以前，老人会立刻找到放在床边的纸笔，并把自己的想法和意愿表达出来。

瓦德米勒医生初步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记忆缺失，连同那导致老人哑巴的童年阴影和所有熟练的工具以及语言的使用都被遗忘了。但让他倍感疑惑的是，在他知晓的医学档案中没有任何一例病例会使人彻底失去所有记忆，变成一个空壳。老人当时的状态仿佛一个过度衰老的初生婴儿，只不过哭喊变成了无尽的嘶叫。

在老人变得更加安静后，为了检验是否是某种特殊的突发性脑损伤，瓦德米勒医生和沃尔夫太太将老人艰难的搀扶上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做脑部检查。

检查结果很快也证明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最后，瓦德米勒医生只能认为这依然是某种心理作用，也许就如那次童年的事件一样，导致老人出现这种极其突然而严重的遗忘。

但他无法想象，每天都如此规律的简单生活着的老人，是如何在家中遭受到可以引发如此的心理问题的事件的；同时，从他昨天交谈完后离开老人家，到早上沃尔夫太太发现异状，只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瓦德米勒医生设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造成一个人这么显著的精神和记忆变化。

他临时从诊所请来一个护士，代替被过度惊吓的沃尔夫太太暂时照顾老人的起居和生活，并观察和记录老人的每一个变化，希望更多信息能够帮助他做出诊断。

真正让瓦德米勒医生完全不知道如何去评价这个事件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老人很快依靠照顾他的护士和报纸的帮助“再次”学会了德语，并可以与瓦德米勒医生以及护士流畅的进行交流，而且不是用纸笔，而是渴望了一辈子的像正常人一样的交流。

在报告中强调的是，老人绝非通过回忆来学习或唤起德语的发音和语法的。

在护士的描述中，老人几乎是从最初步的无法正确发音开始，而且也经过了语法和句法的学习，只不过他的学习极其高效，整个过程极其之短。

虽然那位护士抱怨说，老人的发音，或者说对于喉咙的使用让人本能的觉得厌恶，但在晚年终于能够开口讲话对于老人本人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祝贺的事情。

可是瓦德米勒医生最终发现，老人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和自己当了快七十年哑巴的事实。甚至他最后觉察到，老人仅仅在以一种敷衍的态度对待大多数邻居和医生的关心与问候，老人对这些人到底是谁，和他本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本毫不知情，也不想去了解。

对老人的行为和动作，护士也无法掩饰她的不适。

护士说，老人似乎从没真正同其他人一样正常行走过，仿佛仅仅是在一种混乱的身体拉扯和弯曲中将身体保持在稳定不至于跌倒或翻仰的程度。

沃尔夫太太也没法忍受那种扭曲的行为方式，她直接告诉医生，她觉得现在的约翰纳斯就是一个被其他什么东西操控着的傀儡。

老人也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由于早年的过度劳动而导致的下肢不便，甚至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运动时自己下肢不断发出的疼痛——有一次，老人没带拐棍就走出了家门，直到快踏上汽车道才被护士追上。要知道在转变之前，老人自己几乎没法一个人举着拐杖到门前的邮箱收取信件。

伴随语言的习得，老人立刻就展示出了那种接近狂热的阅读和学习兴趣。他很快整理了家中现有的书籍，并写出了整整三页书单，嘱咐护士去帮他收集单上的每一本。

护士对此非常无奈，因为很多书的名字她闻所未闻，甚至在网上也查不到。

最终她教会了老人写信的格式和一些电话查询的方法。从那时起老人几乎每天都不断托付护士帮他寄出、拿取信件和包裹，而包裹的内容也几乎全部都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来自各个图书馆或书店的书籍。

不过在她试图向老人演示电脑的使用方法时，老人拒绝了，并表示他的眼睛无法忍受电脑的光和辐射——后来她发觉到老人自从那天转变以来就再也没打开过电视，而在更早的报告中提到电视是帮助老人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之一。

每个星期五老人和瓦德米勒医生之间的例行谈话也变得更加严肃而学术。

从2010年9月中旬的报告开始，谈话的内容就很少涉及到老人自己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了。在谈话中他们的角色仿佛调转了过来——瓦德米勒医生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回答者，而老人则不间断地提出一系列相互毫无联系的心理学问题，例如，人类有没有直接的生物学上的实验证明镜像反应对自闭症的影响？视觉词形加工障碍到底是被确认发生在哪一个脑区？诸如此类，不可具举。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跟哲学有更大关系的问题，比如“在现在实验以及生物学偏向的心理学中自我到底是被如何定义的？”很明显，老人将瓦德米勒医生作为一个能够直接对话的心理学权威看待。

而被问起信件和包裹为什么都署瓦德米勒医生的名时，老人笑着解释说，相较于签上一个毫无名声的糟老头的名字，以一名职业心理医生和名校毕业的心理学博士的名义更加容易获得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们的回信和稀有的图书馆藏书。

对于很大一部分已经很难简单获得的书籍，瓦德米勒医生答应老人，帮他在各大欧洲大学的图书馆中租借，但条件是希望老人能够将书目和阅读笔记定期给医生进行记录。

虽然老人很愉快的答应了，但瓦德米勒医生并没有完全放下心，让这个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的老人继续独自沉浸在书海中。

在很多篇报告中，医生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担忧。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设想，他把老人在转变之后所表现出的学习和阅读狂热解释为，由于突然能够正常交流而获得的巨大自信，以及青年时期被遗忘和埋没的学术热情的回归。

以这种猜测进行推论，老人在突然可以开口说话后，可能将生命中那沉默的六十多年视为被遗失的时光，并促使他试图在剩下不多的岁月中将那些时光和知识补救回来。

然而这种仿佛安慰一般的假设根本无法解释，老人为什么会突然在一天夜里遗忘掉包括身体和语言的使用在内的几乎所有记忆。

特别是，对于身体的掌控应该是直接镶嵌入身体的潜在习惯和意识中的，因而从来没有一个病例在严重失忆后会完全丧失对所有身体部分的控制和使用能力。

因此，瓦德米勒医生仅仅将这个假设作为这次转变所导致的心理状态的一个可能结果，而不是引起转变的原因。不过就结果上看，老人可以算作病愈了。

然而，当他从护士那里拿到了老人所想要租借和寻找的书籍名单时，他否定了这项仓促的结论。如果老人确实是在这种突然获得的自信和动力中试图去完成他青年时的学术梦想的话，那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能够从其现在所关注和学习的内容以及方向中找到和老人年轻时期在莱比锡大学旁听的课程以及游历经历之间的紧密联系。

但这份布满奇特扭曲的德语字母的书单（老人现在的书写也极大的不同于以前）不仅涵括了一切老人学习过的内容，例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一些历史学，还包括很多时兴的科学项目，比如关于反物质和反能量猜测以及讨论黑洞概念、曲率和事件视界的深奥物理学宇宙学著作，类似介绍古埃及海底废墟的最新考古学进展的书籍和文章也同样在单列中。

除此之外，老人仿佛还对美国上世纪神秘消失的阿卡姆城很感兴趣，据护士说，他已经往当地的东亚重工寄了三封信询问那里的最新状况了。

老人委托给本地图书馆和一些考古以及地质协会搜寻的资料也主要关注于几个相当偏远和了无人烟的位置，比如埃及西南侧的沙漠，南太平洋上的一些无名孤岛，南极深处和中国西北部分的荒凉群山。

