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先生从艺历史（三）

（书接上文：CV5772224）

五，改工架子花脸

和翠班里有位唱架子花脸的演员叫邵老墨，是直隶省获鹿县邵家庄人。听说他当初也是唱武丑的，三十多岁以后才改工架子花脸。此人嗓子厚、功夫深，戏路子也很宽绰，可以说是个文武昆弋腔全行，生旦净末丑全会的“戏包袱”。我们昆弋班的花脸，一般分袍带、架子、摔打三种，演员大都是只专一工。可邵老墨师父独殊。他不但所有的花脸戏都能唱，而且所有的武丑戏也都能演，甚至连白胡子戏他也是唱得非常出色。不过，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架子花脸剧目“三州一现”（即《高唐州》、《闹江州》、《撞幽州》与《祥麟现》）这四出花脸戏。邵师从幼年唱武丑时就学会了，三十岁以后又专工架子花脸，从此便一直没断演出，经数十年舞台实践与潜心钻研，冗杂筛尽，精华毕注，从而使他在冀中一带饱享盛誉，特别在农民观众中鹊噪遐迩，曾有“误了吃席赴宴，也不能误看老墨的’三州一现’”的俚语流传。

我十六岁那年（一九〇八年）已然长得膀大腰圆，身高体壮了，台上扮起戏来完全像个大人。由于体格魁梧，脸盘宽大，嗓门又粗，身上功夫也还可以，故而被邵老墨师父看中。他觉得如果我改工架子花脸，可能比唱武丑更有出息些。于是我去和我蒙师商量要我改功。我蒙师刘同德深明大义，毫无封建门户观念，他一听便慨然同意了，并要我立即向邵老墨先生磕头认师，我就势趴到地上磕了三个头，拜在邵师门下学唱架子花脸了。这是我艺术道路上一次较大的转折，如今算来已有七十多年历史了。

我拜邵老墨师父的时候，他已经年过花甲，正戏早就唱不动了。主要精力是在班子里执鞭授徒，曾教出不少有成就的学生。像侯益隆等都是他的得意弟子。他教我的头一出戏是《惠明下书》，这是一出昆曲独长的剧目，情节很简单，但表演却很繁重。故事源出《西厢记》杂剧第二本楔子，后经不断丰富升华，遂成单独关目。因为别的剧种没有这个戏，间或有但与昆曲不尽相同，因此我想在这里多啰嗦几句，把剧情梗概略加说明一下。

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抢莺莺小姐为妻。张君瑞修书请白马将军解围，但寺外兵马密集，水泄不通谁能去下这封书信呢？老方丈认为，惠明和尚武艺出众，膂力过人，而且胆大无虑，只有他可以担当此任，但他脾性暴戾，骄犟过人，素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全寺，顺说他不会听，逆讲他更不能从，只有用“激”的方法才可奏效，于是方丈和张生商量后唤出了惠明，方丈先要他上前见过张先生，惠明瞟了张生一眼，似有不服之意，继而双手于胸前合掌，闭目躬身道了声：“张先生，俺这厢有礼了！”，他低头静候，等待反应，哪知张生竟洋洋不睬，毫无一点表情。惠明怒火陡起，他二目圆睁，恶狠狠地“嗯—”了一声，正欲大发脾气，倏而想到出家人有“佛门不悬努”的清规，只得强忍恼怒，违心地说了声“阿弥陀佛”，自我宽慰，也许是施主不曾听见，于是再二次上前见礼。这二次见礼的身段、尺寸、节奏速度以及念白的气口，都与前次大不相同，“张先生，俺惠明这厢…….有有有礼了！”字音几乎全是从牙缝和鼻腔发出来的。张生依然若无其事，未予理睬。这下可把个憨猛暴烈的惠明和尚气炸了。他何曾经受过这样的冷淡，立即剑眉怒竖，虎目圆睁，连牙齿都咬得咯咯作响。老方丈见势不好赶快上前斡旋，他告诉张生：“张先生，我徒儿惠明这厢有礼了。”张生这才扭过头来一看，然后漫不经心地问道：“去往蒲关下书之人，莫非是他？”老方丈点头应是，张生继而又淡淡一笑，轻蔑地打量了惠明一番后说道：“唉！看他才不惊人，貌不压众，何能担此重任！”话犹未了，惠明便暴跳了起来。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这样的蔑视。越是看不起他的人，他越是要做个样儿让人看看，越是认为他干不了的事，他偏是要不惜一切，哪怕粉身碎骨也得去做。这才是惠明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性格。他不容解释，愤然夺过书信，挥动禅杖，要师傅为他擂鼓三通以壮声势，然后奋身杀出重围。从而“一封书札逡巡至，半万雄师咫尺来。”

