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2022年4月28日，由「政治学评介」主办的政评学堂第九期讲座“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信息素养与舆论态度”，在线上成功举办，活动共有近千名老师及同学在线观看，获得了众多学友的一致好评。本次活动邀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马得勇教授担任主讲人，来自清华大学的胡悦副教授担任点评人，来自社科院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张薇担任主持人。

政评学堂曾邀请过许多政治学青年学者开展学术讲座，引发热烈反响，为广大学生与知名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和互动搭建了沟通桥梁。政评学堂由“政治学评介”团队主办，政治学评介是一个由众多海内外高校硕博自发组建的学术公益组织，分享众多青年政治学学者的前沿研究，在众多新媒体平台获得广泛关注。

由于时间、技术等限制条件，部分学友未能第一时间参与讲座。为飨读者，我们将本次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供大家学习参考。本文已经主讲人和点评人独家授权后发布。

讲座主要内容

主持人张薇首先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马老师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同时介绍清华大学胡悦副教授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并简述活动主办方政治学评介和政评学堂的主要内容及活动宗旨。

一、主讲环节

讲座伊始，马老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本次“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信息素养与舆论态度”讲座的内容提要。首先，对当前后真相时代中国网民的政治信息素养的现状做简要评估和介绍。其次，从政治信息素养的角度解答了我们如何理解信息素养，以及如何对信息素养进行研究和测量的问题。再次，针对后真相时代的信息素养和舆论态度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一个可以纳于其中的解释框架。最后，探讨在后真相时代普通网民“坚持信念”抑或“保持友谊”的两难抉择。

就第一个问题，马得勇教授指出“后真相时代”这一状态的四个鲜明特点。一是信息的民主化，即在后真相时代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大量涌现，导致互联网出现局部的信息茧房与数据失真情况。二是普通的信息消费者往往会基于自身的价值情感立场而拒绝接受有悖于自身信念的事实，易于陷入“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的逻辑混乱情况。三是网络上的舆论极化现象明显增多，不同观点和立场的群体之间易于出现互不妥协和极端对立的状况，如部分网民陷入盲目的权威崇拜或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四是网络暴力开始盛行，针对不同发声群体的极端辱骂与网暴现象开始频频引人注目。

随即，马老师开始简要解释了“后真相时代”这一术语。第一种解释从“真相”入手，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真相”进行了逻辑与事实上的区分。即自然科学的真相是显而易见的，而社会科学的真相往往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因此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这就导致了后真相时代“真相难寻”但“真相仍在”的局面。第二种解释是从后现代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角度去界定后真相。因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批判性思维、解构现实与历史事实的主张对理解后真相时代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角度可能不太契合解释中国的后真相时代的现象。第三种解释是从媒介体制和媒介媒体的作用出发，认为后真相时代的种种现象与主流媒体的诱导甚至歪曲有相应联系。总之，后真相时代一方面给普通网民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另一方面却也使许多不具备政治素养的民众进入公共场域，进而降低了公共讨论的质量。因此现有的一些“舆论质量下降”的感受并不是人们的信息素养变低了，而是低素养的人学会了使用社交媒体。

就第二个问题，马得勇教授具体讲述了信息素养与舆论态度的关系问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马老师指出媒介与信息素养的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信息的认知能力，即运用逻辑推理能力或者理性认知去认识、接触认知评判各种信息和表达舆论态度的一种能力。第二层是在评价、测量政治信息的过程中测量政治知识的素养的能力，包括拥有一个基础性的政治知识与认知能力。第三层包括个体依据逻辑推理和政治知识素养对各种随时出现的议题作出符合自身价值信念和偏好的逻辑一致的评判能力，包含基础认知能力与一般的推理的逻辑能力。

此外，基础政治知识包括媒介信息素养的能力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教育与积累，因此在评判中国普通民众的信息素养时需要设置两个指标体系。在指标A与指标B中，通过“获取真实信息的前提条件”与“实际信息渠道来源”的指标交叉、“媒体坚持的价值原则”与“实际媒体政策偏好”的指标交叉，易得出两种情况。一是民众在信息认知过程中保持一致原则，理想原则和现实选择是一致的。二是民众的信息认知逻辑处于混乱状态。研究发现，在指标A中认知混乱的占比达到30%，认知一致的接近60%。在指标B中，认知一致的仅占17%。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网民的整体信息素养仍处于较低的状态。随后马老师通过援引中美贸易战、政府疫情处理态度、禁止方方言论等公共性事件更加深入的介绍了民众信息素养、信息认知与观点极化等现象。

