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

（一）人文主义是一种理论体系，该主义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类的人性尊严。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并发展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或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而作为历史概念的人文主义则指在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主要被用来描述14到16世纪间较中世纪比较先进的思想，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为许多不同的人称自己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义观念互相之间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学派中都有人文主义的派别，甚至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今天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流式。那时的人文主义当然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非常不一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而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则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

（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时期科学被看作思想的根本。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古希腊先哲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他们的思想主张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灭亡之后封建神学统治西方近千年，个人意识惨遭压制，人成了上帝的羔羊，人文主义思想几近湮灭。文艺复兴中的思想巨人以自己的作品抨击封建教会的虚伪和腐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追求自由和幸福，解放人们的思想。宗教改革中“因信称义”的先定论否定教皇的绝对权威，是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启蒙运动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宗教迷信、封建制度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强调人的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度。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道德问题的答案。在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中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人们将这种人文主义也称为“世俗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又分为很多支流，例如无神主义、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以后所产生的种种学说流派。世俗主义的基础信念是无神，因此研究道德、学问不论是人伦、教育、科学等都是从无神的观点出发。

（三）这股思潮在十八世纪末就盛行于南欧一带，尤以法国为甚，对于当代的文 学、艺术、戏剧、教育等都带来极大的冲击。世俗主义者中也有自称信有神的自然神论者，不过他们眼中的上帝是创造后便撤手不顾，不管这个世界，所以他们的理论和无神论者如出一辙。世俗主义的思想可说与基督教全面对立，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相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的自由须对上帝和对他人负责。世俗主义者不信上帝，不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他们鼓吹“自由、快乐、不受约束”。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大力倡导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抱着“人是可以得到完善的”这一希望。人是世界的最高理想，因此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不过是用来实现这个理想的工具而已。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与此相反的是人文主义集中聚焦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它确认为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凭借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学研究。但是这说明这一点：像其他任何信仰（包括我们遵循的价值观，还有甚至我们的全部知识）一样都是“人”的思想并从“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

（四）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以及观察自己来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这些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从而打开改善自己和人类命运的可能性。为了要解放这些能力，使男男女女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力，有两件事是必需的：一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具体任务或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唤醒对人类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或者说培养青年男女的人性意识。有的人生来就具有这种意识，他们的潜力就自然得到发挥，但是大多数人需要唤醒他们这种意识。因此人文主义者不仅对教育寄予核心地位的重视，而且他们也在总体上主张打下全面教育的基础，目的在全面发展个性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二是个人自由，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用理性这一武器祛除由世俗的和宗教的习俗、过时的法律、权威主义的制度所加的限制和禁忌，驱散教会和整个天启宗教的机器所利用的恐惧和迷信。他们想用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和世俗化国家来代替，这个法律制度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的基础上，这个国家则由代议制来治理，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创业时尽可能少地予以干涉和立法。到底少到什么程度是十九世纪早期和二十世纪各有不同的看法的问题，这说明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文主义传统，把它看成是一场持续的辩论的重要性。

（五）如果可以指望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在它的某个发展阶段赞同自由放任政策，也能指望这个传统在后来某个阶段反对这种政策，而且用提倡社会改革、限制经济权力、为不能自谋生计的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等手段来扩大自由，作为国家干预的辩解。在国家干预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致产生反效果的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仍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特点，这远远不是弱点，相反这种能够适应社会和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死死守住僵硬不变的正统思想相比时倒是一个优点。人文主义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马克斯韦伯关于思想、环境、利益的相互渗透的概念是最接近于总结人文主义关于思想的看法的，即它们既不是完全独立的，也不是自发派生的。从十四世纪彼特拉克大声疾呼反对经院哲学开始人文主义就表现出它不信任哲学体系（神学体系、形而上学体系、唯物主义体系）中关于抽象思想的缜密推敲，它重视理性不是因为理性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为了理性在具体人生经验中所遇到的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应用。为了同样的原因，人文主义偏向于历史的解释方法，而不是哲学分析的解释方法，或者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是两者的结合，把普遍的人生经验同这些经验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联系起来。

（六）它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和象征性强加于人（像天主教的或者卡尔文派的、伊斯兰教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或象征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向真理的路不止一条，不论是古希腊的还是中国的、罗马的、法国的、印度的文明，它们所形成的道路都需要认真对待，需要作出努力根据它们自身的条件来了解它们。即使当我们不能接受它们作为我们自己的文明时，或者由于它们不容异见的偏狭性而使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这样做。人文主义当初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时就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要想深入和恢复遥远的希腊和罗马的古人世界。四个世纪以后歌德重复这个经验，从中得出灵感，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古代希腊思想、文学和艺术的活力远远没有耗绝，这可以从俄底浦斯神话对弗洛伊德和斯特拉文斯基仍旧有着魅力看出来。可能感到遗憾是古典文明已不再是许许多多受过教育的人所熟悉或所能接触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其他国家人民的语言、历史、的艺术和信仰，把自己投入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中去，不论他们是古代希腊人，还是中国人、西班牙人，或者美洲印第安人，或者投入到各国的早期社会中去，这样的努力不应该让它消失。这种移情的艺术在狄尔泰中叫做理解，对人文主义教育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打破那种除了自己这一时代和文化以外对其他时代和文化都一无所知的愚昧性方面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语言和谈话，通过文学、戏剧、演讲、歌曲进行交往的力量，是人文主义传统中核心的东西。

（七）幽默方面从希腊的瓶瓮画家到查利卓别林，这是最有特点的交往形式之一，是只有人才掌握的笑自己和笑别人的能力，也是除了看到人生所处的困境的悲剧外同时也看到它的喜剧一面的能力。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用于文学和戏剧以外也适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逾越不同语言的障碍进行交往的力量。十七世纪维柯曾经指出：“象征和神话表达—个社会的信念和价值观，这可以从有关诞生、婚姻、死亡的普遍经验的风俗和习惯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一个社会的有关财产和家庭的法律和制度中看出。这里又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泉源，人文学的研究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途径，人文主义传统也可由此汲取营养。”另外人文主义也可以是一种理念。人文主义讨论中有一个最古老的题目在古人中间已经很熟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又重新恢复讨论，那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在逆境的时候（比如在—党专政之下生活）很少有机会可以进行公开活动，那么当然会认为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寻找一个避难所和静止点是人文主义传统的自然表现，这是蒙田在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中的态度，又是生活在独裁专政下许多异见分子经历中一再重复的行为（不论这种独裁专政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但是人文主义者的意见还是偏向于积极活跃的生活，争取掌握命运，在邪恶面前进行抵抗，而不是听天由命。

（八）政教分离指的是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统治权力的分割，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此外国家力量不援助、助长、压迫各宗教团体。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学的一项原则，源于欧洲摆脱宗教控制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并成为欧美政治学说主流观点。在世界上不少国家仍然有宗教背景浓厚的政党，不论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兰教。宗教势力仍对政府有影响力，不少政治人物与宗教团体有一定程度上的关系，宗教团体仍有力影响政府。这种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社会的世俗化”的原因主要是世俗主义的广泛传播，例如盖洛普国际千年调查表明只有六分之一的欧洲人按时去礼拜，不到一半的人认为“上帝”“非常重要”，大约40%的人相信存在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绝大多数人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同时数据表明“去基督教化”的秋千在欧洲已经慢慢的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很多英国教会重新建立，在欧洲大陆新教也开始有更多的经费，这些都表明欧洲世俗化开始减弱。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北美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三块大陆中宗教的影响比欧洲高得多，美国宣称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过很多国家认为美国的很多社会风俗反映出它的保守和英国特色（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特色）。总的来说=相对于欧洲国家时美国倾向于基督教保守派，这是因为初期基督教主要是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建立和发展的。

（九）在美国中宗教与政治制度虽然具有密切关系，但宗教作为公民私人信仰事务不能侵入国家所代表的政治领域和公共事务领域，不能与政治权力形成竞争或结盟关系，只能在自身范围内依法开展活动，只有在这个领域内才有宗教自由可言。而对国家而言宗教问题不属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国家不应当去干涉公民的私人信仰事务，而应该在各宗教和教派间保持中立。美国通过宪法来规范政教关系，其宪法第六条规定：“在美国中宗教测试不得作为任何公职或公众信誉的资格证明。”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南美洲历史上以天主教为主，可最近80多年里很多国外基督教传教士使它经历一次深刻的福音派和圣灵降临派的影响。例如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天主教国家和信仰福音派的国家，一些世界性的基督教集会在巴西举行，巴西也是南美洲较早的政教分离国家。澳大利亚经历英国式教会的复兴以及福音派的发展壮大，澳大利亚教会的根基是英国式的，其教会的发展并不受此限制，有很多宗教节目甚至通过卫星向世界传播。政教分离制度虽已成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历史和宗教传统的原因，即使在制度起源地的西方国家也并无普遍模式，况且这一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现代社会的趋势是向追求客观真实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宗教与政治势力不互相干涉，政治决定不受宗教势力所影响，也使科学与之彻底分离，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而且为了确保科学教育体系不受宗教影响，绝大多数国家对宗教会采取无神论或中立态度。政教分离对保障宗教自由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确保不同的宗教可以有自由空间。

卡尔十世

（一）卡尔十世·古斯塔夫（1622年11月8日-1660年2月13日）是1654年至1660年间的瑞典国王，他是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的约翰和瑞典的卡塔琳娜公主的儿子，卡尔九世的外孙。1622年卡尔·古斯塔夫生于尼雪平，当时他父母为逃避三十年战争战火而回到瑞典。他的第二母语是德语，深受德意志传统文化影响，对德意志地区形势也深感兴趣。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死后他一家迁至王宫，他和表妹克里斯蒂娜女王一同在宫廷长大，因此受到极佳教育。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几个月，1638年至1640年到法国游历，后来他参与1642年布莱登菲尔德会战和1645年扬科夫战役，跟伦纳特·托尔斯藤森学习兵法。1645年回到瑞典后他经常进出宫廷，致力博取女王欢心，可是由于女王抗拒婚姻，二人始终没有结婚。为了对表哥作出补偿，克里斯蒂娜女王于1648年任命卡尔·古斯塔夫为瑞典军驻德意志大元帅。同年10月他还未建立军功，三十年战争就随着《威斯特法伦和约》的签订而终结，但他获任命为纽伦堡会议的全权大使，很快便从中学习到外交技巧。和会期间女王不顾以阿克塞尔·奥克森谢纳为首的枢密院反对于1649年立卡尔·古斯塔夫为继承人，克里斯蒂娜女王于1654年6月5日退位，卡尔·古斯塔夫继承瑞典王位。卡尔十世继位之初首要工作是协调国内不和把国家的军队收编到自己麾下，他与海德维希·埃莱奥诺拉结成政治联姻，以巩固与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对抗丹麦的联盟。1655年3月国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提出当前最紧急的两个问题——战争以及收复不受控制的国王领土。

