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清》与武侠小说（二）
文/
二、侠客的诞生
假如说《万年清》中的方世玉是一条毛毛虫的话，民国初年江喋喋的《少林小英雄》则象征着方世玉从毛毛虫蜕变成蛹。
《万年清》是在清朝统治的体制下完成的，虽依违在“帝王侠客”与“市井英雄”的冲突中颇有难以周全的罅漏，且因成书不于一时一地，故前后情节、人物的矛盾亦显而易见，但基本上，歌颂清廷、盛夸繁华是全书的主旨，故最后也以众侠客配合清军扫平少林寺、乾隆论功行赏告终。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也无怪其然。不过，鼎革之后，政治形势丕变，高高在上的“仁圣天子”已非金科玉律，反倒是“市井英雄”获得了表彰。
民国以来，究竟《万年清》的故事有多少流衍，目前尚难确考，唯 1931 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题为江喋喋撰的《少林小英雄》，上下卷共二十回，为迄今所见最早的相关故事（参见图 2）。
江喋喋是民初作品相当多的一位通俗作家，应该就是江蝶庐的另一个笔名，但其生平不详，唯知有多部武侠小说，如《夜行飞侠传》《侠义五飞剑》《虎穴英雄》《大刀王五》等传世，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少林小英雄》。
《少林小英雄》一书明显取材于《万年清》前二集，但将乾隆皇帝的部分全数删去，只保留了从方世玉出生到最后五枚师太讲和的故事，内中文字与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五彩公司的石印本二集二十六回相较，除了部分人名，如“苗翠花”之改为“苗翠华”，“静缘、静善”二尼之改为“定缘、定善”，以及文句略有扩充、修润外，故事情节几乎未有多大差异。
唯其中增添了方世玉结识了受花子金欺侮的郭贵，并受郭贵怂恿，代他寻找董御史雪仇，而方世玉见到董御史“一副刚正不阿之气，溢于眉宇，真不愧朝野闻名的言官” [13] 上 25 之后，便打消了此一念头，并与郭贵分道扬镳的一段故事。同时，在结局上，特别强调：
胡惠乾自经五枚一番劝告，顿时心地光明，不再惹祸招非了。眼见各师兄弟相率归去，不由动了思乡之念，将武馆中军器什物，一应寄放在光孝寺中，回转故乡，务农为本，度那优游的岁月。[13] 上 98
这两个重要的改动是很有意义的。郭贵情节的增入，除了具有让方世玉从“小霸王”蜕转成为“仗义侠客”的色彩，在援助胡惠乾之前就多一番事迹外，更重要的是，方世玉已非一般只凭直觉冲动行事的英雄，而是具有理性思维、明辨是非的侠客。
这对后来的方世玉传说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可谓无意间推促了一个侠客诞生的契机。至于结局的安排，让心切父仇，因此“以暴易暴”的胡惠乾，在听劝良言后，改过自新，回乡安分务农、优游度日，则免去了《万年清》后面胡惠乾因怙恶不悛而惨死于高进忠之手，连带波及了“大破少林寺”的悲剧，可谓两全其美。
江喋喋的改写，其实并没有真正摇撼到后面故事的发展可能，盖冯道德诸人，虽一时迫于无奈，接受五枚调停，但只是“从权应允” ，未尝不能隐伏后面的翻盘；而胡惠乾虽归乡务农，也还可以因故复出，再生波澜。只是江喋喋立意将故事说到此处归结，将《万年清》后面的故事大笔划消而已。在江喋喋笔下，侠客诞生了，但是终未成长。
