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杂谈」《罗生门》×《罪与罚》关于罪恶

今天把两部关于罪恶的作品结合着聊一聊：个人觉得写犯罪最优秀的短篇和长篇，写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斗胆的：两篇都是心目中超一流的作品，值得讨论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故事很短，也很简单：乱世中的京都，失业的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他在饿死与做强盗之间犹疑不定（他原本是倾向于宁饿死也不犯罪的）但其目睹和听说的罪行让其信服于「如果是为了活下去，哪怕是犯罪也可以」的理论。于是他也掠夺了他面前的罪恶，在夜色里离开。京都又多了一个强盗，也许他逍遥法外，或是被缉拿归案，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也不重要，他已经被恶的环境感染，成为了恶的一部分。

《罪与罚》是对于一个犯罪者心理的深入剖析，大学生拉斯柯尼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拿破仑杀死一个平常人，没有人会认为是犯罪；那么我杀死一个社会中的寄生虫，一只虱子，自然也不算犯罪」于是他践行了自己的理论，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是她的妹妹——她是一个受老太婆压迫的好人——目睹了他的罪行，于是他不得已也杀了她。在这之后他就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精神煎熬当中，简直像是得了热病一样，他一遍遍地回想，回到犯罪现场反复检查，生怕自己被发现。而在有了替罪羊了，能够逍遥法外的时候，他却又不断试探警探，让他们几乎相信凶手就是他——但是没有证据。家人与朋友的陪伴和另一个杀人犯的自杀加剧了他的煎熬，最后他终于无法忍受，在妓女索尼娅的感化下背起了十字架，自首之后去西伯利亚做劳役——当然，他身边还有索尼娅陪着。

不难发现，两部小说中的罪恶都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其中《罗生门》是基于需要生存的现实，走投无路而创造出的损人利己的丛林法则，芥川在短短几页的小说里强调了社会中恶的环境的传递性：女人将蛇肉当作鱼干卖给兵营，她死后老妪拔下她的头发做成假发，这一幕又被家将看到了，了解了这不变的铁律之后，他自己也抢走了老妪的衣服扬长而去。正是恶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让更多人有了释放恶的勇气。陀氏《罪与罚》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农奴制社会更替的俄国中，产生的新思想的小规模试验。拉斯柯尼并没有潦倒到快饿死，他的潦倒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挥霍，却又自命不凡地不愿去干家教一类的职业。他的理论是建立于当时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类似救世主情结的傲慢（这样说并不准确，但我找不到贴切的词来形容）他试图以新秩序的建设者的视角去俯瞰，审判他人，铲除社会上的寄生虫。他认为自己是高尚的，在帮助他人中获得一种满足，但这种高尚的情结又恰恰与自身挥霍的行为相悖。因此他成为了一个矛盾体的存在，最后承认了自己的平凡——他不是拿破仑，他杀死的也不是一只虱子，他的价值观又回归到了正常。

艺术角度上，芥川用了很冷静的口吻叙述完了整个故事——冷静得令人胆寒。故事太简单了，用过长的篇幅去写反而会钝化其冲击力。《罪与罚》则很有俄国文学的特征：对话啰里八嗦一大堆，陀氏依托语言与感官让读者不断去窥伺解剖主人公混乱的内心，心理描写只是辅助。

我记得余华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心理描写就是一个伪命题，《罪与罚》里主人公杀完人没有用心理描写，陀氏写的是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他是如何逃离现场的，他想起自己的袜子上还有血迹是如何惊恐的，这种才是真正的心理描写。我几乎可以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杀过人的——那段描写太逼真了。而《罗生门》也并非通篇全是白描：芥川做了很多的渲染，表现的是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正义感与损人利己的麻木不仁交替在家将身上一闪而过，其有所畏惧，有所厌恶，让这个人格立体化，更加强调恶的环境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影响。拉斯柯尼也有相似的表现手法：他在酒馆里挥霍，出来之后看见街边一位醉酒受辱的姑娘却愿意拿出身上所有的钱为她叫一辆车送她回家，因此他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扁平化的恶人，他愿意去充当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在个人层面上这可能是一种救助；但到了社会的层面上，在极端情况下或许就是对于寄生者的杀戮——他为善的理由恰恰就是他作恶的动机。

最后说句题外话：看到一个喜欢的读书博主说，陀斯虽然排斥西欧，但受西欧文化影响很深，所以《罪与罚》其实带着很强的西欧舞台剧风格：情节靠独白与对白来推进，还有就是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主人公的屋子，随时出场完成对话——这一点上没有完全去追求写实与合理性，非常的舞台剧。个人对于这种看法还是大以为然的。

两部作品都是神作，甚至于对于法制建设与司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谈的太多了，本来准备分为上下两部分写这篇的，但越写越感觉到自己文笔的无力感（捂脸）于是发泄式地一口气写完了，其他的一些点以后做小说杂谈可能也会顺便聊聊。

最后感谢借给我《罪与罚》的方素文，等网课结束一定还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