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第一节 释“王与马共天下”读书笔记
先要熟悉几个关键词“江 左”“”“永嘉之乱”
江 左。指 长江 下游以东地区。
五代 丘光庭 《兼明书·杂说·江左》：“ 晋 、 宋 、 齐 、 梁 之书，皆谓 江 东为 江 左。
东晋 及 南朝 宋 、 齐 、 梁 、 陈 各代的基业都在 江 左，故当时人又称这五朝及其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 江左 ， 南朝 人则专称 东晋 为 江左 。
“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是使中国汉地在短暂统一后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永嘉之乱后，晋朝统治集团南迁至汉地南部，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中国北部地区则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效，，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进入极盛时期。
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王导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王氏兄弟权倾内外，司马睿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登基大典那天，皇帝司马睿突然拉住大臣王导同升御床，一同接受群臣的朝贺，表示愿与王氏共有天下的意向。但天无二日，王导吓了一跳，连忙推辞说:"太阳岂能与万物同辉，君臣名分是有区别的"，晋元帝才没有勉强他------选自《世说新语·宠礼》作者：佚名：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这段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之前经常听蒙曼老师的讲座，总觉得夸张的不是真的）
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王导每次上朝，晋元帝都要起立相迎。所以"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意，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百度百科）
历史文献记载：《南史》卷二一史臣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 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王与马共天下，并不是夸张之词，而是确确实实的政治局面，（晋元帝对于王氏也是恭恭敬敬，希望保持这种“共天下“”的状态”）
比东晋更加古老的“共天下”
例如：《史记·吕不韦列传》：子楚乃顿首日:必塑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王与马共天下并不是分割土地，也不是宠臣权倾朝野，也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王与马这种是属于权力分配尊卑名分有别于一般的君臣关系，而且是发生在晋元帝创业之初，晋元帝壮年有子嗣的情况下。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
问题一：为什么江左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
回答：偏安江左是因为永嘉之乱八王之乱，江左政权只能依附当时士族。，那么为什么是琅琊王氏而不是其他士族？
西晋诸王都有结交封国内士人的传统，这个属于政治手段。，像司马颖就和成都国士人关系亲密，
司马睿一系和琅琊王氏和琅琊封国内人士关系比较密切。
共天下的概念，并不是 王与马平衡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又因为各种情况会发生变化的政治现象。
第二章节 司马越和王衍
王衍(256年-311年)，字夷甫。琅邪郡临沂县(今山东临沂北)人。西晋末年重臣，玄学清谈领袖，曹魏幽州刺史王雄之孙、平北将军王乂之子、司徒王戎堂弟。
王衍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详文雅，笃好老庄学说，颇有时名。步入仕途后，历任黄门侍郎、中领军、尚书令、尚书仆射等职。光熙元年(307年)，升任司空。次年，又任司徒。王衍位高权重，却不思为国，为保全自己，还让弟弟王澄、族弟王敦分任荆州、青州刺史，遭时人鄙夷。王弥进攻洛阳时，王衍率军抵抗。其后转任太尉兼尚书令，又兼领太傅军司。
永嘉五年(311年)，东海王司马越去世，王衍奉其灵柩返回东海，途中为石勒所俘获。王衍在与石勒交谈时，仍推脱责任，并劝其称帝，石勒大怒，将其与西晋旧臣一同活埋，年五十六。（百度百科解释）
王与马的关系，往上追溯，可以找到，西晋八王之乱时期，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和王衍的关系。
司马越东海王：我的关键字“士族力量”
并不具备皇室近亲的名分，所在在宗室号召力是在有限，所以，他力求是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士族的社会地位和力量去支撑自己的统治。