（二）国王说服议员称对波兰用兵是必须而且是有益的，但动兵所须开支问题则延至下次国会会议才讨论。1655年7月10日卡尔十世率军离开瑞典，攻打波兰，当时他掌有5万名士兵、50艘军舰，这场战争后来扩大为第二次北方战争（1655年－1660年）。7月1日瑞典已经占领波兰属利沃尼亚的迪纳堡，波兰军队沿着诺泰茨河布防。波兹南和卡利什两个领地在7月25日投靠瑞典，受瑞典国王保护。此后瑞典军没有遭遇抵抗就进入华沙，占领整个大波兰，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出逃至西里西亚。卡尔十世随即往克拉科夫推进，包围两个月后拿下该城。1655年11月18日瑞典军围攻琴斯托霍瓦的修道院，但波兰守军顽抗70日，瑞典军遭受重大损伤，只得撤退。波兰军的成功激发起波兰人的勇气，他们发表民族和宗教言论：把卡尔十世称为无谋之辈，把他的士兵称为野蛮人；他没有召开波兰国会来取得合法性，又提出要把波兰分裂；虽然他假装友好，但这些行为却使波兰国内萌生民族情绪。1656年初约翰二世·卡齐米日国王返回波兰重组军队，卡尔十世无法达成征服普鲁士的重要战略，感到威胁的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也要与瑞典为敌。他在1月17日威迫勃兰登堡成为他的同盟和附庸，但波兰人的反抗使他不得不深入南方。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他遭到游击队追击，到达雅罗斯瓦夫时他原有的1.5万名士兵已丧失三分之二，战况不容乐观。同时俄罗斯在利沃尼亚挑起战争，把瑞典第二大城市里加包围。

（三）卡尔十世从雅罗斯瓦夫成功撤退至华沙是他的杰出军事成就之一，然而1656年6月21日波兰军队收复华沙，卡尔只好以金钱向勃兰登堡求援。7月28至30日共1.8万人的瑞典和勃兰登堡联军在华沙战役中击败扬·卡齐米日的4万大军，重占波兰首都，但卡尔并没有从这场交战得到预期利益。虽然后来勃兰登堡选侯要求瑞典国王跟波兰谈判，但波兰人拒绝条约，战争再度爆发。卡尔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1月20日签订《拉比奥条约》，承认弗里德里希·威廉世代拥有东普鲁士的主权。拉比奥条约是北方战争（1655—1660）期间瑞典与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之间的条约，1656年11月20日双方在普鲁士公国的拉比奥（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波列斯克）缔约。依约瑞典承认勃兰登堡在其东普鲁士领土（即普鲁士公国）上享有主权，双方联合对波兰作战，该约使勃兰登堡的势力大为加强。《拉比奥条约》改变卡尔的波罗的海战略，勃兰登堡也已经成为重要盟友。他在波兰陷入苦战时丹麦趁机向他宣战，卡尔仿效托尔斯滕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南方攻打丹麦。1657年6月底他从布伦堡以南的波美拉尼亚进攻，7月18日抵达丹麦边境荷尔斯泰因，丹麦军队溃散，瑞典得到不来梅公国。他在秋季初往日德兰推进，在当地建立稳固的阵地。8月中至10月中瑞典陆军在海湾被弗里德雷克索德的城堡阻挡，舰队也被丹麦舰队驱逐，只好放弃攻打岛屿。

（四）早在7月丹麦和波兰-立陶宛缔结进攻和防卫同盟，不久连勃兰登堡也加入反瑞典同盟，威胁卡尔要接受奥利弗·克伦威尔、马扎然和Coenraad van Beuningen的调解，瑞典拒绝谈判。10月23日瑞典拿下弗里德雷克索德后卡尔马上以运输军舰把军队调动到菲英岛，但瑞典很快便发现更便利的方案，12月中气温开始急降，几星期后流水湍急的小贝尔特海峡的海水全部结冰。1658年1月28日卡尔十世抵达日德兰半岛南部的哈泽斯莱乌，军中的气象学家推测冰层在几日内就会厚得足以让整支军队在上面通过，29日晚是最寒冷的一夜。30日早上卡尔下令渡海，骑兵在冰层较薄处下马，小心牵着马匹走，经过薄冰后骑回马匹，向着岸上奔驰。瑞典军队很快便击败沿海岸驻守的丹麦军队，只损失两连骑兵就控制整个菲英岛。渡过小贝尔特海峡后卡尔十世决意要横渡大贝尔特海峡，拿下哥本哈根。但军中工程师埃里克·达尔贝里提议放弃从尼堡往科索尔的直接路线，反而应该从斯文德堡出发，取道朗格兰岛、洛兰岛、法尔斯特岛，国王采纳这个危险建议。2月5日晚上大军出发，下午3时就不损一兵一卒到达洛兰岛的格里姆斯蒂德。2月8日瑞典军到达法尔斯特岛，11日踏上西兰岛。丹麦政府大惊，急忙求和，在2月18日和26日分别跟瑞典签订《塔斯特卢普条约》和《罗斯基勒条约》，割让斯科讷、布莱金厄、哈兰、博恩霍尔姆、特伦德拉格和布胡斯。

（五）罗斯基勒条约是1658年2月26日丹麦同瑞典于丹麦城市罗斯基勒签订的和约，丹麦于1655年-1661年的北方战争中失败，被迫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省份和挪威的一部分割让于瑞典。条约细节包括：丹麦割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的斯科讷省，布莱金厄省，哈兰省和巴哈斯省给瑞典；丹麦割让挪威的特德雷格省给瑞典；丹麦解散一切反瑞典同盟；丹麦保证禁止同瑞典敌对的战舰通过其水域进入波罗的海；丹麦恢复荷尔斯泰因爵领地；丹麦向瑞典支付占领军军费；丹麦向瑞典提供兵员，参加瑞典国王卡尔发动的战争。然而卡尔背约，7月7日再度攻打丹麦。7月17日他再度率兵登上西兰岛，围困哥本哈根。但弗雷德里克三世领导守军顽抗，荷兰也派出舰队增援，10月29日厄勒海峡之战中击败瑞典舰队，解了丹麦首都之困。奥地利、波兰和勃兰登堡趁机占领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占领区，进迫日德兰半岛。1659年瑞典占领的丹麦岛屿由荷兰舰队解放，荷兰之所以参战是因为他们需要波罗的海贸易，不能坐视厄勒海峡落入瑞典手中。这次失败使瑞典于1660年《哥本哈根条约》中把博恩霍尔姆归还丹麦，把特伦德拉格归还挪威。卡尔十世答应跟丹麦谈判，但为了向丹麦施压，他同时向挪威发动进攻。这时为了向贫困的国民再次支取财政援助，他必须在1659年12月返回瑞典哥德堡会见国会成员，非贵族阶级反对再度向他们榨取金钱，但卡尔说服他们。召开会议后卡尔十世·古斯塔夫患上流感，后来演变成肺炎，他于1660年2月13日凌晨死于哥德堡，终年37岁。

卡尔十一世

（一）卡尔十一世（1655年12月4日－1697年4月15日）是瑞典王国普法尔茨王朝国王（1660年2月13日－1697年4月15日在位），1655年12月4日卡尔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中，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和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的海德维希·埃莱奥诺拉唯一的儿子。1660年2月13日在卡尔未满5岁时卡尔十世病逝于哥德堡，同日卡尔即位，称卡尔十一世。幼年卡尔的教养重任由其父任命的摄政负责，而此时期卡尔的母亲埃莱奥诺拉则成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但她从来没有干预政事。卡尔终其一生挚爱着他的母亲，据描写埃莱奥诺拉拥有很强的支配能力，特别是当卡尔童稚之时。当第一次主持政府会议时小卡尔还未成年，他总是小声的将问题讲给母亲听，然后由她以响亮而清晰的声音询问大臣。卡尔成年后热衷于运动、军事操练与猎熊，而在政策上他却显得非常无知，几乎像个文盲。根据当代的许多资料显示卡尔被认为因为教育贫乏，而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主导或影响外交事务。卡尔是如此的依赖他的顾问与专业人士，主要因为他除了德语之外不会其它外国语言，而无法与外交使节有所互动，更甚者是他对瑞典国界之外的事一无所知。然而那些最接近他的人们对他仍有很大期望，卡尔被认为非常老实、正直，而且敬畏神灵。如果说他疏忽书本知识的学习，那也是因为卡尔把自己奉献给运动和锻炼活动，勇敢的猎熊行动就是其勇气的表现。

（二）在卡尔统治早期的英国监护人主导的政府下困境的出现使他迅速成长起来，1672年17岁的卡尔亲政，他宣布要自己掌握政权并不是受到国务委员会的限制。在外交上卡尔与法国缔结同盟，同时在1674年接连对勃兰登堡、丹麦、荷兰宣战，不知疲倦的他试图马上摆脱困难的状况。在瑞典枢密院的内斗与混乱中国王被迫排除他们已进行统治，当时恰好20岁年轻的国王无经验，被认为缺乏统治技术，但他攫取每个有利时机。在Scania的营地中他发动斯科讷战争。虽然瑞典军在1675年进攻勃兰登堡时被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威廉击败于费尔贝林战役，使瑞典军一时受挫。但是在1676年8月17日卡尔十一世和他的指挥官Simon Grundel-Helmfelt在哈尔姆斯塔德打败丹麦的军队，并且在12月4日在隆德附近的Helgonabäck高原上年轻的瑞典国王打败由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五世亲帅的丹麦军，在这一场残忍的战斗后丹麦军彻底被打败。隆德战役是瑞典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役之一，超过半数的士兵阵亡（8357人死亡，其中3000人是瑞典人）。所有瑞典的指挥官都显示出显著的能力，但是从当代的观点来说主要的光荣无庸置疑属于卡尔十一世。这次胜利恢复瑞典人的自信和威信。斯堪尼亚战争是17世纪70年代丹麦与瑞典为争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斯堪尼亚省而进行的战争，斯堪尼亚中世纪时属丹麦，1658年归属瑞典。1675年12月丹麦力图收复该地而向瑞典开战，瑞典军队分别在隆德和朗茨克鲁纳战败丹麦军队。

