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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大脑

2023-03-24 20:09 作者:若诗小m  | 我要投稿

深入大脑 The Brain

 

我们在宇宙万物中发现的最复杂的东西是人类的大脑,我们一直在试图理解3磅凝胶状的物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成为了我们,我们的感觉,什么是对我们重要的东西,我们的信念和希望,我们的一切都发生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有一个绝对基本的谜题,什么是现实。

 

 

1. 什么是现实 What is Reality

 

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这个有着丰富纹理的世界只是一种幻觉,是在我们的头脑中构建的,真实的世界没有气味和味道,没有声音,这个世界没有颜色,如果我们能够感知现实的真实存在,我们根本识别不出来它。

大脑接收信息,从中筛选找出模式,用它来打造多感官的鲜艳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感官充斥着视觉,声音和气味,看起来很显然现实就摆在那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出现在这里,我们的感官会让我们体验这一切。

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转折。

幻觉,我们的大脑正在试图理解事物的颜色,而没有考虑到光和阴影,其中重要的不是实物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样子,而是我们的大脑对它的解释。

这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错觉,更是一个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的事实,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关键不在于外面发生的事情,而在于这里发生的事情。

为了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周围世界的信息是如何进入大脑的,感觉好像图像和声音就是自然地通过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流入了大脑,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爬进人类的头骨,当我们踏进头骨之后,我们会发现光,声音,气味都无法直接进入这里,这是一个密封的空间,所以大脑是出于黑暗和沉默中的,它完全是隔离的,我们的大脑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但我们却以某种方式体验到了它,这看起来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比如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但这些不会直接形成声音和景象,而是光子或空气压缩波,这些不断被转换成大脑可以识别的电化学信号,这些信号通过称为神经元的密集脑细胞网络传输,人类的大脑中有1000亿个神经元,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秒,每一个神经元都在向数千个其他神经元发送着数十或数百个电脉冲,而所以这些活动都会形成我们的现实感,所以无论是狗叫,咖啡的味道,还是美丽的日落景色,都是在这里由相同的原料制成的,而这就是现实的原料。

眼睛会向大脑发送信号。

但是大脑是如何把它变成有意义的东西,它是这样做的,从源源不断的输入数据中筛选找出模式,然后它将其组合成现实,这是数百万年进化的产物,非常高效非常强大,它的工作似乎毫不费力,瞬间完成。

视觉,观看的感觉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很容易忽略在后台运行的巨大精密机械,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许多不同的系统需要协同工作,这不仅仅是眼睛的问题。

我们可以感知光线和运动,识别颜色,判断物体的距离,看懂别人脸上的表情,看懂文字,以有意义的方式看到周围的事物。

大脑构建一个视觉现实所必须具备的所有要素,大脑的许多区域都与视觉有关,它们专攻不同的方面,动作(Motion),边缘(Edges),颜色(Colors),人脸识别(Face Recognition),大脑以某种方式把所有这些编织在一起,结合形成我们所感知到的图像。

失明会导致大脑的这些区域被其他任务所取代,比如听觉和触觉,这些领域无法供他们使用。

视力需要一个高强度的训练计划,新成员们每天都在训练,我们称他们为婴儿,当婴儿伸出手去触摸他们面前的东西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学习物体的触觉,他们还在学习如何去看,他们在大脑中建立通路,这些通路将会在他们的一生中得以使用,如果当我们学会互相参照之后,进入我们眼睛的数据才有意义,如果从出生起就无法与这个世界互动,如果不能通过反馈来理解感官信息的含义,理论上永远也看不到。

这种相互参照不会在我们完全长大就停止,它贯穿我们的一生,我们触摸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看东西的方式,味觉受嗅觉的影响,我们的视觉告诉我们如何听,我们的感官彼此依赖,我们的现实是通过比较这些数据流建立起来的,当它们一起共同进化时,我们就能够感知此刻。

这是一个惊人的壮举,但是有一个因素确实增加了复杂性,时机(Timing)。

所有这些感觉数据流,都是由大脑以不同的速度处理的,为了构建我们的现实,它们必须是同步的。

当出现很大的声音时,我们会感觉马上就会做出反应,但其实并不是,在出现声音和做出反应之间有一个间隙,人们可以通过训练使这个间隙尽可能小,但是生理上有极限,大脑处理这些声音,然后向肌肉发出运动的信号,大约需要十分之二秒,这段时间无法再缩短了。

光比声音传播得速度快,但我们的反应需要多花40毫秒的处理时间,因为视觉系统更复杂,它更大,涉及到几乎三分之一的大脑,因此虽然大脑内部的所有电信号都以相同的速度传输,但与视觉相关的电信号则需要经过更为复杂的处理过程,因此需要更多的时间。

不仅仅是听和看的过程需要时间,每一种感官信息都需要不同的时间来处理,脚上的碰触反应会比手上的慢,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大脑隐藏了这一切。

当我们拍手时,一切似乎都是同步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在玩编辑的把戏,现实的感知实际上是一个延迟的版本,它从感官中收集所有的信息,然后再决定如何描述发生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活在过去,当我们认为这一刻正在发生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发生很久了。

从所有这些感官信息中提取出一个现实,我们的大脑大约需要半秒钟,这是发生的事件和我们意识到的事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半秒钟内,需要完成很多事情,有时我们很容易假设大脑中有一个单独的点负责这个或那个功能,比如负责记忆,慷慨或同理心的区域,但事实上,大脑的巨大网络要复杂得多。

把大脑想象成一座城市,如果我们环顾一个城市,然后问经济的位置在哪里,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相反经济是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现实也是如此,感知的原材料是由我们的感觉受体收集的,它们被转换成电信号,沿着神经元的高速公路在我们的大脑中传输,经过处理,它们变成了我们的现实,大脑城市的一些区域专注于视觉,另一些区域专注于听觉,还有一些区域专注于触觉等,即使有了内在的感觉,比如视觉,我们还需要有专门研究颜色,边缘或运动的街道,但是就像在城市里,任何邻国的行动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城市的生活依赖于不同规模的居民之间的互动,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在所有这些互动中,浮现出我们个人的现实。

现实是大脑的最终构造,它以我们感官的所有数据流为基础,但并不依赖于它们,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当我们把它们都抽走,现实不会停止,只是会变得陌生。

恶魔岛(Alcatraz),一座完全与世隔绝的监狱,监狱里的犯人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之间不仅有石墙相隔,还有旧金山湾冰冷而危险的海水,囚犯们被完全地故意的隔离起来,在监牢里有一个地方更加与世隔绝,这里就是黑洞,被送到这里的囚犯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们无法与人交流,这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光,罗伯特·卢克(Robert Luke)1954年因持械抢劫被送往恶魔岛,他的绰号是冷血忧郁卢克(Cold Blue Luke),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黑洞是个很糟糕的地方,有些人受不了,他们在里面关了几天后就把头往墙上撞,作为他砸了牢房的惩罚,他在黑洞里面被关了整整29天,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也不想知道,当关上那扇门,那里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缺乏输入,他们的大脑开始产生自己的现实,它非常真实,但是其实都是脑子凭空生成的,被关押在同样条件下的囚犯都有一样的感觉,被剥夺了新的感官信息之后,他们说他们超越了做梦或者白日做梦,他们不只是想象画面,他们看见了。

这个证据直指外部世界,大脑和我们所说的现实三者之间关系的核心,为了理解它,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视觉系统。

这是丘脑(Thalamus),大脑的主要连接点之一,大多数感觉信息通过这里连接到大脑的外表面即皮层,所以从眼睛收集到的数据在到达视觉皮层(Visual Cortex)之前停在这里,我们会认为大量的信息从丘脑流向视觉皮层,确实如此,但是相反方向的交通流量是顺向的六倍,这使得从眼睛进入的光线相形见绌,这表明在任何一个时刻,我们的视觉体验较少依赖于射入我们眼睛的光线,而更多地依赖于我们头脑中已经存在的东西,即使没有了外部数据,大脑也会继续产生自己的图像,换句话说,移开这个世界,现实感还在继续。

我们都拥有这种自发产生的现实,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个世界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它通过我们的感官信息不断被更新,但每时每刻,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一种漂亮的仿真模拟,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理解人如何看世界的方式,这叫做内部模型(Internal Model),这对我们的工作能力至关重要。

当我们走在这条城市街道上的时候,我们似乎不需要计算出细节,就能够自动知道周围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大脑根据我们的内部模型对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做出假设,这是我们多年来在像这样的城市街道上行走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我们不用每时每刻都用我们的感官来重建我们的现实世界,而是把感官信息和我们已经建立的模型进行比较,更新精炼和修正,我们的大脑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有时在某些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在起作用。

爱因斯坦的空心面具,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它正在向我们发出信号,即使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幻觉,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我们看到的是内部模型,而不是来自我们眼睛的原始信息,我们的内部模型是建立在对那些突出的面孔的终生体验之上的,当我们面对一个空心的面孔时,我们的模型只会看到它想看到的东西。

视觉皮层把它的内部期望发送到丘脑,丘脑把这些和眼睛接收的信息进行比较,丘脑发回这二者之间的差异,让大脑皮层可以更新它的模型。

多亏了内部模型,外面的世界即使在我们移动的时候也保持稳定。

虽然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但我们的眼睛一秒钟移动4次,但是我们的内部模型是在假设外部世界稳定的前提下运作的,所以我们的眼睛不是在录像,它们只是在收集一些数据,来更新我们脑海中的城市。

拥有一个内部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就是它的主要功能,导航世界,大脑不会费心去捕捉每一个细节,只需够我们理解就行了,但它却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

正如另一个著名的实验所展示的,20世纪60年代,俄罗斯心理学家保罗·亚伯斯(Paul Yarbus)在一项实验中使用了这幅名为不速之客的画作,他设计了一种方法来跟踪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人的眼球运动,人们有几秒钟的时间来看这张照片,他让人们仔细看这幅画,记住画面上的情况,他实时观察准确地看到每个人的眼睛关注了哪里。

一个简单的观察就足以让大脑对图片进行建模,但是这个模型到底有多详细呢,每个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以为他们知道画里面画了什么,但具体问题突出了大脑从未填过的问题,比如这幅画上有几个孩子,房子的墙上都多少幅画,没有细节是因为细节并不必要,这不是大脑的故障,它并不试图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模拟,内部模型是一个仓促绘制的近似呈现,然后如果需要了解更多,则会在此基础上添加更多的细节。

当我们第一次看这幅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致的草图,当出现具体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通过仔细观察来回答这些问题,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画的特定部分,然后我们才真正看到它。

所以把眼睛放在一个物体上并不能保证我们能够看到它,每次我们看到任何图片或人或事,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每次我们看所有东西的时候都是如此。

我们可能认为,颜色是我们周围世界的基本特征,毕竟到处都是颜色,但令人吃惊的是,在外面的世界,颜色并不真实存在,当电磁辐射照到某个物体时,有一部分辐射会反射,被我们的眼睛捕捉到,我们可以分辨数百万种波长的组合,但只有在我们的头脑中这些才会变成颜色,除此之外,我们所能够探测到的波长只是现有波长的一小部分。

我们能够体验到现实,因为它是由我们的感官呈现的,我们通常不会想到事情会有很大的不同,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我们所谓的可见光光谱(Visible Light),它是一种波长范围在红色(Red)到紫色(Violet)之间的光谱,但这只占电磁波谱的一小部分,事实上还不到它的一万亿分之一,剩下的频谱包括无线电波(Radio Waves),微波(Micro Waves),X射线(X – rays),伽马射线(Gamma Rays)等,所有这些物质现在都在我们体内流动,而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生物受体来接收它,这意味着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现实部分,完全被我们的生理特征所限制。

