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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在人类文明的近代化进程中，葡萄牙迈出了第一步。在中世纪晚期的收复失地运动后，葡萄牙走上了海洋探索和扩张的道路，并通过殖民掠夺获取了大量财富。然而近代的葡萄牙没有赶上工业革命这趟近代化快车，因而在18世纪以后逐渐没落。

目  录

一、地理大发现

二、繁华落幕

三、艰难融入国际体系

四、海洋国度的新生

一、地理大发现

1、大航海时代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这样评述世界历史：“为什么世界历史应从公元1500年开始？回答是：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有了直接的交往。”而促成这样种族之间大规模交往的事件，就是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新航路开辟。早在欧洲各国大规模地开始开辟新航路之前，葡萄牙就率先走出了这一步。

在14世纪或更早的时候，欧洲人与东方的商贸往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途经南俄草原、中亚，从陆上到达中国，或途径小亚细亚、波斯到达印度；二是从波斯湾或红海走海路到达东方。15世纪中叶，这两条商路分别被奥斯曼帝国和埃及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阻断，充当东西方贸易居间者的意大利人不得不大幅抬高货物价格。欧洲出现了普遍的商业危机。而葡萄牙的情况更糟：被卡斯蒂利亚（Castilla）阻断的陆上商贸造成了货物的短缺，而不断膨胀的人口和稀缺的自然资源则宣示着它对外来商品的需求。尤其缺乏的是铸造货币用的黄金：黄金的缺少导致葡萄牙货币成色下降，进而信用降低，引发货币信用危机。葡萄牙迫切地需要找到一条解除危机的途径，它决定从海上出发，寻找新的商品来源地。

经历收复失地运动后，许多战士希望进一步对外征服，以逞余勇；另外，葡萄牙和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他的儿子继承家业无望，只能外出冒险寻找机会。探索未知的世界就成了这些骑士和有勇之士建功立业的途径。这一时期又恰逢欧洲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地图学等领域大发展，为远洋航行提供了所需的技术条件。

亨利王子（Infante D. Henrique，又译恩里克王子、航海家恩里克）是葡萄牙海航事业的主要推动者。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看来，进攻穆斯林、探索未知的地域和传播基督教是一个基督徒的职责。他创办航海学校，建造海港、船坞、船只，甚至亲自带头出海探险。尽管当时促使他这样去做的更多是他自己对航海的兴趣和对知识的追求，但这些举措由于亨利的王族身份而具有了官方鼓励的性质。在这些官方政策的激励下，诞生了克拉克帆船（Caravela，又译卡拉维尔帆船、卡瑞克帆船）这种体积小、速度快，又适合远洋航行的船只。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的远海航行和探险，基本使用的就是这种船。

在上述种种条件的共同推动下，葡萄牙15世纪的航海活动可谓突飞猛进。15世纪中叶，亚速尔（Azores）群岛和西非的佛得角（Cabo Verde）已被探索和初步开发。1488年，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的船队绕过了非洲大陆南端，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João II，又译约翰二世、若昂二世）将这里起名为好望角（Cabo da Boa Esperança）。当时的葡萄牙人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绕过这里向东再行驶一段距离，就能够到达物产丰富的东方。1498年，达·伽玛（Vasco da Gama）沿着这条航行继续航行，最终抵达印度。

当时，葡萄牙不是唯一一个进行远洋航行和海外殖民的国家。其邻国西班牙向西航行，并发现了新大陆，随即为殖民地问题与葡萄牙发生了争执。早在1454年，教皇就颁布了一道敕书，宣布葡萄牙人在西非海岸发现的土地全部属于葡萄牙。在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希望教会也承认它对这块土地的主权。公元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为双方作出调解，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的地方划出一条经线，线西和线东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教皇子午线的划定开了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一年后，由于葡萄牙人的不满，这条分界线被重画，向西移动了270里格，意味着巴西被划入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二、繁华落幕

