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四）文化元素（下）
第一部分 民族志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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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是刺激呢？）
“违纪违规，就好比犯法、喝酒什么的。”
“偷东西。 ”
“在街上晃荡。”
“破坏公物（……）这些就是无聊的反义词——刺激，违反法规，去普劳酒吧时和领班讲话，站在领班旁边买酒喝，尽管他知道你才十四或者十五岁，而你应该十八岁才能进去。”
“乐子”、聊天，还有劫掠，这些不良行为通常都能有效，虽然并非完全地打发无聊——有时虽然“捉弄这个系统”成功了，但无聊感反而会增强。
成为“家伙们”一员的刺激和荣誉更多来自于反社会的实践，而非上述活动。那些更为极端的行为才是把他们与“书呆子”以及学校完全区分开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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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通过威胁挑起争端、谈论打架和打架中的策略，这些都带给他们绝对的乐趣。很多重要的文化价值都是通过打架来表达的。他们反复强调男子气的傲慢，戏剧化的表演，群体的团结，以及头脑反应的快捷、清晰、不过于道德化。
通过身体上的侵犯，他们也明确、精准地表达了他们对“书呆子”的态度。就好比知识之于老师，暴力以及对暴力的判断是“家伙们”凌驾于校园循规生之上的核心。
“家伙们”通过暴力最完全地表现出他们对盲目或扭曲的反抗的热衷，即使这种热衷并不明确。暴力打破了传统专制的“规则”。他们以男性气概来对抗专制。这是破坏一系列令人不满、自上而下或者环境强加的意义的最终方式。这是一种让平凡事物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的方式。
从过去到未来的有关自我的一般假设被中断：时间的辩证性被破坏。打架，以及其他事故或危机将你痛苦地截留在“当下”。无聊和琐事因此而消失。
如何度过接下来那几秒钟变得分外重要。而且一旦经历，对打架的恐惧，以及之后安然无恙继续前行所带来的兴奋会让人上瘾。这些都成为消解无聊的永久可能方式，亦成为阳刚风格和存在的基础要素。
“没有什么骑士精神或者别的，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打架不过是……你去打架，怎么说都是野蛮的争斗，所以你也就得用尽办法去打，不管你想到什么办法，叫别人帮你也好，用你能想到的最卑鄙的手段也好，抠他眼珠啊，或者咬他耳朵啊，反正获胜就行。”
（问：你是怎么看学校里不打架的学生的？）
“那样会把我搞疯的，就像你打了人家一下，可是他们却不还手。”
“全看你和他有什么过节，如果只是很小的事，比如他踢了你一下，那你要是打他头的话，他就不会跟你打；但是如果他……真是有什么和你过不去，不管他还不还手，你都要扁他。”
（问：你在打架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很爽，很害怕……不过那是后来才有的感觉……我知道自己打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我要杀了他，要用尽力气把他干掉。”
（问：但是你在打架的时候真的觉得害怕吗？）
“ 是啊，刚开始打架的时候我会发抖，我真的是害怕，但是一旦你站在那儿，你就开始集中精神，就会打得越来越好，如果你状态够好，你能把那家伙给打扁。你把他摁在地上，然后在他的头上乱踩。”
我们应当注意，尽管暴力具有破坏性和反社会性，并充斥着非理性，但是暴力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也不是对社会秩序的彻底摈弃。甚至在针对外群体（当然这有助于定义“内群体”）时，暴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恰恰是它在“家伙们”的文化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它标志着正式进入这个非正式系统并得到最终承认。它决定了某种“荣誉”，哪怕这种荣誉是错位或者扭曲的。
打架的时候也是你在另类文化中接受考验的时候。如果你拒绝打架或者做得非常外行，那你的非正式成员地位和男性声望就会严重受损。虽然成为“家伙们”的一员并不一定要能主动挑起争斗——这往往是“重磅人物”做的事，他受人尊敬，虽然未必招人喜欢，不太可能成为别人的“乐子”——但是同伴们至少可以期望他在受羞辱或威胁的时候能够主动出击，能够“照顾好自己”，不一副“没精打采的熊样”，能阻止别人对他“作威作福”。
