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康营村关帝庙舞楼碑刻考述
高平康营村关帝庙舞楼碑刻考述
王志峰 中华戏曲 2000-06-15
山西高平市马村镇康营村关帝庙内，现存碑刻四通。其中清同治五年(1866)(重修舞楼碑记》在述说重修的原因时，顺便发表了几句关于祭祀演剧活动的看法，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戏曲审美观。而它所记的舞楼,在形制、用途上与一般的神庙戏台相比,也有些独特之处。碑高181公分，宽55公分,笏头，正书，现存其山门北侧。这里分段标点，录其碑阳正文于下：
重修舞楼碑记
祭祀之礼，所以崇德报功，典至姫也。古者陈以俎豆，荐以馨香，至后世则兼以优戏。噫！戏者，戏也，胡为以奉祀事哉？意者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善者足以为劝，恶者足以为惩，因于敬恭明神之时，式歌且舞，上以格在天之灵，下以昭前车之鉴乎？惟然，而舞楼之修亦有所不容已焉耳。
余西境有强营村，人多急功好义，乐事经营。其村东关帝庙外有舞楼一所，夹道跨修，历年已久，规模卑狭，栋宇荒芜，殊不足备歌舞而光祀典。且楼南隙地无屋宇以补修之，于村东保障亦属阙然。
今有社首张淮等，从事更作，询谋佥同，捐资募众，勇跃赴功于舞楼，增其旧制，而加以润色。外如凤阁凌虚，内似蜃楼耀彩。远而望之，巍巍乎齐云落星，以拟其高也；近而即之，郁郁乎临春结绮，以拟其华也。舞楼之南，创修楼房五间，补其缺陷而结构宽宏，亦足以备祭祀演戏之用。是役也，鸠功者多人，尼材者多人，仗义而输财者又多人，于是不数月间而焕然一新焉。
功竣，社首等邀余作记。余不文，又不获辞，谨原夫舞楼之重建，嘉众善士之乐输，且喜于《灵台》之诗所谓“经之营之，不日成之”者，适相符也。是为记。
北陈村府学廩膳生员廉敬撰
本里学生王作舟书
募缘人牛镇通张淮王荣张铭
牛秉璋维首张成明牛子富
张和贵牛镇海张景运牛小猪张成基牛映垣张全锁
同治五年夏六月中浣之吉同立
碑文作者廉敬，只是一名普通的廩膳生员，生平事迹已不可考。他所生活的康营村位于交通要冲，曾经是一座古代城堡，名叫光狼城，战国时期属韩国。《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七年，“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正义”引《括地志》曰：“光狼故城在今泽州高平县西二十里。”〔1〕说的就是这里。
本地传说，在战国末年著名的长平大战之前，韩国上党守将冯亭曾把光狼作为抗击秦军的重镇。秦兵攻占野王（今河南沁阳）、南阳（今属河南）后，切断了上党与韩国的联系。冯亭为了联赵抗秦,将上党17座城邑奉献给赵国。昭襄王闻讯十分恼怒，派左庶长王龊统兵20万杀奔而来。冯亭日夜督战，秦军将近一个月攻打不下。王龈遂从咸阳调来强营兵,终于占领了光狼城。之后强营兵就驻扎在这里，并改名强营。强营后来又改名康营，据说是唐朝一位姓康的将军也曾带兵驻守于本城的缘故〔2〕。我看其实未必,恐怕是强、康音近而讹造成的。
康营村现有庙宇三座。较大的是成汤庙和岱岳祠，二者相连,呈前后院式布局，成汤庙在后院,岱岳祠在前院，内外各有舞楼一座。关帝庙则在村东，座西朝东，庙很小。它的舞楼在庙外，舞楼外面门洞之上，仍然嵌有石刻横披，上书“古光狼城”四个很漂亮的大字。
廉敬碑刻有关舞楼的重修过程无可称述，倒是他提出的“戏者，戏也”，可以“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善者足以为劝，恶者足以为惩”等观点，能够引起读者的重视。其中不仅论及戏曲的美剌与教化功能,还涉及到戏曲是艺术的真实，是历代兴亡的形象总结，是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等问题，思想内涵是比较丰富的。