在瓦德米勒医生看来，老人的这种全方位开展的学习和资讯收集展示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明确而有计划的目的性。这让他开始认为这是计划已久的表现，却从未在长达十多年的心理治疗中听说过。

当被问起以前的学习和努力对其生活毫无帮助是否让他觉得后悔和愤怒时，老人曾在转变之前明确表示他并没有思考得很远，他继续解释说那时“都是兴趣使然”而已，并且承认“兴趣总是会变的”。这让瓦德米勒医生很快忘掉了这个猜测。

同时，他惊讶的发现，老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能不依靠字典和翻译工具直接阅读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学术原著，而转变之前的老人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惊人的语言天赋。在老人的阅读笔记中，六种语言几乎是穿插出现，这对只会德语、英语和法语的瓦德米勒医生而言如同在读半本天书。

在报告中，瓦德米勒医生还专门提到一个完全不属于以上六种语言的符号系统。他描述说这些符号非常几何化，看似符文却具备句段的结构。他抄送了一些给他所熟识的语言学家鉴别，而那些专家确认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在短暂的破解尝试后，他们承认自己毫无头绪，只能需求更多的文本以作为参考和材料。

以此，瓦德米勒医生只能认为在老人的这次转变中诞生了一个在知识体系和智慧上完全超过老人的第二人格。转变前后那种彻底的派若两人仿佛只能如此解释。

但瓦德米勒医生并不满意这个结果。一般认为，即使诞生出一个新的人格，无论其如何不同于任何其他既有人格，也不太可能会导致语言和身体的控制能力的丧失。

“任何一个人格都是建立在对身体的习惯，以及原始人格记忆和心理状况的基础上，任何一个后续人格都必然能在原始人格所统御的心理回路和情结中找到根源——即使这可能异常困难。”

瓦德米勒医生在2011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论述道，“然而，在约翰纳斯的案例中，第二人格似乎完全脱离了原始人格的固有限制，导致在其出现后——就如同被什么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古代传说中的恶魔突然附身了一样——他的行为和心智程度都表现出超越原始人格，甚至远超大多数人类的特征。无论是其对身体和语言迅速的再次控制和使用，还是他现在的学习效率和钻研狂热，又或是那个应该完全是由约翰纳斯在短时间内自创的却无法被专业的语言学家破解的神秘语言系统，都是无法否认的证据。”

那时正值深夜，我在阁楼读到这一段，认为瓦德米勒医生这种在无可奈何下做出的，带有迷信倾向的解释完全可以被称为是对科学和职业医生的讽刺。然而在亲眼看到了一些事情后，我才能够确信，他在这份一年多前的报告中所做的猜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中了老人转变的真相，却又在根本上相差遥远。

直到现在，尝试去整理和记录这整个事件时，我才完全理解了老人的离奇失忆和那个第二人格所暗藏的更多更深远的秘密。

（我已尽可能把我能记起的背景情况都写下来了，这至少可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人们在之后的事件中所作出的决定和所采取的行动。然而为了节省时间，我省去了绝大多数细节，希望这不会令读者对事件产生误解。）

如这篇记录开始所说，我在7月15号搬入老人的别墅，正式开始作为陪护者工作和生活。7月12号，也就是我和瓦德米勒医生拜访老人的那天，正好是星期五，我在接受这份工作后，观摩了他们之间的例行诊断——一场看似简单愉快的对话。

依靠观摩的经验，我在搬入后的几天中进行着简单的模仿和记录，而老人也相当配合。

这几天中，无论是老人，还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又或者是我的新生活，一切都显得正常有秩序，丝毫没有异样。

然而，在7月19号周五，也就是理应进行第二次例行检查的那天早上，瓦德米勒医生打电话给我，叫我通知老人今天的诊断取消了，他需要出一次远门，大概会赶在下个星期五前回。

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即使在转告老人时，他告诉我这种情况发生在瓦德米勒医生身上是异常少见的，我也完全没放在心上。而接下来的几天也毫无波折的过去了。

第一次让我感觉不对劲是在7月25号，也就是瓦德米勒医生在电话中所预告归来的前一天。那天晚上我们谈论的是中国的文化。我到现在都能清楚地记起，当我在纸上简单的画出八卦图的大致形状时，他脸上那怪异的似笑非笑的扭动；我也还能回想，他是如何评价对于八卦的古代和现代诠释的——如果我现在的理解没有偏差太远的话，这段话同时间接地暗示了很多东西：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一个极端复杂，又简单得让人无所适从的整体。无数事件在无限的时间中发起和没落，但这无法触及和影响到宇宙本身一丝一毫。可那些宇宙中的宠儿，那些狂妄的智慧生物，总会试图去解释一些事情，或者说，让一些事情能够合乎理解。特别是那些原始的族群，他们让一些简单而随机的事件变得复杂而充满原因，仿佛宇宙有所意愿一样——这只是理性所产生的迷雾而已，也绝不同于一些偶然的事情生根发芽并最终成为必然的那种情况。然而，”

老人仿佛想到了什么一样，停顿了一下，“这并不是说更高等的生物就有所成长。他们意识到原因和根据的不同，开始试图客观地记录关于宇宙的事实。如果说这种记录本身是一种积累，那么宇宙本身的无限性直接粉碎了将记录完成的所有希望。活在现实中的生命试图去完成对无限性的追求，这只能说是一场让人怜惜的残酷悲剧。”

我当时根本没明白这一大段自言自语似的评论和八卦或中国文化有什么联系。带着困惑和老人道了晚安后，我回到阁楼尝试去回味这一大段话。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大概接近晚上12点，我被楼下一阵轻微的磕碰声吵醒。我猜测是老人起床去洗手间，但以防万一，我还是下楼去看看究竟。

我在二楼书房外找到了老人。当我开口说话时，他似乎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样子，极其突然的转过身，并非常惊慌失措后靠倒向墙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直游刃有余的老人如此大的反应。

在我接着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并需不需要帮助时，老人惊吓的张着嘴巴愣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意识到什么，没有理会我就举着拐杖转身走进书房，打开灯，似乎要找点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跟在后面继续询问他同样的问题。

很快，我看到他从桌上抓来纸和笔，飞速涂了些什么，然后将纸举到我面前。

不到半秒钟我就理解了纸上的问题，但我花了好几分钟来弄清当时的情况，并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中去试图回答它。

那张纸上极其潦草的写着三个简单的德语单词：“你是谁？（Wer sind Sie？）”

显而易见，老人回到了第一人格，也就是那个沉默了七十多年的哑巴老头，他写出的半桌字条就是证据。同时，他的表情恢复了“正常”，即使我从未见过老人的第一人格。

在对话中，我意识到，老人似乎完全没有第二人格时的记忆，他意识的时间还停留在2010年。为避免给老人造成更多刺激，我没有具体谈到第二人格的事情，只是大致介绍了现在的情况和我的身份。

他稍微平静后，我说服老人先去休息，等待明天瓦德米勒医生的到来。之后，我试图联系上瓦德米勒医生，却无功而返，似乎医生还没回到德国。

更让我不知所措的是，第二天——也就是7月26号，例行检查的日子——早上7点40，我来到餐桌前准备吃早餐时，早已就位的老人用那让人不适的语调非常自然地向我打了声招呼。

我当时直接愣在了那里。老人的第二人格又回来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一边将黄油和果酱涂上面包，一边询问我瓦德米勒医生是否已经回到德国，他今天是否会按时来进行例行检查。