打架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最终的权力等级。正是这种不常受考验的打架能力决定了他们的地位；这种地位常常建立在诸如男性化外貌、“有名”的家庭背景、风趣幽默、擅长哄骗、广泛的非正式社交网络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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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暴力被认为是危险的、不可预测的最终裁决，同龄人之间不允许出现暴力失控。他们倾向于使用言语或者象征性的暴力，而且即使一场真正的恶斗在所难免，他们也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控制和既定的地位声望体系。
“两个星期前……大概一个星期前，星期一晚上，这个愚蠢的传言不胫而走。这其实真的很傻，不知怎的传到了这个家伙的耳朵里，说我要猛揍他一顿，其实不是我说的，他听了不想让步，放话说他要搞定我，于是我们打了一架，然后就被阻止了。我把他的脸打花了，他把我的嘴唇打肿了，他拿头撞我的鼻子，伤了我的鼻子，就伤在这儿。但我用拇指挖他的眼睛，把他的头给敲破了。后来，他们把我们俩拉开，我抓住他，把他拉到角落里，告诉他：他知道我不害怕他，我知道我不害怕他，他也不害怕我。然后就这么完了。不是什么……他家和我家一样都是大家庭，他们都是疯子，他们是很能打的琼斯一家，而且……哦……我不想和他们挑起什么事端，所以我就是抓着他告诉他啥叫力量。”
宽泛地说，整个反学校文化都弥漫着暴力的气氛及其男性气概的内涵。交往的肉体性——不管是假的推搡斗殴、在女孩子面前的炫耀、贬低奚落校园循规生，还是展示自己的优越感，所有这些都是从真正的打架场景中借用过来的语法。要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暴力，很难模仿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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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的和实际的暴力、粗野的举止、显示着某种男性气概的压力，这些永恒的主题一旦到了夜晚的街头就弥散开去，这些“家伙们”也表达得更为明确，尤其是在商业舞厅里。
在某种意义上，“家伙们”在商业舞厅确实享有某种自由。舞厅里那种疏离、利用的形式，至少让他们摆脱了正规娱乐机构里那种不相关的或者压迫性的道德戒条，脱离了那种禁闭场所的恐惧和压抑。在舞厅里，本土文化形式才有可能浮出水面，相互作用，而不受上层的指挥。
“我觉得如果那儿有吧台，你就会变得更……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能太嚣张，因为有些人喝了点啤酒（……）他们瞧见那儿有些妞，他们就想“我要卖弄一下自己”，就会到处走，就像那些“重磅人物”一样（……）他们在哪里都能挑起架来。”
“像比利·艾维瑞特这样的家伙，他到处晃荡，别人要是多看他两眼，他就会用皮带打那个人（……）”
“如果你在那儿认识很多人，你可以跟他们聊天，你就会觉得安全点，如果你认识很多人的话。”
“如果你去什么人都不认识的舞厅，那就比较困难。”
在傍晚和周末的活动中，服饰、音乐和动作风格突显出了学校内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有时候这些分别相当模糊，尤其是牵涉阶级差异的时候。在学校里，作为“家伙”，他们就得晚上“出去”，并发展出一套对学校、社区、城镇以及街道的社会认知。
“分类很多，像那些穿着时髦的孩子，你知道吧。还有“重磅人物”，然后是那些安静的分子（……）但是他们能照顾自己，学着穿时髦衣服，跟“重磅人物”混。还有那些撒钱的人，你从他们那儿能哄骗点钱出来，因为他们想花钱买友谊。然后你能碰到那帮娘娘腔，基佬（……）”
“娘娘腔是指那些“书呆子”、社会改良空想家，他们从来没听说过邪恶，也没见识过邪恶（……）我觉得“重磅人物”和雷鬼，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雷鬼和灵魂乐，他们不听这种畸形的东西。那些娘娘腔、基佬喜欢……像美国奥斯蒙音乐家族、搞迷惑摇滚的盖瑞·格里特这种。”
“举个例子吧，你到普劳酒吧，那儿迪斯科开着（……）在放那些重金属音乐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留长发、穿着邋遢衣服和牛仔裤的孩子都在那儿；如果你在放灵魂乐的那个晚上去，你就会看到穿肥腿裤和宽领衬衫的孩子，对吧，你就能看出区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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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比（在学校的）白天具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和寻求刺激的机会，“家伙们”自然更喜欢黑夜。