这是架子花脸唱、念、做、舞极吃功力的一出单边子戏。每字每句都有舞蹈身段配合，另外筋斗、旋子、劈叉、下腰、小翻、飞脚、抢背以及鹞子翻身、乌龙绞柱等等表演程式，也几乎是应有尽有。曲牌方面更是<端正好>、<滚绣球>、<白鹤子>、<叨叨令>、<耍孩儿>、<倘秀才>等等，一应俱全。唱念的节奏感与动作的舞蹈性和目的性，又都十分强烈，十分鲜明，每一举手投足和移步换形，都无一不是围绕着塑造惠明这个人物性格，雕镂惠明这个秉性特色而设的。尤其唱念间杂运用，做舞严密配合，处处都得在曲调节奏之内，确实是一出不好学更不好唱的“刁戏”，邵师当初整整教了我七个多月，才敢让我初试锋芒。而我自打演出后，又一直是专门的笛师鼓师配套，才能演得严丝合缝。民国初年，我在正定府宝山合搭班时，那里有两位打鼓的师傅，一位叫裴荣庆，另一位叫黄荣达，他们都是醇亲王府恩荣班出科的老把式，舞台经验很丰富，但对这出戏也不敢问津，水牌点出《惠明下书》之后，二位鼓师都作难了，相互推让了半天谁也不敢应这出戏，最后还是请多面手徐廷璧出来代替司鼓，才勉强把《下书》对付下来的。

继《下书》之后，邵师又把《钟馗嫁妹》、《醉打山门》、《激良》、《花荡》、《三闯》、《功宴》等花脸戏教给了我，还把他赖以看家数十年的“三州一现”剧目也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我，传授时细针密线，不厌其详，以凿璞寻玉、磨砺求光的精神，调理我的一招一式和一腔一调，以求字字精确，招招规范，后来，终于收到了能使他比较满意的艺术效果，也使我成为这一带各戏班中优于侪辈的青年演员。现在想起来，邵师这种耳提面命的拳拳之心和授业育人的谆谆之情，是我终生终世也不能忘怀的。尤其令人感佩的是，我明知自己并不具备千里马之才，而邵师却要殚心竭力、辛勤培植，除自己倾囊相教外，还特意亲自请来著名笛师高森林，给我传授了《桃花扇》中的史可法（老生），《琼林宴》中的包拯（袍带花）等唱功戏，这样便使我的戏路更宽广了（这些戏邵师自己也能教，只是因年岁大了，有的腔调走不准，故而特请高师代传），以后又支持并鼓励我广师博求，向化起凤、张子久等名师求教，加上我自己也还能勤学苦练，所以二十多岁时便把当时昆弋戏班大净应会的剧目，都基本蓄之于胸、掌握于手了。

清末民初，昆弋戏班大净经常唱的剧目少不了“七红、八黑、三僧、四白”。比如《单刀会•训子》中的关羽；《昊天塔•激良》中的孟良；《九莲灯•神示》中的火判；《安天会•大战》中的李靖；《西游记•火焰山》中的牛魔王；《风云会•送京》中的赵匡胤；《南柯梦•瑶台》中的红蚂蚁，这叫“七红”，因七个剧中主要人物脸谱都是以红色为主勾画的。再如《天下乐•嫁妹》中的钟馗；《千金记•别姬》中的项羽；《西川图•负荆》中的张飞；《琼林宴•阴审》中的包拯；《宵光剑•功宴》中的铁勒奴；《升平宝筏•十宰》中的尉迟恭；《昭代箫韶•撞幽州》中的杨七郎；《洞庭湖•水战》中的牛皋，这叫“八黑”，因剧中八个主要人物都是以黑色为主勾脸的。还有《虎囊弹•山门》中的鲁智深；《西厢记•下书》中的惠明;《昊天塔•会兄》中的杨延德；《棋盘会•突围》中的齐宣王；《水浒记•刘唐》中的刘唐；《清忠谱•书闹》中的颜佩韦；《铁冠图•刺虎》中的一只虎，这叫“三僧、四白”（前三人为僧面，后四人为白脸）。一般来讲，昆弋大净拿下这“红、黑、僧、白”四色剧目，就算是走遍天下也难不住了。后来，我们河西村庆长班的班主正是看中我会这么多的戏，技术比较全面，才千方百计的要约我去他那里搭班，并答应给我以台柱子的工薪待遇的。