（三）1679年交战双方签订《隆德和约》，规定斯堪尼亚并入瑞典。费尔贝林之战是瑞典-勃兰登堡战争中的一次战役，瑞典入侵勃兰登堡期间由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大选侯）率领的勃兰登堡军队1.5万人同瑞典国王卡尔十一世指挥的军队于1675年6月28日在费尔贝林遭遇。瑞典军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宿营时受到威廉部队的突然袭击，在激烈交火中伤亡惨重。瑞典军队彻底失败，被迫撤离勃兰登堡。瑞典-勃兰登堡战争是1675—1679年瑞典与勃兰登堡之间的战争，为1672—1679年法荷战争的一部分。1674年12月底瑞典军队从瑞属波美拉尼亚出发侵入勃兰登堡，次年6月在拉特诺和费尔贝林战役中惨败。后勃兰登堡军队占领什切青、吕根岛、施特拉尔松德等地，1679年又取得斯普利特尔之战胜利，进抵里加。因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签订和约后不再支持勃兰登堡，1679年6月法国和瑞典与勃兰登堡签订《圣日耳曼条约》结束战争。在兰斯克鲁纳战役中卡尔十一世的1.2万人包围9000丹麦人，这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1678年9月克里斯蒂安五世的军队退回到西兰岛，1679年法国的路易十四从中调解，卡尔十一世怨恨地说：“难以忍受法国人的保护。”但为了取回被占领的失土，他被迫在最后认可和平条约（《隆德和约》），这虽然损害瑞典的面子与荣誉，但至少让他的帝国实际上完整无缺。

（四）兰斯克鲁纳之战是斯科讷战争期间在兰斯克鲁纳发生的战争，斯科讷战争期间查理十一世率领瑞典军队与克里斯蒂安五世率领的丹麦军队于1676年7月14日在兰斯克鲁纳进行的一次战斗，经激战后瑞典军队得胜，此次战斗是这次战争中丹麦军队在陆上作战接连失利的战役之一。隆德条约是结束斯科讷战争（1675—1679）的条约，1679年9月在法国的调停下丹麦与瑞典在隆德签约，依约斯科讷仍归属瑞典。该条约使瑞典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权益得到巩固，丹麦未能收复斯科讷。即使在战争中瑞典取得伟大的胜利，但由于大量征召农民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使瑞典的经济受到巨大的打击，因此卡尔十一世启动征召兵役系统，每个区域将贡献一个兵员，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因为其他强权的国力提升，卡尔时代的瑞典在强权中地位大大下降，用罗伯特教授的话来说：瑞典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约30年）陶醉在胜利之中，并因获得丰硕的战利品而得意忘形。瑞典沉湎于卡尔十一世时代的从容和平，卡尔制定出适合其国力资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为瑞典准备符合二等强权的国际地位，但仍保有一等强权的尊严。卡尔十一世把他余下的生命全部用在使瑞典恢复君主权力的巨大任务上，王国内的每个职缺都需通过复杂的考核过程，重组国家的金融，并重新调整以至完善。

（五）卡尔的成果丰硕：在王国内打造出绝对专制（仿效法国的路易十四），也扩大王室的财权，并能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海陆军。1680年他胁迫瑞典国会批准收回国王的领土和权力被称为“收回王地”的王权扩大政策，他在下层乡绅的支持下重新占有被划分出去的王家土地和岁入。在相当大的规模内进行“收回王地”政策：之前被分出去的领地中（封给各级贵族）有80%无偿地重归王室，瑞典贵族占有的耕地数量减少一半；禁止建立新的免税产业，取消公爵、男爵领地；对海外领地（波罗的海南岸）实施更加彻底的“收回”方案。卡尔采用以上牺牲大贵族利益的计划，恢复王室的财税收入，又因为对农民征收更高额的税金，使得国家的收入大幅增加。总体来说这些措施并不影响贵族在自己地产内发展庄园，而其最终目标是也大致成功——恢复17世纪初普通农业的财产分配原状。卡尔宣称自己不受国务委员会限制，政权自主。他降低侯爵和贵族们的权力使卡尔十一世的权力无限大，打造出瑞典的绝对君主制，这样登峰造击的王权使他在1693年被国会宣布“君权神授”：国王是上帝的最高使者，拥有统治瑞典王国的绝对权力。

（六）同时卡尔十一世任用众多来自德意志或波罗的海贵族家庭的顾问，推动行政管理的建设。在各个方面广泛的革新，促进金融、商业、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卡尔利用新取得之权势与收入，有效改革陆军的制度与战力，这样的方案俗称“装配制度”。让农民士兵在特定分配的土地上屯垦不但减轻国库负担，更省下供养国内军队的薪资。改革的成功让常备军在1680年代扩大为6.3万，其中三分之一是驻扎在海外的职业军人团队。卡尔也建立一支拥有40艘主力舰的海军（其规模与战力比荷兰海军的66艘要小，但比丹麦海军的29艘要大），让瑞典不但可在波罗的海取得优势，更有余力保护她在大西洋的商业利益。官僚机构也在精简实效的改革中加强纪律和流动性，于是大贵族不再垄断高官，小贵族也获得登堂入室的机会。国家控制力快速强化，斯堪尼亚和利沃尼亚都纳入中央集权的严密控制，稳步地走向瑞典化。官僚机构是指所有大型组织中由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官僚体制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极大的浪费。权力的行使不受有效监督，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被滥用。而这种滥用的结果有时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并不在于谋取私利，而就是简单地表现为浪费。1697年4月5日卡尔十一世在斯德哥尔摩病逝，终年41岁。卡尔十一世于1674年在法荷战争期间与法国结盟，后一度与荷兰缔约反对法国的路易十四，但在大同盟战争期间卡尔使瑞典保持实际上的中立。1697年他作为调停人，促成《里斯维克和约》的签订，结束大同盟战争。

隆德战役

（一）1676年的隆德战役是丹麦和瑞典为争夺北方霸权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亲自统领的1.5万大军被年轻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一世率领的9000人击溃。丹麦军阵亡六千多人，被俘近两千，瑞典军阵亡二千余人。三十年战争中瑞典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瑞典获得在德意志的西波美拉尼亚地区和维斯马城、不来梅-维尔登两个主教区，从而得到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重要港口 。此后瑞典又在1655年-1661年的第二次北方战争中击败丹麦人，并在1658年和1660年强迫丹麦与之签订罗斯基勒条约和哥本哈根和约。到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去世时瑞典已经从丹麦人手中夺走斯坎纳、布莱金厄省、哈兰德、博胡斯兰地区，此时的瑞典犹如一只雄狮般威慑着整个北欧地区。但好景不长，1660年卡尔十世在哥德堡暴毙（死因现在仍然未知），继任王位的卡尔十一世年仅5岁，直到1672年17岁的卡尔十一才真正的独自主政。在这期间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和法国结成联盟，在战后瑞典还必须根据约定每年给法国支出大量的财政补贴，用以在德意志领地组建并维持一只1万人的武装力量，以便于对付当地的武装冲突，直到1675年瑞典都完全的履行着这个约定。但随后这支军队在费尔赫林Fehrbellin战役（柏林西北部）中败于勃兰登军队，而此时1670年登基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认为这是夺回之前失去领地的绝好机会。1676年6月克里斯蒂安五世声东击西，率领1.4万人由挪威进入博胡斯兰。到6月29日丹麦的天主教军队以赫尔辛堡为基地迅速控制斯坎纳的大部分，只有重兵把守的马尔默抵抗住丹麦人的进攻，许多残留在瑞典境内的天主教力量也加入丹麦人的行列。

（二）8月份丹麦军队试图向北推进，但瑞典国王卡尔十一世在斯马兰德省组织一支1.4万人的军队，8月17日在哈尔姆斯塔德Halmstad地区成功的阻击丹麦人的部队，不过丹麦与当地的反瑞典武装仍然在斯科纳省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并且当地的天主教力量不时的在瑞典军队的后方骚扰着瑞典军队的补给线，丹麦人还在继续围困着斯科纳地区唯一的瑞典城市马尔默，卡尔十一世要想把丹麦人赶出斯堪地纳维亚半岛就必须在马尔默被攻陷前赶到斯科纳，并与丹麦人进行一场决战。由于丹麦的海军控制着整个波罗的海（这也是古斯塔夫二世奉行大陆霸权政策的后果）使得卡尔十一世必须依靠仅有的几条稍具通行能力的道路行军，并在沿途中号召遍布瑞典各地的军队前来增援。而1676年的秋天偏赶上当地暴雨成灾，许多道路被冲毁，遍地都是变成沟渠的沼泽。各地的瑞典军队不得不饱受通信不畅和疾病的痛苦，同时查理十一的军队还必须向丹麦人控制区域不断的进行骚扰，以减缓马尔默城被包围的压力。到了11月20日为止丹麦的天主教军队占领卡夫林河以南隆德地区所有的渡口，而瑞典方面仍然有四分之三的军队还在途中，不过卡尔十一世已经等不得了，他将自己手中仅有的不足8000人开到隆德西北部7英里处的卡夫林河北岸驻扎，准备与丹麦军队决一死战。在战前的晚上气温骤降，所有的河流都在一夜间冻结，这一天卡尔十一世决定在这一天发动1676年的最后一战，时间永远的定格于1676年12月4日。丹麦方面有步兵5000人、骑兵6000人、荷兰水手1300人，再加上其他人员后总计1.5万人，另有56门野战炮。

（三）瑞典方面步兵1750人、骑兵4700人、再加上其他人员后总计7500人，另有12门野战炮。由于战前气温突降导致河面冻结，丹麦方面普遍认为瑞典军队会在冬季进行修正。确实当时的瑞典军队由于后勤保障不足饱受疾病和饥饿的痛苦，再加上之前哈尔姆斯塔德等大小战役的影响，战前瑞典就已经损失近半数人马，不过这丝毫没有动摇卡尔十一世决战的信心。早在前一天瑞典著名的军事工程师埃里克·达豪尔伯格伯爵就预测第二天河水会被冻结，12月4日凌晨4点卡尔十一世就来到卡夫林河边查看河水的冻结情况，天亮前瑞典军队开始偷偷的渡河，庆幸的是丹麦方面对此毫无察觉。5点30分他的军队成功的越过卡夫林河，瑞典军队将其侧翼面向丹麦军营，并开始自南向东向伦德的东部的高地进军。很庆幸的是丹麦军队并未采取任何对策，后来据丹麦方面推测当晚大部分丹麦士兵都烂醉如泥（即将进入冬季休战期，自然要好好痛饮一番），而且其前哨部队与主营地距离过远，未能及时侦查到瑞典军队的真实意图。由于瑞典方面骑兵比例较大，所以卡尔十一世要想赢下这场战斗必须最大程度的发挥骑兵的威力，按原计划时瑞典军队应该攻击位于丹麦东南部的营地，但侦查的斥候报告说两地之间的地形并不适合于骑兵攻击（主要是路障、洼地和沟垄交错的农田），而如果用步兵做长途奔袭的话必然会使丹麦军队警觉，并失去奇袭的先机。卡尔十一还是决定冒一次险，用他的骑兵完成一次冲击。不过他也听从参谋的忠告，将部队移动至隆德北部的一块高地，以形成一个战术优势，而这里的地形无疑更能发挥骑兵的优势。不过丹麦人已经觉察到并很快确认瑞典人的意图，丹麦军队迅速打开营门，准备与瑞典军队争夺北部的山丘。

