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十四）周一清晨与千禧年（全书完）
第二部分 分析
第八章 周一清晨与千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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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多数人对当前现实世界进行清晰思考的（……）是一种比哲学天才发现真理更重要、更具独创性的哲学事件，因为真理只是属于知识分子小群体的财富。”
（安东尼奥·葛兰西 引自《狱中札记》）
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叛逆者——相对而言，循规的个案更容易被理解——正是借助于对自身现实状况的部分文化洞察，以及对体力劳动那令人不解的颂扬，才得以保持一种集体、理性，却不完全的逻辑。我曾指出，这可以被理解为文化再生产的一种形式，有助于促成一般性的社会再生产。
各种文化形式何等频繁地挑战着旧有文化（形式），它们也何等频繁地再生产着旧有文化。对这一观点的天真解读就是，在进步和倒退之间，可以做出某种简单的干预，或是直接将两者分隔开来。毫无疑问，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遗忘了文化在本质上所具有的整体性（此即民族志部分所强调的），忽视了文化独特的内在缺陷极其复杂这一事实，而这些缺陷正是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且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入侵。
此外，文化绝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文化与结构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关系；文化往往在确切的物质、组织和制度情境中——而这些都是对于独特的关系形式、平衡互补模型的保证。适应和反抗紧紧地铆接在一起，它们的关系牢不可破，不会因我们的期望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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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或咨询工作而言，如果我们假定在文化环境中存在着若干方法，仅仅依靠这些方法就足以产生我们所期望的结果，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准确地说，本书第二部分分析的主旨就是，对于文化形式的理解，不能单就其本身或以其自身为基础来谈。
为了理解反学校文化，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来构建文化：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本质出发；从一般抽象劳动出发；从性别歧视出发；从意识出发。
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可以依靠抽象/分离的文化形式和独立的文化自主性，对叛逆的工人进行完整且行之有效的职业指导和教育。干预和改革都将经历从盲目到矛盾、再到文化再生产的循环，而这种循环通常与本书辨析的那些结构性因素有关。
另一方面，从业者面临着“周一清晨”的难题。如果我们说不出周一清晨要做些什么的话，那么一切就会屈服于纯粹的结构主义，停滞在还原主义的同义反复之中：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发生变化，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但是现有的社会结构又总是阻止我们做出任何变革。
要求从业者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工作并不存在矛盾——为了被救济者的利益竭尽全力，在此过程中勇于面对困难，与此同时，对上述行为永远抱有赞赏的态度，这些都可能对内部存在问题的结构起到再生产作用。
命中注定的是，被救济者必然会将改变和平衡那些不确定性因素的空间和可能性置于从业者身上。
因而，我们有理由向那些从事社会性工作、在两个活动层面之间的张力和讽刺关系下行事的人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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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对于文化层面上所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有效性和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就结构而言）进行了说明。考虑到前文所述，这足以表明，在文化层面上仍有行动的空间，而且毫无疑问仍有余地向该文化的成员更明确地揭示出，他们特有的文化是如何“讲述”他们的结构和社会位置的。至少错误观念和其他意识是可以昭示于天下的。
既不伤害，也不轻视工人的方式是可实现的，但是这种方式是与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尽管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封闭——相一致的。