1、征服印度洋和东方

16世纪，葡萄牙已经从殖民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于是开始大量经营这种有利可图的事业。由于人力有限，葡萄牙采取的方式是控制重要的航道、建立贸易据点，而不是像西班牙那样进行大陆扩张。葡萄牙力争在新航路上获取垄断地位，不仅排斥其他欧洲国家，还排斥原本就在东方航路上经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他们凭借先进的火器，不断击败东方民族的反击。

东方的殖民贸易（及其垄断）之所以对葡萄牙意义非凡，是因为香料这种独特东方产物的贵重。在没有制冷和保鲜技术的年代，香料腌制的食品能够存放更久；此外，部分宗教场合也需要香料来营造气氛。尽管蔗糖对于当时的欧洲也是贵重物品，但是它不如香料来得奢侈。葡萄牙和威尼斯几乎垄断了欧洲的香料市场。在香料贸易中，葡萄牙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公元1500年前后，葡萄牙每年从香料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约为200-300万英镑，超过了意大利商人的利润，欧洲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巨额的财富有力地支撑了葡萄牙进行接下来的扩张。

1441年，葡萄牙人将10名摩尔（Moro）人俘虏带回国内当做“海外怪物”游行，之后在奴隶市场上被出售。这一事件揭开了持续4个多世纪的黑奴贸易的序幕。15世纪下半叶，约有15万黑人被贩卖到葡萄牙，起初充当国内的劳动力，后来被带到大西洋上的殖民地进行种植园劳动。1501年，第一批黑奴被运到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横跨大西洋的黑奴贸易开始。直到19世纪，各国才逐渐取消奴隶贸易。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经过与奥斯曼帝国的几次交战，获得了北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商业权益；在印度，他们将达·伽玛的登陆点果阿（Goa）建立成一个殖民据点；在巴西，他们建立了红木贸易站；在东南亚，他们入侵了当地的小国，控制了马六甲（Malacca）海峡。此外，公元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了中国澳门的租借权。

2、伊比利亚联盟时期

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Sebastião）在与摩洛哥的交战中阵亡，继任者又很快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驾崩，葡萄牙在1580年发生王位继承危机。赛巴斯蒂昂的舅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又译菲利普二世、费利佩二世）宣称他拥有葡萄牙的王位继承权，占领了葡萄牙。葡萄牙的政权就这样落入了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手中，试图抵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殖民地也被迅速镇压。

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葡萄牙的原殖民地继续扩张了一段时间，并几次与法国、荷兰发生冲突。由于西班牙同英荷两国发生战争，葡萄牙也被迫绑上了西班牙的战车。然而随着西班牙经济在1627年崩溃，葡萄牙也无力维持原来的势力范围；加之英国、荷兰等殖民国家后来居上，葡萄牙损失了部分殖民地，甚至本土海岸线都要受到袭击。1640年，葡萄牙脱离伊比利亚联盟独立，建立布拉干萨王朝（Dinastia de Bragança）。

3、帝国的衰落与挣扎

葡萄牙在伊比利亚联盟的衰落期独立，它自身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比起被吞并前也下降了不少。它已经无力进行海外扩张，本国的贸易也有所衰落。因此，葡萄牙虽然在早期殖民活动中积累了一定原始资本、经历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无太多发展。自独立起，葡萄牙便在贸易和政治上极度依赖崛起中的英国，几乎成为它的附庸。18世纪初发现的巴西金矿使长期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有些起色，但王室的挥霍和重商主义政策并未使资产阶级壮大。

公元1755年11月1日，在葡萄牙西南约200千米的大西洋海底发生了剧烈震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有感半径内。这场地震杀死了里斯本约1/4的人，城内大部分建筑物被摧毁，包括一些歌剧院、宫殿和教堂。地震次生的火灾、海啸和水灾构成了一次破坏力极强的灾难，火灾烧毁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其中包括达·伽玛的详细航海记录。幸运的是，当时皇室全体成员由于在外弥撒而幸免于难。在国王的授权下，蓬巴尔侯爵（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lo，中文名为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瓦略·梅洛）全权负责了灾难后的重建。