（四）两支军队以几乎平行的路线快速向东行进，到了9时瑞典人最先成功的占据隆德地区北部的一个山丘。此时瑞典军队右翼与丹麦军队左翼都同时完成列阵，不过由于瑞典有地势优势，开始向丹麦军队缓缓推进。为了鼓舞士气，卡尔十一和将军赫尔姆菲尔特亲自率领右翼向丹麦军队推进。这里有个小插曲：在上午的战斗中查理十一的战马“Thotten”被击中，使得查理十一不得不换乘备用马——一匹在1673年由法王路易十四在查理十一加冕时进献的白色种马光辉Brillant，直到1716年这匹战马在隆德被击毙，是一匹至少活了43岁的老战马。太阳刚升起来时真正的战斗打响了，丹麦军队拥有56门各种口径的大炮，而瑞典方面只带来8门六磅炮和4门三磅炮。战斗刚一开始查理率领的瑞典右翼骑兵就完全压制丹麦左翼阵地，负责指挥丹麦左翼的指挥官卡尔·冯·阿伦斯多夫开战不久就身负重伤，10时丹麦的左翼部队开始向卡夫林河撤退，查理十一指挥骑兵追击丹麦军队达8公里之远，大多数丹麦士兵被迫越过冰冻的卡夫林河。但此时冰湖大战时的场景再现了，并未冻实的冰面发生崩裂，许多丹麦人淹死在河中。还有一部分丹麦士兵退至营地中负隅顽抗，混战中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与大部队走失，使得丹麦军队顿时群龙无首。11点30分瑞典的右翼骑兵完全占领丹麦人的营地。不过尽管丹麦的左翼已经崩溃，但丹麦军队的右翼却已经列队完毕并向瑞典军队相对脆弱的左翼稳步推进，并占据优势。

（五）由于缺少右翼骑兵的保护，在经过丹麦人一阵炮轰之后瑞典左翼开始松动。在没有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的指挥和指挥官卡尔·冯·阿伦斯多夫受伤的情况下卡尔的弟弟弗里德里奇·冯·阿伦斯多夫暂时接替指挥丹麦军队，丹麦的右翼军队正面向南方对着瑞典左翼发动着一轮又一轮的强攻，瑞典左翼被迫边打边退，直到被丹麦人包围。局部上瑞典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个局部上丹麦人拥有4500步兵和2100骑兵，瑞典只剩1400步兵和2500骑兵。而此时对于瑞典左翼来说苦等国王的右翼骑兵回来增援是唯一的出路，不过直到日落前他们都一直没能等到国王的骑兵。然而此时丹麦人的右翼攻势减缓，因为他们在集结剩余的兵力，打算在查理十一的骑兵赶到前击溃瑞典左翼阵线。不过显然丹麦人的意愿没能达到，尽管瑞典的左翼损失惨重，但他们还是等到国王的骑兵。查理十一的骑兵直到下午3点（日落时分）才赶回主战场，事实上卡尔十一非常想将剩余丹麦骑兵在逃回兰德斯克前完全击溃（如果那样的话一年后的兰德斯克战役就不复存在了），不过卡尔十一还是听从大家的意见而带着骑兵返回隆德。卡尔十一的骑兵自北返回，但他们必须挑选有利地势与残余的瑞典军队汇合，稍作整编之后卡尔十一决定绕过丹麦主力，从西面突击丹麦军队并与瑞典的左翼步兵汇合，而此时弗里德里奇决定暂缓攻击被包围的瑞典军队，抽调骑兵向西北抵御卡尔十一的骑兵，于是6小时前的情景再现了：两支骑兵再次沿着近乎平行的路线向西争夺有利地形，双方终于开始最后的决战。

（六）战斗中卡尔十一身先士卒，率领着2名将军和3名贴身卫兵率先突破丹麦防线（此举也成为卡尔十一为后人传颂的经典），与中路被包围的瑞典步兵汇合，此举无疑大大鼓舞瑞典士兵的士气。尽管此时丹麦人在人数上仍比瑞典军队多了近千人，但弗里德里奇已经失去主动权，丹麦人被包围在一个钳形战线中。战斗又进行了半小时后丹麦军队开始溃逃，已经杀红眼的卡尔十一下令追击，力图全歼丹麦军队。丹麦将军比罗Bilow率领一部分士兵殿后给瑞典军队造成不小的麻烦，不过很快战斗变成一场屠杀，直到晚上5点瑞典将军赫尔姆菲尔特才下令停止追击。已经精疲力尽的瑞典士兵当晚直接在丹麦人的营地中过夜，此时他们剩下4000余人，而前一天网上在此曾有近4倍与他们的丹麦人再此驻扎。这一天晚上瑞典人俘获近2000人的俘虏，而丹麦人俘获50个瑞典人，第二天瑞典方面统计战场情况，结果发现8993具战死沙场的尸体，如果再加上淹死在卡夫林河中的丹麦人和当天晚上被冻死的丹麦俘虏，那么这场战斗双方损失的士兵就将近万人。尤其是战前拥有1300人的荷兰水手在战后幸存下来的人数仅十余人，而超过40%的士兵战死沙场（丹麦的损失更是达到50%）也使得隆德战役成为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上发生的最血腥战役。此战结束之后丹麦军队被迫退至兰德斯克堡垒，而马尔默之围也自然解除。不过由于此战瑞典军队主力也损失过半，使得他们无力在这一年里将丹麦的天主教实力彻底赶出瑞典国土。同时由于丹麦海军的封锁也使得瑞典在短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直到1677年7月13日的兰德斯克战役中才使得瑞典人彻底将天主教势力赶出瑞典。

卡尔十二世

（一）卡尔十二世（1682年6月17日－1718年11月30日）是瑞典在大北方战争时期的国王，终身未婚。他在位期间因为过度从事的军事远征导致先胜后败，输给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瑞典由北欧霸主衰退为二流国家。虽然伏尔泰赞扬他为军事天才与伟大英雄，但也有相反的评价认为他是疯狂的恶霸与嗜血的好战者。有的学者称其为“18世纪初的小拿破仑”，表示他和拿破仑高度相似，都具有军事天才的能力与征俄失败的命运。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瑞典称霸波罗的海及其沿岸地区，卡尔十二世于1697年（时年15岁）即位时拥有在欧洲北部首屈一指的武装力量：海军战列舰42艘，陆军15万人。而当时与瑞典对抗的北方同盟总共只有军队8.5万人：俄国4万，波兰、萨克森2.5万，丹麦2万（除丹麦外俄波都没有海军）。年轻国王是在拥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展开军事活动的，18岁率军出征，屡获大胜。可在进攻俄国后却一蹶不振，最后丧失北方霸主的地位。作为北方战争一方的统帅，卡尔十二世于1700年5月率军进攻丹麦，8月即打败对手，迫使丹麦退出战争。11月率军8000人回援纳尔瓦要塞，击败俄国3万余人的围攻部队，一举震惊欧洲。1701年开始转战于波兰萨克森境内，屡获胜利。1706年歼灭波萨军队，迫使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放弃波兰王位，转而同瑞典结盟。

（二）1707年秋在西线战事结束后卡尔十二世立即将5万余人集结波兰东部，准备东征俄罗斯。次年1月渡过维斯瓦河，开始向俄罗斯腹地进军。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军力此时已比7年之前强大得多，仍然立即转入战略防御，采取坚壁清野政策，避免不利决战。瑞军进攻受挫，被迫改变直奔莫斯科的计划。卡尔十二世率军南下乌克兰，以寻求哥萨克首领马泽帕的支援而安全过冬。1709年春末卡尔十二世率余军3万余人围攻俄国要塞波尔塔瓦，守军不过4200余人，竟3个多月久攻不下。6月27日彼得大帝率军4.2万人（有火炮72门）实施反攻，卡尔十二世在决战前夕亲自策马侦察，不幸身受重伤，只得坐在担架上进行指挥。决战结果是瑞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卡尔仅率1000余人逃往奥斯曼帝国。他怂恿土耳其苏丹对俄宣战，1711年7月俄罗斯在进攻奥斯曼帝国的作战中失败，以归还亚速、允许卡尔十二世过境回国为条件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停战协定，一蹶不振的卡尔十二世因此得以返回瑞典。卡尔十二世回国后实行改革，企图恢复国力，但彼得大帝没有给他喘息时间，俄军在1713—1714年连续发动对瑞典的陆海进攻，迫使瑞军撤出芬兰。落魄生活并没有丝毫熄灭卡尔十二世的战争狂热，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一点没变，1718年重整军队后的卡尔十二世亲率大军远征挪威。几个月后他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挨了一枚致命的子弹，英勇壮烈阵亡，年仅36岁。

（三）除了作为一个君主外卡尔十二世亦对科学与数学颇感兴趣，但必须对他对外扩张的战争有所作用，他对八进制的发明有所贡献，因为所有立方体均可作为火炮的原材料。乌尔丽卡·埃利诺拉（1688年2月23日－1741年11月24日）是瑞典女王（1718年－1720年）和瑞典王后（1720年- 1741年），她是卡尔十二世的妹妹。1718年卡尔十二世在对挪威的战争中阵亡，乌尔丽卡·埃丽奥诺拉遂继承王位。她在位期间极力否定彼得大帝在瑞典的既得利益，招致俄罗斯贵族的反感，结果引发俄罗斯对瑞典新一轮的作战。此时瑞典正陷入对挪威的作战不能自拔，俄罗斯的打击对瑞典来说是致命的。乌尔丽卡·埃丽奥诺拉女王试图通过外交渠道与瑞典的老对手英国结成同盟，虽然该目的最终达到了，但英瑞两国的同盟舰队最终被俄罗斯舰队击败，瑞典丧失最后的据点。1720年乌尔丽卡·埃丽奥诺拉被推翻，普法尔茨王朝灭亡，由丈夫弗雷德里克一世继任为瑞典国王。而俄罗斯则通过《尼斯塔德条约》得到波罗的海的出口，从此瑞典一蹶不振，从欧洲列强名单上消失。

弗雷德里克一世

（一）弗雷德里克一世（1676年4月17日—1751年5月25日）是瑞典黑森王朝国王，1720年至1751年在位。1730年起继位为黑森-卡塞尔领地伯爵，称弗雷德里克一世。弗雷德里克是黑森-卡塞尔领地伯爵卡尔一世与库尔兰公主玛丽·阿玛丽埃·克特勒的第三子，1676年4月17日出生于卡塞尔。刚出世不久他的长兄就去世了，1677年的的次兄去世，他成为黑森-卡塞尔领地伯爵世子。弗雷德里克幼年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曾游历荷兰、瑞士、意大利、丹麦等国，在父亲1699年出使意大利时他出任摄政。1700年5月31日弗雷德里克与普鲁士的路易莎·多洛泰娅（1680年—1705年）结婚，然而路易莎·多洛泰娅在婚后五年去世，没有子嗣。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弗雷德里克作为上将服役于荷兰军队，他的勇敢使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来。1710年起黑森-卡塞尔与瑞典开始商议弗雷德里克与瑞典公主乌尔莉卡·埃莉诺拉的婚事，乌尔莉卡·埃莉诺拉的哥哥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最终同意二人的婚事，二人于1715年3月24日结婚。弗雷德里克1716年开始跟随内弟卡尔十二世入侵挪威，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1718年围攻弗雷德里克史登时是副官的弗雷德里克开枪射击时失误引发卡尔十二世的死亡，卡尔十二世死后他的外甥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卡尔·弗雷德里克和妻子乌尔莉卡·埃莉诺拉都要求瑞典的王位。1719年乌尔莉卡·埃莉诺拉成为瑞典女王，她想让弗雷德里克成为共治君主，但国会否定她的想法。