Am,Shortwave,TV,FM,Radar,Infrared Rays,Visible Light,Ultraviolet Rays,X – rays,Gamma Rays

不只是视觉如此,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只能接收到信息的一小部分,所以对一只狗来说,它进入了一个充满气味分子的世界而我们却没有,狗的嗅觉和我们的视觉一样丰富,在蜱虫又盲又聋的世界里面,重要的信号是温度和体味,对于穴居蝙蝠来说,空气压缩波让它们能够回声定位,但没有谁能够体验到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每种生物只能感知到它进化所能够感知的东西。

这不仅仅是物种间的变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一个构建在我们大脑中的个人现实,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现实和别人的现实完全一样呢,大多数时候,我们似乎都在沿着同样的路线,就像我们都认同蓝天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像我们会对狗叫的声音作出同样的反应。

但有一小部分人,他们的看法与我们的有明显不同。

联觉(Synaesthesia),它是为数不多的情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现实明显不同于我们的现实,这很明显地表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些经历的产生,是因为大脑内部所有的感官信息都是由相同的物质构成的,即电化学信号(Electrochemical Signa)。

联觉是大脑感觉区域之间交叉交流的结果,想象一下城市区域之间模糊的边界,联觉告诉我们,即使是大脑线路的微小变化,也能够导致不同的现实,联觉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些人认为工作日有地点和空间,有些人能够品尝文字的味道,有些人能够看到音乐,有这种经历的人提醒我们,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大脑到另一个大脑,我们对现实的体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不仅如此,它时刻都在变化着,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候,它似乎被强化了,即使是一个我们都认为我们共有的永远不应该改变的伟大常数,不知怎的也被拉长和扭曲了,这就是时间。

时间是一种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大脑对时间的体验通常是非常奇怪的,在某些情况下,时间似乎并不总是以匀速运行,它的运行有时会更慢有时会更快。

关于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许多人都说在恐怖时刻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花了那么长时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

独立的思考过程感觉像过了很长时间,感觉就像我们操作得太快以至于对其他事物的感知似乎慢了下来,一切都被拉伸了,这是一种时间扭曲,感觉就像是永恒就像是永远。

但是我们的脑子里面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呢。

在极度的恐惧下,我们回忆起来会是慢动作。

答案似乎在于我们的记忆是如何形成的,在危急情况下,大脑中一个叫做杏仁核(Amygdala)的区域会高速运转,它霸占了大脑其余部分的资源,迫使所有的东西都关注眼前的情况,当杏仁核处于活动状态时,记忆比正常情况下要详细得多,这些记忆更加丰富更加生动,如果我们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有了更多关于如何活下去的信息,但有一个有趣的结果,当这些事件在我们的记忆中重播时,它们似乎花了更长的时间。

时间扭曲(Time Distortion)是在回忆中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一种记忆书写现实故事的把戏。

大脑是宇宙的终极讲述者,我们相信大脑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需要经过强化训练,才能够解读世界,处理感官信息需要世界,所以我们生活在过去,因为所有这些信息最终都只是需要分类匹配呈现和打包的电化学信号,现实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

我们的大脑通过感官收集的少量数据塑造我们的现实,从这些数据中,它讲述了一个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故事,可能每个大脑都在讲述不同的故事。

70亿人的大脑在地球上游荡,数以万亿计的动物大脑,但没有谁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世界完整的样子,每个大脑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模型,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别无选择,那么什么是现实呢,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的就是现实。

 

 

2. 是什么塑造了你 What Makes Me

 

大脑令我们为之敬畏,这是因为尽管生物学的奇迹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陌生,但它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直到最近,活性粗化运动活跃在这些细胞里面,我们有自己的见解和热情,有自己的喜好和生活,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这里,正如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3磅重的器官由数千亿个细胞组成,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细胞每秒会发出数万亿的电化学信号,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湿黏的生物物质,塑造了现在的我们。

有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塑造了现在的我们,这是一个关于生活塑造大脑和大脑塑造生活的故事。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长久以来答案都是不朽的灵魂或是生命力,超越纯粹的物质,赋予我们生命和个性,但是针对大脑的现代研究却阐述了另一番理论,我们的性格样貌只能通过我们脑袋里面那3磅重的器官来了解。

生命的塑造始于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我们生来是完全无助的,这种无助感在人类身上持续的时间比其他任何物种都要长,人类婴孩和动物近亲相较来看,许多新生动物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世界,它们在降生那一刻就具备了生存技能,斑马幼崽出生后45分钟就能够奔跑,长颈鹿幼崽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够学会站立,海豚生来就会游泳,如此看来,这似乎是生存的优势,但如果把这些动物放到一个格格不入的生态系统中,它们将无法生存,相反人类的婴儿很依赖父母,但日后他们可以住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说,他们能够适应任何生存环境,这要归功于人类的大脑,能够以独到奇特的方式来适应周围的世界。

人类降生成长的节奏循规蹈矩,比如学会领会语言或是模仿面部表情,但人类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这就是降生后无助感的根源,但成长的规划很简单,并不是像犀牛那样生搬硬套,而是通过人生经验将大脑的其他部分连接起来,冒冒失失,不断碰壁,然后从中汲取经验调整自己。

我们在工作中学习,这有点危言耸听,但我们年轻的大脑正是这样做的,随着我们的不断成长,学习和适应,它赋予了我们非凡的优势,年轻大脑灵活性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秘诀,答案并不是培育新的细胞,儿童和成人脑细胞的数目是相同的,相反秘诀在于这些细胞的连接方式。

孩子在5岁时基本上拥有了健全的脑细胞,但是他的大脑活动和成年人截然不同。

在新生儿(Newborn)的大脑中,神经元才刚刚开始交互沟通,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面,这些神经元的连接会变得非常快,每秒钟可以形成多达两百万个新连接,一般来说到两岁时,一个神经元会创建15000多个连接,这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那么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两岁后,这种增长便会停止,长大成人的过程就是修剪掉已经存在的可能性,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们,并不在于我大脑中所形成的物质,而在于被移除的物质,随着我们的成长和新技能的学习,我们会慢慢减少大脑中的连接,从而把注意力倾注到更强的连接上,当我们学会阅读时,我们的脑回路就会慢慢雕刻成型,进而读懂书本上的字迹,这些连接会从一般化发展到具体化,没用的连接就会被丢掉。

在童年时期,大脑回路是根据经验以及与环境的互动连接起来的,但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是一场博弈,外部世界不可能总是提供大脑所需要的东西。

1989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时,罗马尼亚孤儿院里面有17万名儿童,孩子们常年担惊受怕,会在缺失人类交往的环境里面放声哭泣,但人们走进房间,一群素未蒙面的小孩会拥上前来,他们想要跳进人们的怀里坐在他的腿上牵着他的手或者和他一起离开,这种随性的行为通常是在收容机构里面长大的孩子的标志性特征,它会让人变得非常情绪化,不受自己支配,所以我们必须控制住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想在孩子面前这样。

这种情绪超越了单纯的孤独或悲痛,所有这些疏忽的照顾影响了他们大脑的生理结构,尤其是大脑后天的发育需要经验的累积,发育中的大脑时刻在探求信息和经验,如果他们无从获取的话,大脑就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连接和构建。

在收容机构里面,孩子的智商只有60到80,他们的语言非常落后,还有严重的依恋情节,大脑有发育不健全的迹象,他们的头部较小,脑电波活动微弱。

孩子们的神经活动明显降低,而且不仅如此,两岁前被收养的孩子一般都已经恢复正常,而那些两岁以上才离开这个机构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发育已经受到了损害。

经验的缺失导致大脑无法正确地连接,因为它没有任何信息的输入,因此神经元不知道该与其他哪些神经元进行交流。

当大脑缺乏所需的接触,刺激,情爱时,儿童的发育就会迟缓。

孤儿院的生活十分艰难,粗糙简陋,艰辛坎坷,孩子们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他们要忍受早期疏于照顾的后遗症。

在浓厚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孩子们可以寻找方法来治愈他们童年早期的伤疤。

我们早年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人格的塑造,经验会对大脑进行修整,但这并不是人格塑造的唯一原因,因为不管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大脑也会按照基因预定的时间表来运转,这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还会面临重大的改变。

在青春期,我们的体内充斥着各种荷尔蒙,它会引起剧烈的生理变化,但我们的大脑同样也在经历着巨大的改变,那些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做出反应的人也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凭直觉来说,我们都觉得青少年的世界观与儿童和成人不同,但隐晦的是,青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或是一种态度,相反这是大脑按计划在改变的后果,这是生物节律中不可避免的进程。

青少年大脑的运作情况,通过测量汗腺变化可以一次来测定应激水平。

皮电反应强烈表明压力很大,目光越回避,应激反应就越高,这个发硬大概是假装自己不在那里。

成人和青少年之间的反应又非常大的差别,答案就在大脑中越高叫做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区域,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对自己的情感触动很大的时候,当一个人从童年成长到青春期时,这个区域的活动就会增加,并在15岁左右达到顶峰,现在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很多情感上的压力,对成人来说,这种被观察的感觉所产生的应激反应是相对平和的,但对青少年来说,同样的经历所导致的社会情绪会超出负荷,于是就会产生高强度的应激反应,这不仅仅是自我意识的问题,青少年大脑的大于还会产生其他的后果,包括冲动控制力差,部分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仍在发育中,这些部分会牵连到模仿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这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当大脑活动平静下来时,一旦我们青少年的高峰期结束后,我们的大脑就会停止改变吗,成年之后我们的人格就会一成不变了吗,的确大脑结构的大部分重大转变都是在我们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完成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即使在成人期,我们的大脑也会经历剧烈的生理变化。

传递知识所带来的独特心智挑战,使得一些神经科学家对此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大脑的海马体(Hippocampus)区域,这是空间记忆的基础,刚开始的时候,它看起来和其他人的一样,但训练结束时,它的形状会变大,所有的记忆过程重塑了大脑的解剖结构,我们工作的时间越长,大脑区域的变化就越大,即使是成年人,大脑仍然可以改变,一些可以塑型并且保留在脑海里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可塑性,这就是它与成人大脑的关系,经验可以改变它并保持了这种改变,它是一个延展的,它具有可塑性,这就是说,我们是谁,我们能成为谁,还是一项在进行中的工作。

许多活动都会使大脑发生改变,例如学习乐器可以产生巨变,音乐可以使人们更快地学习语言并提高记忆力,因为多年的演奏练习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大脑。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死后,研究人员对他的大脑进行了仔细剖析,他们想要寻找天才的特质,但是他们发现爱因斯坦控制左手的大脑区域比普通人要大得多,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对弹奏小提琴的热忱,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此事。

事实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大脑的生理结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活着,我们的个性就是变化无常的,踏入职场,坠入爱河,生儿育女,和朋友聚会,所以这些都会改变我们的大脑连接,决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可以成为的样子。

