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愈合的股骨,是人类文明之始么?
“《流浪地球2》中周老师提到的那根愈合的股骨到底是什么?追溯其来源,考察其科学性,却显示文明初始时更混沌迷离的一面。只有智人会相信故事,而我们也总会用这样故事来标识自己种群的独特性,成为创造下一个故事的力量。”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生命科学煲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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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那根愈合的股骨,是人类文明之始么?
笔者近日观看了时下热映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无论是情节设计还是立意深度,这部电影都称得上中国科幻里程碑式的巨作。电影中,李雪健老师在联合国大会演讲的情节吸引了笔者的兴趣:

“在一万五千年前,大腿骨折是致命的。只能等在原地,被野兽吃掉。但这根股骨愈合了。它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意味着他受伤以后,有人为他处理伤口,有人为他提供水和食物,有人保护他不受野兽的攻击。团结延续着文明的火种。一万五千年后的今天,又一根断裂的股骨摆在了我们面前......”
李雪健老师一身中山装,在联合国大会慷慨陈词,以一根愈合的股骨为喻,呼吁人类重拾人类文明团结互助的内核,面对危难勠力同心,共渡难关,推进宏伟计划的实施。

人类文明具体起源的标志,学界目前看法不一。“愈合的股骨”作为文明之始,来自于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在一次演讲结束后,玛格丽特·米德被一名听众问到,她认为什么是一种文化蜕变为文明的首个标志。这位听众希望米德谈论陶罐、狩猎工具、磨石或宗教文物。
然而米德却说,文明的第一个标志是在一个考古遗址发现的15000年前愈合的股骨骨折。股骨是身体中最长的一根骨头,连接臀部和膝盖。在现代医学诞生前的社会,股骨骨折需要大约六周的休息才能痊愈。在这段时间内,伤者不能采集或狩猎,且失去了自卫和逃跑能力;在原始生存环境中,这样的遭遇等同于成为猛兽的食物。
然而,愈合的股骨表明,另外的个体会陪伴伤者,为其包扎伤口,将伤者带到安全地带,提供食物,并对伤者进行了有效的康复护理。简单来说,股骨愈合表明有人帮助了这个受伤的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抛弃他。”
据说米德总结道:“帮助他人渡过难关是文明的起点。”

无需多言,这是一个美丽到令人感动的故事,它将善良、利他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福布斯》杂志(Forbes)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初期(2020年3月21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这个故事:米德讲述了一个15000年前的人类文明遗址,愈合的股骨就在此处发现。这篇文章旨在表明这些互帮互助的美好品质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在那个全球都充满恐慌和不确定性的时期,有关米德的这则轶事开始在网上大量流传。

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影视作品里,“愈合的股骨”作为利他精神的寓言,都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一种“生而为人”的崇高感。这件轶事的广为流传,也侧面说明了我们是多么需要叙事。如果不说别的,在模糊事实和虚构的背景下,它的流行揭示了人类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我们对叙事,也就是“故事”的需求。故事让我们相信,也让我们团结。
不过抛开艺术性,这件轶事,无论是从真实性角度还是从科学性角度,都有待商榷。
《意林》2011年第8期刊载了中文版的“愈合的股骨”的故事,作者是英国的R·韦恩·威利斯,译者为荣素礼。不过,米德自己的著述中并没有提到“股骨文明论”,也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米德说出了这些话。有人在互联网上寻找这件轶事的最早参考,追溯到了1980年出版的《可怕而奇妙》(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一书。外科医生保罗·布兰德在书中写道,他“想起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一次讲座,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原始文化。”

在书中,米德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一种文化何时成为一种文明”时,她的回答却“愈合的股骨”截然不同。“回顾过去,”米德回答道,“当社会拥有伟大的城市、精细的分工、某种形式的记录时,我们称之为文明。这些都是创造文明的因素。”
“股骨文明论”的科学性也值得商榷。虽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研究古代人类遗骸时确实对骨折具有浓厚兴趣,但他们的研究表明,人类遗骸的骨折并不仅是利他主义的象征,而是揭示了古人类人性更复杂的图景。
“股骨文明论”的流行的确证实了一个观点,即保护弱势群体的愿望植根于人类共同的无意识之中。一些学者的观点与这则轶事中米德的态度相符,指出人类为照顾伤者所做出了精心努力。正如SAPIENS专栏作家斯蒂芬·纳什(Stephen Nash)在谈到一位800年前跌倒并接受医疗护理的古普埃布拉妇女时所写的那样:“即使在没有现代止痛药的情况下,爱和通常情况下顽强的生存意志也能推动人的身体做出非同寻常的事情。”但实际上,在考古记录中发现的骨折骨有时会指向人性中更有攻击性的一面,比如提示古代人类之间互相存在暴力行为。
除了这些事实核查问题,这则轶事中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也有可能引发对“文明起源”的错误推断。毕竟,广义的“医学”不一定是人类独有的,治疗和帮助其他个体也不一定是智人独有的行为。

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放眼整个动物界,骨折愈合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一些研究表明,成年灵长类动物较少有愈合的骨折,但对于幼年动物来说,愈合的骨折并非前所未有或特别罕见。
此外,最近的证据表明,人类以外的许多物种也掌握了一定的医治自己和其他个体伤口的能力。例如,黑猩猩会利用昆虫治疗群体中其他成员的伤口;从大象到狼,都掌握了一套自我医治的方法。在这些动物中,骨折后愈合的现象都比较普遍。
最后,当我们回到这则轶事中对“文明”和“文明社会”本身的概念定义,会发现这个定义本身有问题,不太可能被一位当代人类学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文明”本身不像是善良、利他的。

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利他的善良是人类最美好、最“自然”的特质之一,因此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毫不为过。这就是为什么“帮助他人渡过难关是文明的起点”这句话无论是否是米德所说,都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必然会广泛流传。然而,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文明”这一概念往往充满侵略性,为征服“野蛮人”和“原始社会”的暴力方式赋予了合法性与正当性。此外,可以说,我们的物种比任何其他所有物种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伤害的总和都要大。这些所作所为似乎有损人们心中文明“利他”“善良”的本质。
相反,如果我们放弃了将我们的生活方式视为“文明”,以至将我们的物种——智人——视为特殊物种的倾向,会怎么样?正如古人类学家佩奇·麦迪逊(Paige Madison)在提到尼安德特人和其他古人种的埋葬习俗时所写的那样:“通过放弃对我们行为独特性的执念,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我们将自己视为天之骄子的倾向是如何疏远了我们与灵长类动物家族的其他成员,甚至是如何疏远了我们与进化过程本身。”或许祛除文明中心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负,正是我们正视“文明”现状,回到“良善”归途的必由之路。
不管这件轶事的准确性如何,它在危机时刻(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中)的价值,提示人们为什么会求助于社会的利他性来寻求安慰和灵感。人类学家将危机时期称为过渡时期或“极限”时期,在这一时期,个体倾向于转向权威专家和集体主义,以获得集体的帮助而渡过难关。太阳危机是这样的时刻,新冠肺炎大流行也不例外。因此,《福布斯》关于股骨愈合的文章引用了米德的另一句名言(同样,没有充分证据显示米德说过这句话):“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决心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事实上,这是唯一应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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