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念】东楼小官人关于中世纪视频的槽点（1）

我先提示一下，你们要是真有本事就一条一条引经据典地反驳我，别什么一口一个“通篇一派胡言”又指不出哪里错误，还有，某些人是离了“50w”、“收了钱”之类的词就不会讲话了是吗？

先放上原视频吧，BV1dP4y1c7QE

给我的感觉是营销号+互联网史学家闲聊胡扯的结合

时间紧槽点多加上我懒，今天就只讲上半部分的三个问题

那么来看第一个问题

首先需要明白的一点，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的东西，之前我在CV11130698这篇专栏里提到过奴隶制产生的原因，用的是H.J.Nieboer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是最合理的。

那么在这里我再复述一下，H.J.Nieboer认为奴隶制经济首先需要的条件是劳动力相较于资源丰富，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给自由人支付工资的手段代价太高昂了，所以就采用了奴隶制的强制手段，这是较为核心的一点，同时也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经济或者军事的迅速扩张使得更好地接触外界。如果仔细分的话，可以分成多个先决条件。主要变量：劳动力相对资源的短缺和有获得奴隶的渠道；次要变量：对奴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自由劳动力的高实际工资、资本的积累，也就是经济上允许获得奴隶、从物质条件上存在可奴役的人。同时也有两个学者补充了一下Nieboer的观点，Fenoaltea和Hanes，具体内容看我之前的文章。

至于中世纪的奴隶制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一个比较适合对这方面没有太多了解的人可以读Christopher Paolella的Human Trafficking in Medieval Europe: Slavery,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Prostitution这本书，但是基本上总得来说中世纪的奴隶应用很少，即便是在早中世纪的时候，主要消费奴隶的地方也是拜占庭、穆斯林所统治的伊比利亚与东边的阿拔斯王朝，以及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12世纪由于蓬勃的海上贸易又刺激了地中海的奴隶贸易，但是与整体的天主教世界的关系不大，即便是作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在天主教世界的比重也远不如穆斯林世界，甚至是拜占庭帝国。

在中世纪前期，所谓的“西欧”（UP：因为在中世纪前期，“西欧”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名词，更合理的区分方式是老欧洲和新欧洲，老欧洲大体而言基本就是罗马帝国的土地[不列颠、巴伐利亚和莱茵兰等地因为某些原因，被蛮族替代得比较彻底]，而老欧洲基本都继承了原来的罗马人口和意识形态[这点不需要有争议，伊比利亚、法国和意大利之类的地方现在说的语言还是罗曼语族的]，而新欧洲则是指非原先罗马的土地，例如德意志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他们一点一点被老欧洲所辐射）奴隶交易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但是这主要也是伊斯兰世界与拜占庭有关的。但是话说回来，有奴隶买卖也并不能说明奴隶制存在于当时的物质生产当中，拜占庭帝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说中国，买卖的奴隶里女性是最多的。反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1世纪一些从斯拉夫地区卖出去奴隶，如果（up注：主要是卖到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卖到西边，会把奴隶变成开垦荒地的佃农。

至于“封建制”这个我实在是不想吐槽，“封建制”这个概念到今天本身就应该是重新审视的，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大箩筐了。但如果按照他的理论，我也可以声称唐朝是一个“封建制（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秦以后就是封建制）夹杂着分封制（唐朝也有封王，而且这些封王也有自己的封地和邑户）夹杂着奴隶制（人口买卖这个事不难想象，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再看第二个问题，平民是否需要向一个主人效忠。

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有很多的自由城市，这些市民组成市议会来自行决定城市的各种事情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有一个人是这些城市的效忠对象，那么顶多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你能想象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能把自由城市的市民给随意买卖吗？

但话又说回来，东楼小官人可以说一点基本的历史学科的素养都没有，首先要明白，附庸的臣服总得来说表现为一种契约关系，而且是双向契约。而且他也完全搞不清楚，农奴制是一种怎样的契约关系，事实上，中世纪的封建主也无权买卖农奴本身，无论任何时期都是这样，因为农奴的本质是glebae abscriptae，一方面讲，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们与土地绑定，领主不能把农奴单独从土地里拎出来卖出去，同时甚至不能毫无理由地没收农奴的土地，以英格兰为例，1187~1189年的Glanvill就指出如果佃农对领主不忠诚，比如拒绝服劳役，领主就可以审判他并且扣押他的土地，但是要经过法律与法庭判决。事实上从大量的中世纪中期后期遗存的法案卷宗来看，都能经常能看到领主会陷入与农民进行的司法博弈，尽管个体农民在领主面前是相当薄弱的，但领主所对抗的也不是个体的农民，而是一个紧密的乡村共同体，而就证据而言，也很少有佃农被领主无故剥夺土地的证据，而且大部分的农奴即便在13世纪也能很大程度上地享有土地的安全，除了庄园法庭以外，还可以向王室法庭求助。

然后是第三个问题，教权

如果教会不控制文化教育，那么谁来控制文化教育？大学吗？但是大学在中世纪中期才出现，而且教育和教会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希腊式的联系，在希腊或者希腊化哲学的很多一神论思想里都会认为神是抽象的非人格神，比如柏拉图认为神是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形式的形式，大学与宗教的内在关联并不像东楼小官人说得这么突兀，人们也不会觉得教会参与到大学中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至于中世纪大学的问题可以读《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描述与分析》，国内的博士论文，不想在这方面多浪费口舌了。