关东士族：我的关键字“朝秦暮楚的政局”“隐退山林”
士族并不是所有人都追求荣华富贵和权力的，更多的士族看到了政局现在是朝秦暮楚，尽量是避祸自保，不愿意接触官场，更多的人开始选择了逃亡隐退，辞官南归，避世思想。
最终，颇有盛名的王衍被司马越看重了，共同经营风雨飘摇的乱世。
王衍郡望不是东海，但是是东海紧邻，王衍家族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见长于清谈，（但是这家伙好像是被认为 清谈误国 玄学造诣声大于实，但是其实对于玄学没有什么贡献。）
什么是“清谈误国 ”？？
“清谈”是适应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而发展起来的。王弼、何晏等玄学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清谈既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必尚虚无之论，后人对它的意义，一语道破：“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清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政治现象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特权；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汉末以来的豪强地主经济和士族庄园经济。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必然走向衰落。
魏晋时期士大夫崇尚老庄，空谈玄理：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后泛指不切实务的谈论：二三知己，清谈终日|清谈误国。
王衍的女儿们
王衍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别看他的什么“清谈误国”，好学纵横之术。再看一下他的漂亮女儿们
长女王景风嫁秘书监贾谧，封鲁公夫人。（站队后党一派）
次女王惠风嫁愍怀太子司马遹。（站队太子党）
三女王氏嫁太傅主簿裴遐。（站队东海王司马越。裴遐司马越妃子裴氏族兄弟。）
这些，王衍的所谓的政治婚姻，反映了王衍的政治需求。
司马越和王衍各取所需
司马越利用王衍的身份，帮助他网络名士装点朝堂，例如《晋书．王澄传》以王敦﹑谢鲲﹑庾敳﹑阮修为王衍四友，一时间一大批的名士聚拢到了司马越周围。
王衍利用司马越的身份，为他和他的家族提供官位和权势。
总结：司马越和王衍属于最早形态的“王与马共天下”
“司马越和王衍”引出了“司马睿和王导”
王氏所在的琅琊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后来司马越要收兵徐州下邳，启用了司马睿，司马睿给
王衍从弟王导重任。由此洛阳司马越王衍的关系，派生出了司马睿和王导的新型““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和王导同一年出生？）
“司马越和王衍”“司马睿和王导”（区别）
第三章节 司马睿和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确实在衣冠南渡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中兴之功”但是 他当时还是受制于东海王司马越，王衍。此时的司马睿王导资历尚浅，还不能做决断。
第四章节 关于“不与刘 石通使”
石勒(274年―333年8月17日)，字世龙，初名石勹背 ，小字匐勒，羯族，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人 。部落小帅石周曷朱之子，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史称后赵明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个奴隶皇帝。
石勒发轫于第一次反东海王起义时，追随牧帅汲桑投靠公师籓。石勒这个姓名是汲桑替他取的。后投靠汉赵(前赵)刘渊。石勒在汉人张宾辅助之下以襄国为根据地，先后灭了王浚、邵续与段匹磾等西晋在北方的势力，又吞并曹嶷。前赵平阳政变后正式与刘曜决裂，319年十一月称赵王，都襄国。329年吞并关中取上邽灭前赵。北征代国，令后赵成为当时北方最强的国家。石勒实行多项措施，推动了文教和经济的发展。
《晋书·刘元海载记》：“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条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
不与刘、石通使，一种说法是东晋的民族气节原因。
段氏鲜卑，东部鲜卑的一支，也称段部鲜卑、段部、段国，是以鲜卑、乌桓族为主体，融合部分汉人和匈奴人而形成的一支游牧部落，主要活跃在晋朝前期。
东汉中叶，由辽东西迁，分布在辽西一带，世袭部落首领。曹魏末期，势力逐渐强大，至4世纪初，成为东部鲜卑最强盛的部族之一，管辖范围西接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区)，东临辽水。