这是方世玉形象具关键性转换的一次，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侠义”将之作了美丽的包装，就好像是蝴蝶破蛹而出前的茧一样，通体完整，而且其灿烂美艳的姿态也已呼之欲出了。
此书对身居上海的江喋喋来说，不过是他改写的众多传统故事的说部之一，但对特别青眼于书中广东英雄的一些港、粤作家来说，广东英雄竟就如此默默终老，显然是心有未惬的。因此，诞生后的侠客，便在许多“广派武侠”的作品中，重新演绎，且波澜壮阔地大放异彩。
三、少林侠客风云起
据香港学者黄仲鸣考述，香港最早撰写有关少林侠客故事的是邓羽公（1889—1964）。1930 年，邓羽公在广州创办《羽公报》，来年 6 月，即以“凌霄阁主”笔名连载《至善禅师三游南越记》（参见图 3） ，一直到《羽公报》关门，改办《愚公报》续刊。
1933 年 1 月，邓羽公又在《愚公报》连载《少林秘纪》；1932 年 2 月 3 日以“是佛山人”笔名连载《胡亚乾》，眉题“武侠短篇”。由此可见，邓羽公演述少林故事，是继江喋喋之后从《万年清》取材，粤、港撰写少林故事的开山始祖，叶洪生更誉之为“香港武侠小说界开山祖师” [14]61。
邓羽公的《至善三游南越记》借用了《万年清》中的人物，重新定位其关系，如在《万年清》中曾出现的方世玉、胡惠乾、五枚、至善、白眉乃至三德、冯道德、洪熙官、李锦纶等，都一一现身，连李巴山也惊鸿一瞥，但谱系却完全不同，将白眉说成是明朝的“九门提督”（明代无此官衔）朱国忠，于明亡后剃度出家，法名白眉，在雍正时曾借协助年羹尧平定青海的机会，暗中联系了吕留良的女儿五梅，在少林寺收了十大弟子，意图反清复明；但却为清廷所忌，被派兵火焚了少林寺。十大弟子中的至善，三入广东，招收弟子，练功习武，开了南少林一派，更与五梅等人潜赴北京，以毒针刺杀了雍正皇帝。五梅割下雍正头颅并剜挖双眼以祭奠吕留良。
其后，乾隆继位，派红孩儿、周日清等征剿，至善等人将势力转移至广西十万大山、八排山中继续抗争。全书杂取《万年清》、雍正血滴子、雍正无头等传说，再参照天地会的“西鲁传说” ，杂糅成书，将时间序列从明亡延伸到乾隆时期，横跨百年之久。
毕竟是小说家之言，于历史颇有舛误，而大旨上以“反清复明”为骨干，盛夸至善禅师与众志士抗清的事迹及精神。方世玉一开首就已出现，为至善的门人，但却无“打擂台”的故事；胡惠乾在第十三回出现，为至善弟子铁头老鼠之兄，其父亦为织机坊中人谭老忠打死，甚至有“胡惠乾报父仇”的灯笼，情节略同于《万年清》，但却无恃恶身死、武当冯道德出面之事。可以说，只是借了《万年清》的人物，重新敷衍一个新的“反清复明”侠客传奇。
“反清复明”是《至善禅师三游南越记》最重要的主题，也是侠客成长、蜕变的重要指标，势必得强调反清志士与清廷的斗争，这就与江喋喋之将乾隆皇帝抽离出来的《少林小英雄》取径大异。重新回归的清廷，自是被描绘成欺压汉族、残暴凶虐的妖魔（如谓雍正为“狐王”），而附翼于其下的，如长白道人、满天星、周日清、红孩儿之流，当然就是卖祖求荣、为虎作伥的汉奸了。此书以民族主义一马当先，忠奸善恶，判然两别，廓清了在《少林小英雄》中朦胧模糊的“英雄 / 恶霸”界线，可谓旗帜鲜明，对其后“广派武侠”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
相对来说，邓羽公其后以“忠义乡人”为笔名所写的《少林英雄血战记》 ，就是完全取材于《万年清》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方世玉打擂台”的故事了。