（二）弗雷德里克成为瑞典伴王，称“殿下”，还被授予瑞典军队总司令的称号，是瑞典与俄罗斯作战的最高统帅。弗雷德里克在女王妻子的同意下很快赢得对政府的影响力，女王试图通过外交渠道与瑞典的老对手英国结成同盟，虽然该目的最终达到了，但英瑞两国的同盟舰队最终被俄罗斯舰队击败，瑞典丧失最后的据点。1720年乌尔丽卡·埃利诺拉女王让位于伴王黑森的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成为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在卡尔十二世死以后瑞典国会选择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合法继承权，又是外国人，因此转而依赖议会的支持。1720年5月3日弗雷德里克一世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在斯德哥尔摩开始他31年的统治，1721年在尼斯塔德条约上他被迫将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卡累利阿割让给俄罗斯。1723年为了奖励军事发明家斯汶·奥德尔曼提高滑膛枪开火的频率，将奥兰岛的哈尔托尔普的领地赐给他。在弗雷德里克一世统治下瑞典逐渐走上君主立宪制道路，1723年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参加者有教士、贵族、资产者和农民四个等级。议会休会时国务由参政会处理，国王被置之于一旁。在参政会中只是一个首席行政长官，不过拥有两票表决权而已，在那时期他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猎和与情妇的绯闻上。

（三）他是瑞典第一个有正式情妇的国王，他与王后没有子嗣，却与情妇赫德维格·乌尔丽卡·陶泊有二子二女，瑞典失去昔日欧洲的权力地位。1741年瑞典与俄罗斯战端又起，瑞典兵败并于1743年6月28日与俄罗斯签订奥布和约，被迫将基米河以东的所有领土割让给俄国，并立俄罗斯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彼得罗芙娜未婚夫的弟弟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为王储。由于议会制度的实行，议会中的党派斗争日益明显。到18世纪30年代议会中出现政党的雏形，形成“礼帽党”和“便帽党”的两派对立。礼帽党是大贵族的政党，自以为是戴礼帽的优雅人士，而市民阶级则反唇相讥，自称为“便帽党”。最初礼帽党颇为得势，从1739年至1764年一直掌握政权。他们进行一些改革，使瑞典的国际地位有所改善，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使工业、农业都得到较大发展。他们也关心文化科学的发展，效法法国的启蒙思想，推进洛可可式风格，甚至还建造一座中国式的楼馆，便帽党在1765年执政后推崇英国的务实态度和新科学精神。在成为瑞典国王后10年的1730年弗雷德里克父亲卡尔去世，他继位成为黑森-卡塞尔领地伯爵，他很快地指定弟弟威廉为黑森-卡塞尔的摄政。

（四）弗雷德里克一世在黑森-卡塞尔不算是个成功的伯爵，他将更多精力专注在瑞典，通过谈判后与斯德哥尔摩贵族妥协，让他和皇室有一小块属地。瑞典宫廷需要的巨额经费自从18世纪30年代来自黑森-卡塞尔，这意味弗雷德里克是一个富有的领主，如今黑森已很难找到弗雷德里克一世的遗物，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是马尔堡大学体育学院旧大门上他的瑞典王室的花押。弗雷德里克没有子嗣，1743年瑞典国会开会选举王位继承人，丹麦认为丹麦王储也应该有继承权，但是他们失败了。亲俄派选了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卡尔·彼得·乌尔里希，并派一个代表团到俄国通知他，但是代表团发现公爵已被选为俄国皇位的继承人。瑞典只好选卡尔·彼得·乌尔里希的堂叔，也是弗雷德里克一世的连襟的侄子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奥伊汀的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为王储，并通过1743年的奥布和约确立下来。弗雷德里克一世1751年3月25日在斯德哥尔摩的兰格尔堡去世，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继位为瑞典国王，黑森-卡塞尔领地伯爵的爵位由他的摄政弟弟威廉八世继承。礼帽派是瑞典自由时代（1718-1772）的两大政党之一，为区别于保守的便帽派而得名，代表官僚、批发商和贵族利益。主张实施重商主义原则和亲法反俄政策，以恢复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地位。

（五）1739年卡尔·于伦保出任首席政务大臣，正式同法国结盟，并与1741年对俄宣战后战败。后因参加七年战争和国内长期党争及财政困难于1765年被迫下台，1768-1771年再度掌权，但影响不大。便帽派是瑞典自由时代（1718-1772）的两大政党之一，因政策保守被喻为“睡帽”而得名。代表官吏和僧侣阶级利益，并得到部分市民和农民的支持。1738年霍尔恩被迫辞去政务大臣职务，政权落入礼帽派手中，后利用礼帽派的严重失误于1765年再度掌权。1768年因修改宪法失败和经济困难，政权又为礼帽派掌握，1771-1772年又执政。1772年8月19日古斯塔夫三世在贵族支持下发动政变，结束党派统治的自由时代，便帽派也随之解散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1710年5月14日-1771年2月12日）是1751年至1771年间的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的父亲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是石勒益苏格-荷尔斯泰因公爵、吕贝克亲王主教、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国摄政，母亲阿尔贝蒂娜·弗里德里卡是瑞典古斯塔夫·瓦萨的后人，也是卡尔十世妹妹的后人。他父母都有荷尔斯泰因-戈托普血统，他的祖先包括中世纪时北欧三国的国王。1272年至1750年间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是吕贝克亲王主教，并为年幼的侄子卡尔·彼得·乌尔里希（后为俄罗斯彼得三世）摄行荷尔斯泰因-基尔政事。1743年礼帽派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失败，被迫向伊丽莎白一世女皇求和。

（六）由于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无子，伊丽莎白开出的条件之一是瑞典王储人选必须合她心意，礼帽派原本想选出她器重的卡尔·彼得·乌尔里希为王储。但伊丽莎白已确立卡尔为自己的继承人，礼帽派只好改立她表哥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为王储，伊丽莎白女皇接受这个人选，两国签订《奥布和约》。礼帽派对俄战争后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在1743年要求瑞典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为王储，次年他和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二世之妹路易丝·乌尔丽克结婚。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到达瑞典后立即断绝和伊丽莎白的关系，以证明自己不是俄罗斯的棋子。他在1751年继任瑞典国王，然而他的20年统治对瑞典历史是微不足道，因为当时政治权力完全落在议会手中，而议会正饱受派系斗争困扰。他曾两次努力挣脱国会对他的监管，第一次在1755年发生，他在王后路易丝·乌尔丽克的影响下曾想发动政变，试图重夺一部分权力，但这计划胎死腹中。第二次时他得到长子古斯塔夫王储帮助，成功推翻当时由便帽派专权的议会，但他没有从这次胜利得到好处。在礼帽派控制下瑞典又在1756年参与七年战争，加入法国一方，最终败给普鲁士和不列颠一方。1771年2月12日国王进食一顿包括龙虾、鱼子酱、酸菜、烟熏鲑鱼、香槟的大餐，吃了14个他最喜欢的Semla（忏悔星期二的传统甜品）后猝逝。 虽然他无法有效管治国家，也没有其他才能，但他是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父亲、仆人的好主人。他对人友善，不少人为他的死亡而感到悲伤。

古斯塔夫三世

（一）古斯塔夫三世（1746年1月24日－1792年3月29日）是瑞典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朝第二位国王（1771年5月29日－1792年3月29日在位）兼芬兰国王，他是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之子，卡尔十三世之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外甥，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表弟。古斯塔夫生于1746年1月24日，1766年古斯塔夫迎娶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的女儿索菲亚·玛格达莱娜。古斯塔夫王储在1768年首次主动干预政事，下令支配朝廷的便帽派召开特别会议，希望宪法可以赋予君主更大权力。然而曾打胜仗的礼帽派拒绝履行选举前许下会支持古斯塔夫的承诺，古斯塔夫心酸地写道：“我并不为在宪法战役中落败而感到太难过，令我沮丧的是看见我国腐败不堪，国祉陷入混乱。”他热衷于瑞典国家历史，为他身上的血统而自豪：祖母是古斯塔夫·瓦萨和卡尔十世·古斯塔夫的后人，拥有瓦萨王朝的血统。1771年2月4日至3月25日古斯塔夫出访巴黎，当地的诗人和哲学家热情款待他，高贵的妇女也夸赞他的功德，他和很多人终生保持通信。然而这旅程并非观光旅行，而是政治之旅，与当时的盟友法国交好。瑞典宫廷派出密使为他打点一切，而舒瓦瑟尔公爵也和他讨论在瑞典国内发动革命的最佳方法。他返国前法国政府承诺会无条件每年给予瑞典150万锂的大笔资助，而著名外交官韦尔热纳伯爵也从君士坦丁堡改驻斯德哥尔摩。回程途中他在波茨坦探访舅父弗雷德里克二世，弗雷德里克对古斯塔夫坦言称他和俄罗斯、丹麦意见一致，都承诺会保障现行瑞典宪法的健全，并建议古斯塔夫调停纷争、不要动武。他出访巴黎期间父亲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病逝，古斯塔夫返国后在5月29日加冕为王。

（二）回国后他尝试调停敌对的礼帽派和便帽派之间的纷争，1771年6月21日他在国会的致辞激动人心，瑞典国王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在国会以母语发言了。他强调所有党派都须抛开敌意、共同合作，并以“自由人民的第一公民”身份为剑拔弩张的两派调解纠纷。两派曾合组内阁，但这完全是不设实际的，因为两派都认为这种爱国行为无异于自我否认。操控朝政的便帽派试图夺取国王的权力使古斯塔夫三世考虑发动革命，朝政受便帽派支配的瑞典专注俄罗斯副总理尼基卡·伊凡诺维奇·潘宁推动的“北方体制”，似乎逐渐落入俄罗斯的圈套。古斯塔夫三世认为只有政变才能使瑞典保持独立，这时芬兰贵族雅各布·马格努斯·斯普雷特波尔滕遭受便帽派的打压后谒见古斯塔夫三世，提议发动革命。他负责突袭斯韦阿堡要塞，控制芬兰后便会往瑞典本土进军，与国王和忠臣会师于斯德哥尔摩附近，从而迫使国会接受新宪法，撤除对国王的所有限制。参与革命的还有同样遭便帽派打压的约翰·克里斯托法·托尔，他提议在南方的斯科讷发动另一次起义，控制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城堡。经过讨论后他们决定芬兰起义后数天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就公开反抗当时政府，国王的弟弟卡尔公爵调动南方所有城堡的驻军，假装要镇压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叛军。但他抵达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后随即加入起义军的行列，往北向首都进军。与此同时斯普雷特波尔滕东赴芬兰，革命经费完全来自法国银行家尼古拉·博容的借款，由瑞典驻法领事克路茨负责筹集。