我以打电话为由迅速逃离了这个多重人格患者。

我不知道老人那个聪明绝顶的第二人格到底对昨晚发生的事情知道多少或猜到了多少，我也不知道他早上起床时有没有注意到准备在床边的纸和笔，或者经过书房时瞟到昨晚留在那里的一摞纸条。在病例报告中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至少没提到过一次。

瓦德米勒医生的电话依然打不通，我怀疑他也没想到老人会突然如此频繁的转变人格，在他作为老人二十年的私人心理医生的过程中，也完全没出现过如此情况。

我也排除了先告知沃尔夫太太的选项，她虽然热心照顾老人很多年，却不一定能管得住嘴巴。

无可奈何之下，为避免老人受到刺激，我忍着心中翻腾的忧虑和困惑，假装镇定回到餐桌前继续早上的谈话。

但我几乎无法相信老人没有觉察到问题，虽然他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

在谈话中，老人就如同昨天以及之前那十天一样口若悬河，表现得睿智而博学。我却如坐针毡的陷在那里考虑着各种可能性和应对办法。

终于在接近10点的时候，瓦德米勒医生来电告诉我们，他刚在法兰克福机场下了飞机，正在等待火车，预计下午1点左右可以到卡尔斯鲁厄，他会立刻赶到老人住处进行例行检查。

把这个消息告诉老人后，我找机会上楼藏起那些纸条，并回到阁楼的卧室，再次拨通瓦德米勒医生的电话，把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瓦德米勒医生一直沉默的听着，中途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和指示。最后，他告诉我说，现在情况变得比较复杂了，先维持原状，等他回来，就挂断了电话。

我当时根本没办法去理解或者猜测，瓦德米勒医生在电话中所说的变得更复杂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所指的仿佛不是老人的人格转变。我几乎把瓦德米勒医生看作一个救星，等待他将我从尴尬和无奈中拯救出来，并理清老人这里的情况。

可是，当瓦德米勒医生风尘仆仆赶到这里时，他并没有向我解释什么，也丝毫没有提到他到底去了哪里。甚至在进行例行诊断时，他也要求我进行回避。

我完全不清楚，在那扇书房门后，诊断的两个小时中他们到底谈论了什么，确认了什么，又得到了怎样的结论。我只在他们诊断结束走出房门的时候注意到，瓦德米勒医生的脸上写满了失望和困惑，而老人则诡异得毫无表情。我那时真的希望自己能有某种能够知晓他人想法的能力，让我去搞清楚这两人到底隐瞒了什么实情，而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瓦德米勒医生临走时，我执意送他到外面。

等老人回屋后，我明确表示希望瓦德米勒医生能和我分享信息，否则我可能没法再继续胜任这个工作，而他就必须另寻他人了。

瓦德米勒医生回过头，审视了我短短几秒，接着又无神地望向某个远方，犹豫了一会，告诉我他需要再考虑一下。

在简单的告别后，伴随一阵汽车马达的嗡嗡声，他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到下一次例行检查，也就是8月2号之前，整个气氛又恢复了平静。老人的第一人格也没再出现过，而第二人格控制下的老人依然在书房忙碌，只不过变成了整理文件资料。他还打了更多的电话，似乎在询问什么事情。有时远远看到书房里老人的表情，我觉得他仿佛在细细捉摸些什么。

这几天我们又多次谈到中国的古老文化。老人似乎对从八卦衍生出的易在不同时代的理解很有兴趣，特别是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的易，即《连山》《归藏》和《周易》三本古书。

事实上，在现代还基本完好保留有的仅仅是《周易》而已，前两本据说描述了太多关于鬼神的迷信思想，而在古代多次重大的焚书中消失殆尽。

即使人们确信，《易经》不仅主要以《周易》为基础，还同时参照和总结了孔子那个时代还能接触到的《连山》和《归藏》中的内容和思想，但这终究是被儒家思想所再次解读并复述出来的产物，特别是孔子将其中一些具体的事件和时代情况哲学化为抽象的价值观。因而一般认为，《连山》《归藏》中的具体内容在现代，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已失传。

得知此事后，老人稍显失望。他似乎很确定，《连山》和《归藏》的价值是远超《周易》以及其他后世阐述的。不过他又觉得，这两本书的失传并不完全是件坏事，“那些关于鬼神的描述和信仰终归会有让人不适的部分”。

同时他还暗示，在这三本之前，还有一本或数本更早的文本被彻底遗忘。然而在现在已知的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信息中，都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的存在，因而我也仅仅将其作为假设记在了脑袋里。

末了，老人希望我有任何新的关于这些文本的信息都尽快告诉他。如同他一样，我也认为这些东西里有很多值得去深入挖掘，因而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开始将自己的一些休息时间拿来在网上搜寻相关资料。

8月2号的例行检查也平淡无奇。虽然这次瓦德米勒医生让我参与进来，并参考了不少我观察报告中的情况。但他如同我一样，他也丝毫没有去提及和暗示老人7月25号和26号的两次人格转换。

在我看来，这两次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仿佛确实证明了医生的那些猜测。但医生自己似乎并未准备好如何去和老人谈起这些事情，可能是不想冒险用一些不能确定后果的方式告知老人自己双重人格的情况。任何一次武断深入都极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恶果，并丢失掉这个挖掘两个人格之间关系的唯一机会。

然而，就仿佛为了避开医生的注意一样，在当天晚上和老人的谈话中，老人开始“比较突兀”的将话题转向一些物理学光学实验类的东西。

事实上，我没有接触过很多类似的内容，也没关注过类似的科学进展，因而我也只能将信将疑地听老人描述一些繁琐而琐碎的理论。

最后，老人透露在最近新收到的书本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说，是一个不太复杂的光学猜想，而他想自己尝试进行验证。因此，他希望我明后两天能够去帮他购置一些细钢管和齿轮——说着就递给我一张材料清单，上面简单清晰地排列着那些材料的材质、尺寸、数量等信息。

他还告诉我，其他更麻烦的东西和零件他已在前几天通过电话，向一些可以定制的厂家订购了，这几天可能会相继的寄到家里，并让我注意查收。

我已经想不起那张材料单的具体内容了，那大多是一些在简单建材店就可以买到的东西，比如九根还是十根长度最多不超过一米，一厘米半径，两头都有数个小孔的钢管和一些半径不超过十厘米的齿轮以及一盒固定用的螺丝。

显然，这并不是老人所需要的最核心的部分，经我当时的猜测，那仅仅是一些支架而已，而将被支起的核心部件应该被委托给了更专业的产家。

由于8月3号和4号是周末，德国大部分商店都不开门，我就将购买推迟到了星期一，而周末两天就在老人的指示下清理了即将成为他小实验室的地下室。

地下室很大，至少有二十个平方——顶上的那盏灯只能勉强照亮整个房间——虽然没堆什么东西，但依然花费我大半天时间去整理和清洁，并在第二天进行了简单的布置。

最终，除一些工具箱外，我将其他的东西都堆到角落，按照老人的要求在地下室的正中央放上张大桌子，还将客厅里多的两把木椅也抬了进去。

看起来老人的实验并不会造成很大动静——毕竟是无声无息的光学实验。

8月5号早上我就从包豪斯（一家德国著名的家装和建材连锁店）和一些杂货店中买到了单上所有的东西。当天下午就收到了两箱老人在其他厂家所订购的零件和装置——一个是大概一米半长，八十厘米宽和高，并被完好保护着预防颠簸的木箱，来自法国一家专门生产镜片的厂商；另一个是一个不大的纸盒子，来自德国汉堡附近的一家机械零件工厂。