乍看之下，《少林英雄血战记》难免会令人联想到《至善禅师三游南越记》所强调的“反清复明”主题，而误以为是少林英雄“血战”清廷爪牙。实际上，“血战”也者，是少林门人间的同门相残。邓羽公在此书中明白指出，他之所以写此书是受到《万年青（清）》的启发，而相当不惬意于五枚师太之偏袒方世玉。
因此，是书反而以李巴山为主角，详尽交代其出身来历、武功源流、开馆授徒、还俗生女、设擂挑战到丧身于五枚之手的整个过程，在内容中虽对李巴山的好大喜功、手段毒辣颇有微辞，但却肯定了他的正直爽朗、深明大义；相对地，对五枚及方世玉，则藉最后出场的至善禅师的一番训斥作了批判。其自云：
兹文所纪，最后巴山于擂台丧命一段文字，与坊间《万年青》所载者殊类，阅者或疑据为蓝本脱胎以成，实则《万年青》所载，不为于拙著大有出入，而其余翠花厚殡巴山，设法坛诵经，为擂台丧命诸人超度等事，无一字序述，当时执笔者，或非武技中人，只修拾野乘，东鳞西爪，不详本末，其最后一段，直付之阙如，是否别有用意，故不序最后之事，使后世读者，只知少林同门相残，无复美德可言，鄙夷之心既生，少林技术，益不为世所重， 不惟对之齿冷，且避之惟恐不速，愚不欲使少林宗旨以此事而隐，兹又所纪，不惟补万年青一书所缺，再欲使世之读者，知其事有如此也，凡此叙述，皆本自武技前辈，及李派苗裔所言，间有渲染，则故行文之常，读吾文者，必能谅之也。
据此而言，邓羽公是相当笃信《万年清》此一虚构的小说是真有其事的，唯时隔近 150年，果真有“李氏苗裔”与否，不免令人滋疑；“武技前辈”即便有之，所言是否合于真事，也尚有疑问，但却可旁证“方世玉打擂台”的传说在 1930 年代是普遍流播于广东的。
由于此书意在为“少林同门相残”开脱，故于五枚、李巴山各打五十大板，且另设一与《万年清》大异的结局：李小环未死，至善谴责五枚、方世玉，赔银五千予雷洪家属，诵经超度擂台枉死冤魂。
因其意在对少林作“不回护之回护”，故别出一径，未替“反清复明”张目，其情可悯，但却未必能获得后起者的认同。因此，有关少林英雄的传说，还是《至善禅师三游南越记》最为脍炙人口，后起的作家皆依循此一脉络书写民族主义式的侠客传奇。
邓羽公的小说，在粤、港二地大受欢迎，连带也激起了其他作家参与创作“广东侠客”的风潮，如崆峒、我是山人、念佛山人、禅山人、朱愚斋等，陆续创作，据黄仲鸣说“成书多达二百种”，“《万年青》，成了香江的文化传奇” 。叶洪生将这类作品命名为“广派武侠”，盖因其叙述文体每杂有“广府语”之故。[14]60
黄仲鸣则认为以“粤港派”“技击小说”命名较为恰当。不过，本人还是认为“广派武侠”更能名副其实，盖这些作者全为广东人氏（佛山人更占不少），都喜叙述广东英雄，熟知广东民俗风情，且颇多喜杂用广东方言。
更重要的是，自晚清以来，广东一省（含英属香港）就是“革命”的根据地，民族意识极强，而又娴熟于武技，且其中的技击部分也往往影响及于后来梁羽生、金庸一脉的“新派武侠”，故谓之“广派武侠”反而可收顾名思义之效。其中成就最大的，当首推我是山人。
我是山人（1916—1974） ，本名陈劲，从 1947 年 7 月 13 日开始，于《广东商报》连载《三德和尚三探西禅寺》（参见图 4），至 1948 年 6 月 18 日结束，共连载 345 期（初版时共五集四十九回），一炮而红，就此展开了他一生的武侠创作生涯。
三德和尚是《万年清》中至善禅师的十大弟子之一，在原书中三德和尚稳健老成，对胡惠乾之“以暴易暴”屡加规劝，但终是无法说服胡惠乾，故导致其最后死在高进忠之手。我是山人让三德和尚“起死回生”，所叙内容自然与《万年清》大异其趣。《三德和尚三探西禅寺》以三德和尚为主角，借用《万年清》中的角色重新演绎。