（三）1772年8月6日托尔以虚张声势的战术夺得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城堡，斯普雷特波尔滕10天后也成功突袭斯韦阿堡，但逆风使他难以往斯德哥尔摩进军，而同时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根本不须动身。8月16日便帽派首领图尔·卢德贝克到达斯德哥尔摩通报南方发生叛乱的消息，古斯塔夫感到被敌人重重围困：斯普雷特波尔滕于芬兰受天气阻碍，托尔身处500公里外，礼帽派首领不知藏身何地。故此他决定不待芬兰援军，亲自发动决定性的一击。8月18日晚上他召集所有可信任的官员，翌晨在兵工厂旁的大广场会合。19日10时古斯塔夫骑上御马，途中有一些拥护者加入，抵达兵工厂时已有200名官员听他调遣。他带领他们到西北翼的守卫室，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对在场官员说：“若你们决意追随我，就像你们的先祖追随古斯塔夫·瓦萨和古斯塔夫·阿道夫般，我就为你们和祖国的救赎舍生流血！”一名海军军官应声说：“我等皆愿为陛下效忠，不惜舍生流血！”古斯塔夫制订新的效忠誓言，在场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宣告他们不再效忠国会，只听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一人的号令。不久枢密院和首长卢德贝克都被逮捕，过程中没有流血。古斯塔夫随即在城内巡游，到处受热情群众拥戴。卡尔·米加尔·贝尔曼写了一首歌，名为《向古斯塔夫敬酒》。8月20日传令官在街头巡视，宣告国会将翌日在王宫聚集，所有缺席的人都会被视为国家和国王的敌人。国会聚集后不久古斯塔夫驾临，发表瑞典史上著名的演说，斥责国会以往的腐败和放肆对不起国家。

（四）新的宪法宣读后所有议员一致通过，国会随即解散，从此礼帽派和便帽派成为历史，议会的“自由时代”结束，“古斯塔夫时代”开始。古斯塔夫夺取权力后首先以版一部新宪法（1772年宪法）取代自由时代的宪法，从而使国王的最高统治权有了法律保证。面对长期积留下来的众多社会问题时他开始一系列启蒙时代的改革，他首先与顾问们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特权问题和官僚统治问题进行研究，接着任用约翰·利耳延克兰茨解决预算和币制问题。1776年至1777年他制定一项周密的稳定币值的方案并付诸实施，取得很大成效：他取消对谷类贸易的限制，减少了饥荒的威胁；为了革除官僚政治弊端，他审讯失职的官吏。在对外关系上主持外交的首席政务大臣乌耳里克·谢弗地取得法国的支持，同时又对俄国采取缓靖政策。他的外交政策显得克制和谨慎，美国独立后他在1777年成为世界上首个给予美国承认的国家元首，故此古斯塔夫在1778年9月3日斯德哥尔摩召集国会时他对自己6年来的领导高度评价。议会顺从国王，在开会期间没有发问过一条问题。在1778年的国会中古斯塔夫可谓要风得风，然而他在1786年的国会会议遇上的阻力比10年前大得多，他提出的议案不是被直接否决，就是被议员修改得体无完肤，使他宁可自行撤回。这次会议使他逐渐决定完全夺去国会的权力，由他半独裁式地统治。同时他的外交政策更是冒险。他违反自己订立的《1772年宪法》，没有得到国会同意就对俄罗斯发动战争。

（五）这举动触发同年7月的安亚拉阴谋，与俄罗斯勾结的贵族官员试图在芬兰策动独立。古斯塔夫回国后激起民众对贵族官僚的义愤，逮捕反叛的首领，成功化解危机。古斯塔夫怂恿俄罗斯协助他从丹麦手中夺取挪威，遭叶卡捷琳娜二世拒绝后便乘俄罗斯深陷第六次俄土战争的机会，于1788年6月向俄罗斯宣战，开启第七次俄瑞战争。当时俄罗斯的主力正和南方的奥斯曼帝国交战，只拨出少量军力对付瑞典，期间一些贵族官员在芬兰发动叛乱。丹麦为了声援盟友俄罗斯也向瑞典宣战，但这场战争在英国和普鲁士的调解下终结。古斯塔夫最终在1790年7月9日的斯文斯克松德海战击败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取得瑞典海军史上最大的胜利，俄罗斯在这战中失去7000个士兵和三分之一舰队。8月14日瑞典和俄罗斯在韦雷拉签订和约，依约保持战前两国边界线，瑞典每年可免税从芬兰湾和波罗的海港口购买总额为5万卢布的粮食。该约巩固俄国的国际地位，瑞典夺回失地的战争目的未能达到。在战争爆发时叶卡捷琳娜曾说古斯塔夫必须证明自己的悔意，无条件赦免全体叛臣，并同意在国会保证下恪守和平时她才会“饶恕”他这场“恶心的侵略”，但瑞典如今不必这样求和。1791年10月古斯塔夫和叶卡捷琳娜缔结防卫同盟，俄罗斯须每年向瑞典缴付30万卢布的资助，不过此战却引起瑞典的通货膨胀。古斯塔夫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必须满足贵族们的要求，因为他是靠贵族支持才夺回权力，同时古斯塔夫又不能不考虑到非特权阶级的要求因为这些人誓死为自身利益而斗争。

（六）这左右为难的窘境使古斯塔夫时而给贵族以报酬，时而又制定废除特权的政策，后者使他在议会中有了反对派。1789年古斯塔夫利用民众对贵族的厌恶在国会提出《统一与安全法》，获三个非贵族等级支持下通过，君权大幅扩张，贵族大部分特权也被废除，但国会仍拥有集资权。和俄罗斯和解后古斯塔夫筹组反雅各宾派的联盟，他充分认识人民议会能掌握法国大革命的方向和范围，但因资金不足和缺乏外国支持使计划无法顺利进行，而他制定的新宪法使贵族反对派决心采取暴力行动。1792年3月16日午夜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举行一场化装舞会，古斯塔夫三世早就到场，和朋友共进晚餐。晚餐期间他收到一封威胁要杀死他的匿名信，但他不作理会，因为他早就收到无数封同样信件。之后他进入会场参与化装舞会，国王进场后不久就被雅各布·约翰·安卡斯特伦和同谋克拉斯·弗雷德里克·霍恩与阿道夫·里宾包围。国王胸前悬着皇家撒拉弗勋章，勋章上的银色闪烁着，在舞会中很容易就辨别得到。戴着黑色面具的同谋以法语对国王说：“俊美的面具客，可安好！”然后安卡斯特伦俏俏走到国王后，向他的左背发射一枪。古斯塔夫跳到一旁，以法语呼叫：“啊！我受伤了，带我离开这里并抓住他！”国王在保护下安全返回住处，侍卫立即把歌剧院的出口封锁。安卡斯特伦在第二天早上被捕，对弑君一罪供认不讳，但否认有同谋，但霍恩和里宾被捕后也认罪了。

（七）古斯塔夫三世没有被安卡斯特伦杀死，依然活着。但由于伤口发炎（败血症），他仍于3月29日不幸逝世，年仅46岁，他在死后被葬于骑士岛教堂。古斯塔夫在行政和司法领域也采取改革，他亲自处理各方面的政事并委任自己的官员，而非从枢密院中挑选。礼帽派和便帽派当政时贪污风气蔓延全国，古斯塔夫掌权后力图补救腐败政治。他使司法变得宽松，废除17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叛逆罪和巫觋罪审讯中通用的野蛮逼供方法，免除不少罪行的死刑。1774年新闻自由受法令保障，但有一些限制。古斯塔夫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整顿国防加强海军和加速建造舰艇，国防升级至“大国”级别，海军大幅扩军，成为欧洲一大海军。古斯塔夫也推行一些新的经济措施，1775年政府鼓励谷物自由贸易，废除苛刻的出口关税。1776年他开始改革货币，以挽救疲惫的经济，此外救贫法作出一些修订。他尝试把政府垄断酒的销售，剥削贵族的权益。1785年法国为了哥德堡的经商权把加勒比海的圣巴泰勒米岛送给古斯塔夫三世，圣巴泰勒米岛的首府古斯塔维亚就是以古斯塔夫三世命名的。1786年瑞典西印度公司成立，负责瑞典与加勒比地区的贸易，包括奴隶贸易。虽然瑞典于1878年把圣巴泰勒米岛售回给法国，但现时岛徽和岛上很多地名仍然保留瑞典特色。古斯塔夫对文学和美术的所有分支都颇有兴趣，能赏识当时的诗人和艺术家。

（八）1786年他参照法兰西学院的模式成立瑞典学院，并重组最初由他的母亲路易莎·乌尔莉卡创建的瑞典皇家文学院。学院成立之初的目的是保持瑞典语的纯正，现时也负责挑选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古斯塔夫本人所写的历史文章【尤其是致伦纳特·托尔斯滕松（17世纪初瑞典杰出的军事统帅）的悼辞】都充满热情和强烈的风格，同时芬兰奥波大学中成立一个学术团体，由博学多闻的历史学家亨利·加布雷耳·波尔坦主持其事。在亚历山大·罗斯林、皮洛和拉弗伦森三人的领导下绘画艺术盛极一时，雕刻家约翰·托比阿斯·塞尔耶耳又给新古典派注入新的血液，这种新古典派的装饰风格虽然在本质上同以前的洛可可派相似，但却被人称为“古斯塔夫派”。古斯塔夫喜爱戏剧和歌剧，本人也是位剧作家。1773年他创立瑞典皇家歌剧院，开启瑞典歌剧和戏剧的传统。他在剧院中上演自己和职业作家编写的历史剧，把古斯塔夫·瓦萨和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形象搬上舞台，让他们在这种全民性的宣传艺术中扮演近乎当代人物的角色，还从中提拔不少歌手和演员。此外古斯塔夫还成立瑞典皇家剧院（1788年）和皇家芭蕾舞团，1781年古斯塔夫委托Erik Palmstedt建造极尽奢华的格利普霍姆堡剧院，以满足他对剧院的兴趣，这是瑞典最宏伟的巴洛克式剧院。古斯塔夫在1780年加入共济会，并把严规礼仪引入瑞典。同年他任命弟弟卡尔王子（后来的卡尔十三世）为瑞典共济会的大师，卡尔获封为Vicarius Salomonis，古斯塔夫在位时期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有部分宗教自由。

