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倒霉蛋儿——一名中央集团军群青年军官的战争往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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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第252步兵师的残部准备渡过迪纳河。在乌拉村与其横跨迪纳河的桥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桥头堡。在一公里宽的地方，有一半被我们营的余部所占领。俄国人在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下摸索前行，但整个上午仍有一些零星的猛烈火力。11点30分时传来一道命令，中午12点将炸毁迪纳河上的桥。到那时，就必须撤离桥头堡了。我们的炮兵正在转移阵地，因此无法提供火力掩护。我们还剩三辆突击炮，但我们宁愿把它们留在身边，也不愿让它们进入河对岸的射击阵地。米勒上尉让还在桥头堡的另一支部队先行撤离。他想用最后一辆突击炮过桥。我的建议是，中午之前不要聚集在即将被炸毁的桥周围，而是应该让那些不会游泳的人立刻撤离，其余的人就和会游泳的人一起渡河。
米勒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但越是接近12点，他就越是犹豫不定。最后，在离12点还差5分时，我们唯一要做的就只有爬上突击炮，然后开回去了。米勒和我与十五名士兵一起爬上了车，但它对我们来说太高了，每个人都更愿意躲在另一名战友的后面。俄国人到处射击，子弹打在突击炮上噼啪作响，但我们还是挨在一起坚持着。期间，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12点整，我们穿过了宽阔的木桥。一名工兵军官正等在对岸，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最后一批离开桥头堡的人。过了一会儿，我们从突击炮上下来后，工兵军官引爆了雷管。我们离开时，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那座桥在剧烈的爆炸中炸裂开来，它的残骸落入河中，遍及周边地区。
在上游五公里处，我们在（毗邻）拉贝基（Labeiki）小村的燧发枪营右侧占据了一个新阵地。我们右手边的友邻是D军级支队，该军由几个残部拼凑而成，俄国人在第一晚从他们手中夺取了拉贝基村。这个位置原本会很理想，修建精良的战壕沿着迪纳河西岸平均高10米的陡峭河岸延伸开去。想要穿过16米宽的河道实施正面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目前，被占领的拉贝基村正位于我们的右翼。
在部署防区时，我甚至有时间来欣赏美丽的风景。它就像一座英国公园，有草地、树群和灌木丛。在夏日的阳光下，河对岸的景色一览无余，那里还没被放过一枪一弹。接着，我发现了一辆民用摩托车，那显然是在这儿工作的托特组织的工人留下的。我准备骑着它从一条横越草地的小路穿过这片防区，去和我们的友邻建立联系。我用了一块小木头来代替点火钥匙。瞧！Dürkopp 125可以开动了。不过，那条小路其实处于敌人的监视范围之内。开始还一路顺利，直到一门俄国反坦克炮瞄准了我。第一炮打得较远，但我试图避开它的弹坑时，差点被第二炮掀翻。然后我又感受到第三炮的强烈气流，于是就决定放弃这段行程。
黄昏时分，米勒从团指挥所回来了，它位于我们后方与迪纳河平行的乌拉河山谷当中。从6月21日开始，我已经连续五夜四天没有睡觉了，米勒上尉不在时，我也只睡了三个小时，深感疲惫。作战行动和频繁的阵地变化，加上米勒紧张的节奏，还有一开始服用的甲基安非他命药片，这些都让我在一百多个小时里没有休息，一直保持着清醒。因此，我就像死人一样睡在一些柔软的青苔里，然后要花半个小时才能再次完全清醒过来。
米勒带来了夺回拉贝基村的命令。在我看来，他似乎有点神志不清，说话语无伦次，脚步也不稳当。他准是在团指挥所喝了太多的杜松子酒，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少量的杜松子酒就让他承受不住了，因为他和我一样已经疲惫不堪。只是，他可能预感到了自己的死期将近。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上路吧，沙伊德鲍尔。”然后他说了一些细节。整个营部都要参加这次进攻。我们将沿迪纳河从南北两面攻打拉贝基，并且必须将其拿下。我们要在没有火炮、没有突击炮或任何其他重型武器支援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甚至没有适当的关于敌人兵力的信息，只有高呼“Hurrah”和夜色的“精神”支援。
夜幕降临时，我们开始前进。夜色对我们来说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俄国人注意到我们正在进攻时，他们发射了照明弹，并部署了他们已经带过迪纳河的反坦克炮和迫击炮。在一片小松树林里，攻击在近距离内逐渐停滞下来。要突破敌人的火力网似乎不太现实。反坦克炮弹在树上炸开、流弹和高爆弹飕飕作响，在中间坠落并炸开。那是一种无法被人声淹没的噪音。曳光弹短暂地照亮了树林里的黑暗。当燃烧的镁光熄灭后，夜晚树林里的黑暗就更加深沉地包围着我们。
我还是觉得米勒似乎有点神志不清。他用手枪比划着，喊着“Hurrah”，但这并没有让进攻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最后，他派我去左翼，我要在那里找到7连连长希斯特纳（Kistner）少尉。我在松树树干后面寻找掩护，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就这样接近了位于迪纳河河岸的主战壕。但我没有找到希斯特纳少尉，只发现几个正在待命的无助士兵。俄国人仍在用尽一切武器进行攻击，突然又安静下来，你可以听见来自敌人方向的“Hurrah”声越来越近。有那么一刻，我们还以为是东边的友邻部队发起了攻击。因为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但出乎意料的是，攻击者迅速地接近了，从喉音中我们可以辨识出那是俄国人。他们指望比起俄国的“Urray”，我们更害怕自己的“Hurrah”。鉴于他们似乎是沿着战壕进攻的，我便命令士兵们离开战壕，到边上隐蔽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俄国人从我们边上冲进战壕，在他们后面投掷手榴弹了。于是，士兵们向右跃出了战壕。当威胁性的“Hurrah”声几乎让我全身颤抖时，我转向左边，离开了战壕，迅速潜入一片灌木丛里，结果却踩了个空，我唯一想到的是“陡峭的河岸”。我感觉不到脚下的地面，就那么滑倒后一头往下栽去，直到滚落在迪纳河河岸柔软的沙地上才算结束。我肯定下滑了将近20米。拉贝基村位于更高的水平线上，而我没有将这点与河岸坡度之间的关联给考虑进去。
我发现只剩自己一个人了。在这个几乎万籁俱寂的夏日清晨，我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想办法回到我的士兵们的身边去。我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下游走了差不多200米，直到发现一个可以爬上去的地方。一切都很安静，但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米勒上尉和营部的其他成员，也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到他们，因为他们肯定已经从松树林里撤退了。
一些伤员聚集在指挥所那里，我绕了过去，又继续向前走。在路上，我遇到了一名营部的传令兵。他告诉我，米勒死了。不久后，他们把他带了过来。他肯定是被一枚完整的反坦克炮弹直接贯穿胸膛，当场死亡的。而我们的进攻已经被打退了，我命令全营返回出发阵地。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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