就第三个问题，马教授提出了信息认知模式——信息素养、信息供给、舆论态度的解释框架，指出从受众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群体的“共享现实”、认知保守倾向、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民众的信息认知模式。人类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处于一种笛卡尔式或斯宾诺莎式的心智系统，笛卡尔模式主张人类对信息的处理遵循先接收理解并评估是否相信的加工过程，理解和评估信息是两个先连接再分立的两个过程。而斯宾诺莎模式主张人类对信息的处理遵循的是“接收、理解即意味着相信，再通过慎思来评估是否拒绝相信”的架构。前者更符合科学的理性思维模式，后者更符合人类的实际思维模式。在当下社会，人们更多地遵循斯宾诺莎式的信息认知模型，只有少数人在接收时会质疑与反思信息的真实性。

就第四个问题，马得勇教授指出，后真相时代的普通国人并不具备后现代的理性和价值观，而是以前现代的思维认知现代社会的信息并做出判断。因此，有必要克服感性与本能，遵从理性与逻辑，不断提高信息素养而强化笛卡尔式的思维模式。民众在公共议题上讨论时需要做出以下三种判断：

一是是否存在认知水平大体相同的讨论对象？不要与无知者争辩。

二要确定在讨论主题上是否存在平等讨论的环境。

三要判断讨论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说服对方还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二、点评环节

胡悦副教授首先感谢了政治学评介平台的邀请，高度评价了马得勇教授的精彩发言。随后，胡悦教授简单梳理了马得勇教授此次分享的基本脉络，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与贡献：

1.在理论上层次上的贡献。马老师创造性地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研究传播学领域中的数字素养，并指出这种素养问题在现实的生活中如何影响人们的偏好以及政治行为与政治决定。这一极具创新性的研究展示出了文献与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在这个相互勾连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形成一种体系化的认识。

2.在实践操作上的贡献。信息素养指标的两个模型较精准的分析与反映了我国当下后真相时代的网民实践行为，这种一致性和不同性在不同维度上面的比较理论的架构，为信息素养理论或者操作框架提供了可行性实践。

3.在研究机制上的贡献。遵循这一解释框架，人们可以分析研究诸如“动机性推理——选民决策”、“选举研究”的诸多政治问题，并对当下后真相时代网民的信息选择与决定给予较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三、互动环节

问题一：在马老师这个信息素养框架中，除了智力等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可以去影响人们选择混乱或统一的认知模式？以及在将价值因素加入人们获取信息方式的时候，这种价值是不是也是信息建构的？信息在什么时候能够建构价值？什么时候又无法改变价值？

答：以文理科的现代教育为例，民众的基础逻辑能力需要后天的培养，但是仅靠单纯的逻辑推理能力依然难以有效分析当下社会的诸多现象。因为公共领域的信息素养需要民众对政治、社会运行原理、价值因素等具有一定的基础性理解，需要民众对基础知识、逻辑能力、价值等因素进行有效结合。而价值因素也并非全是由信息建构的，因为信息包含体系化的知识与即时的信息两个层面。在体系化的教育与专业学习中，信息包含着价值观因素，而即时的信息与基础价值观的互动却较为平缓，因为人的价值观与价值因素是潜移默化形成的，认知保守倾向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

问题二：如何看待在舆论事件中网民的信息选择偏好，以及这种偏好有何影响？

答：就目前而言，多渠道的、多元的信息源更有利于人们去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判断一方面是符合正确价值观的判断，另一方面是更接近于真相或事实的判断。

问题三：如何看待最近频频出现的一些污名化中国抗疫政策的舆情？

答：目前我国的抗疫政策是一种风险最小的科学防疫政策。疫情防控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唯一的模式，我们需要在不断试错过程中，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综合考虑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等诸多因素来找到一种兼顾科学理论与人民生活的防疫模式。

四、总结

主持人张薇指出本次学术论坛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并再次肯定马得勇教授带来的思想盛宴和胡悦副教授的精彩点评。同时，主持人对本次活动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鼓励大家多关注政治学评介公众号。

本文转自政治学评介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