所谓“三探”，指的是三德和尚（刘裕德）奉了至善禅师之命，前往广东西禅寺，从李德宗手下夺回西禅寺，而李德宗为李巴山之弟，遂将《万年清》中许多对立的人马联系起来，发展出整体故事。故事中将至善禅师的十大弟子，作了更广泛的发挥，强调了南少林诸人“反清抗暴”的义举及精神，甚至拉来年羹尧的儿子年瑞卿出来助阵，最后则是福建九莲山的少林寺被焚毁，十大弟子除方世玉、洪熙官外先后丧生，至善禅师仅以身免，师徒三人继续怀着悲愤之心，推动反清复明、发扬少林的大业。
其中有个极重要的增益，攸关本书的宗旨，那就是增添了李二环这一角色。李二环是李德宗的女儿、李巴山的侄女，化名为高天赐的乾隆皇帝与她有段露水姻缘，故派遣高进忠、鲍龙前往广东，为李二环复仇，等于是结合了官家的势力，将少林侠客直接与清廷作了对立，凸显了少林侠客的民族主义精神。
这自然与《万年清》的主旨大相径庭，在 1948年集结成书的《三德和尚三探西禅寺》的序中，我是山人自谓：
或问：是书何以与《万年青》所叙少林事迹相径庭者，山人不能不有所言矣。《万年青》作者为清代时人，而少林派又为反清复明的人物，清廷所谓大逆不道者，若照事直书，则在清文网秋荼之际，其不如金圣叹之罹文字狱者几希，是以作者不能不歪曲事实，故于描写至善禅师、方世玉少林英雄全部覆亡。山人不揣冒昧，搜集清代技击秘闻，用小说家言，写成是书，纠正前人谬误，发扬少林武术。
在此序中，我是山人非常鲜明地凸显了他的“革命”立场，认为《万年清》的作者是迫于“文字狱”的压力，故不得不“歪曲事实” 。民国既已肇兴，此等顾虑已不存在，我是山人的《三德和尚三探西禅寺》就俨然具有“拨乱反正”的严肃意义了。
在我是山人的认定中，“满汉之别”“蛮夷猾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自然不妨将《万年清》解读成“别有隐衷”或“歪曲事实”之作，但如就文本研析而言，恐怕就未必是可靠的。
少林寺是否“革命团体”，显然是不难辨别的，且不说至善禅师的十大弟子中童千斤就是旗人，而如前文所述及到的，五枚在第六回为方世玉解除危难之后，还刻意“再三嘱咐世玉留心学习武艺，将来效力皇家，以图出身”；至善禅师在第十五回的临别赠言，也殷殷以“天下无不散之局，只要你等将来报效皇家，博得一官半职，上可安国，下可安民，他日封妻荫子，显我教门，更要兄弟相和” [3]153相嘱；而在第七十六回，少林诸徒被官军剿灭后，“广东省城内的人民闻知白眉道人大破少林寺，杀死至善禅师等人，无不欢声载道，皆以为从此消除了天下之害” [3]153，文本如此明确，恐怕很难有转圜余地。从江喋喋开始，历邓羽公，到我是山人，其实都是“误读”。
“误读”的可贵，在于它的别辟畦径、自出新裁，原不必牵合于原著，但小说家往往偏于此中施其狡狯，言之凿凿地宣称，此方为“正读”，此与金圣叹之拦腰横斩《水浒传》，以及平江不肖生之重编新述“刺马案”，完全是同一机杼。
史学家考究历史，力求其实，而小说家正不妨“化虚为实”。由于其作品深切于人心，乃寖渐形成“以虚代实”的效应，南少林传说原在广东一带就颇流播于民间，在诸多“广派”作家齐力耕耘之下，遂不胫而走，掀起一片以“反清复明”为主干的“新少林传说”。
“新少林传说”的建构模式，首先在将南少林“定性”成一具有革命情怀的团体，孤臣孽子，深切国仇，凡所作为皆为“反清复明”作准备；相对地，敌对的团体，无论是清廷，或者是协助清廷的鹰爪，必然被描绘成残酷暴虐或利欲熏心的反派。
在邓羽公的作品中，这些反派皆以清廷和个别的“汉奸”为主，尚无所谓“门派”的对立，故《至善禅师三游南越记》中，对这些一度为清廷所利诱的江湖人士都是以民族大义加以规谏，如擅长“血滴子”的雷太保，乃终归“反正”，而对在我是山人笔下极力负面描摹的冯道德，更只说他与三德和尚的瑕隙，甚至还曾在“火烧少林寺”之前通风报信，未有与至善禅师对立为仇之事；但是在我是山人笔下，不仅冯道德本身是助纣为虐者之流，更壁垒分明地突出了“门派”的对立。我是山人在其后的《洪熙官三建少林寺》中，曾如此概括：