事实上，我没看出这两个盒子到底装了什么，仅仅帮助送货员直接将箱子搬进了地下室，而问起老人，他也只不过说是一些重要的装置零件。他还提醒我，接下来的几天他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地下室组装实验器材，并且他想完全一个人完成，因而希望我不要过多的打扰。不过他还是保证会完成三餐后的谈话，不给我的工作造成影响。

我当然也把这些很详细的记入对老人的观察报告，但我没有过多的理由去怀疑什么，因而没在第一时间告知瓦德米勒医生。

除一日三餐和之后的谈话，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老人都呆在地下室，也很少看到他离开那里去屋里的其他地方。唯一一次是8月5号的时候，又收到了一个和第一个箱子一样特殊防震设计了的木箱子——只不过相比要小上不少，老人从地下室走出，招呼我和送货员直接将箱子抬进去，在我们打开了上面的固定架后，就又礼貌的将我们赶了出去。

直到周五，也就是8月9号，瓦德米勒医生前来例行检查之前，老人才出现在书房开始继续整理自己的笔记和材料。

瓦德米勒医生来后，先细致的阅读了一遍我这个星期做下的记录，在看到关于老人实验的部分时，他还详细地询问了一番。

之后，在例行检查中，他要求去地下室看一下那台实验仪器，而老人也许可了。

然而，当我们进去后，发现那台仪器根本还未成型，除我所买来的那些钢管被拼接成大概一米高，半米长和宽的结构以外，其他的东西，比如一些被完好包起凸镜和圆镜，都还只散放在桌上或箱子里。

在发现根本没办法看出所以然后，医生询问能不能拍照，老人也没有反对。

医生很仔细地在几乎每一个零件旁都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拍摄了一些照片。

而问起对这个仪器，老人是否有什么结构图或模版时，他否认了这些。

老人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些书上的说法，觉得有些兴趣，并质疑其中的一些论断，想靠自己的实验来证明或者推翻那些飘渺的观点而已；而对这个仪器他并没有什么预先的打算，仅仅是在买齐了预想可能会用的材料后的随意尝试。

最后，老人还补上了句颇带讽刺的感叹：“怀疑促使人进步啊。”

瓦德米勒医生似乎对再次无功而返颇为气恼，但在他向老人的一系列发问中，我也并不能感受到他更多的情绪。他只在临走前恳求老人，尽可能的将其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作为老人几十年来的私人心理医生，他有权知道这些，而老人也有义务去信任他。但老人没有理会这些，他继续维持着脸上僵硬的微笑，点点头，道了声再见，就再次回到地下室。

我在送瓦德米勒医生离开时，碰到了等在医生车边的沃尔夫太太，她说有些事情想找他单独谈谈。

和他们道别后，我回到屋里，通过窗户稍微窥视了一下他们的谈话。似乎沃尔夫太太有些慌张，至少在动作上有些夸大，仿佛在谈论一些危言耸听的话题；而医生则一直背对窗户，在谈话结束后，他诡异地往四周的街边街角眺望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什么可以一眼望见的东西；接着他在原地徘徊了一会，最终回过头，坐上车离开了。

我几乎马上意识到，这里可能发生了什么异常或重要的事情，只是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老人每天躲在地下室弄捣着自己的光学仪器，医生仿佛得知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多虑而谨慎，就连沃尔夫太太也似乎发觉了什么让人不安的迹象——

这条街，这间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无所事事的平静下到底隐藏酝酿着什么骇人的故事？老人的多重人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第一人格又到底怎么了？医生到底知道些什么？半个月前他到底去了哪儿？那天的例行检查他到底和老人谈了什么？甚至——沃尔夫太太到底知道些什么我所未知的东西？

我为我自己无知感到恐惧，却只能坐以待毙，对面纱下掩盖的事实无能为力。我为当时的自己觉得窝囊，却又完全能够理解——再一次经历同样的事情，我也不太可能做得更好。

这场游戏或阴谋我参与得太晚了，没有任何筹码或准备。除我之外的其他参与者，老人和瓦德米勒医生甚至沃尔夫太太都目睹了几乎整个过程。但他们都对我保持沉默，如铁幕般将可能会被轻风轻易刮起的面纱彻底拦在了后面。

经过一天的等待，在10号晚上大概9点左右，瓦德米勒医生的电话如期而至。

瓦德米勒医生承认他有很多东西没有告诉我，并请求我的原谅。

他解释说，他自己得知那些事情也不超过半个月，也就是在他外出没有按时来进行例行检查的那段时间。而没有告诉我，仅仅是因为，他觉得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将我卷入这个事件中——即使这是后来才确知的——并应该对我的安全和其他情况负责，因此他并未第一时间将那些讯息告诉我，除他本人也还半信半疑外，也是为了保护我这个外人。但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他觉得我有必要知晓一些实情。

他告诉我，在2012年7月，也就是老人发生转变两年后，他曾将老人的这些报告和资料分别邮寄给了几名世界各地知名的心理学家，试图得到一些指点或意见。

他所选择的对象都是这个行业和领域的佼佼者，其中包括刚从哈弗退休的美国著名认知和人格心理学家马特维·罗斯沃斯，美籍德国精神病学家夏洛特·厄亨费尔，新精神分析学代表之一的埃里克·弗洛姆的学生，现执教于纽约大学的维尔·安多纳斯教授和知名的英国神经病学家柯纳琉斯·格洛帕博士等等。

在回信中，虽然这些大家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却同样没法给出什么直接的线索或说法。瓦德米勒医生也几乎放弃去询问其他同行了。

然而在今年7月18号，也就是我搬进老人那里的第三天，瓦德米勒医生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紫川书院一名姓杨的心理学博士研究生的信。

信中提到，他在今年5月份的一场心理学学术讲座后，和纽约大学的学生聊天中偶然听说了老人约翰纳斯·维尔德的病例，并继续打听到老人的私人心理医生，也就是瓦德米勒医生在一年前曾向一些心理学组织和人物咨询意见的情况。

这名博士生之所以会在意老人的案例，主要是因为他曾听前辈谈论过一个听起来极其相似的故事。

那名患者是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于密斯卡托尼克大学执教心理学的温盖特·匹斯理教授的父亲纳萨尼尔·匹斯理，密大政治经济学的讲师和教授。但关于他的具体情况，都在他和他儿子先后的离奇失踪后完全沦为恶魔附体的迷信传言，而他们曾经留下的关于整个失忆事件，以及第二人格进行的无法琢磨的旅行和其他研究的文本，都在1974年的一次火灾中几乎焚烧殆尽。然而当时档案的其中一部分被正好借走，因而侥幸逃过了火灾，至今还保存在紫川书院的资料库中。

来信者确信，老人约翰纳斯·维尔德的情况并不是唯一的。并且按照他那位看过这部分档案的前辈当时的说法，在类似的案件中，第二人格除了会突然开始广泛而迅速的知识收集和学习，甚至遥远的旅行以外，原始人格都会在第二人格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再次夺回身体的控制权，且完全找不到任何第二人格的心理痕迹。

信的最后说，由于这份资料非常宝贵，并曾差点被毁，因而并不外借，所以如果瓦德米勒医生确实有兴趣，可以拜访紫川书院一次。来信者很高兴进行接待，并在信末留下自己的电话号。

瓦德米勒医生几乎是读完就立即打了过去，在确认这些情况并非谣言后，就立刻在网上订了机票，于19号中午乘上去中国的飞机。他于21号下午抵达紫川书院，并在第一时间跟随着那位博士生前往资料库，提取了那份被幸运保存下来的珍贵档案。

