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择取外国著作译本的一点看法

文/我

择取书籍的译本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买错译本很容易后悔的，我深有体会，除非你想买上几个不同译本加以比对（你也可以优先购买最中意的译本，后续再购选其他译本作为对照学习）。然而，知乎确实有大佬用定量分析法去做这样的事情。譬如，我在网购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之前，特意去从知乎上获取相关译本信息。那位大佬从译文忠实度、译文完整度、译文流畅度、排版形式合理度、装帧美观度、性价比等角度出发进行打分，最终得出方厚升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最好。如果你是哲学、语言学大佬，你自然也能评分。

以前，我是盲目轻信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毕竟世人认其最权威，我也曾考虑择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释梦》来看，毕竟封面、装帧设计比浙江文艺出版社果麦文化的简洁大方，况且，我讨厌自带书壳的书，觉得出版社多此一举、画蛇添足。但是，如果你是真正忠于译文的人，可以把排版、装帧这些因素往后稍，而优先考虑译文的忠实度、完整度、流畅度。记住，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并不一定是翻译得最好的，翻译界从来就没有所谓“权威”一说。

基于这一点，我们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译本为例。市面上你能见到的《战争论》译本有很多，我大致找了以下几个典型译本：时译（时殷弘译本，商务印书馆）、钮译（钮先钟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艾译（艾跃进编译本，中国工人出版社）、魏译（魏止戈译本，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陈译（陈川译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军事科学院译本（解放军出版社），等等。钮译是节选的，可以pass掉，不符合译文完整度要求，须知，克劳塞维茨去世后，他的妻子玛丽·克劳塞维茨将其著作整理出版了十卷《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前三卷就是《战争论》。一般三卷本是符合要求的。艾译同样不妥，在一定程度上还把翻译忠实度的精神给庸俗化了。魏译的翻译忠实度更不行。较好的是陈译、时译和军科院译本。而我本人经过慎重考虑选择购买了军科院译本，因为它是军事科学院集体成员从德文原版直译过来的。陈川也是从德文直译过来的，同时他是有着德国工作经历的军人，但陈译是个人完成的，并不是集体。时殷弘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领军人物，但他的译本明显是从英文版转译过来的，并不是最严谨的译本。综上所述，军科院译本（2005年1月第2版）最好。

由此可知，诸如《战争论》一类专业专门性过于强烈的经典外国作品应尽可能优先择取官方机构集体成员翻译的译本（这并非否认民间个译，有的个译就比官方集译好）。基于此，我再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资本论》的译本。

许多人明白，马列经典著作应当选择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尤其是60-70年代出版的译本。这无可厚非，但盲目择取60-70年代出版的书籍确属不妥。但如果你想购选60-70年代出版的《资本论》，最好选择1975年6月第1版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本（人民出版社），这个译本虽然是根据郭大力、王亚南译本重新编译的，仍带有明显的郭王痕迹，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摆脱了郭王权威所给予的大部分局限。《资本论》的译本，市面可见一大推，上述75版《资本论》已经是非常好的。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一度被视为权威，为什么我不待见郭王译本，因为郭王译本在翻译流畅度上大打折扣，不符合现代汉语用语习惯，所以语序读来不顺，晦涩难懂。而且郭王译本是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翻译的，在时间上过早了。择取过早出版（比如上世纪前中叶）的译本时一定要慎重！比如，我们在择取《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很少会优先考虑陈望道的译本。除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郭王译本以外，其他《资本论》的译本都不应优先考虑。而《资本论》最好的译本，应当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8版译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当然，04版也不错。

对译本的慎重的考虑，主要体现在哲学、语言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专著上。

以日本文学和林少华的译本为例，林少华是主译村上春树的大户，但村上春树的作品我并没有看过多少，不能妄下判断。林少华的译本常常为人诟病，是因为他的译文忠实度不高，之所以不高，是因为他常常在翻译时夹带私货，加上自己的理解，把平实的文字加上华丽的修饰，把别人的作品给改造成自己的作品。比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我认为叶渭渠译本和楼适宜译本都很好，林译有着说不上的怪异。然而，让林少华与三岛由纪夫搭配起来，又有着奇妙的反应。三岛之“生死美学”对于林译可谓是恰到好处，我读林译的《金阁寺》可谓是爱不释手，林译的“丰饶之海”四部曲亦不错，尤其是《天人五衰》，把病态美学描绘的淋漓尽致。但我认为，择取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还是应当优先择取陈德文译本，文洁若译本和林少华译本可以往后稍。

哲学作品的翻译更应慎重，尤其是特定词语绝对不能误译（主要是德语著作）！

在哲学方面，我以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作品为例，有以下几位代表译者：贺麟、王太庆、朱光潜、王玖兴、薛华、杨祖陶、邓晓芒、先刚、庞景仁、李秋零、牟宗三、蓝公武，等等，毕竟一本《纯粹理性批判》都能有很多译本，要么是德文直译的，要么从别的语言转译的，择取译本应当优先考虑直译，不应考虑转译。这里须另外着重强调，贺麟在解放前是新儒学的代表（解放后改造的比较彻底，坚持马列，但又有较浅显的日丹诺夫主义倾向），邓晓芒是批儒派，可能择取邓的译本稍好一些，但邓也有问题，我本人不喜欢邓晓芒，但选择译本不应只看对译者的喜好程度。邓晓芒的译本适合入门（主要择取其“句读本”），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应先择取邓译的句读本。贺麟在黑格尔的《小逻辑》的“译者引言”里特别强调了翻译的完整度和忠实度，即对于个别词语慎之又慎，如“知性”、“概念”、“总念”、“定在”、“实存”、“共相”、“现实”，等等。

关于择取译本的技巧和看法，我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捱于时间有限，言尽于此。我目前就在为择取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雪莱的《雪莱诗选》的译本而煞费脑筋。目前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之间飘忽不定，但终有结果，毕竟我确实想利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作一番研究和探讨，他的那种“最现实”、“最反动”、“最革命”的国家哲学实在令我狂喜不已；择取雪莱的诗选也是因为几个译者相差稍大，观点冲突，各有优劣，不易比较，目前最中意穆旦（查良铮）的译本，对江枫译本五味杂陈。总之，译本的择取主要取决于自己，你想择取哪本就是哪本，你只需要从通俗、流畅、完整、忠实、装帧、封面、美感、作者、译者等角度综合考虑为自己择取最适合的译本。简而言之，最适合自己译本的就是最好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