逊清乾隆初年，广州武风蔚然称盛，其时以少林派及武当派、峨眉派为最著。少林派创于河南省少林寺，后开支于福建九莲山，以至善禅师为首；武当派则源出于湖北武当山，以冯道德为领袖；峨眉派则出自四川峨眉，以白眉道人为主，三人本同隶于峨眉山星龙长老门下。
从邓羽公开始，南少林的谱系就已隐隐然建构成形，但只是借用《万年清》中的人物，且仅限于少林一派，连冯道德都是白眉和尚的门人；而我是山人却正式将“武当”与“峨眉”的门户树立了起来，“门派之争”自始成为后来武侠小说的主结构之一，其影响之深远是难以估计的。
邓羽公取“西鲁传说”为渊源，将时代推往明末，又将主要的“火烧少林寺”事件挪移到雍正时期，与《万年清》相距过远，且《至善禅师三游南越记》中删落了“方世打擂台”此一脍炙人口的传说，《少林英雄血战记》虽说别有叙述，但人物虽与《至善禅师三游南越记》重叠，却分明是另一个故事；而我是山人则将之“还原”于乾隆时期，让与方世玉有关的诸英雄“起死回生”，融会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遂使这些广东英雄摇身一变，成为“反清复明”的侠客，并各自演绎出精彩的传奇，可以说为侠客树立了“忧国爱民”的典型。
自此以后，草莽英雄直觉而充满非理性的意气成分逐渐削减，民族情怀、爱国意识成为侠客“分所当为”的义务与责任，其后梁羽生、金庸开创的“新派武侠”明显是承接着此一体系而来的。
“广派武侠”小说的生成、发展离不开其属于粤、港的地缘关系。但由于大陆 1949 年以后对外采取封闭政策，且视武侠小说为封建毒草，故原已在大陆风行一时的武侠创作顿告暂歇，武侠重心南移港、台二地；而台湾 1960 年的“暴雨专案”，恰巧就是完全针对以金庸为首的香港武侠作品而来的，在厉禁之下，这些“广派武侠”作品流通甚少，乃至如今欲寻求都千难万难。
可以说，“广派武侠”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当封闭的体式，尤其是其“三及第”的文体，可谓是绝无仅有的。在流传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充满“民族意识”的“广派武侠”风格对台湾作家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多的。在台湾早期的武侠作家中，以清代为背景者，为郎红浣（1897—？）与成铁吾（1902—1980），郎红浣本身就是八旗子弟，故不可能去诋毁、批判清廷，成铁吾倒是以《年羹尧新传》（1955）、《吕四娘别传》（1956）、《江南八侠列传》（1958）为“反清复明”张目，但别出一系，与《万年清》无关，而是从陆士谔一脉相传的。
1960 年后，台湾武侠小说在“暴雨专案”的寒蝉效应下，刻意“去历史化”，不愿碰触古代历史的是与非，唯一以清代康、雍、乾三朝为背景写作的独孤红，最是心仪郎红浣，虽亦提出民族主义的问题，但从未认为清朝政府是腐败或暴虐的。
因此，在武侠小说创作中，台湾作家对“南少林传说”的摹写可以说是“缺席”的。但是，台湾人对南少林、方世玉、洪熙官等还是相当熟悉的，这无疑要归功于其后大量以我是山人系列小说为蓝本的香港电影。
四、南少林电影大行其道
