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节团拜会席间，周对沈笑道：“你可把我害苦了！”

听完这话，沈满头大汗，羞愧不已，心里开始暗暗打鼓。

原来，曾与徐远举、周养浩并称为“三剑客”的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多次策划和参与了组织的特务活动，也曾跟踪和企图追捕周，为主持我党情报工作的周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不过周随后的话却让沈放下了心理包袱，在之后的时间里积极地贡献力量，为人民做事。

年轻时的沈

沈出身于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受到爱国救亡运动热潮高涨的影响，年轻的他也想闯荡出一番事业。

于是在学校参与了爱国学生运动，因此事件被开除之后，他孤身一人前往上海这个风云翻涌的大都市，寻求被赏识的机会。

初到上海，沈便找到了身为戴领导下复兴社骨干成员的姐夫余乐醒，在其推荐下加入了以从事特务活动为主的复兴社。

在复兴社活动期间，沈第一次见到了后来的特务头子戴，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很快便成为了忘年之交。

当时戴手下也正愁无人可用，年轻聪明的沈以自己出众的能力，很快便博得了戴的青睐。

在戴的支持和栽培下，沈很快就学会了各种特务技能，突出的能力和醒目的工作成绩也让他一路青云直上，官途顺达，很快便成为了戴的心腹，组织年轻的骨干。

让沈无法下杀手的人

被称为“三剑客”之一的沈，参与过诸多监视、刺杀活动，身为戴一手提拔起来的得力干将，沈拥有了羡煞旁人的权力、资源和地位。

但十分难得地是，即使混迹在心狠手辣之徒众多的组织之中，沈依旧能够恪守自身的一套行为准则，坚决不碰烟酒和女人，保持着最后一丝善良和道德的底线。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戴曾向沈下令，命他刺杀当时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知名爱国作家鲁迅。

沈带人蹲守多日，跟踪观察鲁迅的行踪和日常起居。期间虽然做好了杀害鲁迅的准备，但再三犹豫之后，沈最终没能狠下杀心。

安排手下持续监视跟踪鲁迅之后，沈前往戴处请罪。他向戴解释道：鲁迅对社会影响太大，杀害他恐激起民怨，带来其他变数。

况且在监视期间并未发现鲁迅有何可疑行为。

戴考虑再三，终于还是有所顾忌，对沈刺杀任务失败的过失也就没有深究。

沈后来在与周的谈话中才得知，当年对于周的跟踪行动，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全部知情，并对之做出了详尽的应对计划。

看沈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周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为他列举了几次组织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跟踪行动。

周还坦率地告诉沈，但凡当时沈有所行动，结果只会是被严密的天罗地网一举拿下。

听罢周的话，沈这才幡然醒悟，更加羞愧难当。

被贬云南，沈参与起义

虽然沈是组织的特务骨干，但是对于抗日战争还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

虽然他手上沾满鲜血，但是面对日本军队惨无人道的侵略，还是胸怀着抗日爱国的血性。

1946年，一直作为沈荫庇的戴因飞机失事身亡，毛成为了组织的新任负责人，组织也从此改组为保密局。

而身为戴亲信且年轻有为的沈，则被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百般刁难之下，沈只好离开南京，前往云南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初到云南，沈居住的地方与爱国将领杨杰比邻，两人逐渐交好，来往密切。

不久之后，沈接到毛命令，要求他秘密杀害杨杰，越快越好。

就在沈与家中密谋如何杀害杨杰之际，计划败露，沈的母亲得知了他们要杀害杨杰的计划，将沈怒斥一顿，警醒他当官先做人，切莫误杀好人。

随后，沈只能一边搪塞着毛，一边暗中帮助杨杰脱身。

毛对杨杰的事件非常不满，于是又将徐远举、周养浩等亲信派往云南，企图加强对云南的控制。

而此时，云南将领卢汉则在暗中联系我党有关人员，准备进行起义活动。负责监视卢汉的沈自然发现了这一动向，只是暂未向毛汇报。

为了监督沈的行动，毛要求沈对于在云南期间的工作进行一日一汇报。

不仅如此，还因为放心不下亲自前往云南昆明监督工作，使得沈十分不满，再加上多年来的打压和责难，沈也对毛暗下杀心。

不久之后，蒋为加强对手下诸将领的控制，防止叛变，以照顾家人为借口，将他们的家人软禁并送往台湾。其中也包括沈的母亲与妻儿。这一举动也让沈更加寒了心。

1949年12月，卢汉通电起义。在起义前夜，卢汉以开会的名义将沈等人扣留在住所劝降。

而此时的沈，假意投诚，发表了支持起义的通电，要求组织驻云南全部内外勤人员，以及一切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人员，全部支持卢汉起义。实际上则是与部下里应外合，暗中准备反击。