但是大脑的改变有时候是不可控的,而且会对我们的个性和行为产生危害。

1966年夏天,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发生了一场暴力悲剧,随后警方发现了一封信,从信中发现了这样的线索,25岁的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是一名模范市民,曾经加入鹰童军(Eagle Scout),后来光荣退伍,从事银行出纳员的工作,同时在学校攻读理工科学位,然而他的字迹中却透露着性格的变异,这几天我不太了解自己了,我应该是一个平庸,通情达理,聪慧的年轻人,但是最近,我们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曾经被很多异常荒谬的想法所困,惠特曼所描述的是会导致杀戮的想法,死亡和恐怖行为致使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关闭,隐蔽射击的子弹使得人们在慌乱中寻找庇护,一连串致命的精准火力打得尸体四散,1966年8月1日,惠特曼乘电梯来到了德克萨斯大学的塔顶,他就是在这里开始朝人群射击的,每隔三分钟就会有受害者被击中,这场枪击案共有13人死亡33人受伤,直到惠特曼被警察枪杀,悲剧才就此结束,他在瞭望台上配有三支步枪一支霰弹枪两支手枪还有一把刀,警察到达他家时,发现他在案发前一天晚上先杀害了妻子和母亲,唯一一个比这场随性暴力行为更可怕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查尔斯·惠特曼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这场枪击事件看似毫无道理可言,不过在他家中找到的那封被杀前写的信,也许可以解释他的行为,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在我死后,我希望能对我进行尸检,看看体内是否有明显的失调紊乱,惠特曼的愿望实现了,在尸检过程中,病理学家发现惠特曼患有脑瘤,脑瘤大约有五分钱那么大,压迫着他脑中一个叫做杏仁核(Amygdala)的部位,这个部位与人类的恐惧和攻击性情绪有关,正是杏仁核所承受的这种压迫,引发了惠特曼大脑内的一连串变化,最终导致他做出了完全出格的举动,他的大脑组织一直在变化,同时他的人格也在随之产生改变,惠特曼的例子很极端,但大脑中其他细微的变化,也会改变我们的人格。

帕金森综合症(Parkinsons Disease)会让患者失去信仰,即使是最虔诚的人也不会幸免,治疗帕金森综合症的药物还会导致强迫性赌博,不仅仅是疾病或药物能够改变我们,从我们消费的东西到简单的衰老过程,每一件事都会不断重塑我们的神经网络,因此当我们的大脑发生变化时,我们的人格也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变化,不过令人欣慰的时,有一样不变的事物把一切联系在了一起,它就是我们人格的支柱,记忆。

记忆是我们人格塑造的核心,它把我们的生活串连成了一个可以分享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但问题是,记忆并不是总是可靠的。

同一个人,同样的生活经历,这是我们所有记忆的一个子集,我们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可能觉得在我们不同年龄段有着完全相同的记忆,但是尽管我们记得同一件事,但实际上记忆中的事物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记忆本身。

我们经历的事情会触发大脑的特殊活动模式,点亮了细胞之间的排序,所有这些序列在一个巨大的神经元结合网络中相互连接,海马体会无限回放,直到连接固定,这就是对一次经历的独特标记,它将成为我们对一个经历的记忆。

那么记忆是否就像看一段在脑海里面唤起回放的旧录像呢,感觉是这样的,但在现实中却是完全不同的,记忆实际上是我们的大脑不得不重现过往的状态。

在我们的脑海中,某个独特的触发点会点亮一系列的联想,就像城市的灯光亮起来了一样,突然间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记忆片段里面,但记忆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饱满,脑海里面我们的回忆开始慢慢褪色,我们的记忆渐渐隐去,因为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元数量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其他记忆所占用,也就是说细节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们的情绪改变了,与之相对应的神经元网络现在粉饰了之前的记忆。

我们对过去的记录的不可靠的,取而代之的是一段重建的记录,有一部分是虚构的事实,所以这对我们的人格塑造来说的意义是,回想一下我们的生活记忆,并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是准确的,有些细节是听别人说的,另一些细节则是自己的猜测,但是没关系,这就是故事演变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寿命变长了,大脑的健康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和帕金森综合症这样的疾病会袭击我们的大脑组织还有性情,就像我们年轻时,周围的环境和行为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一样,在晚年时,这些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衰老对大脑的影响,大脑退化和认知能力之间的联系。

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大脑中有明显的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但是这些大脑的宿主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疾病的症状,他们的大脑是不健全的,但他们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完全说不通。

不断学习新技能,时刻保持大脑的活跃状态,所以我们才能够摆脱这种疾病所带来的认知缺陷的症状。

即使是大脑的部分组织产生退化,脑力和体力活动也能够建立新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储备。

把大脑想象成一个工具箱,如果这是一个完备的工具箱,配齐了所有我们需要的工具,对活跃的认知能力强的大脑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即便大脑的一部分退化了,它也可以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案,确保我们的智慧工具箱配齐了各种工具,也许能够减缓大脑老化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长时间地留住我们的本性,但是人格的塑造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左右的,还有一点。

这也许是大脑运作的最大谜团,那就是自我意识。

我们是一个有意识的人,当我们想到自己是谁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发生在大脑的内部,透过这双眼睛,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视角。

意识经验是我们人格塑造中最熟悉又最困惑的地方,大脑的生理物质是如何与意识经验相媲美的呢,数十亿脑细胞如何产生出非凡独特的感觉来感知活生生的自我,我们是由100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在我们死去的时候,它们还会在那里,但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会死去,所以说我们是谁和神经元的存在没有关系,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它们运作的结果。

如果它们倾听彼此,就会有新的发现,是一种复杂的交互进程,独立而统一,大脑按照这种方式萌生意识经验。

数十亿相互作用的神经元协同工作,在适当的环境下达到最佳点,这就是自我意识萌生的时刻,意识是大脑一天中为我们奉上的一场表演,但总有一个时刻,事实上一天一次,当节奏改变时,它会带上我们一起,就是睡觉。

我们睡觉的时候,神经元的相互作用。

当我们入睡的时候,我们身体似乎停止运转了,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大脑也会停下来,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睡梦状态是一种意识的形态,充满了视觉和声音,以及奇怪的境况和放大的情感,这是奇异形态的我们,但是接下来就更奇怪了,在晚上我们已经进入深度睡梦,我们的大脑依然处于活跃状态,但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意识的,在深度睡梦中,我们的神经元变得更加同步,这个过程中不会出现复杂的节奏,这意味着大脑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产生意识经验,没有人格个性凸显,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只是稍微改变一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梦境,或者是我们消失了,或者是我们回来了,当神经元恢复到正常的节奏时,我们就奇迹般地打起精神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自我的意识是从我们神经元的复杂节律中激活的,但是为什么意识的产生至今仍是现代科学未解的重大谜团之一。

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曾参与发现了DNA的结构,是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他的研究方向后来转向大脑的意识问题,为什么会有活着的感觉,意义(Meaning),我们对神经元及其网络还有大脑区域的机理了解甚多,但对于这些在大脑中流动的信号,我们不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意它们,为什么任何事物都有意义,大脑中的细胞是如何让我们在意事物的,意义问题尚未解决,但某件事之于我们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联想网络,基于我们建立起来的整个经验体系,一个事物的意义对于我们的经验体系来说是唯一的,我们感知不到事物的本身,只能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理解它,我们每个人都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在基因和经验的引导下,每个大脑都有不同的神经现实,大脑就像雪花一样独一无二,我们的故事会贯穿一生,当我们学习和创造记忆,还有人格塑造的时候,数万亿的新连接就会不断成形再成形,大脑中独特的连接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是不可复制的,人类大脑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从生理片段和各部分组成的庞大网络中,你我就这样被塑造了出来,因为物质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亦是如此,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摇篮到坟墓,经久不息。

 

 

3. 谁在做决策 Whos in Control

 

是谁在控制我们的行为举止,听起来像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真相可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的一举一动,所做的决定,所坚信的信仰,都是由大脑某个部分掌控的,而我们却完全无法接触,我们把这部分隐藏的世界称为潜意识(Unconscious),它所操控我们人生的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大脑诡异地默默控制我们所做的一切,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在我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大脑控制着我们复杂的身体行为,以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关于大脑到底瞒着我们做决定的故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宰。

一天的伊始,全宇宙最神奇的事情正发生在我们身边,人类意识开始复苏,全宇宙已知最复杂的物体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的诞生,而这种微不足道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从睡眠中醒来是大脑正式上线的时刻,但与此同时也是一场伟大骗局的开端,看起来我们似乎才是所做决定的决策者,好像我们才是主导,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先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有意识,觉察周遭的意识,思考早餐该吃什么,或者接下来该做什么,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好像这就是脑袋里所发生的一切,但出乎意料的是,所有的意识只是脑中活动的一小部分,那些我们以为掌控整艘船的船长的意识,但事实上我们不过是狡猾逃票的人。

所以大脑里面隐藏的那么活动到底是什么,很大一部分都归功于大家认为理所应当的行为,操控身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即使看起来很刻意,都是自动且毫无意识,我们可以从需要迅速反应的情景中看出端倪,大脑必定会经历一连串复杂的过程,大脑要做极端时间里面做出大量反应,物体的反光进入我们的眼睛里面,途径大脑里面好几公里的线路,然后向肌肉传输信息,产生反应,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但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的意识还来不及搞清楚眼前的状况,我们只是不假思索地就做出了反应,之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等潜意识收到信息后,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物体的速度太快,我们无法有意识地了解它的位置,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这样,每一天,我们脑中潜意识的部分都在背后努力地帮助我们,完成那些最基本的任务,最简单的任务大脑也必须要在无意识地整合解读数兆的电脉冲,神经向大脑传递大量信息,帮助我们预估重量,空间位置,温度,我们要靠这些脉冲来控制物体,从手和肌肉一直到脑,不间断来回传递,其中许多信息由小脑(Cerebellum)负责整理和处理,这里有高达20万个连接的特定神经元,可以计算数百万个微小调节,以达成身体平稳的动作,而这一切我们却完全感受不到,在我们每天各种动作背后,我们的大脑都在处理计算数兆的信息,这种无意识的处理,让我们毫不费力又优雅地在世界里活动,这个了不起的功能我们至今还无法制造出类似的机器,事实上我们才刚刚开始发掘大脑计算时所用的技巧而已,我们的大脑背着我们做了太多事情,我们常视之为理所当然。

无意识的脑活动能够完成一些奇妙的活动,但为何我们所做的一切却要隐藏起来,不被发掘呢。

我们会以为大脑在超负荷工作,要快速地整合协调复杂的动作,大脑一定会消耗大量能量,但真实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

有的人大脑开足马力工作,我们意识正想方设法找到完成任务的最好方法,一直在想下一步该做什么,这表示大脑里面有大量电子活动,并消耗了大量能量,但有的人大脑平静如水,尽管做得又快又复杂,大脑基本处于休息状态。

人类的高超绝技来自于大脑的实质变化,多年的练习会形成一组特殊的联结,将技巧烙印在了神经元结构里面,这就让大脑在面对这项任务时又快又好,我们学习新技巧时会改变大脑的结构,从软件变成脑中的硬件,也就是说,即使压眼睛蒙上也能完成任务。

当我们练习新技能时,我们在装配脑中的线路,有人将其比喻成肌肉记忆,但这跟肌肉毫无关系,所有的改变全部发生在无尽的脑海中,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不断接受这些印刻回路,从走路系鞋带到骑自行车,所有的技能都印刻在大脑的结构里面,将它们变成自动反应且毫不费力,尽管大脑需要处理如此巨量的信息,大脑只要相当于6瓦灯泡的能量。

但这种印刻联系有一个缺点,这些技能变得深藏不露了,它们变成了潜意识,我们不知道这时我们是如何做动作的,和我们学习新技能一样,我们失去了找到所执行的那种精致的程序,这会对我们的意识造成奇怪的影响。

经过训练,大脑将所有技能培养成自动模式,有些可以视为超能力发挥,通过艰苦的锻炼,大脑的自动操控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各种极限活动,多年的训练,让这项技能深深烙印在我们头脑里面,但真正的挑战是技能不受潜意识的攻击。

最佳的状态就是完全无我,直到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任务,有点像昏迷一般,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就是完成了任务。

我们进入了所谓的心流状态(Flow State),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种脑活动,有时也称为化境(the Zone),当我们完全沉浸在任务行为时就会发生,心流状态下神经回路可以不受脑意识的干扰,当我们进入心流状态时,我们可以做到心无旁骛。