香港有关从《万年清》衍生、改编的电影，最早是 1938 年三兴拍摄的《方世玉打擂台》，由洪仲豪导演，基本内容完全是由《万年清》中方世玉的前半段故事敷衍而成。来年，又有《方世玉卷二之胡惠乾打机房》《火烧少林寺》，则是续演下半段故事。在《胡惠乾打机房》中，结局是胡惠乾顺利清除了与官府勾结的机房恶霸，但还没有与民族主义相联结。
有趣的是，1948 年洪仲豪所拍的《方世玉与苗翠花》，虽亦衍生自“方世玉打擂台”，但却于片尾特别强调“广东精神”，可以看出浓厚的地域观念。大体上要到 1949 年以后，才逐渐摆脱《万年清》的影响，而与“广派武侠”小说衔接，开始展现出“反清抗暴”的主题，如 1949 年由顾文宗执导的五部片子：《方世玉胡惠乾三探武当山》《方世玉九战蛾眉山》《方世玉万里报师仇》《洪熙官血溅柳家村》《方世玉火烧红云寺》（参见图 5），据《香港电影检索》，这五部片子的“内容简介”分别为：
出身少林寺的方世玉为救师兄三探武当山，胡惠乾为报父仇而力战机房恶霸，方世玉得知吕英布作恶多端、强暴妇女，而雷大鹏又杀害良民，为伸张正义、除暴安良，决与胡惠乾连手除奸。
峨眉、武当商议大计陷害少林正宗，少林传人方世玉及女侠李翠屏与高手展开连番血战。
方世玉的师父至善禅师遭武当派的冯道德以“千钧脚”踢死，为报师仇，世玉苦练“切掌术”，将冯道德击毙。
清末朝政腐败，少林派群起举义，结果少林寺为清廷挥兵焚毁，仅余洪熙官等人能突围逃脱……完成反清大业。
少林寺出身的方世玉，武功高强而且疾恶如仇。本片描述他闯乾坤洞、血战峨眉派、以及用阴阳弹火烧红云寺。
从简介中可以看出，这些电影是如何受到我是山人系列小说影响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原来在《万年清》中与方世玉或南少林对立的人物，如冯道德、吕英布、雷大鹏乃至峨眉派、武当派，全都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中被归到了“反派”；相对地，南少林诸人也摇身一变，成为“仗义锄奸”“反清复明”的“侠客”。
台湾在 1950 年代起开始引进香港电影，而在大陆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台湾向来都是港片非常重要的市场，因此，从 1938 年迄 1996 年，香港 60 余部有关南少林的电影（见表 1）八成以上都曾经在台湾上映过，台湾观众自然而然接受了以方世玉、洪熙官为首的“反清抗暴”的侠客形象。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台湾木偶戏《少林寺》风行一时，据“亦宛然”的李天禄口述，当时他就是由香港带回我是山人的武侠小说改编成《少林寺》的，而以洪熙官为主角，并且强调“这部《少林寺》和清朝时已传入台湾的旧本《少林寺》不一样，其中已经加入打倒满清、推翻异族的思想” ，此戏在台湾大受欢迎，可以说是奠定了“亦宛然”在台湾木偶戏界地位的重要剧目，可见在电影及地方戏剧的双重影响下，“广派武侠”是如何地深入人心了。
当然，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些以“反清抗暴”为主干的电影，免不了有人物平面化、情节模式化的缺憾，观众习久生倦，这是必然的。从表 1 中的影目看，1950 年代以前约有10 部；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最多，有 27 部，但其后逐渐减少，正可以说明如此的主题是很难永久持续下去的。