从某些方面来看，学校是夹在各种机会——在街头寻求刺激、和哥们儿一起去舞厅，或者试图泡妞——之间的空隙。在“家伙们”保存的日记里，提及学校的也就“我去上学”这一句话（威尔只用硕大的括号表示），尽管这些日记的本意是让学生记下“一天中发放生的主要事件”，但他们记下的大部分细节都是学后的事，包括非常重要的“回家，换行头，出去玩”。
不过，虽然学校被很多“家伙”排除在生活之外，但我们不应该误以为这种“隐形”意味着学校在他们的经验中就毫不重要了（详见下一章）。
这些“家伙们”晚上出去，到商业舞厅而非青年俱乐部玩，去酒吧耗着而不是待一会儿，还要买时髦的衣服，买烟抽，带女孩出去玩，所有这些都被视为“生活真正的意义”，同时也给“家伙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放学之后的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恐怕就是缺钱花。
［一次个人访谈］（乔伊）
“毕竟，没有面包，你就没法生活，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他妈的钱是生活的调料，钱就是生活。没有钱，你就得死。我是说你就没吃的，你总不能吃树、啃树皮去吧。”
他们利用所有可能的资源：亲朋好友、泛泛之交，他们亦遍寻社区里所有能干的活儿：做小买卖，给商店打工，送牛奶，打扫卫生，配钥匙，卖冰激凌，在超市里堆货。有时他们同时兼几份工。一个星期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并不为奇。
从四年级起，斯派克觉得他在床单批发店里的工作比功课重要得多。他乐得向学校请几天甚至几周的假，好去打工。他为自己赚来和花掉的钱感到自豪：他甚至帮他父母“在情况不妙的一星期里”付了煤气账单。夏天的时候，乔伊和他的哥哥当油漆工。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工作，而上学是一种强迫性的假期。
毫无疑问，在“真实世界”里“自食其力”、处理大笔现金（斯派克一星期经常能挣二十多英镑，虽然其他人平均只能赚不到五英镑）、和成人平等交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家伙们”的自信心，他们觉得至少在这点上他们要比学校“懂的多”。
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比老师优越。老师们不知道“现实中的规矩”，因为他们一辈子就呆在中学或者大学里——“告诉我们，他们知道什么？”正如下一章将要显示的，反学校文化和工人车间文化之间有很多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家伙们”将工人世界的工作视为唯一真正的世俗来源，这直接哺育和强化了不断彰显的反学校文化。
但是，这种与工作世界的接触并不是为了文化熏陶。这种接触发生在因现金需求而生成的特殊网络中，在这个网络中这种接触既有回报，也被利用。在这个阶段，接触工作世界的方式再生产了这种接触的特色之一：现金统治。
例如，“家伙们”几乎都“欺诈”和“骗鬼佬”，这是出于紧迫的需要而不是什么继承传统：因为他们需要现金。正如斯潘克斯说的，“你出门，要是口袋里有钱，哪怕是刚够买一品脱啤酒的钱，你就会感觉不同”，要挣钱，只有兼职打工，还有耍耍“欺诈”，这在他们的世界里也算一种额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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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接触工作有助于他们形成一些参照系，从而决定他们今后对劳动和报酬、权威及其平衡的认知，也培养了他们对那些管理、指挥他们的人的怨恨。
［关于兼职的小组讨论］
“大概早上八点的样子，他［屠夫］有一部电话，他有 一个装着十个先令的大包，他从电话上抽出了两根电线，要是我碰包，电线就会掉下来，你知道。我打开那个包，把那十先令拿了出来，把包拉上，然后就把包放在那儿。他说：“他妈的你动了那个包，电线本来在电话上面的。”好吧，我也不能多说什么（……）所以他就叫我滚（……）”
有时候他们从晚饭开支中省点钱，也会从“书呆子”和年纪小点的男孩身上搜刮点东西，不过“哄骗”一 二年级的新生不怎么光彩。最后“把钱搞到口袋里”的手段往往是偷窃。
我们不可低估现金短缺给偷窃带来的物质动力。但是，在解释偷窃背后的复杂动机时，他们把“做贼”看成是和打架一样的刺激源头。偷窃让你冒风险，打破对自我的管束。偷窃破坏了“规则”和正式制度的日常控制和限制。在某种形式上，偷窃挑战并击败了权威。
反抗成规并从中获得好处给他们带来了奇怪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你“被瞄上”了，那得动用“瞎编一通、蒙混过去”的技巧，如果你“蒙混过关”，会备感兴奋和满足。当然，有时候你没法“蒙混过关”。
在我调研期间，两个汉默镇的“家伙”因为偷汽车上的收音机而被判缓刑。这种情形很糟糕。父母被牵涉进来，官方出具报告，还有各种对法庭程序和官僚冗长诉讼的担心，以上种种都将刺激化为郁结。
