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人道主义作家，在其出版的作品《1984》中，他写道： “很多人沉迷于寻找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渴望与人类的伟大传承想隔绝，于是幻想着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结果却掉进了一个粪坑。”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亚历⼭⼤·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These walls are kind of funny like that.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d,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 institution alized. 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这就是体制化。 —《肖申克的救赎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这不是结束，也不是结束的开始，甚至不是开始的结束，而是开始的开始。 ​改编自 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这只是开始的结束。 ——温斯顿·丘吉尔 This is not the end; this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his is just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by Winston Churchill Then out spake brave Horatius,           The Captain of the Gate:      “To every man upon this earth           Death cometh soon or late.      And how can man die better           Than facing fearful odds,      For the ashes of his fathers,           And the temples of his gods?” —from “Horatius” (Lays of Ancient Rome by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据说，伏尔泰旅英时在回家路上因一身外国装束受到街上几个英国人的污辱，他们叱骂一通后还想追打他。伏尔泰讨饶说：“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够可怜了吗？”那帮好汉听了齐声叫好，把伏尔泰抬起来送回住处。这则轶事反映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伏尔泰羡慕英国的自由与宽容，但普通的英国好汉却是排外仇外的典型，只有摇尾乞怜才能得到他们的欢迎。乔治·奥威尔在《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一文也提到，英国下层社会有狂热的爱国（沙文）主义与仇外情结，人们要是听到同胞外语发音纯正，就会说那是娘娘腔。18世纪20年代“英国的好汉们”在大街上嗜血的叫喊至今仍在足球流氓的歌声和发行量在百万以上的小报（tabloids）标题间回荡。这恶习究竟是伏尔泰意欲推广的椰子的组成部分，还是它得以生长的“地气”？ 伯林最敬仰的思想家是赫尔岑，后者在流放英国期间对罗伯特·欧文的社会主义实验深感兴趣，他与主张放任政策的曼彻斯特学派势不两立。在布鲁马笔下，赫尔岑也是以“亲英派”出现的，但赫尔岑却在《往事与随想》中嘲笑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 “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 关于政府的干预他还有惊人之见： 一个国家，政府的干预越少，言论和精神独立的权利越能得到承认，民众也越是不能容忍异己，公共舆论也越是带有强制作用；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都随时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 也就是说，自由的制度有可能扼杀无数思想家向往的精神自由的境界。当人民自己在行使专制权力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自觉地与舆论大致保持一致，于是就出现顺民（conformists）和梭罗所说的“舆论的奴隶”。这样的现象，究竟在何种社会更为普遍？ 《哲学通信》编注者莱蒙·那芙（Raymond Naves）指出：“伏尔泰把那些骑士道德送给英国人，而这两大党（指托利党和辉格党）都不欢迎这些道德。”还是让19世纪英国自由党创始人之一帕麦斯顿来给伏尔泰上一堂国际关系启蒙课，这位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政治家无法忍受空洞美丽的辞藻，他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