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没啥跨年总结于是写点别的

上午有点事情去了趟望江，办完事就一直在校内溜达。

体育场旁边杏坛路拐角处，不知道是校医院的什么建筑，飘出阵阵煎中药的味道。

我对这味道太熟悉了。至少有五六年，我生活在笼罩着中药味的小院子里。

先是我大伯，再是我祖父，再是我父亲。对我来说，这味道就是我的亲人。

没喝过中药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这世界上怎会有如此难喝的东西。我只记得小学防治手足口病的时候喝过一次，记忆中的味道至今依旧浓烈。那绝不仅是一种平常的苦，伴随着一种剧烈的催吐感，可能稍不留神就会把今天的晚餐昨日的早餐呕个干净。

但有两年，我的父亲每天都要喝。还要榨生的土豆汁作药引子。当然不能加任何调料，糖盐都不行，就是生生的，马铃薯的块茎。我从来没敢尝试过，但是跟据父亲的描述，似乎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去尝试。

晚上的时候和文韬兄讨论什么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于是我的思绪恍然又回到了那个飘着中药味的小院。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始终觉得，我父亲的故事，就是一个男人逐渐成熟的故事。

父亲曾经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那时候老家封建观念重，祖父祖母对父亲的疼爱远甚于大伯和姑姑。家里虽然不太富裕，但也算衣食无忧，于是父亲的童年与学生时代都相对轻松愉快，并且顺利上了大专，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

但那个时候的父亲当然还称不上是我父亲。成立家庭以后，父亲和母亲都不在故乡工作。对于他们来说，那时候没有一个可以具体称得上家的地方。他们当然买不起镇上的房子，挤在乡大院办公楼的阁楼上。我奶奶为了照顾我，四口人挤在这冬冷夏闷的居处。通了电，但没有水——那时候的水泵还供不上三楼的水。于是从一楼提水成了日常工作。我父亲一人能提三桶，母亲只能双手提一桶，祖母也偶尔提两桶（我的祖母真的很强很强）。那个时候，更痛苦的是回老家过年（老传统，至今如此）。父母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其实回家并不远，五十多公里，老家又在高速下道口，四十多分钟一脚油门的事情。但那个时候父母回一趟家，当然是先把祖母送上客车，然后我和母亲躲在三轮车的车斗里面，盖上三层棉被。父亲则反穿一件军大衣，带好耳朵帽，全副武装。他用厚实的肩膀为我们娘俩抵住腊月的寒风。那个时候的父亲是年轻的父亲。

后来大伯走了。我不是学建筑的，但多少知道为了撑住一个家，承重墙有多重要。对于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来说，失去长子意味着什么，毋须多言。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才真正向过去的童年与学生时代的种种幸福与天真告别，接替过大伯所承受的一切，背起整个家继续前行。当时曾祖父曾祖母年事已高，祖父体弱，离不开祖母的照顾，而大伯留下了小学还没毕业的堂哥堂姐。于是我父亲和母亲商量，把堂哥和堂姐接到我们家。于是我从此有了一个亲哥哥和亲姐姐，而父亲此次从一个孩子的父亲，变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当然此中我母亲的理解与包容或许更值得称赞）。

后来父亲病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恐惧与讨厌医院如我父亲这般的了：大伯从住院到离世，父亲与母亲寸步不离；曾祖母从住院到离世，父亲与母亲寸步不离；曾祖父从住院到离世，父亲与母亲寸步不离；外祖母住院，父亲与母亲寸步不离；祖父住院，父亲与母亲寸步不离。然后父亲病了，他却连医院的台阶都迈不上去。在医院熬了两个月后，他终于逃跑似的回家了。自那起，父亲或许完成了他的第三次自我突破，成为了现在我所熟知的父亲。

所谓天道有常，福祸无常。我还记得权教授大一的时候执着于批判中药是彻底的欺骗，是彻头彻尾的安慰剂麻痹剂。就我而言，这其实是一件无需讨论的事情。大伯的不治之症，祖父的年老体衰，中药是他们所能拥抱的最后稻草。而父亲也迷茫了，妥协了。他当然知道他还不能垮掉，但他更清晰地知道如果继续在医院住下去，他的意志会先被击败，而身体终究会一天天垮下去。我母亲有一天在夜里哭着跟我说，要是父亲真的有什么意外，她真的不知道整个家该怎么办。好在，或许是靠着一种强大的意志力，父亲在简单的调养下逐渐恢复了，重新回到为基层奉献大半生的工作岗位，重新回到做三个孩子的父亲的岗位，重新回到做家里顶梁柱的岗位。

或许我不能，不该，不配评价我的父亲。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普通人，却发自内心地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年少的时候，我曾经崇拜他的思考为何如此周到，他的细致令人的佩服到五体投地。他既讲战略，又讲战术；既能聪明地解决问题，又能处理好各种人和人的关系。后来我也渐渐体会到，必然是时间，将这个男人磨了一刀，两刀，千刀，万刀，雕刻成现在的模样。

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在全家人的溺爱中长大的。父亲总是想让他儿子健康快乐地活着。“太累了，你不应该”。父亲如是说。可我始终也在尽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路。于是在路上，我时时想起他对我最常说的两句话：“做个好人”，以及，“注意身体”。

嗯还是不要发给他了就偷偷这么写一写吧，新年快乐。

202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