这一刻，正式在与非正式的对峙中再次赢得了决定性、不可反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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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鉴于“家伙们”中偷窃行为普遍，被定罪的可以说少之又少。还有不少勉强脱罪的案例，害怕“被抓”给“家伙们”增加了刺激感，当你“蒙混过关”后更是自觉机敏熟练。
［一次小组讨论］
“这不只有趣，你在那儿，你觉得你能混过去……你从不考虑风险。你就去做了。如果有机会，如果仓库的门开着，你就进去，看看能偷点什么出来，然后当你出来时，如果你没有立即被抓，你出来的时候就会特高兴。”
“因为你要让人看到你做得到，这是一个原因。”
“因为你又违犯法律了。法律可是非常强硬的权力啊，而我们只不过是小人物罢了，但是我们就是能蒙混过去。”
“整个晚上我都在干这个［扒皮包］，然后我就去喝酒花钱，我没好好坐在那儿，乖乖把手放在背后。我把椅子举起来，然后跪在下边，把钱拿出来，这时一个小妞走过来，说：“你在那下面干什么？”我说：“哦，我刚掉了两先令。”然后她还在那儿问钱的事，我就跑到舞厅的另一边。她去告诉了警察，警察守在厕所外头。我出去的时候，他们正好把我堵到这间小清洁室里，他们把我摁在那儿，把我所有的钱都搜出来。她说被偷了四英镑，这明显是谎话，因为我只偷了三英镑，而且我已经花了近一半的钱，身上还剩一英镑。如果我身上有四英镑——即使钱不是她的，他们就能惩治我。但我身上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他们就没法拿我怎么样。”
当偷窃对象是学校时，刺激感变得格外强烈，更突显出他们挑战权威、敢于冒险又深思熟虑的气魄，当然能弄点钱也是成就之一。偷学校不但是对教师的直接羞辱，也能把你同“书呆子”完全分开。那些“书呆子”既不需要多余的钱，也没有那种要践踏传统道德的想象力，更没有那种蒙混过关的机敏。
闯入学校行窃包含了很多关键的主题：对立、刺激、排他、金钱的驱使：
“我没法想象我们［前几天闯入学校行窃时］怎么会被抓住。如果，你知道的，我能想象［最近学校刚被强行闯入后］其他人是怎么被抓的，他竟然就把门打碎，走了进去。这里到处都是他的脚印，他砸碎了一扇窗户，到处拉屎，还把书扔得满地都是……”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戴手套，我们离开他家前，我们甚至清空了口 袋，以确保不会在那儿留下任何可以暴露身份的东西。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他家，他也这么干了，我们就那样走了进去，我穿着一件褐色的高领衫，牛仔裤，手套，对吧，他浑身都是黑的。”
（问： 你们做那事的时候紧张吗？）
“哦，啊。你知道的［发抖］。因为你知道的，我总是……哦，我扒过别人的口袋，对吧，我看见两个先令在地上就拿走了，但是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喜欢。”
“我也做了，真的很享受！”
“之后走在路上，我们就是感觉很爽，不是吗？我们是，对吧，就这么 干成了。”
（问：为什么你们不想干点别的，而要闯进学校行窃？）
“我们对学校很熟悉，如果你闯入别的房子，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人，这有点冒险，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但是你知道没有人晚上睡在学校，你知道几乎没有可能被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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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伙们”的排他性意味着另外两个人群也被排除在外，而且“家伙们”自视优越于他们：女孩，以及少数族裔。
他们对异性的态度是最微妙复杂的。他们对女性的看法充满矛盾：女性既是性的对象，也是居家良人。本质上，这意味着女性必须具有吸引力，但又不能有性经验。
当然，“家伙们”的性欲显而易见。谈话中，性是常见话题，他们用充满色情意味的故事和玩笑来谈论女人的被动性，或者讨论男人特有的性欲。故事的中心通常是他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女孩的感受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讨论女孩子时只关注女孩子们的性吸引力，她们的身份则微不足道：
“略”
“你那时和她纠缠着，打架似的干那事，你已经把她的短裤脱了，你刚把它拿出来［他做了个演示：两腿分开，在拉链上来回比划］，然后“噗”地［停止不动地演示］，到处都是，糟糕透了。”
尽管女性是性的对象，但是她们不允许有直接、明确的性欲。这里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她作为性的对象和商品，实际上因为性而遭受贬损；毫不夸张地说，她们一文不值；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浪漫或者物质的消费品。享受这种贬损被视为自毁行为。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女性被压抑的性欲，所以担心女孩一旦有过经验，体会过性的乐趣，她的闸门就会打开，从此变得淫荡。
