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吉利6

第十一章 战争与和平的考验 到处都有战争。人们越来越把战争看成是战争自身的终结。 ——1916年10月7日《国民报》 我不想弄什么新的旗子，有上次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一面旧旗子就可以用了。 ——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一位妇女说的话。载于1945年《大众观察》 然而，旧世界恢复起来了，我们回到 荒芜的田野和破落的车间，重燃 自古以来贫富之间的旧恨新仇：我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失败。 ——赫伯特·里德：《致1940年的一位应征士兵》，1946年 这样的纯真不会再有了。 ——菲利普·拉金：《一九一四年》，见《降灵节的婚礼》一书，1964年 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积极活跃的卓越的政治家，在布尔战争时是一名驻南非的政治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总结道：“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然而在1900年的时候，当英国的军队在一些昔日公学的男童的指挥下，正在南非打仗，英国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预见到，战争与和平竟然会成为20世纪世界史的主题。白哲特的观点就代表了19世纪许多英国人的看法：他在20世纪初曾经论证道，现代社会已经从作为封建社会陈迹的那种“征战时代”转入到了“协商时代”。 如果不用这种观点去看，英国是没有多少经验可谈的。20世纪欧洲的两次大的战争都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它们同丘吉尔在青年时代也亲身参与其中的一些19世纪的“小的战争”在规模上和性质上都是不同的。那些“小战争”是按照罗马帝国时代许多战争的打法进行的，即派遣少量正规军去打远方的敌人（如锡克人、阿富汗人、阿散蒂人、祖鲁人、苏丹人等）。这些战争有的是为了推行法律和建立秩序而进行的讨伐，有的是野心更大的吞并领土的行动。战争和工业一样，是没有多少理论可以加以应用的；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军队的变化微乎其微。在该世纪最后一次大的斗争即持续多年的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正规军的人数有22万，到1840年减少到10万人略多一点。后来，由于坚决支持格莱斯顿的爱德华·卡德韦尔在1868年到1874年期间对陆军部进行了重大改革，正规军人数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才回升到20万人。当时，取消了购买军阶职衔的制度，实行了短期服役制度，也改组了陆军部的机构。虽然如此，重点还是强调保留老传统，正像19世纪末期一本通俗书《一名士兵的经历》中的“士兵的呼声”所说的那样：“英国造就了一代英豪，他们在危难时刻‘像祖国海岸边的岩石那样巍然屹立’。” 皇家海军仍然是主力军种，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捍卫者。诗人丁尼生曾经这样描述过海军在英国的重要地位： 她英勇的陆军兵散人少， 她岛上的无数百姓靠异国土地才能吃饱， 只有英格兰舰队是她宝中之宝。 尽管皇家海军已经认识到技术革新的重大意义，可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海军的战略并没有得到修正，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应对这个人口日益稠密的国家比以往更容易遭到封锁的情况。直到1884年，在刚刚扩大公民的选举权之后，才通过了一项海军补充拨款法案，由此开始了一个海军建设五年计划。这一计划便是1889年通过的《海军防务法案》的前奏。《海军防务法案》规定要建造八艘大型战舰，两艘小型战舰，从而预示着一个扩充海军的时代的开始。 在此之前，即1870年，法国与德国已经打过仗。当时英国是保持中立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军费开支大量增加，而民众的军国主义情绪也趋于高涨。英国驻南非的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后来的子爵）的一位英国朋友曾在1899年11月写道：“我们白天读的尽是那些一味鼓吹要继续打仗的文章，我们夜里梦见的尽是那些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战争影响到所有的人，穷人富人概无例外。人人均有亲朋好友参与其中。”几个月以后，战争的考验就已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问题包括征募的士兵体质很差，教育水平也低，国内军工生产的效率也低；战争是恐怖的而非荣耀的。另一位颇有见识的记者则认为，英国公众对战争已经厌倦，“歌颂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布尔战争期间，人们曾经越来越意识到，“帝国的前途是吉是凶，全掌握在人民大众手中”。然而，1902年到1914年间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都是幕后作出的，许多次是在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内部作出的。自由党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909年曾把帝国国防委员会说成是“我们宪政机器的一个有用的甚至可贵的补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在欧洲而非遥远的海外，难于解决，而公众却并不了解当时日益成熟的千丝万缕的外交联盟的潜在的危险后果。这种联盟保证，战争一旦爆发，决不会让它成为1870年或1900年的那样的有限战争。然而，英、德两国的海军竞赛经常成为大众报刊的头条新闻，正是在那时，“危机”一词进入了大众语言。 人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也像对帝国的看法一样，众说纷纭。当时，不仅非国教徒的良心甚为强烈，沙文主义也暗流涌动。宣传暴力的书刊愈来愈多，包括入侵体裁和宣传抵抗的书刊。回想起来，这些书刊的确起了为战争制造舆论的作用。正如当年年轻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说的：它挑起了“人性底层的野蛮成分”。在1910年到1914年间的国内政策和对爱尔兰的政策上，也有鼓吹暴力的成分，因此，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战争的到临不仅不足为奇，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事。 