关于“戏者，戏也”的本质揭示，并非廉敬的创见，而是明清时期戏曲理论界的一种共识。胡应麟《庄岳委谈》即言:“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无往而非戏文也。”〔3〕许道承《缀白裘十一集序》也说:“且夫戏也者，戏也，固言乎其非真也。”〔4〕李调元则集此说之大成，用了许多历史实例来证明“戏也，非戏也;非戏也，戏也”，认识到戏曲的本质特征就是非虚非实、亦虚亦实、虚实结合。所以他在谈到自己写作《剧话》的目的时说:“予恐观者徒以戏目之而不知有其事遂疑之也，故以《剧话》实之;又恐人不徒以戏目之因有其事遂信之也，故仍以《剧话》虚之。”〔5〕一本议论和赏析性很强的著作，因评论的是戏曲，竟然也跟着虚虚实实起来，可谓“戏”得彻底。
“戏者戏也”的进一步讨论，自然引发朴素的，近似于戏曲是一种艺术真实的见解。例如赵士麟《江花乐府序》就一面说“剧之为言，戏也”，一面强调“不以戏为戏，而以为天下事惟戏为最真”〔6〕。但他还不如傅五峰《义贞记序》说得好:“夫戏者，本虚以证实，借伪以见真。”“虽其中不无敷衍之文，正以天之报施，理所应有。”〔7〕当然，他们还不可能认识到，“天下事惟戏为最真”，戏曲可以“本虚以证实，借伪以见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典型化手法，能使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比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更显真实，因而更具兴发感动的力量。不过,在当时的理论条件下，这些学者能够揭示戏曲艺术的某些本质方面，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限于碑文的体例与篇幅，廉敬只是接过“戏者戏也”这个流行一时的观点，而不做进一步阐发。他要说明的是“典至桁也”的祀神仪式，何以由原来只演出乐舞而“至后世则兼以优戏”。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戏曲能够“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上以格在天之灵，下以昭前车之鉴”。从这个角度看，迎神赛社本身就是历史和人生的大课堂，而戏曲则是教科书，它所演的尽是前代、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他的这几句话，与前贤说的戏曲“为醒世之金钟，警人之木铎”〔8〕，“殆与《诗》之美刺，《春秋》之笔削无以异”等语〔9〕，同样在强调戏曲的高台教化功能，只是没有那么生动形象罢了。显然，重视神庙戏剧演出的社会效益,才是廉敬撰碑论戏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意思就是总结历史，反映人生，表现历代王朝的兴为何因，亡为何故，过程中人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因此这一理论表现出来的，首先是对历史和英雄传奇剧目的极大关注，对重大题材的戏曲作品的偏爱。事实上，你到晋东南任何一座神庙采访当地人，舞楼上唱什么戏，他们都会肯定地回答：唱朝代戏。的确，“朝代戏”里的宏阔背景，英雄人物，重大事件，总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所谓“身心之奥旨，性命之微言，乾坤之精义，圣贤之秘蕴”等〔1°〕，剧中无所不包，一出出善善恶恶的人物故事，总会“使人触目而惩戒生焉”。廉敬了解赛社活动，深知村民看戏时常图热闹的心理状况，所以他的这两句话对神庙里的戏曲演出，也在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一个“稽”字涵盖了整个中国史，一个“镜”字映照出三千年的人和事。“稽、镜”都是主动词，加上“戏者戏也”的前提,用来表现戏曲创作的主动性和积极精神再恰当不过了。这表明作者比较了解戏曲的艺术手段，而且也是一个反映论者。但他似乎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戏曲之于历史和现实的反映，不是靠资料汇总，事件陈述,而是借助形象的创造，唱做念打等伎艺，弹指间便把某一历史情境再现于舞台上。