至于王权问题更是无力吐槽，首先东楼小官人是否想过一个问题，中世纪是否所有时期、所有时间是教权压倒王权？那么为什么11世纪的尼古拉二世要防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教皇选举的影响，而为什么神圣罗马帝国的很多主教们又反对他的做法？而且这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例子，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制和英格兰或者法兰西都不同，这一点其实可读Peter H. Wilson的Heart of Europe: A History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但在这里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尽管“神圣”、“罗马”、“帝国”这三个字加在一块是12世纪才有的事，但是神圣罗马帝国从建立之初，它的理念本身就含有一种普世的基督教帝国的预期，“神圣”二字旨在为基督徒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UP注：如果我们用古希腊人的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hieros，一个受到庇护的神圣空间），皇帝被视为教皇最首要的守护者。“罗马”则有着类似的来源，这个“罗马”的宣称来自于古典末期，罗马人的身份与基督徒绑定起来，同时“罗马”两个字在基督教语境里也耐人寻味，因为在基督教这里，罗马帝国是四大帝国中最后一个，在这种背景下，罗马自然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普世帝国；而帝国则旨在提供一个更大的框架，对于世俗政权而言是这样的，而对于基督教的语境下而言，“帝国”也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的，同样能够衍生出一种永恒的概念。

而在西罗马崩溃以后的西方教会与东方拜占庭教会有很大的不同，拜占庭保留了原先的帝国结构，书面行政、等级制度与文化等等都直接来自古典时代的罗马帝国，所以这事他们不同于早期西方教会的特点，主教直接服从于皇帝，并且他们组织理论的形式也使得他们与西方教会产生不同。西方的教会更加分散，而且书面交流更少。此时，西方缺乏一个稳定持久的帝国结构，而里面教会没有东方拜占庭主教们所拥有的的强大政治支持，教会也松松垮垮，同时自五世纪以来西方的教会也采用的是使徒继承的论点，主张对教义发表意见的同时没有任何涉政的成分，所以中世纪早期的教皇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皇帝来保护他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要继续完成一些宗教使命的追求。出身于原先罗马元老家族教皇的格里高利一世是中世纪早期教皇中最重要的一位，他一边减弱拜占庭的影响，另一边，他的继任者们又开始接管罗马一块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土地就成为了教皇宣称凌驾于西方教会基础之上的物质基础，教会一边挪用拜占庭皇帝的象征与政治主张（UP注：所谓帝国转移，先转移到东边的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然后转移给查理曼，最后转移给奥托大帝），一方面又刻意地模糊或减少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持续联系。并且持续向日耳曼语地区和不列颠派遣传教士，不过教皇也并没有仿照伊斯兰教那样建立一个教权的哈里发国。因为他们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整合西部，仍然需要一个保护人。

可以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之初就是有某种普世的基督教预期的，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得不与教会进行紧密的合作，但从西方的教会也不得不寻求这样的一个皇帝来与他们进行紧密的合作，总结就是，谁也不欠谁的，谁也不赖着谁。

法兰西或者是英格兰情况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况还不一样，法兰西这边发生过许多典中典的事不再多谈，就英格兰这边，13世纪的时候教皇和英王就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上还产生过冲突，究其原因是因为教权不能忍受王权对教会事务的侵夺了，英王约翰把支持教皇的坎特伯雷主教座堂修士团驱逐出境，而教皇英诺森三世在禁止英格兰的一切宗教活动，这场活动最后甚至愈演愈烈，英王约翰对执行教皇禁令的教士们没收财产，教皇不仅开除了约翰的教籍，然后反手把约翰的王位授权给给隔壁法兰西国王菲利普，菲利普得知之后兴致勃勃地率领着军队打算夺了约翰的王位，而好巧不巧的是这时候英格兰又爆发了贵族叛乱，搞得最后约翰三世不得不给教皇让步。这事到最后也没完，由于不得不顺从教皇旨意，搞得英格兰很多的圣职都被外国人拿了，这些人又总是挂名圣职，自己身在海外却领着英格兰的圣俸，完全不干活，搞得英格兰人的反教皇情绪仍然是相当强烈，1309年英格兰贵族还联名向教皇提交抗议书，在之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书来反对教皇，但这些法令的实施力度实际上也往往取决于英王和教皇的亲疏。

基本上也可以看出来教皇想要扩张自己的权力也是非常艰难的，无论是逼英王约翰就范，还是让亨利四世打下雪天求情，他们的背后都需要依靠着世俗力量——无论是法兰西国王菲利普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那些反对皇帝的贵族作为根基，而且中世纪的王权与教权处于一种合作与对抗的矛盾关系当中，教皇既能挟法兰西以令英格兰，也能让亨利四世下雪天去恳求饶恕，同时也能成为阿维尼翁之囚，当然，教会和世俗权力的合作关系就更是一个需要细说的东西了，这个还是以后单独写科普文的时候再来聊吧。

但话说回来，东楼小官人这种明明肚子里没墨水，还拿把扇子硬装文化人硬恰历史饭的人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