我们的感知能力提高了,看得也更透彻,世界在我们眼前都慢了下来,我们不再处于理性思考的状态,我们进入了无意识状态,专心地完成任务,我们不再想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埋头去做,我们常谈论人生的各种琐事,身上总是背负着这些重担,那么我们担心或我们所期待的那些我们原本可以放下的事情,排除掉它们才可以进入更高的境界,那种潜意识的思想希望被释放出来。

大脑隐藏的部分可以完全掌控我们的身体,但也能以更深刻的方式塑造我们的生活。

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许多科学家开始设计探索神秘心灵意识的实验,他们试图揭开意识到底能够控制到什么程度,但他们的发现比想象的要怪异得多。

1960年代中期,艾克哈德·赫斯(Eckhard Hess)实验,那是个很简单的实验,他要求男性根据看到的女性照片来判断她看起来是否和蔼可亲,自私还是无私,友好还是充满敌意,有多迷人,看起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任务,但和大多数心理实验一样,另有玄机,受访者不知道的是,这个实验室可以设计的一半图片里面女人的眼睛被修图放大,同样的女人只是瞳孔的大小不同,瞳孔放大的眼睛是性欲提升的生理反应之一,这严重影响了受测男性所做的选择,但他们毫不知情,测试结果发现,男性对瞳孔放大的女性更具青睐,重要的部分是,没人发生瞳孔尺寸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受测者都不知道,放大的瞳孔是性邀请的生理象征,但他们的大脑却知道,那是经演化而来深深植入在大脑里面的程序,引导他们选择正确的伴侣,受测者的大脑可以经过判断和分析照片里面的微小细节并做出反应,这些全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的。

这类实验揭露了一些大脑如何工作的基本原理,这个器官的工作就是收集信息,引导我们的身体做出适当的行为,无论我们的意识是否参与其中,而多半并没有,我们多半不知道这些抉择都是大脑替我们做的。

赫斯的实验只是揭露了冰山一角,如今的实验已经发掘出各种不同的情境,我们的大脑会无意识地做出抉择,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每天都被周遭世界以无数种方式影响,但大多数都能够躲过我有意识的知觉,我们完全不会察觉无意识的脑部活动持续对外界做出反应,并替我们做出决定。

我们可能会想,我们为何不是无意识的动物呢,有意识的意义又何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脑中,为了了解意识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将大脑比喻成一个日理万机的组织,一个拥有上千部门和分部,相互之间既有合作互动也有竞争,而意识就像是这个庞大组织的首席执行官(CEO),当公司规模很小时并不需要首席执行官,一旦组织达到一定规模和复杂程度,就需要有人从日常琐事中站出来,从宏观角度来规划,大脑有上千个自动部分,每个部门各自为战,有些部门会存在交集与合作,但一旦部门之间产生冲突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发生时,就该老板登场了,在发生内部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识会选择最佳方案,并做出最佳安排,意识就是脑中各种争议的仲裁者,意识具有独特的制高点,大脑的其他部分都无法触及的,可以把意识想象成让数兆个细胞团结起来的方法,让复杂的系统看到镜中的自己。

意识是进化过程中最伟大的创造,让大脑可以仲裁众多无意识的行为,可以让大脑面对意外事件时做出反应,也让大脑看到自己,以长期规划者的角色,意识带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但如果意识停摆将会如何,如果无意识行为彻底掌控我们的行动会如何。

1987年,一位来自多伦多的23岁男子肯·帕克(Ken Parks),事情发生时,他在电视机前睡着了,大概1小时后醒了过来,他起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离家时身揣钥匙,但却并未锁门,而通常他都会记得锁门,坐上车,开了大约38公里,右转了四次,停在了岳父家门前,从地下室进入了岳父母的房间,勒了他的岳父但并没有造成其死亡,但力道足以导致他岳父无法行动,随后他来到厨房找到一把长刀,朝岳母刺了五六刀,又拿东西猛击其头部,将岳母头骨打破,随后他离开岳父母家,开到一条街区以外的警察局,走了进去,双手滴血,走到一位向他提供帮助的人面前说,我好像刚刚杀人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肯的罪行很明显,但他对事发经过毫无印象,他醒来时,躺在床上,手上缠着绷带,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他甚至还想问是谁干的,肯和岳父母家的关系很融洽,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有任何犯罪动机,有人怀疑他的大脑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人们很快就开始怀疑可能跟他之前的睡眠有关。

这个发现让人大开眼界,第一晚观察他的睡眠模式,而第二晚他们不时将其叫醒,观察他多快会再次入睡,他们发现,肯的睡眠模式与梦游者相符,可以让他们非自愿地行为,随着深入调查,他们发现肯的家庭也患有各种睡眠紊乱症,毫无动机也无法伪造入睡的事实,以及家族睡眠问题的病史,让肯免于谋杀起诉,判决结果令人震惊,对肯而言,正义得到伸张。

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杀人,但他也没人任何过错,他也不希望也不想发生这种惨剧,他也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完全在他的掌控之外,法官把他无罪释放了,他就这样推开门走了出去。

审判过后,肯开始服用治疗睡眠障碍的药物,并被判定不会再危害周遭的人。

人在完全无意识状态下,仍能够做出极端的行为。

脑中的无意识驱动着我们的行为,但大脑是如何成为这种状态的,为何我们之间各有差异,让你我面对同样选择时,会有不同的反应,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了解我们大脑的组成,一切要从我们的基因说起。

我们身上的基因对我们的行为会有重大影响,想象一下,有一半的人口有某一组基因,如果我们也有的话,我们犯下暴力罪行的几率将高达882%,大多数罪犯都带有这种基因,而死刑犯几乎人人都有,我们不能假设所见的每个人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一样的,我们将这一组基因统称为Y染色体,如果我们携带这种基因,我们将其统称为男性。

毫无疑问,性别由基因决定,但接下来我们的DNA和行为的关联会变得有点复杂,虽然一出生就会携带一组固定DNA,但并不是每组基因都有发挥的机会,基因只是只是组成我们的一部分,因为哪些基因是显性以及何时显性都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原生家庭,周围的邻居,所处的文化,这些都会跟我们的基因互动,让大脑走向人生不同的方向。

我们脑中数十亿神经元的活动被内在和外在的世界所塑造,我们的基因和环境通力合作,造就了我们的大脑,引导了我们的行为,把相同婴儿的大脑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大脑会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文化,理念,信仰,环境中的变数都影响着我们的基因,进而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于是塑造了我们的为人,我们的自由局限在所处的世界里面,当我们以这种角度去看大脑,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却无法由自己掌控,至少远少于我们所认为的程度,所有的这些会让我们产生怀疑,我们的意识是否真正主宰着一切,一生中是否有任何决定能够自主完成,我们是否拥有真正的意志自由,这是让哲学家科学家探讨了数个世纪的问题,但在过去的几年间,少数神经学研究开始找出了问题的核心。

我们通常认为,当决定做什么事情时,一定是脑中有某种活动与这个决定有关,但在所记录的脑活动里面,都无法清楚指出在大脑的具体位置,有任何与自由决定相关的证据。

神秘的自由意识让许多神经学家好奇。

人的意识很懂得告诉自己做了自由选择,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事实上科学界仍未建立一个决定性的实验来证明或推翻自由意志的存在,也许目前科学的进展还不足以找出答案,又或许自由意志根本就是个假象,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自由意志,对我们的生活又代表了什么。

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如果我们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全都是可预测的,这种完全在预料中的生活一定会很无趣,但好消息是,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预测的,原本预测里面的任何误差无论多小都会被放大,随即就变得完全无法做出任何的预判,整个系统的动态完全无法预测。

我们的想法,感觉,决定,全都来自脑中无数个进行中的互动,我们大脑中每一秒都有上亿次互动,而且在我们一生中从未停止,不止如此,每个人的大脑又会影响其他人的大脑,地球上每个人的神经元相互传射,交流影响着彼此,创造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复杂系统,这就意味着即使大脑遵循可预测的规则,事实上永远无法确定我们路向何方,我们的意识对生活的影响远小于我们原先所认为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个性无疑都是受大脑所引导的,我们所想象的宇宙你抬头仰望的夜空要大得多,同样我们脑里面的宇宙远超越我们的意识所了解的一切,现在我们首次窥探着浩瀚宇宙之内,人类的大脑是大自然最复杂的杰作,我们在宇宙中所发掘到的最奇妙的物体,就是我们自己。

EEG,用来检测脑电波的仪器,从头套中读取大脑信号,借此得知大脑里面的活动。

穿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在无须手术的情况下在脑皮质以电流刺激特定区域,磁线圈放置在头侧从而在大脑中产生微弱的电流,以改变大脑的活动,无须开颅或破皮,TMS可以用来引发非自主动作,通过TMS锁定脑部某些区域可以让人改变主意,这就是TMS反应,TMS可以出发人的动作,而许多人依旧坚信他们所做的决定完全遵从自己的意愿,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说是我做的,他们自认为任何动作都是自愿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4. 我该如何决定 How Do I Decide

 

在我们有意识地辨识前,我们的大脑将先做出判断,当我们的大脑做出决定时,单个神经元与其他数十亿神经元一起做出选择,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每做一个决定的样子,我们的大脑不断做出决定,有些是我们清楚知道的,而大多数是我们未觉察的,辨认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或所闻到的东西,这些动作都是决策,害怕,坠入爱河,屈服,抵抗也是决策,做出决策帮助我们找到人生航线,而我们一生的选择将我们塑造成为现在的模样。

无论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多么轻松,我们的大脑总是在努力工作,做选择,权衡不同的选项,而大脑总是自我冲突,将自己封锁在强大的权力斗争之中,现在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这件事情非常严肃,因为两种选择我们都很喜欢,在我们的大脑中,这种选择引领了一场旋风般的活动,神经元正疯狂地结党营私,形成对立的脑网络,一方喜欢一种选择,另一方却喜欢另一种选择,当我们最终选择一种选择时,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但如果我们能够窥见脑壳下的世界,我们会发现做出这种选择的脑网络为了胜利更加努力,最终碾压了选择另一个的脑网络,这不仅仅是只是两种选择之间的对抗,我们内心有两种声音,正是因为这种冲突,我们才会生自己的气,诅咒自己,哄骗自己,是谁在和谁说话呢,全都是我们自己,但是是我们身体的不同部分在互相对话。

在我们做出的每个决定中,这些对抗与我们同在,它们通常很容易内部解决这种对抗,因此我们不会意识到对抗的存在,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便会展示自己,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脑网络在拉扯。

如果颜色和单词词义不一样,情况变化发生变化。

这有点难,因为大脑内有两股势力在拉扯,一方的脑网络忙于识别文字颜色,而另一方一生专注于读懂文字本义,要得到正确的答案,得刻意忘记文字本义,专注于文字颜色。

双方力量在抗衡时,我们便能够直接感受到这种冲突。

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冲突的两大系统,我们可以概括为理性(Reason)和感性(emotion),当理性和感性合作无间时,我们通常感觉不到它们在一起操控我们的决策,除非理性和感性背道而驰。

电车困境(Trolley Dilemma)

第一种场景,一辆刹车失灵的电车已然完全失控,正沿着轨道快速下滑,此时轨道上有四个工人,已经来不及通知他们,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们必死无疑,这时我们看到轨道控制杆,如果我们拉动控制杆,可以将电车引领到另一条轨道上,这四个工人便会得救,然而问题是,另一个轨道上有另一个工人在工作,如果我们拉动控制杆,他绝对会死,我们会拉动控制杆吗。

第二种场景,在失控电车的轨道上仍有四名工人,但现在轨道上没有控制杆,也没办法改变电车行驶方向,不过轨道旁的水塔上站着一个大个子,把他推下去掉在轨道上,他的体重能够让电车停下来,我们仍需要牺牲他人来救这些工人,那么我们会把这个男人推下去吗。