那份档案是患者的儿子，也就是心理学教授温盖特·匹斯理在1955年所整理出的他父亲在患病前和患病后，以及原始人格恢复之后的具体大事年表和描述的一部分。

原文一共有四个部分，而这剩下来的是第二部分，记录了患者患病时，也就是在1908到1915年间第二人格做过的事情和到过的地方。其中多次提到那个第二人格超乎常人的学习热情和阅读速度——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老人的一些特点——和一些让人觉得恐怖的对过去和未来事件的了解。同时，患者的第二人格独自前往过阿拉伯地区的一些沙漠、喜马拉雅山区和北极附近，这似乎和老人的一些关注点也很类似。

为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那位博士生还请来了那个读过大部分档案的前辈，现在在波士顿一家精神病学研究所工作的威尔·纳德博士。

对方回忆说，除这些具体的事件记录外，其他文本还谈到了患者在恢复后所做的一些极端怪异和狂野的梦境，其中一些细节暗示梦境仿佛展示了几亿年前的地球，大概从二叠纪过渡到三叠纪的时期。那些梦境极其细致和真实，内容却完全无法让人相信或理解，而他也仅仅将其作为一些展示人类睡梦功能最极致一面的证据来阅读。

除此之外，报告的后半部分还提到了在梦境中“出现”和“生活”的一些怪异生物。

报告认为那些生物的名字是司幽人，一个被认为征服了时间的高等文明。他们由于自身的求知欲，不断探索不同时空不同文明的故事和历史，他们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比如依靠一些机器——将自己的精神投放到目标时间，捕获合适的身体，并用它来完成信息的采集工作。被取代的精神则同时被传回司幽人所在的时代，直到司幽人完成任务返回为止。

报告还提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一具身体死亡——而这几乎也会引起该身体内精神的毁灭——那么就会导致，被替换身体的精神无法再回到自己的身体和时代中，一直困在那个陌生的世界直到死亡的来临。

除此之外，报告描述，在人类历史中，可能一直存在一个或数个神秘的教派在默默等待被司幽人转换的人出现。他们将这些被置换灵魂的人视作最接近神的存在，并试图以极端的方法服侍或囚禁这个精神，以获得超越时间的智慧。

瓦德米勒医生认为老人就是被司幽人选中的其中一人。但根据报告和纳萨尼尔的案例，这些司幽人总是会选择一些更加“优秀”的身体来完成自己的计划。而老人除自身哑巴了几十年，突然能开口讲话会引人怀疑以外，他的下肢还有阻碍活动的毛病，这导致大部分他所需要进行的活动，比如寄信取信，甚至和纳萨尼尔的案件里一样，进行一些遥远的旅行都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

瓦德米勒医生无法理解，如果真是一个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的生物进行选择，它为什么会偏偏找上约翰纳斯？

接下来的几天，医生一直在试图从一些看过档案其他部分的人那里打听情况，却一无所获——似乎那份报告由于火灾和舆论的影响让人敬而远之。最终他登上25号清晨的飞机，并在26号回到卡尔斯鲁厄，试图在当天的例行检查中直接试探老人，看能不能获得什么更加明了的结果。

然而就如我那天所看到的，他并没有从老人那里获得任何有意义的资讯。甚至当他向老人谈起那些神话中提到的司幽人置换身体来到各个时代进行知识采集时，老人几乎是嘲笑了他，认为这不过是无稽之谈，并带有明显的现代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在其中，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些说法。

而说起纳萨尼尔的案件，老人认为那些试图用神话中的天马行空去解释人类多重人格的做法，只能说是一种对于理性的放弃。老人甚至表示，经过那场谈话，他开始怀疑瓦德米勒医生能否客观而严谨地判别他的病情。

毫无疑问，这段话严重打击了瓦德米勒医生，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所在意和投身的方向，怀疑他在中国所得到的信息和启示。他无奈地发现自己没法证明什么，他拥有的仅仅是一大堆事是而非的猜测和谣言。

于是他把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都用来继续在网上调查和老人类似的病例。

事实上，他考虑过，即使老人真是什么天外来客所选中的人，而他的第二人格就是那个被置换来的外星意志，在老人身上和在纳萨尼尔的报告中也都没有任何迹象说，这些因为求知欲而来的外星人会做出什么危害人类的事情——他们应该需求的只是在最小的麻烦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再悄然离去而已。根据纳萨尼尔的案例，这些勤奋的外来者们在一定时间后都会返回自己的时空，而被置换的精神也会再次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因而，瓦德米勒医生认为，无论是否相信这个难以置信的说法，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不过还是等待而已；而如果可能，进行一定的记录应该也不会遭到那个先进文明的反感。

电话说到这时已经几乎接近零点，然而我却丝毫没有困意。医生口中的那个纯粹幻想一般的说法暗示老人一直是一个套着人类皮囊的外星生物，而我和它一同生活和交流了这么长时间，却丝毫没有察觉。

我下意识地抵制这个让我胡思乱想的说法，却意识到老人僵硬的微笑和诡异的运动方式仿佛也证明了他确实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但很快，瓦德米勒医生又告知了一个更让我感到恐怖和危险的事情。

8月9号，也就是上一次例行检查结束后，沃尔夫太太在医生车边告诉了他一些事情，这让他觉得这整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且已经在往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发展了。

沃尔夫太太告诉他，最近晚上在这条街附近经常有一对陌生人出没，虽然从没有人面对面的碰到过，但总是听到一些有关他们的传言。她自己是在8月4号晚第一次发现他们的。

当时她夜间起床去洗手间，当她经过面对街面的窗户时，她发现在不远的街角有两个个子很高的人安静地并排走着。她形容那两人的黑色大衣似乎只是套在了身上，在行走时几乎没看到任何皱褶或者抖动。她也没把这太放心上，以为只不过是某些年轻的夜猫子而已。

可是在第二天，她去超市购物时，她听到几个邻居在讨论这些事情。他们说这两个黑衣怪客已经在附近晃悠好几天了。他们只在半夜出现，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每天都会在不同的屋子附近逗留一段时间再悄悄离去。这让沃尔夫太太觉得蹊跷和不安，并开始留意夜晚的情况。

在8月8号深夜，她被一些轻微的遥远敲击声惊醒，她马上意识到那两个陌生人可能再次出现了，而且这次是在她家附近。

她透过二楼卧室的窗户，一眼就在月光中找到了那两个黑衣怪人。他们站在老人住宅前，并没有触碰到什么，就发出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敲打声。沃尔夫太太惊恐的意识到，那可能是他们交流时发出的声音。

他们肩膀很宽，脑袋却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从肩膀上隆起多少。在发现那两个黑影在月光下一前一后似乎想要接近老人的房屋后，沃尔夫太太拿起了电话，准备直接通知警察。

然而老人房屋另一侧的邻居家中突然传来了急促的狗吠。这突然响起的狗叫声似乎让两个黑衣人陷入了惊慌，仅仅犹豫了片刻，就转身快速沿着街“跑动”了起来。

仅仅看了那“滑稽”而恶心的动作一眼，沃尔夫太太就几乎被吓倒在地。她非常确信那绝不可能是人类会做出的动作——快速移动时，整个身体前倾并左右快速摆动，动作极端扭曲，仿佛他们根本没有可以前后摆动的腿一样，好似两个在不洁月光下疯癫晃动的黑色不倒翁。

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后，她才勉强喘过气来。

沃尔夫太太完全不愿去猜想那黑衣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扭动，也不愿去思考这些天那些东西到底为什么探访了这条安静的街道。