梅洛建立起军管体制，下令对实施抢劫的人一律格杀，同时挑选年轻精壮者清除瓦砾。他将物价控制在灾难前的水平，并以同等的价格强买停泊船只运送的食物。在人们的努力下，里斯本在一年后已经基本恢复了原先的规模。在灾难中被委以重任的梅洛此时得以升任首相。

在他担任首相期间，他的一系列措施使葡萄牙成为一个典型的开明专制国家。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削弱贵族势力，打击宗教势力，努力将葡萄牙变成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同时加强王室权力。他通过重整国库和改革财政，卓有成效地缩减了政府的开支。葡萄牙的教育和工商业在他当政期间得到发展。在他的所有举措中，最为进步的是废除了葡萄牙本土和巴西的奴隶制。1769年，梅洛得到“蓬巴尔侯爵”的称号。1777年，随着老国王逝去，蓬巴尔伯爵的政敌得势，他的许多改革措施被取消。

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不太太平，启蒙运动迅速传播，开始试图瓦解欧陆旧秩序。美洲同样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再加上美国独立的鼓舞，葡属巴西在1789年掀起了一次独立起义。尽管起义很快被镇压，但巴西的独立已是大势所趋。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了葡萄牙，葡萄牙摄政王若奥亲王（也就是后来的若奥六世，João VI）将王室迁往巴西。此后，这个流亡政府放松了对巴西的管控，并在那里建立了军事学院、国家图书馆、近代工厂和银行——当时甚至葡萄牙本土都没有银行。四年后，若奥回到欧洲去解决国内问题，王室于1821年被他迁回里斯本，而将儿子佩德罗（Pedro）留下当巴西摄政王。在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呼声下，佩德罗领导了巴西独立运动，并于次年宣布独立，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巴西帝国。三年后，葡萄牙终于承认了巴西独立。巴西的独立是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面临的最大的统治危机之一。在失去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后，再也没有什么能挽回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的颓势了。

三、艰难融入国际体系

1、君主制国家的混乱与颓势

1826年，若奥六世去世。当时葡萄牙面对的局势是：若奥六世的儿子、传统意义上的王位继承人佩德罗已经在巴西做上皇帝，受到立宪派的支持；而欧陆则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掀起了保守势力复辟的风潮，保守派支持佩德罗的弟弟米格尔（Miguel）。而无论是哪一方，都不想看到巴西与葡萄牙再次联统。最终佩德罗提出了一个折忠的方案：让他年仅7岁的女儿玛利亚（Maria）继位葡萄牙女王，并嫁给她的叔叔米格尔，由米格尔摄政直到女王成年。佩德罗还专门颁布一部宪章——这部宪章已经向保守派让步许多——希望两人将来按这部宪章共同治理葡萄牙。但米格尔当政后（1828）立即废除玛利亚女王，自立为王，开始了一段时期的恐怖统治。1829年，立宪派掀起一场内战，以波尔图（Porto）为中心，与里斯本政府呈现南北对峙的局势。1830年法国爆发的七月革命极大鼓舞了立宪派，佩德罗于次年将巴西皇位让与一个儿子，随后筹集军队进驻波尔图。在僵持不下之际，另一支来自亚速尔的义军在葡萄牙南部登陆，南北夹击米格尔。1834年，米格尔战败，被流放到奥地利，玛利亚恢复王位。

19世纪中叶的葡萄牙面对着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和凋敝的殖民地，以及在对外事务上处处受到英国和西班牙的威胁挑衅。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成果逐渐从外部输入，葡萄牙逐渐启动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玛利亚二世重视教育，兴办了一系列理工学校、陆军学校和师范学校。葡萄牙的第一条铁路也在她在位期间开工。玛利亚的继任者佩德罗五世和路易斯一世（Luís I）推行了更多的举措，管理工商业和私有企业发展。路易斯一世特意邀请了埃菲尔铁塔的建筑者，在波尔图架设了两座纯钢结构的大桥，意味着葡萄牙实行工业化的努力已经颇有成效。