两个场景的区别是能够致死的身体接触,即使人们知道这两个场景其实都一样,它们可以会有一样的结果,但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不要去推那个人。

每个人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们会拉动控制杆,但他们不会去推那个男人。

两种场景的道德困境是一样的,我们愿意用一条命换四条命吗,在第一个场景,可能只是数学问题,而在第二个场景中,我会跟这个男子产生身体接触,亲手将他推向死亡,大脑中的其他脑网络便会参与进来,包感性。

两种场景的背后,大脑内多方势力正在拉扯,起初逻辑系统占主导地位,但在加入徒手杀人的想法时,感性系统上线,打破了平衡,我们便陷入了两难的抉择,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也会完全不一样。

电车困境揭露了真实世界的现状,想想现代战争,发射远程导弹,驾驶无人机,进行网络攻击等,造成的远距离破坏,此时理性脑网络正在发挥作用,感性脑网络却不见得,分离减少了内部冲突,这更像是宁可拉控制杆也不可推人,远距离的战争更容易发动。

如果我们能够不顾我们的感性系统,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它们呢。

通常在神经科学中,我们在出问题后更能了解大脑。

前额叶皮层损伤后,难以做出任何决策,即便是最简单的决定,需要做决策的事情太多了。

生活中有好日子和坏日子,我们并不知道醒来的那个早晨会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负责逻辑和情绪系统。

前额叶皮层损伤后,逻辑和情绪系统已经脱节,这两种系统仍在工作,但情绪不再与智力有关。

即使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情绪也是决策的必要组成部分。

病人保有一定程度的很基础的情绪表达,而且这些情绪并未连接逻辑系统,他们的大脑可以处理所有逻辑信息,但情绪系统并未发挥作用,也未与逻辑系统建立连接,他们无法从既有信息做出抉择,他们无法处理这些信息,但他们没办法不在乎自己的选择,为了做出决策,他们需要权衡一个又一个的选项,有太多信息需要处理,而这只能在情绪的帮助下完成。

我们必须把这些信息放进大脑中,逻辑脑系统仍然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强迫它进入情绪系统,丢弃东西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之一,而这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的情感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种分离,在这个过程中运用逻辑脑系统,我们至少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突破,来重新连接这些系统。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的情况会好转还是会更糟。

情绪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性,不过事实是这样的,情绪不仅发生在大脑内部,我们的情绪系统也会与其他生理机能相互影响,当我们面对选择时,我们的肌肉会不自觉地紧张,我们的荷尔蒙水平会浮动,这都是自动的生理反应,也就是直觉,我们需要它们。

我们很难做出选择,我们的大脑需要计算许多细节,这里有无数的细节,我们将被这山高般的数据压垮,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快速阅读,做出总结,而这正是我们身体的生理状态所赋予的,让我们能够衡量不同选择的价值,从而做出决策。

身体和大脑之间的这种对话永远不会停止,但是只有在我们感到压力或处于危险时,它才会显现。

在我们能够理性分析眼前情况前,我们的身体会有反应,我们的汗腺张开了,心跳加快了,瞳孔放大了,我们的身体尖叫着,快带我离开这里。

我们每天都会经历这样的情绪状态,但因为大多是微妙或潜意识的情绪,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情绪,但事实证明这些状态对于指引生活中的所有决定至关重要。

大多数人往往会凭感觉去质疑某个决定,却不用逻辑思维去思考,因此当认识到直觉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时,非常令人惊讶。

无意识决策的形成。

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Lowa Gambling Task),从几张卡片中任意抽取一张卡,每选一张卡,可能会赢钱也可能会输钱,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赚钱,参与者最初会先研究这些卡片,他们会随机选择卡片,但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哪组卡片比较好,他们要选很多张卡片才能看出门道,但事实是,参与者早早便能够发现卡片的好坏,仅仅经过几次尝试,每当选到不好的卡片,都会出现一连串的活动,一个警告标志,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预感的开始,他们的身体比他们的意识更先开始记录,有些生理反应会先于做出决策,这实际上预示参与者即将做出选择,随着预感越来越强烈,人们的逻辑与身体反应强强联手,便能够知道哪组卡片比较好,哪组卡不要选。

这感觉像是逻辑演绎,但其实这建立在物理的基础上,身体和大脑不分彼此,它们是同一系统的不同部分。

如果生理机能常能在制定决策中发挥作用,这又说明什么呢,我们是否以纯理性的方式行事,或者这仅仅是我们固守的错觉。

午餐后,也就是假释委员们刚吃饱,囚犯获得假释的概率是午餐前他们饥肠辘辘时的三倍,整个上午都在做决策是一种精神消耗,法官们遭受着这种自我消耗,他们的大脑能量不足,特别影响参与决策的前额叶皮质。

通常我们假设人类是理性的决策者,他们接受信息,处理信息并提出最佳答案,真正的人类并不会这样运作,他们是生物。

法院系统力图合理公正,所以它会被我们身体的基本化学所挟持,这一想法令人非常不安,法官甚至会被他们的生物本能所囚禁。

事实上我们最复杂的决策,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是预编程,这会受我们DNA影响,几乎别无选择。

投票模式,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生理基础,我们可以从父母那里继承过来。

一个人的政治与一个基本反应之间存在联系,即厌恶。

身体威胁刺激,一些恶心的东西,诸如此类的东西会在神经系统中产生异常反应。

大脑中的厌恶反应越大,这个人就可能越保守,而厌恶反应较小的人通常较开明。

我们的神经反应和政治立场之间的联系是无意识的,但却很强大。

我们可以提炼我们的政治观点,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但关于我们基础信念的决策已经完成。

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当下的决策,但决策还有另一面,预测未来,在一个不存在的时间里面,我们必须权衡不同的选择并猜测事情的走向。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预测未来的,我们正在想要干些什么,我们该如何决定,理想情况下我们想看看这些计划在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没法去时空旅行,按如果我们能够展望未来再做出决定难道不会更好吗。

这正是我们大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模拟未来,给每项计划赋值,考虑估值,诸如神经价格标签,我们便可以知道我们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情值多少钱,实际上这些价格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够根据大脑对未来的最佳预想来决定我们决策的优先顺序。

大脑中有一个微小且古老的系统,它的工作就是不断更新我们对世界的估价,这就是多巴胺系统(Dopamine System),化学物质多巴胺通常具有恒定的释放速率,但当事情的结果比预期好时,多巴胺的爆发会通知大脑其他组织,它们应该增加这件事情的价值,但事情的结果比预期还糟糕,多巴胺下降,这件事情的价值也会下降,在我们大多数人中,这个系统运行良好,但其平衡相当微妙,多巴胺过多和正反馈回路失控是成瘾的根源。

上瘾行为。

帕金森氏综合症(Parkinsons Disease),帕金森患者产生的多巴胺比正常人少,因而他们经常服用药物来提升多巴胺水平,帕金森症患者所服用的多巴胺药物可能会劫持这个系统,这些患者在以前都是行为举止温和的人,却突然开始沉迷于赌博食物或性行为,这些多巴胺刺激药物过度刺激了大脑中的奖励和动机区域,大脑中有了某种信号,人们对奖励的期望值大大超过原有的水平,如果不让他们服用药物,他们会变得有点呆滞,也不知道该怎么按以前的方式行事。

只要我们的多巴胺系统没有任何问题,它会直接控制我们的神经冲动。

次级房贷危机,银行家寻求快速获利,借贷人追寻梦想之家,从而演变成一次暴风雨般的灾难性决策,每个参与者都没有衡量将来的后果,只专注于眼前之利,超级低的利率在加上我现在就要的脑回路,这种想法就是我马上能够拥有这套房子,过得比理想生活更好,在未来某些时候,利率会上升,但那还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现在的经历拉动力难以抵抗,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困境。

当下时刻是丰富的多感官体验,这种体验正动摇着我们,而未来只是脑中的一种预想,我们的神经回路正在进行一场模拟实验,它对直接体验和黯然失色的预想进行对比,情绪更多地会介入当下时刻而非预想。

因此大脑再次发生冲突,不同的脑网络必须在现在和将来之间做出选择,即时满足或长期回报,面对这些决策,我们该怎么抉择,我们要依靠我们的意志力,意志力可以想象成允许我们能够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拥有强大意志力是什么感觉,也知道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是什么感觉。

压抑自己情绪的人会花费太多心力,而他们的体力也有所减少,这种自我控制需要消耗能量,抵制诱惑做出艰难决定或先发制人,所有这些都需要消耗能量,意志力并非是我们能够训练的东西,它是会被我们用光的东西,犹如一桶汽油,因此我们不能总依靠我们的意志力来支撑我们的决策,这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的意志力可能很微弱。

我们都知道鼓动自己去做某些事情很难,每次去做某件事情前总是会发生其他更好玩的事情,因此眼前事情的拉动力总比一些未来抽象概念更有力。

在古典神话中,英雄尤利西斯(Ulysses)把自己绑在船桅上,这样一来他既能够听到海妖塞壬(Sirens)美妙的歌声,又不好因受魅惑而撞到暗礁,尤利西斯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做出错误的决策,所以他把自己绑起来,让自己做不了错事,这种现在的我们和未来的我们之间达成的交易,被称为尤利西斯合同。

一些社交压力就犹如把自己绑在了船桅上,我们的友谊就是我们和未来自己交易中的担保品,这让我们成为了我们想成为的人,做出正确的决定,抵制现有的诱惑。

监狱里面有很多人正在为此挣扎,他们无法将自己绑在船桅上去躲避暗礁,对于十分之七囚犯来说,他们做出长期决策的能力受到了损害,他们因为毒品入狱,四十年来,我们发动了一场毒品战争,美国每年投入200亿美元用于这场战斗,但没有胜利的迹象。

毒品供应这一难题,难就难在它就像一个水气球,如果按压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因此在取缔毒品供应之前,更好的策略的解决需求,而这需求就在瘾君子的大脑中。

那么如果问题来自大脑,也许解决方案也在大脑里面。

如果人们意志不够坚强,就无法抵制,就像掉进了一个漩涡,我们以为自己控制了一切,但那是毒品,我们没法控制一切,一切都一团糟。

可以试图运用神经科学来治疗他们,让大脑自己控制这种毒瘾。

让他们不要压抑自我,释放渴望,测量他们大脑中与这种渴望相关的脑网络,接着转换情境,要求他们压抑这种渴望。

当想要压抑自己的渴望时,可以想想吸毒在金钱方面,人际关系方面和就业机会方面带来的影响。

在试图抑制欲望时大脑中活跃的区域,当人渴望吸食毒品时,大脑中的这些脑网络变得活跃起来,但在思索抵制毒品的所有理由时,这些脑网络便上线了,而这些脑网络,不论在渴望(Crave)吸食毒品还是在抑制(Suppress)吸食毒品,总处于战斗状态,这是关键,人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打破压制和渴望之间的平衡来抑制对毒品的渴望。

需要去压制渴望,然后不要压制渴望,其实就这样,这就是我们一直欠缺的东西,我们的大脑就是那个告诉人们需要毒品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训练自己的大脑告诉自己不要去吸食毒品,人们既然可以抑制别的东西,为什么人们不能抑制毒品。

神经科学具有治愈上瘾人群的希望,可以重新连接他们的脑回路,他们正在塑造自己的大脑,为了能够符合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未来充满希望。

我们有希望解决在神经网络下隐藏世界里不断肆虐的冲突,当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大脑,我们块头摆脱大脑对我们神经冲动的奴役,从而赢得自由,获得更多的选择,决策是一切的核心,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没有决策能力,我们会陷入欲望相互冲突的抵御中,我们便没办法活在当下,展望未来,我们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是由多个竞争驱动组成的,通过了解选择如何在大脑中争斗,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做出对自己以及对社会更好的决策。