第二天，也就是9号早上，她通知了一些邻居，他们一同前往位于另一条街的警察局报告此事，而警察也答应晚上安排人巡逻。在当天下午，也就是例行检查后，她就将此事告诉了瓦德米勒医生。

瓦德米勒医生立刻就将这两个恐怖来客和司幽人的传说联系到一起。他确信，这几乎同时出现的怪异之处绝对暗示了什么更深的关系，但他依然没法去肯定或否定什么。

瓦德米勒在电话里猜测，如果那些关于司幽人的说法确实是真的，那么这两个来者就可能是来寻找被司幽人替换了精神的老人的。

他相信，虽然这两个怪客的身份并不明晓，但他们很有可能会对老人有所作为，就如同那些关于司幽人的说法一样。即使现在看来，他们似乎还没完全确定老人的所在，但这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同时，如果他们真的只在意老人体内的那个外星精神，那么我这个同住在一所屋子里的人就可能会遭遇完全无法预料的危险。

他已经试图对此作出准备了。瓦德米勒医生很无奈的表示，他今天一天都耗在了卡尔斯鲁厄的警察总局里，试图说服他们能够派人手全天候的在老人所居住的那条街上巡逻，并盘查任何可疑的陌生人。但警察拒绝了这个请求，并认为现今没有任何具体事件或者明确证据表明那条街受到了需要警察全天保护的威胁——事实上，昨天沃尔夫太太的要求他们也是出于好心才接受的。因此，不能指望太多警察或者外力，他希望我防范于未然，先尽早搬出去，其他事情医生自己会想办法处理。

同时他也承认，他这么做显得十分夸张，仅凭一面之词就开始猜想一些外星故事，被告知一些半夜看到的模糊黑影就请求警察前来保驾——粗略想来，这整个猜测也没办法简单解释所有事情，比如7月25号老人第一人格短暂的回归。

他也不否认，自己并不知道老人到底对于这些情况知晓多少。如果他的第二人格真的是那个超越时空而来的司幽人，那么他应该至少比我们更了解现在的情况和可能的事件发展。

瓦德米勒医生甚至还大胆猜测，这个星期老人一直忙活的那台光学机器就有可能是对此的准备。但无论如何，他感觉到事情的发展已经不被我们所掌握了，而一些新的因素让我们几乎失去了去正确判断和预测的可能。因而瓦德米勒医生认为我们几乎不太需要去担心老人的安危，反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更容易被威胁。

即使我当时并未彻底相信那个外星人的假说，那隐藏了将近一个星期（甚至更久）才突然现身的危险，让我听完后没办法做出什么更细致的分析，或者得到什么更有效的点子。我从未设想过自己会由于空闲而打的一份工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也从未考虑过自己会遭遇到这种混乱而无法确知的情形。

于是我直接同意了他的计划并约定明天，也就是8月11号早上一起床我就开始清理行李，下午两点瓦德米勒医生会准时开车来将我送走。之后我们再细细考虑如何说服老人，搬离这个已被盯上的地方。

在知晓了这么多新的讯息后，我依然没能找到什么“反击”的机会，而仅仅是按照瓦德米勒医生的说法去做而已。事实上，他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的，至少在注意自己的安危上，他绝没有说错什么。

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原因直接导致8月11号上演的最后结局的话，那就是，即使瓦德米勒医生和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了那个司幽人的外星故事，并以此为基础考虑和计划了接下来的方案，但我们依然缺乏更多更直接的资讯，同时，我们也仅仅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些超乎寻常的事件而已。

有些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即使花费全力去试图一搏，我们也只会在死亡或疯癫带来的黑暗中绝望于自身的无力。在无知的大海中奋力航行绝不会将人们带向什么好的目的地，能在那翻涌的恐怖巨浪中不被漩涡或暗礁吞噬就已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即使这种幸运也并不能让这个世界本身的那种不幸有所改变。

从我8月5号买回零件算起，已经过去差不多六天了，而老人依然继续在地下室埋头苦干。除了沃尔夫太太口中那两个潜伏的黑影，整个气氛都显得异常平静和悠闲。 如果一些大事的发生总会伴随着一些先行的迹象或事件，又或者任何事件都总是后置于其自身的原因，那么我唯一能够想到的那个迹象或原因，也只有我和瓦德米勒医生决定要有所作为而已。

那天早上，我依然按时的到饭桌前和老人一起共进早餐。虽然无法相信有老人和那两个危险的黑衣来客是一伙的可能性，但我依然不确定老人的立场和态度，他一直表现出的那种模糊而置身度外的态度，让我和瓦德米勒医生都很难猜测其真正的计划和目的。

因而，我并没有将我当天下午就会搬走的情况告诉他，而他似乎也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就如同前一个月一样侃侃而谈一些“临时”想到的话题：

“宇宙和这个世界的恐怖永远凌驾于每一个个体的理解和行动能力上，因此社会作为个体的集聚是每一个智慧文明所必然演变出的生存形式。但社会的包罗万象也同样使每个个体可能表现出的、超越时代的特性被严重削弱。也许人们会幻想，在一个高等文明中，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那些终极文明中，社会发展到了极致，他们克服了所有困难，战胜了一切敌人，而呈现出匀速静止的态状，但这并不能阻止该社会中诞生出一些试图革新的个体。事实上，只有这些个体的意见和思想才能使自以为完美的社会继续进步。因而在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中看，他们才是社会真正的领导者。”

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否真的意有所指。在这个特殊的时机，这些模棱两可的信息很难不被现在的我过度解读，即使这段话的内容仿佛确实符合于一些我现在才了解的情况。但如果老人真的是有意选择向我述说这些讯息，那么他是否早就预料到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又或者，他仅仅只是随口说说，只不过很巧合的和一些事实吻合而已？

说罢，老人便起身准备继续去地下室完成他的仪器。而我突然想起之前在网上找到的关于八卦和那些中国古书的新消息，并告诉了他。

事实上，早在1993年中国湖北江陵的王家台秦朝古墓中就出土了一些《归藏》的残本。由于是脆弱的竹简书，残缺断片过多，非常难以确定顺序，至今也未能拼出一支整简。因此该残本的出土并未给考古学和历史学造成多少影响，对外界也没有像样的宣传。

本来这条消息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因而我也没太重视。但老人听后似乎很惊讶，接连向我表示感谢，就像我让他的一项研究获得了巨大突破似的。

我清完行李，正好到中午吃饭的时间。沃尔夫太太早已把饭菜送来，老人也已上座。想到我仅仅是因为一些无法确定的传言和神话传说就要马上搬离这里，我就觉得我和瓦德米勒医生完全是反应过度，被最近扑朔迷离的事情所搞昏头了而已。

对此老人也同样被蒙在鼓里，我感到一丝愧疚。而如果这些猜测都只是胡说八道，那我和医生就是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想到这里，我就万般犹豫。

中饭后，老人取来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已被他勾勾画画了很多次，而这一次他想要我指出湖北省江陵的大致位置。老人仔细做好标记后，再次感谢了我，这让我想到上个星期我帮他清理地下室也没获得这种待遇。

接着，他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我能帮他到地下室去挪动一下仪器。他解释说，由于他的计算失误，导致仪器没办法正确捕捉到光线。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帮助这个矮小老人完成他的意愿了，当然也没有拒绝。