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

（一）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1778年11月1日－1837年2月7日）是瑞典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朝第三位国王（1792年－1809年），也是最后一个统治芬兰的瑞典君主。1778年11月1日古斯塔夫·阿道夫于斯德哥尔摩出生，当时有传言指他其实是一名瑞典贵族的儿子，而非古斯塔夫三世国王与丹麦的索菲·玛格达莱妮之子，这说法没有得到证实。他接受父亲和自由主义学者尼尔斯·冯·罗森斯坦教导，1792年3月29日古斯塔夫三世被刺杀，只有14岁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继位为王，由叔父南曼兰公爵卡尔摄政。1796年卡尔安排年幼的国王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孙女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女大公求亲。然而古斯塔夫四世拒绝娶一个奉行俄罗斯东正教会礼仪的女子为妻，他的悔婚使俄罗斯女皇十分愤怒，两个月后就中风去世。当时没有人怀疑古斯塔夫的宗教狂热可能有问题，相反当古斯塔夫四世成年和卡尔公爵结束摄政时很多人认为瑞典已经没有使他们懊恼的智者，只剩下一个既节俭又虔诚的平庸君主。他驱逐不受民众欢迎的摄政公爵参谋古斯塔夫·阿道夫·罗伊特霍尔姆，为他本人带来一点声誉。1797年他娶了巴登的弗里德里克·多罗特娅·威廉明妮为妻，这场婚姻看似会触发与俄罗斯的战争，但由于俄罗斯皇帝保罗一世和古斯塔夫·阿道夫都痛恨法兰西共和国让两国的关系没有决裂。古斯塔夫四世极度恐惧雅各宾派，使他过分担忧，迟迟不肯加冕，也不愿召开议会。然而瑞典自古斯塔夫三世对俄罗斯征战失利后一直受于混乱，1798和1799年的失败政变更使形状雪上加霜，使他不得不于1800年3月和4月在北雪平召开国会会议，他遭受国会的猛烈反对后自此不再召开会议。

（二）1805年他参与第三次反法同盟，但出师不利，瑞属波美拉尼亚被法军占领。俄罗斯本为瑞典的盟友，但1807年在蒂尔西特与法国议和，只剩下瑞典和葡萄牙与英国并肩作战。1808年2月21日俄罗斯以威迫瑞典服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为名入侵芬兰，只一个月就攻下大部分芬兰。1809年9月17日瑞典宣布战败，签订《弗雷德里克港条约》，把瑞典东部三分之一国土割让给俄罗斯，成立俄罗斯帝国治下的芬兰大公国。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与外交和作战都十分无能加速军官将领把他废黜的阴谋，1809年3月13日以卡尔·约翰·埃德勒克罗茨为首的7个将领闯进王宫，在国王的寓所中把他掳获，一家人关进格里普斯霍尔姆宫。临时政府随即成立，由卡尔公爵主政，而召开的国会郑重认可这场革命。3月29日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为保障儿子的王位而自愿退位。但军队控制的国会宣称古斯塔夫一家人都丧失王位继承权，可能是因为有关古斯塔夫身世的传言。6月5日卡尔公爵接受新的自由宪法后登基为王，是为卡尔十三世，被废黜的古斯塔夫和家人被送往德意志。1812年他和妻子离婚，他流亡时使用一些头衔，如“戈托普伯爵”和“荷尔斯泰因-欧丁公爵”，最后在瑞士圣加仑一间小旅馆安顿下来。他自称“古斯塔夫森上校”，从事写作，著有《古斯塔夫森上校回忆录》。他过着孤独和贫困的生活，并于1837年2月7日因中风死于该地，后来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提议把他的遗体送回瑞典，安葬在骑士岛教堂。卡尔十三世（1748年10月7日－1818年2月5日）是1809年至1818年期间的瑞典国王和1814年和1818年的挪威国王，在挪威称卡尔二世。他是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的次子，瑞典-挪威联合的首任君主。

（三）卡尔王子出生后数天就封为海军上将，1772年支持兄长古斯塔夫三世夺取议会权力，获封为南曼兰公爵。1788年古斯塔夫三世为解决国内纠纷对俄罗斯宣战，卡尔带领海军在霍格兰战役（1788年6月7日）和戈格兰海战（1789年7月26日）中与俄军交战。1792年古斯塔夫三世被刺杀后有传言指他早就对刺杀古斯塔夫的计划知情，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继位后南曼兰公爵卡尔王子摄政，直至新国王成年。古斯塔夫四世对外用兵，但屡战屡败，使芬兰和波美拉尼亚落入敌国之手。1809年古斯塔夫四世被将领软禁，其后宣布退位，议会随即选举卡尔王子为国王，是为卡尔十三世。他和表妹海德维希·伊丽莎白·夏洛特结婚，生有两子，但都早夭。1810年1月卡尔的表弟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立为王储，但4个月后就中风死亡（有传言却指他是被阿克塞尔·冯·费尔森毒杀的，并在他的葬礼上把费尔森元帅打死）。卡尔另立储君之际深感拿破仑对欧洲各国的影响力，于是派出大臣卡尔·奥托·莫尔奈前往法国询问拿破仑的意愿。但莫尔奈独自行事，把王位出卖给法国元帅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贝尔纳多特后来获议会选举为储君，他来到瑞典后获卡尔十三世收为义子，改名“卡尔·约翰”。1812年卡尔·约翰王储逐渐接掌军政大权，卡尔十三世曾期望卡尔·约翰领兵，从俄罗斯手中收复芬兰，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继续攻打丹麦，使丹麦割让挪威，并且打败不愿和瑞典合并的挪威。1814年莫斯条约后挪威议会选出卡尔十三世登上挪威王位，是为挪威国王卡尔二世，创建瑞典-挪威联合。卡尔十三世于1818年2月5日晚上10时14分去世，但他早就在1811年3月17日病重时就把自己和王国交托给“王储”。卡尔·约翰继任瑞典和挪威国王，称卡尔十四世·约翰。卡尔十三世是瑞典共济会会员，奉行瑞典礼仪，并创立卡尔十三世骑士团。

巫毒教

（一）伏都教又译“巫毒教”，由拉丁文Voodoo音译而来。源于非洲西部，是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有些像萨满教。伏都教也是贝宁的国教，有60%的国民信奉。流行于西起加纳东迄尼日利亚的西非诸国，信仰的民族有芳族、约努巴族等，也盛行于海地与加勒比海、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及南美洲。“伏都”在芳语中是灵魂的意思，巫毒教最著名与最恐怖的特色是丧尸，叫还魂尸。如果有人开罪别人，那人会找巫师对付仇人，巫师会让他吃下河豚毒素。他会进入奇怪的假死的状态，成为奴隶，在庄园干苦工。巫毒教也信仰精灵，有降神仪式。巫毒教相信只有一位主神（大主子），诸神是主神化身，要用猪为牲礼。巫毒教也是黑人性运动一组成部分，也是海地文化的根基。“黑人性”（又译作“黑人传统精神”、“黑人精神”）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黑人法语作家桑戈尔、莱昂·达马和文梅·塞浮尔所倡导，旨在恢复黑人价值，唤起非洲殖民地社会民众对于自己文化个性与文化归属的自尊、自信和认同的文化和文学运动。运动中涌现出一批黑人诗人和作家，桑戈尔是其中的佼佼者。黑人性运动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法国黑人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黑人性运动发起人主张团结在黑人身份下拒绝法国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他们认为黑人的非洲遗产是对抗法国政治和智力霸权和统治是最好的工具，这运动也是后来海地总统杜瓦里埃执政的原因。“黑人性”运动以19世纪末期的黒人文化复兴运动为思想基础，黑人文化复兴运动由“非洲民族主义之父”、来自美洲西印度群岛的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所发动。

（二）布莱登反对把非洲人看成是劣等民族和用欧洲文明来教化黑人的殖民主义文化侵略，致力于提高非洲黑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専与自豪感。他第一次提出“非洲个性”的概念，即强调非洲黑人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同一性、价值观，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与世界其他种族是平等的。黑人区别于其他人种的独特性在于非洲是 “世界精神温室”，它的村社制度及村社成员之间的和谐团结，黑人与他们生存的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和依赖情感，黑人社会中万物同一、神人相通的宗教信仰可以纠正陷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泥潭的西方文明的偏差。1921年圭亚那出生的黑人作家勒内·马前（1887-1960）创作取材自身经历的作品《巴社亚拉，真正的黑人小说》，作者指责殖民者对非洲的撩夺，号召为反对黑奴贩子而斗争的小说产生巨大影响。1932年马提尼克大学生埃蒂安·莱罗、于勒莫内罗特和勒内·梅尼勒在巴黎创办 《正当防卫》杂志，杂志创刊号的《宣言》从政治、种族和文化三个方面提出黑人问题，控诉殖民统治者从肉体到精神对黑人的控制和奴役，这些理论和创作都为“黑人性”运动的兴起奠定基础。“黑人性”运动以美国“黑人文艺复兴”为前导，杜波依斯（1868-1963）、克劳德·麦凯（1890-1948）、兰斯顿·休斯（1902-1967）等人研究黑人历史，发堀、整理黒人文化遗产，弘场黑人悠久的文化传统，激发和提高黑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创作一批反映黑人状况和愿望，塑造“新黑人”形象的文艺作品，他们对于黑人法语作家提出“黑人性”的概念具有深刻的影响 。伏都教又译“巫毒教”，是最为人熟悉的非洲信仰。根源于非洲，现已经传播非洲以外地区和西方世界，同样地也发生融合主义的现象。Voodoo 一词来自达荷美共和国的语言 vodu，意指众神。

（三）伏都教起源于西非，创始人是被称为“伏都教女皇”的拉维尤。她是路易斯安那州克里奥尔人土著居民，她的事迹在路易斯安那州富有神秘色彩，总是与超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西非国家贝宁是伏都教诞生的摇篮。在当地的语言中伏都是“神”、“精灵”的意思，作为一种崇神教时伏都教可能是从古老的祖先崇拜和精灵崇拜传统演变而来。伏都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海地是法国殖民地，被贩卖到海地岛的非洲黑奴把一些非洲原始宗教带到那里，主要是是西非的贝宁原始宗教。贝宁是全世界伏都教的原始发源地，过去的常规是掳人为奴，用活人献祭。贝宁每家都有祖灵崇拜的铁祭坛，是他们与祖灵交通的地方，实际上每天家人都可以在祭坛前和他们的祖灵谈话，当地的天主教徒有时会在做弥撒到一半时冲回家祭祖。随着17—19世纪奴隶的买卖，贝宁伏都教也输往其它国家，海地、巴西都深受影响。海地又吸收法国人带来的天主教许多繁杂的宗教仪式，就渐渐形成伏都教，并在海地流传起来。流行于西起加纳东迄尼日利亚的西非诸国，信仰的民族有芳族、约努巴族等，也盛行于海地与加勒比海、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及南美洲。在海地中巫毒信仰为两大官方信仰之一，因为被法国殖民过的关系，另一个官方信仰则是天主教，一个海地人可能会说：“80%的海地人信仰天主教，而100%的海地人追随巫毒信仰。”从非洲到海地再到美国，在这个传播历程当中Voodoo 一词也出现Hoodoo的别名。说是别名，但却不能被划上等号，Hoodoo 一词内涵各处的本土性或差异性。例如在新奥尔良中巫毒信仰的活动是十分个人化和隐私化的，而在海地则有很多公众的活动。另外在内涵上Hoodoo 一词偏重法术成份，如符、咒、护身符和人形偶的使用。