六，去庆长搭班

前面说过，庆长是高阳县一带很有名气的老戏班子。这个班里的演员，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我是起小就常泡在那里的，所以人都很熟，从场面到演员，从班主到管衣箱的，以至跑外的、检场的等，几乎都认识，有不少人还是我的长辈，因此在这里住班人事关系融洽，相互能有个照应，我心里很高兴。可是万没想到，我来此不到一年工夫，这个历史悠久，声誉显赫的老戏班子，竟在一刹那间宣告解散了。几十号艺人顿时绕树无依，不得不各奔东西去自谋生活。解散的原因，是因为光绪皇帝去世。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我随庆长在京南祁州（今安国县）演出时，最后一天的夜戏，唱完后已经鸡叫头遍了。下个台口是蠡县，距祁州有百十里地。大伙卸完装打好箱，连夜点起马灯坐上大车往新台口赶路，天亮到了蠡县，又紧着卸箱装台，忙完事已经日上三竿，按规定这时该开锣起戏了。所以，全体演员谁也没顾上吃饭睡觉，就赶紧洗脸扮戏。头一出约定俗成是吉庆戏《文昌点魁》，这是一出亮行头，亮人位的戏，除文昌帝君勾金脸、穿绿蟒、戴文昌盔，下着红彩裤和黑朝方外，还有四个魁星，四个判儿，四个包头的。文昌帝君由生扮，四个魁星净末外丑分扮，判儿归杂扮，包头的都是由青衣花旦扮。这场戏能把全班最好的行头都亮出来，更能使各行演员都露一下面，让观众领略一下戏班的风貌。再说戏又热闹，花哨，很能吸引人，所以每到一个台口，帽儿戏往往都拿着一出。我在《点魁》中饰大判儿，刚勒完眉勾上脸，还没顾上戴盔头，我们的班主便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后台。他双目失神，面色如土，进后台一屁股坐到衣箱上，像瘫了一样，半晌无语。他原本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从没这样过，于是大伙儿赶快围上去问出了什么事，他顿了一下，然后喟然长叹一声，说道：“都别忙活了，戏不能唱了。”我们莫名其妙地望着他，急着想知道事情原委，还没发问，他就摆了摆手，然后用低沉而又气忿的声调说：“光绪皇帝驾崩，上面出了告示，从今儿起办国丧，一年内普天下不许动响器。咱们这些吃开口饭的，算是倒上血霉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顿时惊呆，哑然无语，半晌不知所措。说心里话，我们倒不是为这个光绪皇帝去世而震惊，更重要的还是一年内不许动响器，全班七八十口人该到哪里去寻找饭碗。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最后的结果无非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烙饼卷蚂蚱—夹（家）吃去吧”。就这样，我们郁郁不欢地每人领了一吊钱的盘缠，当天下午便各背行囊，自寻生路去了。庆长—这个有近五十年历史的老戏班子，以前每遇一个皇帝“驾崩”就得散伙一次，如今又一次暂时宣告解散了。

我和几个同乡搭帮，由蠡县回老家河西村，路经高阳县城时，见城里各商号门口的字号牌子下，原来坠的那些引人注目的红绿绸条，如今都换成了蓝色的。县城姑娘们往日最爱系红羊毛辫绳，如今也都改成黑色和白色的了。清代男人们虽然都留长辫子，但前额处要剃个月亮门儿。以示与妇女们发型有所区别。如今，个个蓬头垢发，前脑门儿也长满了发丝，而且一年内不许剃发，就连小学堂上下课都不能摇铃铛。倒真有点“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气氛。

经过几天行程后我们回到河西村，一看，往日靠应红白喜事吃饭的一帮吹鼓手，这会儿都改行作起小买卖来，唱木板大鼓的民间盲艺人，也改行当了算命先生。剃头匠改成了修鞋匠。“业余昆腔子弟会”当然更得偃旗息鼓，不敢从事活动了。侯宝林不是有个相声段子叫《改行》吗？说的是光绪皇帝去世那年，北京城里戏曲演员被迫改行的故事。虽然有些是艺术夸张，但基本符合生活真实，那年头就是这样的。不过宝林年岁比我小，他没赶上亲历目睹。我算是亲眼看过这种场面，那是十六岁的时候。

庆长班的演员，大都是直隶农村人。不许唱戏就回家种地呗，浩浩大千世界，岂能断人生路。同伴们你东他西都分散了。我这个刚露头角的青年演员，尽管是学会了不少的戏，但毕竟舞台实践时间很短。如今，未等振鳞奋翼就要改事务农，心里自然很不好受，而且时间要长达一年之久。这一年该怎么过呢！经反复思考后我决定：别说是一年，就是三年五年，我也不能放弃练功，不能“空令岁月易蹉跎”以防前功尽弃。于是回家后一如既往，每天依旧三更天起炕，摸黑到村外杏树林子里去翻筋斗、拧旋子。晚上睡觉前也要在房前屋后没人处，练上一阵提筋涮腰，窜毛走边什么的。虽然干了一天的农活，累得筋疲力竭，我也从不轻易荒功。这样锲而不舍坚持了一年，总算是功夫没丢，似乎该多少有些长进。特别是筋斗功，由于须臾未断，必然有所提高，这为我以后继续搭班应戏，储备了资本和充实了条件。而野地里练出的功夫到台上去用，又必然会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所以一年后我重返舞台时，就因为功夫没丢，特别是筋斗功有所长进，被两个戏班看中，为着要邀我去搭班而动武抢人，为此伤了三条人命，被附近各县的群众一时传作新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