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晚期为何集中出现大钱？

       清晚期由于纸币（大清宝钞）的交易额度占比上升，商人交易更喜欢带轻便的纸币，因为缺少成文的钱钞法令，所以清政府的钱钞制度搞的币制十分混乱，4月初已经发行了纸币，为什么紧接着于4月底又匆忙铸造大钱呢？这只能说明当时财政拮据、军情急迫的程度。大钱的铸造虽然显得很仓促，实际上它也有一个从提议到实施的过程。

       最初提议铸造大钱的是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他们在咸丰即位之初就奏请变通钱法，铸造大钱。虽然没有获得批准，但是从咸丰二年（1852）开始，咸丰通宝就已由一钱二分减重为一钱，后来又减重为八分，实际上这已经是变相的大钱了。第二年年初又有人奏请铸造当十大钱，咸丰皇帝这次要户部议奏，就是研究后拿出意见。户部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可以“试行当十大钱，每文以六钱为率”，并称“当五十一种或可与当十大钱一并试行”——甚至在当十大钱之外，还建议铸造当五十的大钱。咸丰皇帝很快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于4月底陆续开始铸造当十、当五十的大钱，重量分别是六钱和一两八钱。这和此前每文重一钱二分的惯例相比，每铸当十大钱1枚，用铜量只相当于10枚制钱的一半，当五十的大钱则只有原来用铜量的十分之三。

       讲到咸丰大钱，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惠亲王绵愉。就像王茂荫在纸币发行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绵愉在铸造大钱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的性质不同，王茂荫起的是正面的积极作用，而绵愉所起的却是负面的消极作用。因为正是在他建议并带头捐铜设立铸钱局的情况下，才铸造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等极端面值的咸丰大钱，将广铸大钱之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不归路。

       绵愉提议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标准，当五百、当百大钱的重量依次递减。咸丰同意并在奏折上加了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从此开始，不仅中央户部的宝泉局、工部的宝源局鼓铸大钱，各省也都奉命设置铸钱机构，仿造户部成式铸造大钱。福建、陕西、云南、热河、甘肃、河南、湖南、湖北等省率先行动起来，原先已经停铸的宝河、宝蓟、宝济、宝台、宝巩、叶尔羌又重新开炉，并新设置了宝德、喀什噶尔、库车等局，共有二十九个铸钱局铸造了咸丰大钱。

       面值当千、当五百的大钱，法定价值可以兑换制钱一千文和五百文。但是，它们实际上的金属比价只分别合制钱三十八文和三十文，如果减去工本费，则分别被政府强制增值了八百八十六文和四百一十文。清政府显然是把铸造大钱当成了填补财政亏空的工具。因此，各地纷纷开炉鼓铸，除了铜钱甚至还加铸了铁钱和铅钱。

       清初铸钱本来沿袭明朝的制度，名称上只有“通宝”一种。但是咸丰年间因为赶铸大钱，又恢复了“重宝”“元宝”的称呼。基本上是当五十以下称“重宝”，当百以上称“元宝”。但是，因为各地都铸，并且都要图利，所以咸丰大钱的名称、面值、尺寸、重量、材质、钱文五花八门，各有不同。后来随着币值的下跌，重量变动更是频繁，大小错出、轻重倒置是普遍现象。材质方面，除了黄铜、红铜，另有铁钱、铅钱；钱文方面，除了纪值，福建省铸造的大钱上面还有纪重；仅就面值而言，从一文到当千可以分为十六个档次；另有铁质大钱六种，铅质大钱四种。

       所有这些都给私铸者提供了便利。

       清政府为了维持大钱，虽然规定了搭放搭收的办法，但是仍然不能阻止当十大钱贬值的厄运。到了咸丰九年，每枚当十大钱只能兑换制钱二文左右。铁钱因为遭到民间的强烈抵制，跌价后已不敷成本，户部于咸丰九年七月奏准停铸。铅钱在市面上使用的时间极为短暂，有的说仅在北京一地使用，并且在咸丰五年以后就不见流通的记载了。

       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财政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同时铸造大钱也已无利可图。于是，清政府又想恢复制钱的流通。但是，这时北京城内已经没有制钱了。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继续铸造当十大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宣布永远停铸当十大钱。至此，咸丰大钱的余波才算结束，但是距离清朝的灭亡也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