（四）典型的伏都仪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入会仪式，以打鼓为主的巫毒仪式音乐；二是献祭仪式，认为人们可以透过各种生命体而与神圣力量沟通，并且由此可得帮助与神喻。仪式内容及目的：白色的鸽子祭奉给伏都神，以祈求和平并驱逐暴力；无所不能的神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召唤神灵的佑助；信徒们踩着激烈的鼓点狂舞；奉献给奥根（战争与钢铁之神）的祭品；女祭司在圣殿前主持祭献；信徒们在倾入祭品的泥潭中沐浴；众多死神组成的群神代表着死亡、性欲和滑稽，也是病痛者和儿童的保护神。巫毒除了深具民族色彩外现代巫毒的提倡又添上政治意味，非洲人民被西方殖民地国奴役之时或是丑化的活体献际仪式。海地是全球第一个黑人共和国，也是美洲新大陆第二个独立国，1804年1月1日宣布独立。最早是哥伦布发现今日海地国家的所在，而当时哥伦布将它命名为艾斯盆纽拉岛。现今的海地岛为许多人所知，是因为这里有一种诡异的宗教——伏都教。巫毒”原意是“精灵”的意思，它原来是流行于西非加纳等地的一种神秘宗教。16世纪海地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的白人殖民者把大量非洲黑奴贩卖到海地的同时也把流行于非洲的原始宗教带到海地，后来这些非洲黑奴将罗马天主教许多繁杂的宗教仪式与当地土教混合，便形成神秘、诡异、令人恐怖的伏都教。巫毒除了深具民族宗教色彩外现代巫毒的提倡又添上，政治意味，在非洲、拉美人民被西方殖民地国奴役之时巫毐信仰遭到严格禁止，而例如在海地对法国殖民的推翻过程当中巫毒在民族意识的凝聚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除了历史政治的破坏外巫毒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威胁就是西方媒体所塑造出来的极为负面的刻板印象，例如使用诅咒用的小人形、招揽恶灵、恐怖的夜间仪式，或是丑化的活体献祭仪式。

（五）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巫毒术中有许多关于守护、治疗、恋爱等正面的法术，便有了运用精巧的手工发展出的一系列涵以及名称各异的主体巫毒娃娃。巫毒娃娃的传说迷信十分多，而其仪式则广受争议，多数仪式均与报复、伤害、仇恨有关，但也有爱情、成功、幸运、健康、保护、袪邪相关的法术。巫毒人偶的用法在过去是只有少数术师才知悉且受保护的秘密，但近几年来已有许多书籍出版，揭开这些人偶的神秘面纱以及该如何使用它们来行魔法的用途。无论何种材质的人偶（纸、蜡、布、稻草）功效都是相等同的，各种颜色的人偶对相信颜色具有力量的人来说也可以达到不同的功用，例如红色用于爱情；黑色用于仇恨；绿色用于金钱；黄色用于保护或袪除危险及邪恶；粉红带来朋友或获取力量来达成一特殊目的等等（另一种说法是黑色用于诅咒；绿色用于金钱、幸运、赌运；粉红用于爱和性；红色用于成功、魅力、快乐；白色用于健康和治疗；黄色用于袪邪和友谊）人偶通常是象征，是魔法师灌注意志力量在法术里，为其意向带来驱力。当施法者买下人偶时他会将一些与施法对象有关的物品加进人偶中，增加其魔性。例如贴上对方的相片，用对方衣物的布片裹住人偶，或在布制人偶上割缝塞入对方的头发或指甲等等。一般而言施法者要用红绳紧勒缠绕人偶，一边重复喊出咒语，然后用针或钉刺入人偶（的肝脏部位），如此则施法完毕。伏都教最著名与最恐怖的特色是还魂尸（即是丧尸），如果有人开罪别人，那人会找巫师，巫师会让他吃下河豚毒素。他会进入奇怪的假死的状态，成为奴隶，在庄园干苦工。

（六）伏都教也信仰精灵，有降神仪式。伏都教受天主教影响，只有一位主神（大主子）。但是受西非影响（有诸神），诸神是主神化身，要用猪为牲礼。在伏都教的邪恶行为中最令人毛骨慷然的是制造“还魂尸”。所谓“还魂尸”是指一种处于生与死的临界状态之间的活死人，即“会走路的死人”。来到海地的人听到当地土著述说“还魂尸”。据说伏都教有一些秘密组织，在巫师收取主家一定数量的金钱后便施法向指定的某个活人施以毒咒使其死亡，再对其尸体施以还魂术使之复活，将其变成无知觉、无意识而能干活、任由主人随意奴役和支配的“活死人”。人类学家梅特罗在他的专著《海地的伏都教》中这样描写还魂尸：“他全身冰凉，能行动，能吃东西，能听从主人对他的指令。但却没有记忆力，也不知道自己身处的环境。”海地人往往相信伏都教术有起死回生的魔力，术士将死尸的灵魂偷走，然后使死尸复活，变成一具能够活动但没有意志的还魂尸。如果事先采取适当措施，还魂尸便会从此任由主人摆布，惟命是从。过去外国来到海地的人听到当地土著述说“还魂尸”，总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传说或恐吓。但当他们来到海地实地考察时发现不少当地人在埋葬自家的亲属之前，为了害怕和避免他们当还魂尸便常常先把死尸的喉管割断，或是在心脏处钉上大铁钉，这种异常的行为引起不少科学家的震惊和重视。

（七）1930年法国人类学家德鲁基在海地亲眼看到4个奇怪的人在田间干活，他们穿着麻袋片做成的破烂衣服，双手软绵绵地垂在两旁，脸孔和手似乎都没有肉，皮肤则像皱羊皮纸似的附在骨头上，后来他才知道这些是还魂尸。1982年美国《国民询问报》上曾刊登一位名叫纳西斯的海地黑人被变成“还魂尸”的遭遇，据称1962年纳西斯因财产纠纷被哥哥串通巫师所害。1982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韦德·戴维斯及生理系专家们对此进行长期的研究，还花钱买来当地巫师的“还魂药粉”。通过对其进行药理分析之后认为海地的巫师大都利用河豚素或蟾蜍毒素来制成所谓的“还魂药粉”，这些药粉能影响人的心脏或神经系统的功能紊乱，受害人误食或接触这些药粉会出现假死状态。纳西斯先是莫名其妙地病倒，然后又觉得自己全身冰凉，并迷迷偶偶地听到医生宣布自己已死亡，还感到自己被埋进坟墓。后来又被缚住双手带到一个农场，和100多个有着同样命运的人一起干活。终于有一天工头忘了给他服药，他才恢复神智逃离魔窟。直到1980年当他得知哥哥已经去世，才怀着复杂的心情返回故乡。后来海地太子港精神病中心的有关专家对纳西斯进行全面的检查，最后的医检报告是：他确实是被施行过还魂术。海地在每一年都会为了庆祝巫毒节而放假一天，在海地圣水镇举行的年度庆典上数以百计的巫毒教徒聚集在瀑布下沐浴。信徒们全身几乎一丝不挂，手舞足蹈地站在瀑布下净身，相信这可以洗去他们的罪恶，同时带给未来好运和健康，有许多海地人相信如果不参加巫毒教的祭礼便难免被其所害。

（八）伏都相信有一个全能的神和死后生命，不过亦同时认为所有的有情或无情众生皆为神圣，除了BonDie之外还有其它三类的精灵存有Loa、TheTwins和死者。此三类精灵并非纯善或纯恶，但如果人们任待之以善，精灵们就会显之以善。许多信仰巫毒的人相信人主要包含两个部分——ti-bon-angel和gro-bon-angel，前者指善的小天使，后者指善的大天使。有时被各模拟为意识和灵魂，两者皆具有某种程度的死后生命，但善的大天使或灵魂死后才有可能成为Loa精灵。伏都教的发展结合非洲、西印度群岛印地安原始宗教特点，还加上天主教的仪式和圣礼。伏都教教义认为：现存的天下万物都不过是一种表象，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灵魂力量在活动。这个灵魂世界的首领是个名叫力格巴的神，他是人与幽灵的媒介，其他还有蛇神等。巫师和术士则是人与神的媒介。在伏都教的繁杂仪式中拜祭时要向这些神抵祷告，求神帮助。伏都教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午夜祭礼仪式一般都是在丛林深处的庙宇里举行，仪式首先是大祭司祷告、念咒和奠酒，然后在地上画些灵符祭神，最后是进行唱歌、击鼓和跳舞等其他活动。许多海地人相信如果不参加伏都教的祭礼便难免被其所害，这种恐惧心理和周围群体的无形压力使伏都教在海地变得神秘莫测。据说已故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为加强自己的统治就曾利用伏都教迷惑和愚弄百姓，他自称有大祭司的权利，又封他手下那些残忍好杀的秘密警察为“回巫术师”，这种恐怖统治更助长伏都教的猖撅。

（九）伏都教与天主教等正当宗教和一般原始宗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建立于恐惧的信仰，伏都教存在于人类与环境之间、生与死之间、天与地之间，伏都教也有它自己的智能、安详和热情。伏都的中心主题是认为所有生命皆是互相联系，物质亦具有其精灵形式，人们能够在物质和灵性世界之间往返。伏都相信生命的自疗能力，宗教和医学的界限难分，在巫毐的信仰活动之中疗愈的仪式常常占了一半以上。如同许多其它的宗教一样的是除了是宗教本身以外伏都也是一个复杂系统，触角伸及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但做为一种生命或生活的智能时亦被许多新时代份子所珍视，不限于种族、性别、国别、性取向或是宗教信仰。在伏都教圣城贝宁南部港口城市维达中蟒庙中供奉的蟒蛇悠然游走于街巷间觅食，甚至横穿街道大摇大摆溜进天主教堂，当地祭司（即蛇的主人）称强行将这些蛇召回是对神灵的不敬。1月10日是贝宁一年一度的巫毒教节，维达当地民众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欢庆节日，而这一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宗教节日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观看，在这里信仰与传统的融合向世人展示着文化的碰撞交融与远古信仰的现代气息。贝宁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是非洲原始宗教“巫毒教”的摇篮。巫毒教崇拜力格巴神，是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因此巫毒教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做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如今巫毒教也融入现代元素，祭司们能够驾驶跑车出行，在其他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南美、新奥尔良和其他地区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巫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