“好吧，你要是和一个玩过之后，就像你干过那事之后，她们就跟妓女似的，跟谁都能上。我想，她们一旦有过那个之后，就总想要，不管是跟谁一起干。”
当然，“随便”的名声——不管是真是假——传得很快。“家伙们”在舞厅里的目标就是那些“随便就能上的女孩”，虽然他们不怎么愿意被看到和她们“出去约会”。
9
和“随便就能上的女孩”相比，“女朋友”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女朋友代表着未被淫荡辱没的人类价值。她是忠诚的居家配偶。她不能有性经验——至少不能和别人有过。
“老婆们”的风流韵事一旦流传开去，就会对男性气概和自尊带来极大的挑战。他们必须用男性化的方式应对：
［一次个人访谈］
“他总是说三道四的，之前他就跟我的“老婆”出去玩过，然后他总是说些我不想听的话，然后你知道的，事情就传出去了……他还不他妈的吸取教训，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好吧，我因为这些狠狠揍了他一顿，他都不带还手的，他这色鬼跑了，然后他又说了点别的（……）他从周五就没来过学校（……）我要是抓到他，就要把他杀了，如果我把他摁到地上，他必死无疑。”
求爱是很严肃的事。“家伙们”常把女朋友叫“老婆”，这可不是随意为之的结果。郑重的求爱过程涉及一系列新的意义和内涵。它们所指的对象是家：可靠，居家——与场面上那种性感小猫截然相反。
如果最初的吸引发自于性，那最终敲定则是靠否定性——当然，这主要是否定女孩对别人的性欲，同时也否定性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内容。居家规范严禁了淫荡的可能性。
［一次个人访谈］（斯派克）
“我找对了妞儿，到现在为止，我和她好了十八个月。她很乖。她不会看其他男生一眼。她做得不错，也很干净。她爱做家务。我昨天买的裤子拿过去，她今天就帮我弄好了（……）她好极了，我想尽早把她娶回来。”
女朋友的模范自然是母亲，本质上就是限制的模范。尽管“妈妈”很受敬爱，但她无疑扮演着低等的角色：“她有点笨，比如她从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她不懂这些玩意儿，只有我爸懂”。在家里，很明显，男人认为自己有权被母亲伺候。
［一次个人访谈］（斯潘克斯）
“你不该那么做，你在家不应该帮你妈干活儿。当然，你应该把鞋子放整齐，把你的大衣挂起来，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该去打扫卫生，为她铺床，干这类的家务活。”
既要具有性吸引力，又不能有性经验，夹在其中的工人女孩只能顺服，这继而增强了“家伙们”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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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的出路是走青年杂志宣扬的浪漫主义。在非正式的女性群体中，她们说的是“迷恋”，把性升华为聊天、谣言和互传信息。
这不是说她们从来没有过性经历——很显然很大一部分人一定有过，但是她们与男孩关系的主要社会形式是小女孩式的性感，现代的求爱方式，不存在真正的求欢。
这样一来，最初吸引男孩的性刺激就能转化为体面的居家价值观和一夫一妻式的服从。可既然他自己能够“干上”，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干呢？即使男孩子突发奇想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也能平静地想：“她可不是那样的人，她内心温柔。”这样，浪漫主义在父权社会中中和了性欲。这使得女孩可以展示性感但不允诺性交，变得性感但不肉欲。
但是，“家伙们”却把女孩这种浪漫行为看成社会关系中简单、驯服、柔弱、愚蠢和迂回的表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整天像乡下丫头一样傻笑”。
女孩们一旦放弃了自信、肉欲的角色，这场游戏就任由男孩们摆布了。
男孩子们上演性冲动的戏剧，掌握主动权，展现男性气概。他们对自己的意图毫不保留，也毫不羞于展示他们的色欲。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对于自己的欲望这么坦率直接、不忸怩作态，是因为这是他们男性天生优越感的一部分。女孩子们扭曲、奇怪的仪式被看做是女孩子气的一部分，是女性天生软弱、糊涂的表现。他们之所以容忍女孩的浪漫主义，是因为他们自认有男性气概，对这个世界了解更多。
这种男性自尊亦延伸到“家伙们”反学校文化的其他方面，彰显其自信。这给他们平添了乐趣，无论是在语言、形体、相互之间的暴力关系上，还是在羞辱“书呆子”，甚至是在动用暴力时。