这里如若提出一份详细的计划，那就大错特错了。本书所提供的分析，可能在不同领域被其他学者探讨过。但是，我们仍可以在此提出一些普遍原则，并列出本研究所涉两大专业领域中的一些明确观点。
①，在相对统一中认识文化，不能因那些最明显、外化，或是个体侮辱性的要素而对文化避而远之。
②，态度和行为是受到严厉谴责的原因之所在，因此应当认识态度和行为背后的潜在和隐含意义。
③，尝试对文化层面所完成的再生产功能作出理解，而不是天真地证明各种文化形式与支配性文化形式同等重要，或是更具优越性。
④，向各种文化形式学习，并努力区别文化形式的洞察和局限——特别是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的部分。探索各种洞察是如何扩展到对社会的系统分析的。
⑤，揭示文化过程，而不是将其神秘化或强化。
⑥，在文化层面上认识活动的结构性局限，并进行政治组织，以在需要结构性变迁的时候，作为支持者的一员，或是代表支持者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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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职业指导的各个领域，特别是针对无学历或低学历群体的职业指导，都受到了日益严密的检查。 （如同我经历的b站审核）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指导方面似乎比教育方面存在更大的行动空间，至少对于职业咨询师来说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咨询人员并未受到既有制度，如本研究中学校的物质环境和教学范式的约束。另一方面，职业咨询师所处理的问题，直接与现实世界、不平等就业机会分配过程中文凭和知识的作用相关，而这一切原本就有助于促使教学范式结构化。有趣的是，职业指导咨询师通常具有极其详尽的有关文化层面的隐性知识。（熟知潜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环境及其调和性就是他们手中的工具。正是以此为基础，职业咨询师才理解了向工作过渡的各种方式。
毫无疑问，他们对这类“家伙们”往往比教师更富同情心，而且通常会对学校中的反学校文化成员所做出的评价进行系统性倒置或重新编码。这种与工人文化的对抗性变体相协调的不同形式，就是学校与职业咨询官之间紧张关系的源头之一。另外，人们也确实在尝试表达根本的文化价值和利益——这些文化价值与利益存在于个体的多样性观念中，存在于超越纸上谈兵的才能之中，也存在于人们在“生活方式”和“娱乐形式”方面所接受的作风中。
问题在于，文化理解的真正形式被一种无所不在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所瓦解和扭曲。
一些价值被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并投射到个体及个体的本质特征之上；文化的其他方面则被去情境化、原子化，并且与特定工作的固有特性联系在一起。于是，利用个体与工作匹配这一基本个人主义范式的行为，显然变得可行，而这实际上只对中产阶级通用。
以个体及个体所面对的有意义选择为核心的发展心理学，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个人发展”、“自我的概念”、“职业选择”均获得了普遍性应用，但实际上，这些词汇只是在一种文化层面上，对存在于个体和可获得工作中的虚假差异的同义反复的、个人化的扭曲。
或许对于职业指导实践而言，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文化层面可以被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实体，该实体对于社会代理者现实处境的洞察具有被扭曲了的独特的逻辑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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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人们所能做出的建议，很多都是短期的、原则性的。为了实现更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为了彻底改变工人子弟所面临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质量，我们有必要将那些代表短期力量的专业机构和其他社团，以一种更为政治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①， 运用文化的视角来认识那些可能与文化范畴无关，或是处于交叉过程中的“问题性个案”。*
②，鼓励工人子弟接受再教育。对于他们而言，“文化颂扬”不断衰微，并使他们跌入陷阱，而工作则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承认。
③，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建议只是对特定情况起改良作用，而当前的经济机会只是具有零和多样性，即如果一些工人子弟利用了现有的机会，那么其他的工人子弟将失去那些机会。对于那些被排斥的和叛逆的工人子弟来说，我们必须要认识他们的文化形式的逻辑，而且这种认知模式不应是神神秘或虚幻的，而应是诚实和非幻想的。
特别应当做到，
④，认识当前由于无价值的文凭泛滥而导致的混乱和无意义性。
⑤，认识绝大多数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作内在固有的单调性和无意义性。
