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最佳摄影，是女性摄影师难以捅破的窗户纸

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提名最佳导演简·坎皮恩的英姿，尽管因为颁奖前对大小威廉姆斯的一句：“你们不用像我一样和男人竞争荣誉。”而被指犯嫌政治正确，引发了一些讨论。

一直以来，女性导演都是这个行业的“稀有动物”。但我们仍有许多能叫得上名字的女性导演，从阿涅斯·瓦尔达，安东尼娅·博德到简·坎皮恩、瑟琳·席安玛，国内也有黄蜀芹、许鞍华、李少红……而作为导演左膀右臂的摄影指导（Dp）却似乎是更加“男性领域”的职业。

奥斯卡最佳摄影，是女性摄影师很难捅破的一层窗户纸。

直到2018年。

瑞秋·莫里森凭借《泥土之界》成为了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师提名的女摄影师。

这是这一奖项于1929年创立以来，名单上首次出现了女性的名字。

当时她被认为非常有希望最终获得这一奖项，而这一领域的女性也几乎已经开始庆祝。然而最终的结果和今年的坎皮恩一样——止步于提名。

此类情况不止发生在奥斯卡。

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下文简称“ASC”）是全球最富权威性的摄影指导联合工会（上文提到的瑞秋·莫里森也是ASC的成员），成立于1919年，向全世界发展会员，但是到1980年，才有第一位女性摄影师（布里安娜·墨菲受）邀加入这一协会。直到现在，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的成员中只有4%为女性。

2015年，ASC首次将协会的“ASC主席奖”授予了女性——南希·施瑞博——她也是历史上第四位入会的女性：“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确定里面有没有女卫生间！”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从这个职业的英文名称都能看出端倪，相对于“摄影指导”（director of cinematography)来说，摄影师（cameraman)是更为人熟知的称谓。cameraman，这样具有性别色彩的词语，反映出了一个事实，cameraman是具有默认性别属性的职位。

当面对“你听说过多少女性摄影师（woman camera man）？”这样的问题时，即使对于电影业内部的的人来说，这依然会让他们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内心戏可能是：嗯，其实一个也没有……

在电影行业的早期，导演和摄影师上是一体的。导演在指导自己的演员的同时，还需要负责转动摄像机的手柄。不过这两个职务的分离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过程，而我们也知道在第一批摄影师里有一些女性的身影，因为在那个时代，一部电影的制作是需要工作室里所有人都参与进来的一项工作（是不是很像现在的自媒体）。

随着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摄影棚的照明、摄像机的运动以及其他多种情况需要被考虑进来，摄影师的职责覆盖了完整的摄影工作，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摄影技术本身。

今天摄影指导通常要在管理摄影组，移动组和灯光组三大部门的同时善用个人的行业资历和艺术经验，能够达到这样的工作状态常常要有20年上下的工龄了，即使从大学一毕业就入行，考虑到学习电影摄影的女性本来就很稀少，能坚持到40多岁的就更少了。

与男性相比，即使对于最优秀的电影摄影专业女生而言，从青春少女就开始放弃近20年的“正常”生活这样去拼一个艺术上的成长（注意是成长而不一定是结果），将是更为巨大的挑战。

而原因也不言而喻。我们不得不承认，女性在面对“家庭”和“事业”的抉择时，所承受的压力更大。甚至可以说，面对这一问题的，绝大多数是女性。

除过社会和家庭的心理压力，女性摄影师在这一行业还要面对身体上的挑战。

在电影诞生之初，拍摄设备是非常笨重的，甚至在我考取北电摄影系的那一年，体重和身高也列入了招生的标准中。可以说，摄影师在以前是一个“体力活”。现在随着设备倒是越来越轻便，也有更多的女性加入了这个行业，但是电影的生产秩序都是“女性不在场”的年代建立的。我们可以说电影摄影这一行业（甚至电影制作中不止这一个部门），是需要女性调整自身去适应男性已经建立好的规则的。