段部鲜卑是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鲜卑部族的一个支系，其根据地约在今辽西走廊一带，与同时期存在的鲜卑慕容部、宇文部皆属东部鲜卑的一支，而段部曾经是最强悍的一部。据马长寿先生考据，段氏鲜卑可能是在东汉中叶迁入辽西的。
段部鲜卑的首领姓段，根据《魏书》记载，段部第一位首领姓名为段日陆眷(其名《晋书》作段就陆眷)。段氏祖先的最初的地位是很低的，段日陆眷曾被卖为渔阳(今北京密云)乌桓贵族家里的奴隶，受尽屈辱。此后渔阳饥荒，当地的贵族官僚认为段日陆眷身体健壮，派他率领百姓到辽西抢夺食物，招降纳叛，从此，段氏逐渐强盛起来。
不与刘、石通使听过来特别好听，但是有很多的历史原因，并不只是历史原因，民族气节
胡人驰骋中原大地，是因为当时成都王司马颖 东海王司马越争霸，成都王司马颖 东海王司马越都在胡人诸个部族里面寻找结交自己的势力。 是他们把胡人引进了中原。八王之乱后引发了 永嘉之乱，然后是“胡人参与游戏””。（其实只能说导火索是成都王司马颖 东海王司马越争霸，终极的原因还是几百年来，胡人社会也开始社会封建化，生产方式也出现农业化，也开始往内地迁徙。而东汉 三国 魏晋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历史趋势的）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颖那边的 刘渊政权，石勒政权成为了北方的胜利者，而司马越势力在江左站稳了脚跟，形成了南北对峙。因为这样一些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
再说说鲜卑乌桓，这两个距离江左比较远的地方，特别是鲜卑族的段部成为了司马越逐鹿中原的重要力量。也影响着江左政权。鲜卑乌桓起兵，支持司马越。匈奴起兵，支持司马颖，不但两个王爷，现在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各胡人部族也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了西晋内乱。
西晋内部对引进胡人意见不一，认为当时所有的胡人都是西晋朝廷的敌人
刘渊对于此事的看法：刘渊做了一个假设
一：结交鲜卑乌桓 对抗西晋，如果最终胜利了，就要是和鲜卑乌桓甚至其他一些匈奴部族分享胜利果实。
二：从司马颖手中夺取权力，那么刚开始就是中原正统，更加有利于统治。所以后来的刘渊用的国号是 “汉”追尊刘禅。
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早就不再是单纯的王爷权力之争，由于各方势力的加入，成为了司马颖刘渊石勒 对抗司马越鲜卑段氏 乌桓。两方愈演愈烈。
最后，石勒追杀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司马越尸，俘司马越子；而匈奴刘渊、刘曜又与石勒配合，先后颠覆了司马越操纵的晋怀帝和越侄司马保钳制的晋愍帝这两个司马氏朝廷，使司马越和王衍家族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完全覆灭。此后，匈奴刘氏和羯人石氏先后在北方立国。
驰骋中原的刘渊石勒对抗司马越王衍，肯定也仇视他们的江左政权。所以江左政权“不与刘、石通使”，
司马睿王导是司马越王衍的继任者，也继承了对抗刘石的政策，在北方保留用拥越反颖的实力，对抗刘渊石勒。
司马睿王导经常发布讨伐刘渊 讨伐石勒的檄文，但是 都只是表现对刘渊石勒的敌对状态，并不是说司马睿有能力去进攻讨伐石勒刘渊。（在北方的鲜卑段，是北方抑制刘渊石勒势力，但是还不存在消灭刘渊石勒的实力。）
南渡之初，东晋的王、马，一方面仇视刘、石而不与之通使，另一方面远结鲜卑拓跋部以制刘、石。这既是司马越当年阵容形势的延续，又合乎远交近攻这一古老的用兵传统。当然，由于北方民族兴败形势复杂，远联拓跋这种既定方针并非不间断地延续至东晋末年，只是当年猗卢援刘琨的事迹，影响特别久远，到东晋末年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着作用罢了。
刘、石起兵，导源于越、颖对立，表现为诸王对抗，已如上述。但他们一旦兵起，民族矛盾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北士过江者，于刘、石多有家仇，邓攸弃子事是其显例。南渡人士在江左招魂葬亲，一时蔚为风气。《晋书·袁瓌传》:"时东海王越尸既为石勒所焚，妃裴氏 求招魂葬 越 ，朝廷疑之。 瓌与博士傅纯议，以为招魂葬是谓埋神，不可从也。"
在南渡士族中，王导有“江左管夷吾”①之誉，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②的豪言。（说大话）但是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
终司马睿之世，终王导之世，他们未尝以北伐为务，在抗御刘、石方面始终是消极的。
司马睿、王导故作姿态，扬言北伐而不出师
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克服神州”为念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尽量避免刺激刘、石，而无其它。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北伐也只是成为了一种口号。）
石勒于老暮之年致市与江左修好①，自然是考虑到灭东晋既不可能，北方内部又不稳定，为子孙守业计，宁与江左言和。（不知道是不是历史的相似性，后来的辽金也出现前方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