 

 

5. 我为什么需要你 Why Do I Need You

怎样才能拥有健康的大脑,需要从食物中摄取营养,需要从血液中获取氧气,需要很多的水,但除此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其他同样重要的东西,它还需要别的人,人类极其需要社交,我们会聚一块,会组成队伍,会和人分享快乐和失意,这不只是和他人交往才会愉快的问题,大脑功能和人的社交网络息息相关,每个人的神经元的存活和增长都离不开其他人。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连接在一起产生作用的,以及这个从我们出生起就将我们包围的社交网络为何会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弄明白大脑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能让我们明白驱使我们友爱互助的人类之间的纽带到底是什么,以及是什么让我们产生的了厌恨,让我们实施暴行,这样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把握通向光明未来的钥匙。

当今地球上生活着70亿人,也就是说有70亿个大脑在移动选择思索相信以及和别人的大脑进行沟通,研究大脑,传统方式都是单个单个研究的,但其实大多数的脑回路都和其他大脑有关,我们本质上是社会动物,我们的社交是复杂的交互网,任意普通的一天我们都能够和很多人产生交集,我们的生活就建立在这些交集之上,这些交集不仅在于我们和家人,朋友以及和工作伙伴之间,还在于他们和他们所遇见的人之间,就算是最简单不过的相遇,都有依赖于对陌生人的信任,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复杂的社交互动,关系形成,关系破裂,爱和支持的纽带,社交网络,我们聚集成群去分享知识,大脑中的这些任意区域会连接起来组成一张网,我们彼此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然后交流想法。

大多数研究都只一次研究一个大脑,但那样做完全忽视了我们大脑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去解读其他大脑,在和其他大脑交流时产生的事实,我们的社会动力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神经元回路。

有一部拍摄于1940年的短片,人们觉得它是什么呢,只是几个形状的简单动画还是别的东西,它们在追逐在打架还是在追爱。

1940年代,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玛丽安·西美尔(Marianne Simmel)拍了这部短片作为实验的一部分,海德和西美尔发现,看着这些移动的形状人们非常容易就会去寻找其中的涵义,动机以及情感,而且全都是以社会叙事的形式。

这些只是屏幕上的形状而已,但是我们却忍不住要给它们编故事,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非常惯于社交活动,我们会为周围的一切寻找动机和联系。

长大后,我们的社交挑战也变得更为微妙更加复杂,理解他人是我们大脑最需要的机能,它们要解读话语的涵义,而且还要明白语调的抑扬顿挫,面部表情,身体语言,他喜欢我们吗,他对我的感兴趣吗,他们要我帮忙吗,社会的运转关乎于我们读取他人社交信号的能力,若是没了这项能力,世界也就不再是熟悉的配方。

如果人们不能读取他人释放的社交信号。

亚斯伯格症(Aspergers),这是自闭症(Autism)的一种,病人不能读取别人传递的信息,他们根本不知道人会传递出这些信息。

社交互动会调动大脑中的许多区域,但患了自闭症后,相关的大脑活动会减弱很多,社交技能也会相应减弱很多。

脸部会传递出复杂的信息。

大脑某个区域的活动会如何影响另一个区域的活动,而那又如何会影响到人的行为,干扰人们大脑的活动是否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

前额叶背外侧皮质(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这个区域在人进行灵活思考,运用抽象思维,以及发生戏剧性事件时都会参与其中。

经颅磁刺激(TMS)似乎可以解锁一些东西,现在可以做一些之前做不了的事情,可以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透过行为上的改变,也许可以了解应该相对应地进行何种干预。

人脑中的所有活动,包括情感和关系的微妙作用,都根植于数万亿模式各异的详尽的电化学信号之中,不知为何人类可以看着彼此,研究对方脸部肌肉的走向,然后对那一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弄懂对方的想法和情绪,这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技能,因为线索实在非常不易察觉,然而处理的过程又是那样迅速,以至于还没等我们察觉就已经完成,我们的大脑只需33毫秒就可以对别人的面部表情信息进行处理,并据此做出反应,大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人们看到微笑或皱眉时,他们自己的脸部肌肉也在动,他们的脸会自动地模仿出他们所看到的表情,但是这种模仿到底有何用意。

肉毒杆菌毒素(肉毒杆菌素),地球上最为致命的神经毒素,就算只摄入一丁点,大脑都无法再让肌肉进行收缩,然后人会死于全身麻痹,如果将它注射进额头的肌肉中,它会麻痹那些肌肉,从而消除皱纹,但是它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副作用,脸部肌肉反馈的缺乏会损害正确解读判断他人情绪的能力,注射了肉毒杆菌的麻痹脸庞,不仅让我们很难判别他们的感受,那些僵住的肌肉也让他们很难去读取我们的。

我们在高兴或者悲伤时,部分的情绪会透过我们脸上的肌肉无意识地反馈出去,而我们惯于社交的大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在我们努力想弄明白他人的感受时,我们试着做出他们的脸部表情,这种无意识模仿表情的举动,只是我们明白他人的一种方式。

此外大脑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方式。

我们非常清楚电影都是虚构的,银幕上的人只是在表演而已,然而我们还是会有反应,我们还是会喘息,害怕,哭泣,我们为什么还是会上当呢。

要弄明白我们为何会关心他人受伤,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有什么反应,这会激活我们大脑中一个叫做疼痛矩阵(Pain Matrix)的网状区域,大脑中处理疼痛的并非单一区域,相反呈网状互相连接的不同区域都能够感知到疼痛,奇怪的是疼痛矩阵就是我们和他人产生联系的核心。

现在我们在看着别人受伤时,我们的疼痛矩阵会被激活,不是告诉我们真的受伤的那部分,而是体验到疼痛感的那部分,换句话说,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和我们自己痛苦的时候激发的是相同的神经机制,所以大脑中配备的疼痛矩阵会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的某些感受,它同时还会让我们渴望与他们亲近。

当我们被排除时会激活疼痛矩阵,看似无关紧要,但对大脑来说,这种社交排斥是很严肃的事情,以至于会让人产生痛感。

但反过来,这种疼痛是有用的,因为它会促使我们去亲近他人,我们都在寻找联盟,我们会和朋友家人同事待在一起,它可能是我们共同支持的队伍,可能是我们喜欢的风格,可能是我们共同的习惯,属于某个群体会让人安心,而那正是我们身为成功物种的重要迹象,群体工作的推动帮助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建立文明,然而这种推动力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对于每一个融入群体的做法,总存在有人无法融入的现象,而其后果可能是非常不幸的。

纵观历史长河,一个群体去对付另一个毫无设防没有威胁的群体的案例数不胜数。

1940年代初,犹太人这一小小的社会标志就已经足够让纳粹(Nazi)实施种族大屠杀,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违背良心去杀我们的邻里,所以为什么会有成百上千甚或成千上万的人这么做。

某些特定情形会让人脑正常的社交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虽然纳粹大屠杀的规模空前,但却并非唯一,继纳粹之后,全球继续发生着种族大屠杀,就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大屠杀又回到了东欧,这次是南斯拉夫(Yugoslavia),这一事件也是斯雷布雷尼察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最可怕的事件,仅仅十天,就有8000人被有组织地杀死,1995年,由于村庄遭到了围攻,成千上万名波斯尼亚穆斯林躲在联合国大院中避难,但在之后的7月11日,联合国指挥官决定驱逐所有的避难者,将他们交给就在大门外等候的敌人手中,女人遭到强奸,男人遭遇处决,甚至孩子也无法幸免于难,而这一切正是纳粹大屠杀之后在欧洲大陆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种族大屠杀的开端,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屠杀者并非陌生人,他们都是曾经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连续不断的杀戮折磨都是我们的邻居执行的,他们都是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他们可以杀掉自己的邻居,1992年4月,别杀人的普世价值观突然消失了,就好像去吧随便杀吧,可以杀人。

纵观人类的历史,这只是多次种族大屠杀中的一次而已,种族大屠杀继续发生着,卢旺达(Lwanda)大屠杀,达尔富尔(Darfur)大屠杀,南京(Nanking)大屠杀,亚美尼亚(Armenia)大屠杀。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世界上存在普世的价值观,这些普世价值观都是非常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别杀人。

从传统上来说,我们都是透过历史经济或者政治的角度去问出这个问题,这三个角度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但要想知道完整的情况,其实还需要另一个角度,我们需要从神经现象的角度去理解种族大屠杀。

我们在和别人互动时,我们的大脑机能会因为所在群体的不同而有不同。

我们都有所属的群体,但相应的,至少会有一个我们不属于的群体,而划分的依据也是各种各样,种族(Race),性别(Gender),财富(Wealth),或是宗教(Religion)。

一个标签就足够改变我们大脑中对其他处在痛苦中的人的最基本的潜意识反应,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他人的关心程度,我们可能认为这是因为宗教以及它们在历史上存在分歧导致的,但是这并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我们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

这只是理解我们为何会进行种族大屠杀的第一步,要想理解为何身处群体中的人会实施暴行,研究心理病态者的个体行为可能会有所帮助。

根据记载,一些最惨无人道的罪恶都是心理病态者犯下的,但是他们的大脑到底有何不同才会让他们那般没有人性呢。

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存在有构成社交互动基础的网状结构,我们和别人互动时,这个区域就会活跃起来,但在心理极其变态的人的大脑中,这个区域的活跃度大大降低,心理变态者并不在乎他人,也许他们能够模仿他人的做法或者反应,但到了要明白他人的感受时,他们做不到,对他们而言,他人只是需要被解决掉或者要被处理掉的障碍而不是同伴。

那么什么要为种族大屠杀负责呢,种族大屠杀是心理变态者军团造成的吗,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心理变态,而种族大屠杀通常需要更大的群体参与其中,那么问题来了,普通人到底是怎么参与种族大屠杀的。

人脑中参与人类社交互动的区域的活动,具体就是内侧前额叶那里,我们在想别人时就会激活那个区域,而在想无生命的东西时,那里的活跃度会减少很多,我们在想起某些类型的人时,这个区域的反应也会小很多。

大脑的这种活动模式即是一种心理回避,他们并不会像想象他们见到的喜欢的人的心灵一样去想象不喜欢的人的心灵,这就像我们觉得和不喜欢的人互动是不愉快的,是会让我们感到很难受的,会伴随而来不快的压力。

关闭掉大脑中的这些机制后,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体验到那些感受,对于做出如此反应的大脑来说,我们不喜欢的人是非人化的,他们更多地被看作是物体,那样我们也就不会去关心他们。

如果我们不正确地将一个人判断成是人,那么我们套用在人身上的不同的道德准则也可能就不会用在那个人身上。

所以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的大脑活动更像是心理变态者会有的。

但为弄清楚我们为何会走到种族大屠杀这一步,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关于群体行为的事实,只有大规模发生非人化事件,才有可能发生种族大屠杀,这种非人化不只是几个人的举动,而是一个人群的举动,这是一群人在实施暴行,如果这个犯罪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沆瀣一气,那么他们在想到群体之外的人时,他们大脑的活跃程度都会降低,这点可以类比成爆发了一种群体传染病,从而对其进行研究理解,那是一种最常被有意传播的疾病,种族大屠杀的最佳工具就是宣传,它直接插入了我们的神经网络,并降低我们对他人的关心程度。

虽然时空不同,但是宣传语并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熟悉的灭绝人性的腔调,即让我们的敌人变得不像人而像动物,宣传是武器,纵观人类历史,宣传更是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科学,它还变得史无前例的危险,在我们这个彼此联系密切的时代,我们身边的政治意图其实是在操控我们的大脑活动,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我们重蹈以前的覆辙。