随着欧洲列强开始加速瓜分世界，葡萄牙也对非洲内陆有所觊觎。1879年，葡萄牙开始了对非洲内陆的勘探工作，随后提出了“粉色地图”（Mapa Cor-de-rosa）方案，要求将原有的殖民地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Moçambique）连接起来，形成横贯非洲南部的大殖民地。然而这一方案在1884年柏林会议上遭到了其他列强的针对，因为葡萄牙难以派充足的人力物力对它索取的地区实现会议规定的“有效占领”。1890年，英国更是派舰船将炮口对准里斯本市区，胁迫葡萄牙放弃“粉色地图”计划。

英舰事件将葡萄牙卡洛斯一世（Carlos I）政府的无能展露无遗，共和党人趁机散布舆论，反对君主制。次年，波尔图爆发了反对君主制的起义。虽然起义很快被镇压，但接下来十几年中，大大小小的起义在葡萄牙本土和殖民地此起彼伏，使得政府应接不暇，君主制统治危机日益突显。卡洛斯一世对国内实行严厉的统治，但此时期葡萄牙的政治和经济都越来越依附英国，财政状况则日益恶化。1908年，卡洛斯和长子被刺杀，年仅19岁的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继位。他试图使已经摇摇欲坠的布拉干萨王朝苟延残喘下去，在两年之内七次改组内阁，政局一片混乱。1910年10月3日爆发的起义终于推翻了布拉干萨王朝。

2、共和国与独裁时期

10月5日，葡萄牙第一共和国（Primeira República Portuguesa）建立。虽然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制被确立，但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政局十分不稳固，在16年的时间内共有9名总统和44名总理。在政治腐败的同时，社会也处于动荡中。葡萄牙政府的世俗化举措已经超越了政教分离的程度，导致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实际上是保守而非进步。

20年代，葡萄牙人阿尔维斯·杜斯·雷斯（Alves Dos Reis）通过制造假的证明和书信，印刷了1亿葡萄牙埃斯库多，造成葡萄牙陷入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事件败露后更导致葡萄牙货币失信，全国陷入银行挤兑和金融风暴。这起事件在造成举国动荡的同时使得全国一致反对政府，于是在1926年，军人推翻了政府，成立军政府。

在军政府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的是财政部长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他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就以出色的经济学才干稳定了葡萄牙的货币，恢复了国家财政秩序。1932年，萨拉查被任命为葡萄牙总理——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吸收他进中央，部分是由于希望他能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次年，葡萄牙“新国家”（Estado Novo）政体，是为第二共和国。

萨拉查崇尚威权，但他在名义上与法西斯和纳粹主义划清界限，并镇压了1934年的法西斯运动。萨拉查建立起的“新国家”政体反对议会民主，崇尚领袖独裁；反对社会主义，但同样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国民联盟”（União Nacional）是唯一的合法政党，但相比动员和号召国民，国民联盟更大的动机是限制国民和舆论。尽管萨拉查的政府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色彩，但它延续了葡萄牙历史上亲英的倾向，因此从未靠近德意轴心。

1936年，葡萄牙的军政大权已经完全落入萨拉查手中。在当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葡萄牙名义上维持中立，却在暗中支持法西斯西班牙。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葡萄牙存在亲轴心国的势力，但它将避免纳粹的入侵作为第一要务，因此选择在官方上保持中立。1942年，澳大利亚入侵了葡属帝汶（Timor Português），但很快那里又被日本占领，直到日本投降。1943年，在同盟国的威胁下，葡萄牙不得不租借亚速尔群岛作为盟军的基地；随后它又被迫加入对德资源禁运。