现在想来，老人几乎肯定是带有目的才这么做的。无论他是否早就意识到了我和瓦德米勒医生的计划，并因而知道从当天下午之后我就不再住在那里，而导致他提前了自己的计划，或者仅仅是巧合或命运让老人和我们的计划正好撞在了一起，他都至少早在数星期之前就开始考虑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了。而在当时，我根本毫无察觉，甚至坚信老人仍然仅仅是一个狂热的知识收集者而已。因此，我付出了代价。

我跟随老人一同来到地下室。与上一次和瓦德米勒医生一起时不同，桌上那台还只是支架的机器现在已被塞满了各种不同的零件，比如平面镜，凸镜，齿轮和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还有一台几乎一摸一样的机器。我情不自禁地走近试图仔细看看，但房间突然毫无预兆的黑了下来。

我很快意识到危险，但周围一片漆黑。径直面向房屋大门的地下室房门也被关上了。我靠向桌子，试图去抓起什么东西防身。但我突然发现，在漆黑之中，我面前有什么东西发出一丝蓝色微光。根据那片微光的形状，我猜测那可能是那台放在桌上的仪器，同时不远处被部分遮盖的稍微矮一点的微光也证明了我的猜想。

我没时间去思考为什么机器会在黑暗中发出蓝色光芒。我喊了两声老人的名字，却毫无回应。我几乎完全断定这是老人的陷阱了。可是，即使老人是来自外星的精神体，他依然是靠着一具不中用的人类躯体在完成着所有工作，因而即使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也确信我不会落入下风。

我在桌上抓到一根坚硬的类似钢管的东西，将其举到身前，并试图通过房里那两团微光的位置去判断房门的方向。

然而，我发现我已没法这么做了。

当我回头将目光转向微光时，我意识到这间房里多了一团蓝色的光芒。那团光源将房间里离我最远的一个角落照亮了。我试图看清那是什么，或者那是一个什么形状。

但那团本来仅仅照亮墙角的微光突然仿佛变高了，或者说，那团光“站”了起来，窜到几乎两倍的高度。我当时几乎猜到了那是什么，却颤栗着试图忘掉这个结论。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立刻让我没办法去继续做出判断。

那团光的边缘裂成上下各两束，并逐渐弯曲起来。突然那些光束交替、前后摆动着靠了过来。旁边被照亮的墙壁告诉我那团光是沿着墙壁和桌子的边缘行动的。靠近桌子的那一束光同时伸向桌面，随即就举了起来——它抓到了武器！我几乎马上逃向了桌子的另一角，却撞到了应该是椅子一样的东西，被绊倒在地。

我还没能起身，抓在手上的钢管上就突然反射出了越来越亮的蓝色。我立刻转过身，将手中的铁管举起，却看到那团笼罩着的光直接压了过来。

蓝色的光将举在空中的钢管整个吞噬，同时也将我的脸照亮，我甚至可以从铁管上看到反射出的自己惊恐扭曲的脸。我已被吓得不能动弹，我完全不清楚也无法猜测到底是什么东西袭击了我。在一阵颤栗和恍惚中，左边的那一束蓝色微光甩了过来。在疼痛传来的一瞬间，我就失去了意识。

这就是这整个事件中我所亲身经历的所有部分。

当我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这是一座极其辉煌的城市，但我不愿意过多的去描述城市和其中的住民，那只会让我的记录显得更加难以让人信服。刚开始时的惊恐和厌恶我也不想去回忆，那在你们看来应该几乎接近精神病人的疯癫和狂躁。

无论如何，在我逐渐适应了这具身体给我的不适和恐惧后，我就被允许在城市中参观，并通过一些机器快速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之后的某天，他们中的一员找到了我，试图向我表示歉意，并解释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件背景。

从他口中，我得知了当时寄宿在老人身上的精神是个叛逃者，早在叛逃之前，他就公开发表过许多疯狂的言论。且由于未知原因，获得了在时空检测系统中隐藏自己的能力，这令他们无法预知他的行为和目的，也没法跟踪其精神传送的轨迹。

他在无数次精神传送中制造了大量受害者。几乎每一次传送之前，他都会设置一些装置，在传送成功后，将抛弃的身体和现任宿主的精神一同杀死，避免暴露行踪。之所以选择老人，是因为他的上一具身体已被锁定，来不及毁尸灭迹，才故意选择了这位可怜的人类。

司幽人尝试通过老人获知叛逃者的下落，却发现这个被传送过来的精神极其虚弱而悲观，无法接受和适应新的身体与环境，最终彻底陷入疯狂。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暂时安排在叛逃者的原始身体中，避免其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

在此期间，他们曾试图强行抽回叛逃者的精神（这解释了老人的意识突然回归的原因），却发现他的精神仿佛被什么保护了一样，当司幽人想要强行抽回时，他的精神总能以一种他们尚未知晓原理的方式进行回溯，这让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那位司幽人解释说，跨越时空的能力是将自己的精神和目标生物进行互换——而这种能力是建立在那个时代有合适寄主的基础上的。一个彻底荒凉的世界就不可能被他们所认识，一个无法被他们的精神识别和理解的生物也不可能被作为寄主。那个叛逃者便是通过某种方法，将自己的精神转变成了他们无法认知的存在，令调查变得犹如大海捞针。

他们最近一次获知叛逃者的讯息，还是因为瓦德米勒医生四处打听人类被精神传送的案例，这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为此派遣专员，主动去接触瓦德米勒医生，大致获得了那个叛逃者的住址和状况。并暗示对方不要轻举妄动，但很遗憾，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瓦德米勒医生打草惊蛇的行为，叛逃者提前对我进行了精神置换，当那两名专员抵达现场时，瓦德米勒医生已命丧黄泉，我也被困在老人的身体中奄奄一息。经过商讨，他们用机器将我和叛逃者原始身体里的精神进行了互换。他们认为，这么做除拯救我的精神外，对犯人原始身体里的精神也是一个更好的归宿——至少他在最后一刻回到了家中。而那两名专员销毁机器后，依然逗留在地球，寻找叛逃者的线索。

“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那个叛逃者似乎一直在寻找什么东西，只是我们还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那个司幽人询问我，“所以，请你好好回想一下，你是否注意到他突然表现出的狂喜，或者你是否知晓一些他的计划？又或者你和那名不幸被杀死的人类曾经告知过他什么事情？这个发现应该对他而言就如同惊喜一样。”

我很快想起了，我告知老人《归藏》残本在湖北出土的消息时，他那不寻常的激动和对我的感激。在向那名负责人述说了这段事情后，我还按照他的要求向他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和《归藏》相关的情况，比如《连山》《周易》和八卦，还在他面前简单画出八卦的样子。而这明显让他大吃一惊，甚至表现出一丝畏惧。

在离开之前，他如同当时的老人一样接连感激了我很多次。

我不知道这条消息对他们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意义，但我可以确信，在八卦和那三本古书中似乎隐藏了一些让这些可以超越时间的智慧生物依然着迷其中的秘密。

同时，那个罪犯如果确定这些古书在地球上，并在中国古代被创作的话，他就没必要耗费这么长时间在现在去寻找一些线索了，他完全可以直接将精神传送至那个时代，直接获得书本，甚至直接拜访作者。当然，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也许他有别的企图，或是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呢。

我之后在图书馆花费大量时间，试图去寻找中国古代历史记录中关于八卦的信息。

我发现，无论在多么早的中国历史中，八卦都几乎是被继承或遗留下来的，这意味着八卦来源于更早的时代。

众所周知，在《连山》《归藏》《周易》中八卦中卦象的顺序是不同的，而在后人扩充至六十四卦时，相互间的差别就更大了；除此之外，每个卦象都对应自身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也被认为是需要根据某种变量进行重复确认的。