但是该计划实施失败，沈等人被卢汉软禁，后由卢汉交给党和政府进行关押。

十年改造，真心投诚

作为战犯被关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自此开始了十年的改造生涯。

起初，他内心忐忑不安，他深知自己犯下的罪恶深重，也知道组织向来对于敌方高级将领是采用如何下作的手段来进行讯问和折磨的。

他的未来前途未卜，也因无端地揣测而对人民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

随着观察的深入，他逐渐发现了我党干部的言行举动和蒋领导下的干部的巨大差别，也在与监狱管理人员的学习和交谈中，获得了一些启发与明示，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观点、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

后来沈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在狱中的见闻。

说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狱负责管理的人员在发现杜身患多种疾病后，立即将他送医治疗，甚至不惜花费代价使用进口药物为杜医治。

沈一直牢牢地记得杜痊愈出院之后对他说：“党和政府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亲眼见证了杜的经历，沈也深刻地意识到，能让这样一位高级将领说出“再生父母”这样的话，监狱管理人员的真心感化和教育付出并不是装装样子。

特别是沈转移到重庆之后，政府安排他们这些战俘去参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气象。

眼前人民安居乐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样子深深震撼了沈。因为他深知，这是他梦想的样子，这也是旧中国，是蒋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景象。

在这段时间里，沈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积极承认自己的错误，揭发检举了一些尚在隐藏中的组织特务名单，并且供出了一大批不为人知的组织活动内幕。

另外，他还认真地参与到劳动改造中去，学会了理发的技术，成为了在押战俘中表现最好的一个。

揭露罪恶，警醒后人

1960年，距离沈成为战俘已经十一年，在国家特赦的第二批战俘名单里，沈的名字赫然在列。

为让沈他们这些战俘获得特赦后，在劳动中继续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改造，党和政府决定安排沈在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工作，并帮他寻找和联系上了漂泊在香港的家人。

面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安排，沈喜出望外，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憧憬。

同年2月，周按例在西花厅宴请特赦人员。

见到沈，周亲切地同他谈话。

沈再次见到周，首先便是向周请罪，坦白了自己曾经跟踪、监视过周的活动。

可是令沈没想到的是，周大度一笑，对他说道：“你们的活动我都清楚，不过只是我的小跟班罢了。”

事实上，在组织特务的跟踪和监视下，我党的有关同志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周也能够机智地利用看电影的机会轻松地同他们见面、交谈和传递文件。并未影响到实际的工作进展。

听罢周的话，沈着实敬佩周的沉静气度和机敏智慧，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就算是戴本人，也难以讨得好处。

同时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和后悔。

周深知沈在监狱中发生的思想和行为转变，于是握住沈的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备受感动的同时也很坦率地说：“总理，我很愧疚，很想在余生为人民做些事情，只是我这样子，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出力啊。”

周爽朗地笑起来，拍拍他对他说道：“我知道你向来有写日记的习惯，不如就通过它来为人民做贡献吧。”

见沈不解，周明示道：

“你在组织干了这么多年，在戴身边也跟了这么久，听到的、看到的一定很多。只要你发挥特长，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更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我们的后代就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才更能清楚当前成果的来之不易。”

那个时候，定居香港的朋友曾数次邀请沈前往香港居住，无一例外都被沈拒绝。

他始终牢记周的叮嘱，用自己的笔，将自己亲身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原原本本地真实记录下来。

1963年春节招待会上，沈时隔三年，再次见到了周。

令他没想到的是，周向他走来，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严肃地说道：“沈啊，你可把我‘害苦’了！”

不明所以的沈赶忙说：“总理！我可不敢害你啊！”

周哈哈大笑起来，道出缘由。原来是沈写戴的书太过精彩，导致周拿起来就放不下，只能在工作结束之后，一晚上没睡觉，非要看完才行。也因此被邓大姐狠狠唠叨了几句，对他提出了严肃地批评。

听完总理的话，沈深受鼓舞，他没想到自己的作品竟会受到周如此地夸奖。

周感慨道：“戴的情况我过去也是知道一些的，重庆期间，我还和他做过邻居呢。可是啊，我知道的是核桃壳，你知道的是核桃仁，你写出来的东西，我看了之后可是想通了不少之前想不通的问题啊。对戴的了解也是更深了。”

离开之前，周再三叮嘱沈，写作时一定要真实，不能有任何顾虑，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并激励沈继续保持写作，争取出版更多的作品。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沈先后写作出版了《战犯改造所见闻》、《我这三十年》、《魔窟生涯》、《组织内幕》等书。

原原本本地揭露了组织特务的累累罪行，客观准确地还原了在管理所中得到的感化和教育，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偏见和妖魔化言论。

当然，想找沈写书的不止一个人，曾有记者访问沈时得知，曾有海外的人拿钱，让沈写一些“小文章”，并将他在动荡期间受到的伤害，归到个人身上。

沈当机立断的拒绝了对方，他已经在新中国的领导下，重新拾起了少年时期的初心，他知道是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有衣穿，有饭吃。

后来沈在回忆录中写道：“周对我的教导，是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宛若一盏指路灯引导我走完这三十年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