⑥，在精英领导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必须失败，但与此同时，所有人又被以某种方式要求共享相同的意识，因此我们必须认识精英领导的社会与教育体制具有的矛盾性。
⑦，认识失业的可能性，相对于可获得的真实机会和工作的实际意义——无论是否涉及文化层面的含义，存在着被迫失业和选择性失业。
⑧，广泛地运用集体实践、小组讨论及各类项目 ，来发现和审视这些工作的文化图景。文化形式所展现的群体逻辑，同样也可能与职业指导实践相关联。
如果对叛逆的工人青年施以原则性教学实践，可能会面临重重困难，因此我们在提出建议的时候必须格外谨慎。
本研究旨在提醒人们，鉴于其全部阶级文化经历和阶级位置，叛逆的工人子弟对于教师的个人风格和教育内容的反映，远不如对学校结构和主导教学范式的反映强烈。相对于教学风格和特定类型的教育内容，结构和教学范式中关系的基本类型更难以改变。
在学校中，教师们不得不与叛逆的孩子保持着尴尬、令人泄气的课堂接触，而且这种问题仍将持续下去，以至于他们寻求并形成了一种较为长期的看待上述日常接触的视角。无论如何，就课堂教育而言，本书所勾勒的文化视角确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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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教育界存在一种“危机”。 该危机的焦点是进步教学法的基本标准和适宜性。
一直以来，争论持续不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争论中，任课教师和孩子们的看法是完全缺失的），这实际上是一场意识之战。
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于学校的那些真实的阶级冲突过程、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文化的和一般社会的再生产过程，都只是被部分地、扭曲地呈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战争是虚构的，或者不必表明个人立场。
阐述和订立针对叛逆的工人子弟的教育目标和形式，必须与意识之战无关。例如，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进步论技巧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困境，而且这些技巧也被卷入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再生产过程中。相反，我们也必须承认，进步论技巧同时也是工人获得发展的一个条件，即工人子弟在表达和符号操纵中发展出了某些规训技术。
以职业指导为例，社会的基本结构安排首先抛出若干问题，随后教育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尽管教育的功用能够为此类变革提供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这些问题无法仅仅在教育领域就完全获得改变。这种结构性变迁只能源于特定的政治贡献——这些政治贡献可能是由教师们借助其专业的和其他集体的组织做出的——代表着工人的利益。
一种折中且更为明确的教育可能性，就是为达成某种结构变迁，而在教育过程中施以集体政治的影响。即使最终，较为重要的结构完全保持原状，这种做法或许仍能促进那些所谓的独立的工人教育机构。
哪里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基本结构最终坚持国家教育原则及其主导的教育范式，哪里的独立工人机构就有可能通过拒绝或减弱支配性交换关系之逻辑的力量，来避开那些无意识和再生产的循环。
鼓励工人们参加教育培训，可以使人们对于教师的定义发生改观；而集体劳动的非结构化和抽象化方法，则能够使人们承认工人非正式文化的重要性及其所开创的再生产过程。
交换关系的支配性模式，能够为团结和自我理解的关系所替代。“等价物”这一虚幻观念，则可能被合作与承诺所取代——这种合作与承诺的基础不是个体，而是知识的社会力量。
在诸如此类的非对抗性机构框架内，特别针对工人的教育实践内容才可能付诸实践：抛弃特定的主观观念和特殊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对工人正式和非正式文化形式的不同逻辑和本质，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它们在当前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中所发挥的矛盾作用提出质疑。
过去，激进且独立的工人教育形式 一直存在；甚至现在，各种机构，包括最为重要的工会，也仍然存在于工人之中。这些机构能够并且已经在为教育活动提供基础。考虑到教育预算的规模（在英国为五十亿英镑）和当前盛行、但被错误概念化的观念——其中与叛逆的工人子弟相关的那部分预算，很多都被浪费了或是毫无效用——我们就会发现，将国家基金的一部分移交给独立的组织机构的主张是极为切实可行的。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或许可以利用时下争论的混乱局面，为各种机构和实践提供严密的教学和教育方面的“成本效益”论证；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更为自由的年代，这可能会被人们视为一种倒退或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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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为避免离题太远，或者过于天真地专注于某一专门领域，我在此处仅仅力图对文化层面做出分析，提出文化层面的相关性。