二战后，葡萄牙接受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并于1949年成为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创始国之一。由于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葡萄牙开始了一些较低限度的自由化改革，例如合法化反对党和开放一些新闻自由。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迅速生根发芽，1958年，保守派已经需要依靠选举舞弊才能赢得大选。为了避免反对派当权，萨拉查干脆废除了总统大选，改为由保守派牢牢掌控的国民大会进行选举。因对手舞弊输掉大选的德尔加多（Humberto da Silva Delgado）于1964年在罗马成立民族解放阵线，宣称结束独裁统治的唯一方法是发动军事政变。与此同时，葡萄牙国内的反政府势力也日渐汹涌，延续了30多年的独裁政府已经是日暮西山了。

四、海洋国度的新生

1、推翻独裁政府

1968年，萨拉查身患中风，总统任命了另一位政治家接替他。但这一决定没有被告知萨拉查，他直到去世都认为自己还是总理。新总理执政初期表现和社会反响都比较良好，但进入70年代后，高昂的通货膨胀率和政府迟迟不肯下放选举权，使得民怨沸腾。1973年，一名英国记者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葡萄牙人迫害莫桑比克被殖民者的文章，而一周前葡萄牙刚刚“庆祝”了英葡联盟成立600周年，这激起了更加强大的反对力量，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开始反对他们自己的政权。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康乃馨革命（Revolução dos Cravos），这一政变得名于其过程中许多军人通过手持康乃馨来代替枪支，还有平民将康乃馨插在军人的步枪上。许多平民自发参与了这场运动。运动中，革命者没有采取大规模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达成了目标。运动的结果导致了持续40多年的葡萄牙第二共和国被推翻，建立起第三共和国。

2、殖民帝国解体

1961年，印度突然派遣军队进攻葡萄牙占据的果阿地区，葡萄牙占领军很快战败。果阿战役充分体现了葡萄牙军政府的外强中干，同时也预示着葡萄牙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开始了非殖民化过程。但与英法殖民地不同，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意愿不高。

第三共和国建立初期与第一共和国一样经历了一段政局不稳的时期。1976年，社会党掌权，政局才稳定下来。葡萄牙政府宣布在曾经的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撤出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与英法不同，葡萄牙在撤出殖民地时既没有保留原来的法律，又没有保障殖民地独立后的秩序，结果导致殖民者一撤出，莫桑比克与安哥拉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和内战。佛得角则在独立后尝试与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统一为一个国家，但由于几内亚比绍发生政变而宣告失败。同时，葡属帝汶在葡萄牙人撤出后就立即被印度尼西亚武力侵占。但受葡萄牙人影响久远的东帝汶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上都与印度尼西亚不和，东帝汶直到苏哈托（Suharto）政权倒台后才赢得独立。至于澳门，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此时就归还，而是在中葡两国认可的基础上，形式上由葡萄牙继续管治直到1999年。

3、融入现代世界体系

1976年葡萄牙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开始了消除军政府长期独裁统治恶果的努力。新宪法废除了审查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并赦免了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被关押的政治犯。这一系列民主化的努力，在加上去殖民化的影响，使得葡萄牙与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接触逐渐增多，而不是继续缩在殖民体系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小圈子里。这一变化中最重要的是葡萄牙终于融入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葡萄牙在1986年加入欧洲共同体，又在1993年加入了欧盟。1999年，葡萄牙成为首批使用欧元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葡萄牙共和国，是欧盟中的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它积极发展现代经济，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高度发达。它还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入了一系列国际性组织。

结语

葡萄牙的辉煌几乎全部来自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探险和殖民，在西欧开展工业革命和资本输出之际则几乎没有参与，仅依靠亲近英国来维持有限的影响力。好在它于20世纪末及时融入了欧洲一体化的潮流，以自己的方式发展成为了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

 

部分参考书目与资料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下），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沐涛、李宏图、王春来、卢海生：《世界通史》（第二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