“本虚以证实，借伪以见真”，作为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戏曲在创作中其实要慎重地选择剧本的本事，经过多次的加工和锤炼，调动多种表现手法,才能使作品达到感发人心的目的。正如孟称舜所说:“殆夫曲之为妙，极古今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时而庄严，时而谐津，狐末靓狙，合傀儡于一场，而征事类于千载。”〔11)然而廉敬毕竟不是戏曲理论家，设想的也没有这么复杂,只是参考当时人们较为普遍的见解，把自己的直观感受写出来。我们得承认，他的这两句话的确是够精辟的。
“稽”、“镜”二句思想内容的某些方面，明清之时在山西民间业已流行。例如绛县三界庄戏台楹联：“假衣冠演出忠臣孝子，活歌舞传来世态人情。”其中已有稽历史、镜人事的意思。其山腰村关帝庙戏台楹联:“戏寓褒贬详观何必读鲁史，曲有美刺细听即是学毛诗。”说的也是戏曲的讽劝和批判功能。再如壶关县集店村关帝庙明代舞楼楹联:“收天下春奇正无非者个,演古今事贤杰即在其中。”“镜子”的语意也比较明显。而太原晋祠明万历元年(1573)戏台，乾隆丁丑年(1757)干脆取名“水镜台”，即原本于《汉书•韩安国传》“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之名句〔12〕，显示出它也是一面“镜子”的审美导向。这些楹联和戏台牌匾，都是当时的读书人根据社会上流行的戏曲观拟定的，与廉敬这两句十分凝练的话同一来源。
须要指出，“戏者戏也”以及“稽”、“镜”二句里面，也涵有历史兴亡及人生虚幻之感，涵有“天地大剧场，剧场小天地”的语意。古代有许多学者甚至认为，现实生活就和剧场里的前代人事一样，都是在做戏:“巢、由以天下戏，逢、比以躯命戏，苏、张以口舌戏，孙、吴以战阵戏，萧、曹以功名戏，班、马以笔墨戏……”〔或顷刻间散场，几千年的历史及历史英雄殆同于过眼云烟。因此有人慨叹说：“盖闻寰中一大戏场也，生人一大傀儡也，天地一大提线者也，人生数十年，则又演出一局大戏也。”〔14〕此种“人生亦一大戏局”的思想观念，很容易导致“游戏人生”的人生观,是不可取的。不过换个角度说,他们的这种感受正是因为戏曲所塑造的形象太逼真了，场上气氛充满感染力，一时分辨不出是真实的生活还是艺术的虚构造成的。而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所有的朝代戏、英雄传奇都是真人真事。于是,戏曲无形中又承担起了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演绎文化传统的使命，一如“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二句字面上写的那样。
联系诸家所言，可知廉敬的戏曲审美观和明清以来文人学士的主张没有分别。他们都是传统的以善为美观念的维护者，重视戏曲对历史人事的形象反映，重视表现重大题材。同时又因“戏者戏也”的艺术本质，使他们感受到了戏曲的那种独特的非实非虚、亦实亦虚的奇幻美，于是发表了一些有益于戏曲繁荣的宝贵意见。
康营村关帝庙坐西朝东，它的舞楼形制也较特殊，是搭板式与跨街式过路戏台的结合体。平时底下走人，庙会时便搭板唱戏，遇有紧急情况把门一关，遂与外界隔绝——它同时还是古代城堡式村落的一座关门、关楼。
说它是关门的证据之一，在于它的门上嵌有“古光狼城”四字横披，单纯的舞楼是不会把村名标上去的。门也高大，车辆完全可以通行，这和我们看到的一般只走人而不走车的过路戏台大不相同。碑言“且楼南隙地无屋宇以补修之,于村东保障亦属阙然”，是说舞楼左侧的房屋都没了，从它的外面进来很容易，村子因此缺少了安全感。这就证明舞楼一直兼具关门的功能。从外表看去，它也没有普通的山门舞楼那样的华美雅致，然却雄伟、敦实，作为一村之关口正很适宜。
证据之二,是它与关帝庙山门距离长达71米，二者之间是一个较大的广场。广场上看戏固然方便，但同时作为召集村民以应付外来的突发事件的场所，也很便利。古代太行山区许多村庄都建有城堡，或在山上，或就在村中，动乱年代即用来预防兵匪的侵扰，城堡建有关门并不稀罕。何况作为“武圣人”——关将军的行宫,本来可以建一座守关之楼。高平谷口村骷髅庙,就以关楼代替山门，那关楼是给长平之战的败将赵括“守城”用的。