最为根本的是，我认为，文化层面本身可以被认知，其独特逻辑可以被勾勒，经验结果可以被理解。教师可以用一种怀疑的、单调乏味的真实目光去审视产业、经济和阶级文化过程。
与其对“教室中的混乱和暴力”（具有与保守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再生产功能）提心吊胆而陷于道德恐慌，教师们不如将反学校文化放置在特有的社会情境中，并为了成员的长远未来思考该文化的内涵——绝不介意反学校文化为了使成员在班级中站住脚而提出的那些难题。
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建议：
①，要对阶级和机构意涵的双重标准性保持敏感，这样一来，教学反应和交流就不会被误认为是对社会阶级和身份的伤害。
②，认识结构性因素和主导教学范式对教学主动性和风格所设置的限制。
对于在分化后的关系中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应对其影响范围加以限定。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问题，但是本研究所提出的最佳建议似乎是在与反学校文化的对抗中采取战术撤退，从而避免任何过于简化的怜悯之情，保持一定程度的机构权威。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到的那样，虽然反学校文化带来了所有那些非预期循环，但是它仍然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维护了学校的权威。这是因为，为了从根本上保证自身在指导课堂活动方面的主动性，为了在公认的有限范围内保证课堂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学校目前被物质结构化了。
更为激进的教学风格可能被采纳，并被那些有觉悟、有组织的学生所理解（参见“全国在校生联盟” ），但是显而易见，那些叛逆的学生是最不可能被包含于其中的。例如，“家伙们”按照自己的文化术语，将逃离冲突和传统教学范式解释为“敌方”的失败和耻辱——这种做法带有其自身的标志性的再生产结果。实际上，这种撤退也可以被视为对复杂矛盾责任的放弃。
③，尽可能地运用小班（这无疑暗示着要为额外的资源而战，但这种观点绝不是要去除学校教育）、小组讨论的技巧和集体工作。此类技巧与传统的个人主义教学范式之间存在张力，但是它们至少在向某种组织单位努力——这种组织可能与那些正在被探索的集体过程和形式相类似。
④，不时地将各种文化形式、主要转变、社会态度作为阶级工作的基本主题。在追求社会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努力提高各种技能和接受训练。这并不是某种既有意义上的简单的“相关性”，因为不能假定各种文化形式之间是“等价的”，也不是不加批判地对文化活动全盘接受。这种做法能够对洞察和局限加以区分，并从支配性文化和意识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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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的核心可能将会失败：工人再生产着他们自身特有的服从性，从而完成了社会的再生产。具体的议题可包括如下几方面：
①，在现代社会中，反学校文化在文凭、工作的意义、劳动力的作用和本质等方面表明了怎样的意涵。
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如何在文化层面上形成的，这又带来了怎样的代价。
③，人们为什么将体力劳动与男性气概联系在一起，将脑力劳动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
④，性别歧视的代价和转向是什么。
⑤，打架、偷窃和恐吓意味着或表达着什么。
⑥，友谊和非正式伙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非正式的文化活动和反应具有怎样的效力和代价。还可能存在什么其他类型的友谊。
⑦，文化如何解码正式信息，如何接受或拒绝官方的和意识形态的信息。文化以理性还是非理性作为自身的基础。
⑧，基于非正式文化所做出的各种决定，积累起来的真正结果是什么。
只有接受所有这些结构性限制，并且牢记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关联性，人们才能将这些结论和本书的基本要旨看作是对理论与实践这一统一体的某种形式的探索。
对文化层面的认同和理解是一种不断接近自我意识、进而更加接近政治意识的行动，也是一种在文化的物质性中认识文化成为某种物质力量的可能性的行动。
事实上，这种文化的政治化既是较长期结构变迁的有机要素，也是其先决条件之一。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及文化领域与意识领域的独特关系中，文化层面上和教育模式中才真正可能存在有效性。
对于各种文化形式之共性的认知，以及对于文化形式特有过程的理解，已然强化了内在软弱性，已然开始阐明正式文化施于非正式文化之上的影响力，甚至已然启动了某种自我转变。
这可能不是千禧年，但它却可能是周一清晨。周一清晨不必然意味着同样的周一清晨无尽无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