因此，导演不得不在武打上予以特殊的强调。1938 年的《方世玉打擂台》是香港首次启用“武术指导”的影片，可说是奠定了此一基础，而由于其后声、光、化、电技术的高速进展，武打更成为武侠片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时，也由编剧绞尽脑汁，各逞奇招，做各种不同的开展及衍生。
1993 年，由元奎导演，李连杰、萧芳芳主演的两部方世玉电影，巧妙地将乾隆皇帝的身世、金庸小说中的“红花会”等糅合为一，彻底翻转了雷老虎的形象，不仅颠覆了雷老虎在“广派武侠”中的恶霸形象，取得诙谐搞笑的喜剧效果，更冲淡了民族主义的严肃性，居然大受观众欢迎，分别挤进了当年十大卖座电影之中，在台湾也轰动一时，可见其间自有不得不变的道理存在。
此一缺憾，事实上自“广派武侠”中衍生而来，自《三德和尚三探西禅寺》后，我是山人陆续创作了高达数十部的“南少林”武侠小说，尤其是特别青睐于洪熙官，畅快淋漓地抒发其一片“革命”的忠悃，人物虽多，却往往千人一面；情节虽可无限衍生，却始终难以跳脱原有的窠臼，在风行一时后，势必渐告沉寂。
1954 年，梁羽生所领衔的“新派武侠”肇生；1955 年，金庸《书剑恩仇录》继之，“广派武侠”的风头遂为“新派武侠”所掩，“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武侠小说又是一番新的局面了。
五、结语：《万年清》之“万年青”
综上所述，《万年清》从咸、同之际问世以来，糅合了前此侠义小说的诸多特色，藉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民间传说开展，带出广泛流传于闽、广二地的南少林传奇，尽管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计、结构的安排上很难称得上是佳作，但却相当意外地，在往后的一百多年间，掀起不小的浪潮，先是有江喋喋的《少林小英雄》推衍其绪，将其中原带有浓厚“市井英雄”色彩的人物敷设成侠客型的英雄，然后又在夙具强烈革命意识的广派作家手中，进一步赋予了其“反清抗暴”的正义形象，最终又在香港电影的推波助澜下，广泛且深入地流播于民间，寖至成为家喻户晓的民间传奇。
“市井英雄—侠客—志士”的演化径路，可谓相当清晰，从中正可以窥见一个英雄从诞生到成长的过程中，是如何逐步加深其道德形象、矫正其行事风格、标榜其爱国忧民意识的。民国以来，武侠小说盛行不衰，而从侠义小说蜕转成武侠小说，无疑地，《万年清》起了关键作用。
光绪十九年，上海英商五彩公司的石印本二集二十六回的题笺，有“绘图圣朝鼎盛万年青”字样，不知是出版商有意如此，还是校对偶有舛误，后来的作家、学者在论及此书时，往往皆以《万年青》为名，尽管此名大失原作本意，也属“误读”之一，但此一误读，却无意间预示了此书后来足以“万年长青”的命运。
揆其原由，大体有三：一是《万年清》糅合了前此侠义小说之长，而特别强调了“武技”的施展及运用，足以使后来的武侠小说及武侠电影据此而别有开展；二是其衍述的故事恰是民间喜闻乐道的传闻、轶事，充满了可添枝加叶的可能性，足以使后起者发挥无限的想象力；三是其中人物的“可塑性”极强，后起作家得以依据个人不同的思想观念予以重塑、再造。
于是，就在各个不同时期作家的分头努力下，《万年清》故事虽各有不同的开展，却也各具特色，而在香港武侠电影的助威助阵下，直到如今，还是为人津津乐道。前一个百年已往，但看后面还有几个百年、千年，以至于“万年”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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