1960年代在某间学校而非实验室进行的实验也许能够给我们答案,当时是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前一天刚刚被人暗杀,珍妮·艾略特(Jane Elliott)是爱荷华某个小镇的教师,她想让她的学生感受一下何为偏见,珍妮要他们做一个练习,然后她立刻就宣称说蓝眼睛的人要比棕眼睛的人好,到了操场,棕眼睛的人不能和蓝眼睛的人玩,因为他们没有蓝眼睛的人好,棕眼睛的人没能享受到蓝眼睛的人的特权,而且还必须佩戴特殊的领带,那时候蓝眼睛的人完全就是小纳粹分子,他们想方设法地苛待朋友,而他们在几分钟几小时前还非常亲近,不过第二天情况就完全逆转了,珍妮说棕眼睛的人没蓝眼睛的人好,那是不对的,真相是棕眼睛的人要比蓝眼睛的人好,蓝眼睛的人不要和棕眼睛的人玩,蓝眼睛的人到后面去,棕眼睛的人到前面来,我们全身心信任的人站在我们面前说我们错了,那简直就是把我们的世界夺去并进行摧毁,就好像我们的世界之前从未摧毁过一样,我们会有一种迷失的感觉,我们的人格和自我都是,那种感觉让我们感觉到没办法去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根据其他人眼睛的颜色而决定如何对待他们,我们不应该根据一个人的肤色去判断一个人。

我们作为人类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换位思考,但小孩在这方面并没有经常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锻炼,而当我们被迫要去换位体验别人的处境时,那么会为我们开启很多认知通道。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是可以开始改变的。

蓝眼睛棕眼睛实验的聪明之处就在于珍妮老师切换了优势组,从而让学生得到了一个更大的教训,那就是规则体系是可以随意变更的,他们认识到世上的真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世上甚至不一定存在真理,这一点也让小孩长大后可以看透其他人的如雾里看花一般的政治意愿,从而让他们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应该教授给所有孩子的技能。

我们明白了合作深层次的重要性后,我们不仅有机会减少非人化现象,还能够实现我们的物种潜能,种族大屠杀并不是常态,相反我们最基本的社交本质会让我们把握住身为成功物种的关键,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存与我们周围的人息息相关,我们的社会动力是勇敢和慷慨等非凡行为的根源,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大家是什么样的人,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的大脑彼此相互作用,我们之间何为起点何为终点并不总是很清楚,我们不只是遍布全球的,七十亿个个体,我们更像是一个庞大的超级有机体,因为我们朋友的所知以及所爱跟我们一样,其实是一个神经网络嵌入了一个由其他神经网络构成的更大的网络之中,在这个数字连接的时代,我们亟需明白人类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前景光明的文明世界,我们就需要明白人脑是怎么相互作用的,其中有什么危险,又存在着何种机遇,因为镌刻在我们神经回路中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那就是我们需要彼此。

 

 

6. 我们将是谁 Who Will We Be

 

在过去的十万年里面,人类这个物种一直在飞速发展,从原始时代翻找残羹剩饭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征服世界,筑城而居,彼此间紧密相连的超级物种,而这都要归功于3磅重的湿润生物物种,它们就存在于这里,我们生活在人类的发明创造之中,有各种方式去旅行去制造去交流去建造,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创造出这一切,祖先狩猎与制造原始工具依赖的都是同一种神经物质,大自然的天才之处和它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给了我们一个懂得创新的大脑,让人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原始人发展到了今天的模样,大脑如何成就了这一演变历程,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那么也许就能够用新的方式引导它发挥作用,从而揭开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我们的大脑以后将会如何,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我们会遇到什么,在遥远的未来人类会是什么模样,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将探索人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将研究如何利用大脑来控制新形态的身体,人工将我们的感官体验扩展到新的领域,看看未来的我们是否能够将意识与身体分开,甚至可能战胜死亡。

人体是一件复杂而美丽的杰作,它是一曲由40万亿个协同工作的细胞组成的交响乐,而指挥它的是一个3磅重的器官,我们称之为大脑,感官信息如潮水般涌入,我们做出各种决定,产生各种反应,大脑发出指令,身体随即展开行动,但如果大脑能够做更多事情,应对更多状况,如果它还有其它运作方式。

我们正在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身体,大脑和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把生理结构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这将改变我们未来的模样,而这一切能够成为可能都有归功于大脑的一种特性,它叫做可塑性。

癫痫(Seizure),跌落性质的癫痫,会跌倒在地,发作得很快,而且情况很严重。

拉斯姆森综合征(Rasmussens Syndrome),这是一种攻击大脑的炎症性疾病,它会导致患者瘫痪,最终死亡。

有一种激进的疗法,切除大脑中病变的那部分,这个手术本身或许称得上是神经外科中最困难的手术。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这是一个神经外科手术的最该难度等级的手术,手术的真正风险不在于做了手术会有什么后果,而在于不做这个手术患者会遭遇什么,人们最关心的是患者能不能活下来,会不会出现并发症,如此大费周章之后,最后会不会依旧癫痫发作。

就是这些物质赋予了我们智慧,情感和幽默感,决定了我们的本质。

没人清楚失去这么多脑组织会对患者产生什么影响,患者会失去什么,还会和其他人一样吗。

现在患者不再受癫痫的困扰,更重要的是,除了一侧的身体略显虚弱外,完全没有表现出曾经被病痛折磨的迹象。

想象一下拆掉电脑的一半主板然后希望它仍然能够运行,电脑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但一个年轻的大脑却没问题。

我们过去认为大脑是一个固定的系统,不同的部分各有特定的功能,比如负责视觉,抉择或移动,但没有一个部位是独立运作的,大脑是一个巨大的动态互联网络,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与其说大脑有固定线路,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它有活动线路,而大脑的可塑性为我们的未来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未来便已降临,其表现形式是一种简单的科技产物.

人工耳蜗(Cochlear Implant),它能够让聋人听到声音,人工耳蜗接收声音,然后转换为电信号,直接传入内耳的细胞中,在它刚问世的时候,人们并不认为这种东西会起作用,因为我们的生理构造是如此的精确和独特,而这个装置只会接收粗略的信号,然后以一种大脑完全陌生的方式将信号传入脑中,人工耳蜗代表了金属电极和生物细胞之间的结合,结果十分成功,全世界近25万人第一次有机会听到声音,这都有归功于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的工作原理是,无论是我们的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还是皮肤感觉到的,所有进入我们大脑的信息都会被转换成相同的东西,那就是电子化学信号,它们就是大脑内部的通用货币,人工耳蜗传入的信号虽然非常粗略,但大脑总能找到办法辨别它们,它会找出其中的模式,与其他感觉官能进行交叉比对,起初那些信号晦涩难懂,但大脑很快就明白了它们的含义,人工耳蜗揭示了大脑的神奇之处,无论输入什么信号,大脑总有办法从中提取有用的东西,只要输入的数据能够映射外部世界,大脑就有办法进行解读,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魔术。

知道这一点后,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便敞开了大门,我们为什么要局限于替换已经失去或损坏的感觉官能呢,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办法去提高或增加我们已有的感觉官能。

可以将声音转化为震动模式,让人体皮肤能够感觉到,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大脑将学会自动解读这些震动,它们会本能地感受和理解这些信息,用身体去感受产生的震动模式,慢慢地人们的表现会越来越好,因为大脑开始进行解读,将震动同人们认识的物体进行比对,而大脑的工作就是解读出震动的语言,刚开始人们毫无头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分辨。

通过身体来理解信息,这听起来很奇怪,但这也正是惊喜所在,信号如何传到大脑并不重要,随着我们步入未来,我们将创造出更多接触世界的渠道,大脑可以无限制地接收信息,我们现在可以用各种工具去塑造自己的感官体验,扩大我们对现实的狭隘认知。

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我们如何与之互动。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大脑的可塑性来改变我们的身体构造。

一种罕见的遗传病,患者脖子以下不能动弹,连接大脑和肌肉的脊髓神经会退化,,这样信号就无法通过,所以尽管大脑发出了指令,但身体却收不到指令。

在大脑中植入电极阵列,将运动皮层(Motor Cortex)连接到先进的机械臂上,手指可以弯曲和伸直,手臂可以转动,手腕可以弯曲,人们可以通过思考来控制它,机械臂和大脑之间有直接的物理连接,手臂的动作通常源于运动皮层的一连串活动,信号从那里出发,沿着脊髓传至手臂肌肉。

电极可以直接窃听到皮层信号,然后将信号转到机械臂上,这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大脑不会忘记如何移动手臂,即使它已经很多年没有动弹过了,通过练习,患者能够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动作,可以自然而然地驱动机械臂,不要特意去思考,就像我们移动自己的肢体一样,能够与人互动的感觉非常好,能够伸手去触摸一个人,这让患者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

这预示着未来的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增强和延伸我们的身体,不只是更换四肢或器官,还能够改善它们,让脆弱的人体变得坚不可摧,好莱坞电影经常幻想以机器取代部分人体,这种幻想很快就会变成现实。

当我们学会接受新的感官体验,控制新形态的身体时,我们作为个体的本质也将发生极大的变化,因为肉体性决定了我们如何感觉和思考以及我们的本质,在这个历史时刻,较之未来子孙,我们可能和石器时代的祖先有着更多共同点,我们已经开始延伸人体了,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增强自身,有一点需要牢记在心,人体终究是血肉之躯,它总会退化衰亡,但是如果有关大脑的研究能够对抗死亡,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必死亡呢。

终有一刻,我们的神经活动会完全停止,那种令人惊叹的有意识状态就此告终,我们认识谁或者做了什么都不再重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这是所有生命的命运,但只有智慧超群的人类才会为此感到痛苦,人死后,在世的人悲伤痛苦,哀悼逝去的情谊,但死亡还意味着另一种损失,每颗大脑里面都储存了一个人一生的信息,包括经验,知识和智慧,在人死亡的那一刻,这些也一并消失了。

即使一个人死了,他的大脑里面依然存储着很多关于他的信息,神经科学正在不断进步,或许以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将大脑保存下来,解读其中储存的信息,让那个人重生。

大脑保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目前仍有争议,其承诺也还没有得到证实,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在积极研究这种可能性,相信能给死者一个重生的机会。

阿尔科基金(Alcor)成立与50年前,帮助人们进行人体冷冻。

将遗体保存在超低温的环境下。

一旦某个人在法律上被认定死亡,虽然在生物学上还不算死亡,但必须遵守法律等到那一刻,然后才能将病人从病床移到冰浴盆里面,在上面加冰,重启其呼吸系统,并实行心肺复苏术以重启循环系统,接着用上16种不同的药物努力在冷却遗体的同时保护其细胞,每具遗体都浸在液氮中,其温度低至零下300度,这个过程被称为人体冷冻暂停,它并不需要整个身体,有时可以选择只保存头部和大脑,所以要做神经分离术,将病人的头部放到一个头环里面,头部是倒着放的,这样才能触碰到颈动脉,这跟执行全身冷冻的操作很像,只不过不是穿过胸部,而是把大脑中的血液和体液冲洗干净。

他们的想法是把遗体完美地保存到遥远的未来,希望到时候能用现在没有的先进技术,解冻和复活遗体。

所有的病人都储存在杜瓦瓶(Dewar)中,被称为大脚板(Bigfoot),每位神经冷冻者都有一个铝制舱室,用以提供额外保护,中心柱里面装有450加仑的液氮,没有密封,顶部浮着一个可以转动的拉盖,每周打开一次,往里面加满液氮。