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给两性之间的交往奠定了特殊的基调。“家伙们”通常开始对话，提出建议。女孩子们则报以痴笑，在自己的圈子里聊天。如果女孩子作出评论，也都是很严肃、充满关爱或者十分人性的评论。她们任由“家伙们”开玩笑，作出苛刻的评论，进行粗暴的总结，或者制造一场闹剧供女孩子们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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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学校里，我们都能看到三个鲜明的族群：高加索人、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
尽管学生中有个体接触，尤其是在青年活动中心里，但到了四年级，不同族群明显分开了。在非正式场合，这种区分更为明显。有一段时期，高级中学的校长让五年级学生在放假期间用活动室进行“小组联谊”。尽管这项举措具有防备性和容纳性，但这仍是为了阻止对抗而进行的又一种坚持不懈的微妙挣扎。
其结果清楚地显示了歧视文化的非正式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有时被学校的官方结构所掩盖。
在“家伙们”看来，隔离当然是对别人的排斥。他们经常对“中东佬”或者“狗娘养的巴基斯坦佬”实施言语暴力。肤色不同这一事实就足以为他们的攻击或恐吓辩护。不同群体之间界限分明，对其他种族的鄙视被简单地视为种种言行的根据：这是知识运用的一种日常形式。
“我们尝试攻击那些牙买加佬，因为你知道，我们人数比他们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想和他们打架。我们在数量上超过他们。”
“他们都在那儿，但他们一半人都走了，不是吗，只留下几个人。我们大概四个人扁了这个人。”
“我们没一个人身上有被打的痕迹……那次真是超爽。”
对“家伙们”而言，种族身份取代了个人身份，以至于他们在给朋友讲故事的时候不说“这个孩子”，而是说“这个中东佬”。
在汉默镇男子学校，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令人忧虑，尤其是在高加索人和亚裔之间，他们有时会陷入暴力冲突。副校长当时把每个人都叫到大礼堂进行教训，但是这只是一时抑制住了相互厌恶的情绪表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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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学校文化中的歧视正是由这种具体且有差异的偏见建构的。亚裔处境最糟糕，经常是被欺负的对象，“家伙们”最擅长对他们进行小规模恐吓、纠缠不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薄弱或未防卫的地方进行实际的和象征性的攻击。
亚裔学生被看成是“臭烘烘”，可能“不干净”的外星人，并具有一些最遭人厌的“书呆子”特征。他们在对待作为标准的英语文化模式时，一方面显得很亲近，另一方面却显得很疏远，因此更遭厌恶。他们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却想要获得他们不该拥有之物的入侵者，哪怕那些东西在其他时候备受厌恨和不足称道。
在“家伙们”手下，西印度群岛裔学生的处境略微好点。尽管他们显而易见是“外国人”，有时候“臭烘烘的”，可能“很脏”，但他们至少更适合当地的文化地形。他们不像循规生那样成绩好，这被看成是符合他们的低等地位；同时，他们自身的对抗性、男性化和激进的文化在某些方面与“家伙们”的文化相一致。
各年级男生之间有限的互动，是以他们共享的文化兴趣为基础的，比如“出去玩”、注重名声、舞厅、灵魂乐、节奏布鲁斯及雷鬼音乐。但是，当种族厌恨与一些共同的文化兴趣相结合时，在性关系方面，“家伙们”感到了直接的性竞争和嫉妒，总是怀疑西印度群岛裔的男学生的性欲意图和行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自己对性的手段和利用女性的态度异常坦率。
当然，“家伙们”很少意识到自己在潜移默化中，至少在“求爱”这一严肃阶段被一些不成文的、去性欲的、一夫一妻的规则所束缚，而这些在西印度群岛文化中并不为人所顾及。
典型的西印度群岛裔的学生对待女性的方式令人艳羡和怀疑，但他们也被认为很愚蠢。“家伙们”自有一套什么算“机敏”、什么是“常识”的定义，他们嘲讽和公开指责“蠢笨”的对象一般都是西印度群岛裔的学生。对“书呆子”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但拿“中东佬”开涮，说他们“愚蠢”、“像蠢驴”和“笨蛋”就肆无忌惮了。这一系列偏见真实存在，充满敌意，尤其在涉及性时往往能引爆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对亚裔的偏见，这些偏见使“家伙们”更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