老人在和我聊相关的话题时确信，这三本古书都起源于更早的一本或几本的古籍。然而，这并没有在图书馆的资料中提到。这不免让我疑惑，这一系列和八卦有关系的遗产究竟来源于何时何处？难不成这个能够超越时间的文明也依然不清楚这个事实？

然而我在图书馆的搜索很快被打断了。我们接到通知，称在21天后——也就是我动笔记录的明天——进行集体精神传送，目标是7.5亿年后一种名叫茔虿的鞘翅目物种。虽然没有说明原因，但我和其他人一样心知肚明。

大概从一个月前开始，那个被他们困锁在地下世界的恐怖文明开始了频繁活动。预测会在明天冲破那些高大玄武岩塔顶的枷锁，向这个曾经战胜它们的文明进行血腥的复仇。

但我听其他精神说，在预测中，并未完全确知为什么这个被称为“风螅”的文明会在明天突破那些厚重的大门，从黑暗的地狱重见天日。仅仅归于那些大门和锁的老旧实在很难让人信服。

而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也都表现出一种诡异的阴郁，似乎那个无法被他们精神理解和置换的文明是他们心中的阴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拒绝谈论这个问题，只是默默地准备着明天的传送。

我在上次将八卦的咨询告诉那个负责人后，获得了驾驶一些简单交通工具的许可。在得知马上要进行精神转移后，我怀着疑虑和好奇心，试图自己去找到一些线索，了解风螅的复活以及它们会在当天轻易突破重重封闭的原因。

那是五天前，我带着一些简单的装置，驾驶一台小型飞行器，独自前往一个预测会被大规模突破的玄武岩塔口。即使在这个超越时间的文明的巨大而辉煌的城市中，这些纯黑的高耸塔身也异常震撼，仿佛是从那些城市腹地中插出的巨大刀刃，预示着文明的毁灭。

那些高塔上布满被巨大金属条死死封闭的天窗，这本身就让人感觉到近在咫尺的危险和压抑。而我将要前往的那一根黑塔则更加巨大，更加让人觉得危机迫在眉睫。仅仅是远远看到那高耸入云的黑影就已让我感到后怕。

当我靠近塔身时，我几乎能感受到那迸溅着激烈气流的内壁，和躁动着等待破窗而出的复仇者。近看那些被封死的天窗，感觉依然相当牢固，并不如同预测中所说的那样会被轻易的破坏。

事实上，这个城市的居民虽恐惧于这些让人无法理解的半物质生命，但他们也没有因此怠慢这些防护措施，在大部分封口处都不难发现被重新加固的痕迹。

我不解地将飞行器继续提升高度，试图找到一丝线索，让我可以猜测这些被妥善保养的封闭为何会被轻易突破。在一些和其他不畏于这个话题的精神的谈论中，他们告诉我，为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扼杀大规模反攻的可能性，那些最大的塔几乎都被堵死了，但还有一些并未被堵上，而是被这个城市中负责管理和监视那些生物的精神加上一个巨大的锁。

据说，锁本身坚不可摧，锁上的密码也是这个高等文明的智慧显现，其同时有三组随着宇宙时间不断变换着的编码，每一组编码又有八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三个二选的符号，因而整个锁的密匙几乎有无数种算法。每一个符号都连接于锁中的一根金属链，除非同时将所有符号的位置和样式选对才有可能完全打开整把锁。而描述密匙开启顺序和变化规律的书仅掌握在少数几个精神手中。即使在这个文明离开后，其他新兴的文明也不可能简单打开这通往毁灭的大道。

然而，当我飞近塔顶的大锁时，仅仅一瞬间，我那对这个超级智慧文明的崇敬和对其智慧产物的憧憬，就被疑惑和恐惧冲的烟消云散。

那个传闻中的锁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圆盘，而其中又有相同半径的两组同心圆。每个同心圆上密密麻麻的刻着符号，那些符号被清晰的分成八组。而当我拉近距离，去仔细观察那些细微的符号时，我很快意识到了一些让我不寒而栗的想法——

我早就认识这些密密麻麻的符号，而且所有中国人都认识。这些符号被作为中国文化的起源，被作为我们整个东方文化的发源地，被我们尊崇为那超越时代的智慧。无数个朝代继承下了这些符号，全然不知这只是某种巧合或命运的把戏；无数文人学者试图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解释这些符号的排列，却根本没意识到那只是可怜的误解。

老人是对的。我和老人讨论它时，他已间接向我指出了这些。

难道这个城市的居民会不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在几亿年后出现的那些猴子中有一批把这些巧合和其中蕴含的恐怖秘密作为神崇拜吗？他们肯定知道，但无所谓。他们确信这些秘密会在岁月中，被彻底粉碎和遗忘在这个即将遗弃的城市中。

然而，终究是有人发现了这些东西，更阴差阳错的将这三组由符号组成的编码体系分别记录进不同的书中。那些中国的古人不知从哪里发现了它，并确信这些符号就是天意的体现，他们依靠这些符号来预知天意的走势。

他们甚至猜对了这些编码是按照时间而变化的，他们在不同的朝代运用不同的编码顺序，同时添加上密密麻麻的晦涩注释，来进一步解释每一个符号在不同编码顺序时的含义和寓意，并给每本书起上不同的名字，来预示三本书之间的差异和顺序。

哦，我终于知道那个占据老人身体的精神到底在追求什么了。他寻求的是逼迫这个已经静止几千几万年的超级文明去改变去进步。他需要一次毁灭来打破这个自高自傲的文明的自信和麻木并迫使他们前进。而他找到通往毁灭的钥匙就是这些高耸黑塔的钥匙，那被中国古人在偶然中分别记入《连山》《归藏》《周易》中的三组互不相同的八卦卦象图！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我已经听到了风声，恐怖至极的风声——那毫无疑问是死亡和毁灭的前奏。我必须赶快将这篇报告藏起来，希望它能保留到几亿年后，让我的同胞们看到，让他们有机会去阻止那个正在前往我故乡的怪物。

我不知道那时他会是在哪一具身体里，但一定不要让任何人轻易接近那些书简，决不能让他把《归藏》的残本窃走！

杨峰

以上就是1987年，密大勘察队在西澳大利亚新挖掘的司幽人古迹中所发现的一叠纤维纸上全部可解读的内容。

新阿卡姆城信息司的档案表明：他们于8月13日在位于西澳大利亚纳瑞吉利国家公园西侧，密尔斯瑞-戚策斯特国家公园西南侧的一片荒冷沙漠中发现了这片远古废墟。地质学系的纳赫隆教授推测其至少有超过1.5亿年的历史，世华机构后续检测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废墟是在一阵诡异的沙风暴后被附近的原住民发现的。当时废墟仅在沙海中露出极小的一部分。在后续挖掘中，他们在一处被遮掩得非常严实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列似乎是储物柜的金属架子，并在附近的碎石中找到了一些紧锁的金属盒，这篇文本就是在其中发现的。

寞琅道那边已经证实，文中提到的司幽人极可能是1999年【圣临之夜】以及【阿卡姆事件】的元凶（至少是其幕后推手之一），臭名昭著的时陷者▇▇▇，而他寻找的东西，世华机构认为与【绝地天通之战】后一直下落不明的【圣函】有关，具体内容我会在抵达南烟市后再详细说明。

请静候佳音。

——奈哈比·莫伊塞斯

10.11.2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