他们所做的就是给人们一次重生的机会,这种做法比较激进,不是再活个80年,而有可能是几千年,甚至更长。

这些装存在杜瓦瓶中的人们大胆地赌上了未知的未来,没人可以保证这项技术会发展到能够再次唤醒他们的程度,不过也许我们还有其它方法来实现永生。

如果生物神经元并非我们生存的必需品,而只是储存信息的工具呢,换句话说,如果决定一个人本质的只是大脑内部的连结和相互作用呢,如果这一设想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以模拟的方式自我运行,这就是所谓的大脑计算假说,其观点是大脑这团湿软的物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进行的计算,大脑本身并不是意识,它的具体运转才形成了意识。

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细胞换成电路,氧气换成电力,介质并不重要,只要所有的个体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彼此连结和相互作用,我们所有的思想情感记忆以及整个人的个性仍然会形成,虽然没有了生物意义上的大脑,但我们本身的机能依然健全。

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人们已经启动了一个极具雄心的计划,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人们正在试图打造一个功能完善的模拟大脑,这个计划名为蓝脑计划(Blue Brain)。

进行完整的人脑模拟,如果我们想朝着模拟整个人脑的方向前进,我们怎么知道要捕捉哪些重要的东西,从结构到细胞,再往下到蛋白质和分子层面,我们如何取决。

人们正在研究亚细胞,研究细胞,研究微环路,研究大脑的各个区域和中央环路,由此构建整个大脑,但神经元却十分简化,所以人们的目标是用非常精细的神经元来构建整个大脑。

人们从研究大鼠的大脑开始着手,将极小的大脑切片,置于微弱的电流冲击之下,借此模拟活体大脑的活动,促使细胞相互作用,超级计算机重现了细胞的每个相互作用,然后将其放入一个更大的模型中,模型的数据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个实验室,而结果就是这场电子风暴,这极为近似地模拟了我们的一小片大脑的行为,我们大脑中的总体活动是所呈现的数亿倍之多,而这种台风般的活动翻腾在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

人们建立的不是抽象模型,而是从实验室获取数据,然后算出概率以及分布趋势,进而构建出一个更大的模型,它基于生物数据,不是先假设它如何作用,而是用生物实验室的数据来构建模型。

蓝脑计划希望建立人脑的完整模拟,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成品会是什么,会有独立的意识吗,会思考吗,会有自我意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意识能够存在于电脑中,那么我们需要复制大自然的生物蓝图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打造另一种不同的智能,让它成为我们的又一种发明。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创造出能够思考的机器,这个名为人工智能的领域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这一课题困难得出乎意料,由此可见,我们的大脑如何作用确实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尽管我们很快就有了能够自动驾驶的汽车,电脑首次战胜国际象棋大师也过去了将近20年,但制造出真正有意识的机器这一目标,至今仍未实现。

创造人工智能的一个近期尝试是爱卡宝(Icub),是一个人形机器人,根据设计,它能够像儿童般学习。

我们制造传统机器人是事先编好程序,输入它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但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机器人让它像人类婴儿一样成长呢。

爱卡宝的大小类似两岁儿童,它有眼睛,耳朵和触觉传感器,这些使它能够与世界互动并从中学习,婴儿出生时不知道怎么说话和走路,但是他们有好奇心,他们会注意会模仿,他们把自己所处的世界当作教科书,从实例中学习,那么如果我们创造一个机器人来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制作一个粗略的模拟大脑,给它配上一具机械身体,这样它就可以与世界互动了。

人们的目标是通过每次互动让机器人持续吸收基础知识,它正在建立连结,并构建一套适当的应对策略,而且因为它的形象和声音都像人类,我们也很容易相信它也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

爱卡宝常常会答错,但这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但它答错得越多,我们越能够感受到程序的背后并没有真正的意识,显而易见,爱卡宝是纯粹的机械,我们可以感觉到它是根据一连串的指令运运行的而非思想,所以它可以说某个物体,但它真的明白颜色或形状的概念了吗,电脑是不是只能依照程序运行,它真的能有内在经验吗。

在20世纪80年代,哲学家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实验,直指问题的核心,他称之为中国房(Chinese Room),实验是这样的,我们被锁在一个房间里面,房间外面的人只用中文进行交流,他写了几个问题,然后交给房间里面的我们,那么我们不懂中文,但我们有一些书,它们能够告诉我们究竟要如何处理这些符号,所以我们要在书里面查找,如果能够找到相同的符号,那么这本书就会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回答,这样我们就可以查到答案了,就可以把答案送出去,回答之前收到的问题,当懂那个中文的人收到这条信息时,他完全看得懂。

Whats your favourite book 您最喜欢哪一本书。

Whats the capital of China 哪里是中国的首都。

What doyou dream 你梦里梦到什么。

从他的角度而言,我们正在用他的语言进行交谈,只需要遵循一组指令,我们就能让房间外面的人相信我们懂中文,如果有足够多的书本供我们参考回复,我们就可以聊任何话题,但重点是我们这个执行者其实并不懂中文,我们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处理这些符号,但我们其实一个也看不懂。

有人认为这就是计算机内部的状况,不管它看起来有多智慧,计算机只不过是在按照指令运行,操作这些符号而已,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对中国房的这种解释,有人指出虽然执行者不懂中文,但这整个系统,即执行者加上书本,其实是懂中文的,无论正确的解释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个实验揭示了物理实体想要获取我们在世上积累的同等经验所面临的困难和奥秘,每次尝试模拟或创造主观体验时,我们都面临着神经科学领域最大的谜团之一,每个脑细胞都只是一个细胞,它们遵循内部规律进行基本活动,这数十亿个细胞的活动加起来,如何就让我们成为了我们。

想要知道简单个体是如何形成巨大整体的,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大自然。

切叶蚁(Leaf Cutter Ant),单一蚂蚁的行为都很简单,但当它们集合在一起时,蚁群就如同一个超级有机体,能够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这些蚂蚁各司其职,其中有一些非常擅长切割叶子,有一些擅长运送叶子,其它的也各有自己的作用,它们是独立的个体,但又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所以它们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为了整个蚁群的利益而努力。

这些蚂蚁通过化学信号进行交流,每当它们发现目标时,比如一片可供它们切割的叶子还有水果或蔬菜,如果有一种蚂蚁发现了,它们就会把信号传下去,然后其它蚂蚁就会跟着,排成一条笔直的纵队而不是分散开来,从不同的方向接触同一个目标,它们都跟着化学信号走。

如果一只蚂蚁离队了,它就会一直绕圈子,它没有收到那个代表它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化学信号,这只蚂蚁离开了内部信号网络就无法行动,因为它需要信号来告诉它应该做什么,只要把它送回信号网络中,它就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实现更大的目标而努力。

侦察蚁(Scout Ant)只负责寻找最合适的植物,切叶蚁(Leaf Cutter)负责切割,运送蚁(Carrier)则知道哪些收获要带回蚁穴,蚁穴中还有其它蚂蚁,负责建造(Build),照料(Tend),收获(Harvest)和交配(Mate)事宜,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它们之间的内部信号控制着,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一只蚂蚁能从全局上了解它们创造的这个农业社会,但这不重要,蚂蚁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蚁群的力量,只要把足够多的蚂蚁放在一起,一个具有复杂特性的超级有机体就形成了,它不属于任何个体。

这就是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y)的概念,把足够多的简单个体集合在一起,让它们以适当的方式相互作用,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系统。

有人认为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大脑中,单一的神经元具有某些特性,它能够收集化学信号和电信号,再将信号传给其它神经元,但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细胞,与人体内的其它数万亿细胞别无二致,它用一生的时间讲自己嵌入其它细胞构成的网络中,无论它有何功能,其实都是对内部信号做出的回应。

就像蚂蚁一样,单个脑细胞一生都在运行自己负责的程序,但当足够多的脑细胞聚集在一起并以适当的方式相互作用时,意识就形成了。

涌现性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大脑中不计其数的神经元如何产生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任何由大量相互作用的个体组成的整体都有可能产生意识吗,城市能否有意识,或许仅仅有大量相互作用的个体还不够,这些个体还得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相互作用才行,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在意识网络中找到大脑活动的特定特征。

大脑活动转变成意识的过程,这种转变每天都发生在大脑中,就在我们醒来的时候。

当我们一夜无梦,早上醒来时,此前什么意识都没有,然后我们醒了,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意识回笼。

颜色,声音,人,想法,渴望及今天的计划全部涌现,当然还有我们周围的世界,这就是意识(Consciousness)。

使用经颅磁刺激(TMS)对大脑活动进行微弱而有针对性的干扰,可以在人们清醒和睡眠的时候进行实验,当人们清醒时,电脉冲穿过皮层向外移动,就像池塘里面的涟漪,但当人们睡眠时,只有附近的大脑区域有反应,涟漪几乎没有扩散,当人们进入无梦睡眠时,不知何故神经元无法彼此交流。

用经颅磁刺激刺激出的反应十分有局限性,它就停留在那里,并未向外扩散。

清醒大脑中的活动扩散也许就是意识形成的线索,虽然大脑的各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任务,但意识似乎与整合大脑各区域活动,连结各区域形成统一的的体验有些关联,没有任何体验是割裂的。

它们是一体的,紧密相连,所以每一种体验都是统一的。

每一刻的体验都是一种综合体,产生于无数可能性之中,我们的大脑归拢了这些不同的线索,构建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这些线索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仍然是个谜题,但人们认为意识的关键就存在于这些相互作用模式中,这一关键并不只存在于生物体中。

它就是这样进化的,需要一个这样的组织来完成,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就可以了。

在其它介质上构建意识,目前仍然只是幻想,我们可能会发现神经元具有某种特性,所以只有生物体的大脑才能够产生意识,尽管如此,这个想法依然让我们瞥见了未来的一种可能。

如果有功能足够强大的计算机来模拟人脑的所有相互作用,或许终有一天我们会变成非生物生命,那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跃,我们可以放下这具肉身,在数字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够永生,虽然人类凭借血肉之躯穷尽医生也无法靠近万千星辰,但我们可以上传自身,前往别的类太阳系进行体验,又或者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模拟世界,在那里我们能够飞翔,或生活在水中,或过着奢侈的生活,也许我们可以回到重新构建的过去。

想象模拟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无穷无尽的选择,这其中也包含了一种奇特的可能性,那就是这些可能此刻正在发生,模拟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能早已身处其中了,这个想法似乎很荒谬,但要想推翻它却又出乎意料地困难,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只是模拟,但我们早就知道自己有多么容易被误导。

每天晚上入睡后,我们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梦中的我们完全相信那些世界真实无虚,我们会被自己的梦境如此误导,这足以让我们质疑此刻体验的真实性了。

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曾经疑惑过,我们怎么知道此刻的体验是真实的,他说我怎么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被人以正确的方式刺激着,所以我们相信自己触摸到了土地,看到了人群,听到了他们的声音,然后他意识到他没有办法知道,但他还意识到另一件事,有一部分的我正在这中间,试图弄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即使我们是一个模拟的大脑,我们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因此我们便存在。

I am thinking about it and therefore I am

人脑是多么的复杂和奇妙,现实是如何构建在我们大脑中的,我们是如何学会需要他人的,意识之外的因素如何决定着我们的本质和做出的选择,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也许可以掌控自身的演化,我们面临着拥有未知可能性的未来,我们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最根本的本质都将发生改变,千万世代以来,人类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我们出生,控制着脆弱的身体,体验有限的现实,然后走向死亡,但是科学和技术让我们能够超越这个进化历程,我们的大脑不必保持它传承下来的模样,我们能够拓展现实,进驻新的身体,也可能会完全抛弃物质构成的身体,人类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正在开发决定自身命运的工具,未来的我们是何模样将由我们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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