证据之三,是该庙现存同治元年（1862）的两通碑刻提供的。其中之一说:“余村伏魔大帝庙工竣已久，彩画维新,而关房楼板未望,亦难勒頊琨以表白。”（附1）伏魔大帝乃道教敬奉给关羽的“圣号”，关房从属于关帝行祠，正符合我们上面的判断。另一通碑又说:“舞楼关房未得妆彩。”（附2）它把“舞楼关房”连称，是一座建筑两个名字，故其所谓“关房楼板”，显然就指舞楼槽板。槽板处留下的空挡，面积为5.9X2.9平米，搭上槽板才成舞楼，平时只是一座关楼。二楼合一，一楼二用，构思及设计都很巧妙。两通碑皆一人撰稿。碑中的“擎马会”，又署作“将军会擎马”，当是本村的一种艺术团体，具体情况不详。
关门舞楼为悬山顶三间，前后七架六椽,举折较为平缓，灰脊筒瓦，朴素无华。拱形大门高达3.23米，宽2.6米。由于长年泥土积淀，搭成舞台时底层现在仅高1.3米。据老乡说原高大约在1.8米左右，舞台搭成也不妨碍一般人从底下通行。楼的上层施方形抹角石柱四根，方凳形柱础，通高3米。舞台面宽7.9米，其中明间宽3.35米,两侧台口各宽0.94米，进深与槽板宽度相同，为5.9米。柱头斗棋三踩单下昂，七架梁伸出作耍头，阑额及雀替雕刻花鸟神兽。碑刻里形容它“凤阁凌虚，蜃楼耀彩”，只是往昔的面貌，今天已是一座灰蒙蒙的建筑了。
关帝庙的建筑也很简单，因为本村的大赛活动不在这里，而在成汤庙和岱岳祠。那两座庙的内外舞楼彩绘仍很新鲜，形制也美，舞台设施如隔扇等都保存完好。而关帝庙进深只有10.8米，院宽6.6米，土改时分为民居。正殿悬山顶三间，五架四椽，五架梁对单步梁，有前廊。面阔5.32米，明间宽2米，进深3.29米。小八角石柱，方凳础，础面雕刻神兽。柱头科斗口跳，单步梁伸出作耍头，补间是木雕块，阑额彩绘。由额明间中间雕有一朵大莲花，另有三只神鸟，红喙、红颈、红腿，绿羽毛。两次间由额两端各刻一只丹凤，中间为牡丹。由额下是荷叶形雀替。从木作的手法看，现存正殿和舞楼重修的时间相近。其余侧殿及南北配殿多被今人改造，惟山门还是原样，硬山顶带廊。山门外还有一座跨街财神阁，形制也极简朴，兼供奉文昌及五谷，南北向，底层是拱形门洞，榜曰“青云之路”，即因供奉文昌而写给读书人看的。
有意思的是,该庙山门内还嵌着一方石碣（附3）,记本村东边有个姓张的歹人，因行为不端，按村规处罚又无力交纳罚金，遂罚他建茅厕一个以抵之。这个茅厕今日犹在,算是礼神之事无奇不有的趣闻吧，特记于此。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附1】无题
尝思为山九仞，工亏一簧。此言创始非难，而成功良不易也。余村伏魔大帝庙工竣已久，彩画维新，而关房楼板未望，亦难勒诸琪琅以表白。有擎马会数人者曰：“此工也，余等皆愿成之。”遂积数年巡秋之价，本利凑聚钱若干，而成此功于不朽云。
郡庠生席儒邵廷珍撰并书
将军会擎马牛广口牛三修张卫全牛口成
牛新则张小买张好则牛小珠
张湖石牛大嘴焦口好牛双五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无射月立
【附2】无题
尝思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亦难盛而弗传矣。余村旧有伏魔大帝庙一座，创始无稽，而补葺有数。惜哉庙工告竣，而舞楼关房未得妆彩。钮翁张公过而问之，曰：斯楼也，但一簧之未成耳。与罗贵牛公巡秋六人等计议彩画，佥曰：善。遂积数年巡夏秋之工价钱二十五千文，因工价不足，大社口工费钱十千文，而彩画黝垩之功焕乎有彰矣。嘱余为文，余曰不敢，姑序其事以垂不朽云。
邑庠生席儒邵廷珍撰并书总理彩画牛口贵巡夏秋人董聚则
邢贵保
丹青王好成玉工张三女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无射月立
【附3】为东关帝会毛（茅）厕记
村之东边有一人焉，曰裕山，姓张氏，因行为毛（茅）厕狡扯，被人报告至社。按村禁约处罚，伊无力交纳罚金,抵来毛（茅）厕一个，以作罚款。是毛（茅）厕归东关帝会所管辖矣，是为记。
裕山契字存于口内。
东关帝会会首同勒石。
民国十七年岁次戊辰二月上浣日玉工郭天佑张书绅仝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