举例而言，绝大多数影片拍摄周期都会超过一个月——这中间当然会让女性面对生理周期的问题，但是电影拍摄工作的强度并不会在此时有丝毫的减弱，电影摄影与其他摄影创作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于一部完整的作品，摄影指导需要在长时间的反复与累积拍摄中保持技术水准和艺术风格的一致性，而这样的一致性显然不能受到情绪和身体舒适度的影响，也就是说，为了艺术，女电影摄影师的“那几天”要能在不在状态时仍保持状态！

而到了新媒体时代，一些以女性为主要员工的MCN公司会有“月经假”，单从这一点上去对比就可以看出，女性在场时构建的秩序和规则和她们不在场时有多么不同。

但这现状的种种，都无法证明女性不适合电影摄影师这一职业。正相反，有的女性确实拍得比男性更细腻，在拍摄现场比男性更细心和耐心。恰当的运用这些女性特质，反而能为创作加分。我们来看一段上文提到的《霓虹恶魔》的导演尼古拉斯 温丁佛雷在采访中是这样评价该片的摄影指导娜塔莎·布莱尔的 ：

“我拍我那些不差钱广告的时候和很多著名的摄影师合作过。他们说想加入到我的电影拍摄，而且他们对室内拍摄已经厌倦了。所以开拍六月之前，我就邀请了他们。可是一听到我只付3000美元一个周的时候，他们就退出了。找一个摄影指导要比用最低片酬请基努里维斯出镜还难！八次被拒绝后，我开始慌了。当时是十二月，二月份就必须开拍了。有个经纪人给我推荐了Natasha Brier。我当时还不认识她，并没有太信任她，我还是安排了隔天与她见面。我只看了一眼她的网站，找到了一个她拍摄的一个关于奥林匹克的短片，很有艺术水准。当我刚见到她时，莫名地，我就决定要用她了。她也一下就接受了我的开价。我的妻子也对我说，由女性来拍摄女性挺好的。Natasha费了些力找来了几个老旧的变焦镜头改装在数字相机上。模拟成像和数字成像的对比就此形成，并将我们带回数码革命的丰饶。多亏了这些镜头，我们才能捕捉到那些闪烁的光与光晕。”

《霓虹恶魔》的创作就是能体现女性电影摄影师特点的绝佳例子：聚焦时尚行业的题材，精致的画面与唯美到夸张的色调都为娜塔莎布莱尔把女性特质融入到创作中提供了土壤，当然，还有同样极具艺术气质的年轻导演的信任，当我知道导演尼古拉斯·温丁佛雷本人是色盲时，不仅对娜塔莎布莱尔更敬佩有加。

在国内，电影拍摄（on set）更是一个半军事化的工作，这样的大环境下逆势而出的女摄影师，余静萍是一个代表，来自台湾拍广告出身然后拍摄电影的余静萍（代表作：《七月与安生》，《喜欢你》，iphonex 3分钟），上世纪九零年代初期就曾来过北京。当时是跟随师父为某杂志拍摄图片探班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当时的她，还未料到自己未来也会踏入电影领域，并成为“第一个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的女摄影师”，即使在2020年以《少年的你》获得金马奖最佳摄影之后，余静萍照旧在做平面，MV，广告等其他工作。

余静萍说，“我好像一直有一种奇怪的能力，让他们会忘记我的存在，忘掉摄影机的存在。很多合作过的演员都会这么说。”

正是这种能力帮助《少年的你》以手持摄影消解了与演员的距离，有了一种把观众全程带入的“逼视”。

这句属于女性的感性表达让我想起娜塔莎布莱尔面对温丁佛雷面“离谱”报价的不在意，相对于不少男性腕级摄影师的“带头大哥”气场，女电影摄影师对即使会让自己受限于题材和制作体量的“艺术家气质”的刻意保护，常常让画面有了更多“灵性”。

尽管从托尼莫里森提名奥奖最佳摄影后的五年里我们没有再看到这一电影摄影最高奖项上出现女性身影，但有理由相信这一天指日可待。毕竟电影创作不是简单地记录客观事件，它是一个创造和阐释的过程，而这一创作中最重要工具就是电影摄影，电影摄影师是演员和观众的桥梁，摄影机后面需要女性的新视角。

作  者

沈乔

摄影指导

高校教师

自媒体人

主编：栗子

排版：央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