英国最初参战时的正规军人数很少，主要的依靠来自帝国疆土内其他地区的大批预备役人员应召归队，他们占了第一支远征军人数的60%，但是加起来人数还是远远不足。逐渐地，在开战后的14个月内，在那位富有魅力的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的号召下成立了“新军”，又有总共225万志愿人员入伍，但是军队人数仍显不足。何况，军官也不断减员。到1914年年底，共阵亡贵族成员6人，从男爵16人，爵士6人，贵族子弟84人，从男爵子弟82人，爵士子弟84人。经过一系列协商妥协之后，1916年初夏通过了第二个《普遍义务兵役法》，因而到1918年战争结束之时，军队的在编人数便由1914年8月的16.4万人上升到可观的536.3352万人的顶峰。单是新建立的皇家空军人数（军官3.0127万人，其他军阶人员26.341万人）已大大超过1914年的全军人数。士兵们已配备有马匹和机动车辆，服役的马匹由1914年的2.75万匹增加到1918年的89.577万匹；同一时期汽油的消耗量仅在法国一地就由每月25万加仑增加到每月1050万加仑。正如《战时的公共汽车》的作者“临时中尉注82”在1918年所说的：“这就叫做工程师的战争，汽油是关键物资。”然而，马匹仍然在枪林弹雨中穿梭。 由于对军火、兵员、马匹、车辆的绝对需要，政府不得不愈来愈多地干预经济管理工作。1914年把铁路接收过来，“不是由政府经营，而是为政府经营”，便是对私营企业最早采取的许多限制措施中的一条。到战争结束之时，一些大的政府部门，如海运部、粮食部等都已新建起来，有些几乎是一夜之间快速建立起来的。供求的规律被所谓的“指令性螺旋线”所取代，势必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都受到政府的干预。结果是公务员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不过最上层的权力往往还是掌握在商人出身的政治家手中，特别是1917年以后更是这样。 政府也试图控制土地和工业，于1915年夏任命南非的米尔纳为农业委员会主席。但是实际上，各郡的战时农业委员会并未起到很大作用，而战时的一次实用的变更，即1916年5月开始实行的“夏时制”，却遭到农民和产业工人的抗议。到1917年，当全国的粮食只够三个星期用的时候，建立了农业娘子军，又把三分之二的产业工人置于政府管辖之下。此外，还实行了配给制，其范围虽然有限，机构却很官僚。1918年的《笨拙》画刊有一幅漫画，说的是劳合·乔治与商人出身的粮食大臣朗达勋爵交锋的事。大卫（指劳合·乔治）说：“我常离家外出，怎么才能弄到糖？”杂货店女老板（指朗达勋爵）回答说：“很简单。你填一张表吧！”大卫分辩说：“我已经填过表了。”女老板告诉他说：“那你再填一张吧！” 劳合·乔治是阿斯奎斯政府垮台后于1916年被任命的战时的第二任首相，只有他比其他任何政治家都更多地吸收工商业家参加政府。只有他也兼管弹药，这是战争的主动脉；只有他被报界视为合适的战时领导人。他和阿斯奎斯都是自由党人，但是从1915年以后，他们所领导的几届政府都是联合政府，而且自由派事实上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有一位知名的自由党人士在1918年曾经写道：“虽然战争是保持自由的唯一手段，然而战争却不是按照自由的规章进行的。”1914年通过、1915年和1916年又先后增补过的《王国防务法案》规定政府对个人自由有一定程度的干预权，这在一年以前一定是行不通的，而且征兵制对自由派来说也是一大难题。同样棘手的还有战时经济管制政策，它取消了实行多年的自由贸易和低额直接税制度。1914年，最高所得税率为每英镑缴纳一先令二便士，因此，连最富有的纳税人应缴给国家的钱也超不出他收入的十七分之一，而到了1918年，正规的所得税率是每一英镑缴纳五先令，何况这时的纳税人比过去又多了五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借债还是需要的，对于这种情况会给战后带来的沉重负担深感忧虑的不仅仅是自由派一家。查尔斯·特里维廉（他是历史学家特里维廉的哥哥）在1915年的一次演说中讲过：“我们之所以开始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设想：我们的资源十分丰富，凡是想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到1918年，国债已高达1914年的4倍，而到了1932年，债务负担已经相当于战争开始时的12倍。 黑格将军部下有一位军官在1916年曾经写过下面一段话，如果让战前那些坚定的自由派人士读了，他们大部分人都不会感到欣慰。这段话说道： “……凡是社会法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总司令部这里几乎都有一个相应的行政部门……什么食品供应、公路铁路运输、法律秩序、工程、医疗、教会、教育、邮政、甚至农业，无所不有，其管辖的人口多于英国任何一个辖属的单位（伦敦除外）。” 的确，一位有名的左翼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他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曾影响到流放中的俄罗斯领袖列宁，他认为，在1914年后，军国主义仍是将来和平时期的敌人。用他的话说，军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保护主义、法制主义、娱乐消遣（慈善事业、体育运动、烟酒等）、调节性的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专制主义、独裁主义（教会、学校、报刊等）以及官僚主义”一起，构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恶性循环”的核心。不过，当时没有多少英国人是这么想的，相反，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他们对“娱乐消遣”的追求是宁多毋少。所有的大饭店都挤满了吃喝跳舞的人，夜总会也同样拥挤。有一位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给《经济学人》杂志编者的信中就写过：“每个女郎都有一位身穿军装的男友。” 这种对娱乐消遣的渴求是当时进行的那场战争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在1914年的时候，许多士兵是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心甘情愿走上战场的，有的人甚至对战争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借用鲁珀特·布鲁克的言辞，那就是：“感谢上帝的巧安排，如今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然而，在战壕里体验到的战争的现实，很快就把这种幻想一扫而光。有好几年的时间，战争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因为尽管双方都力图突破（而且付出极大伤亡的代价），但任何一方都无力突破。战壕总长6000英里，分段编号，而且士兵们给自己把守的每段战壕还起了名字，什么皮卡迪利，海德公园角，大理石拱门之类，这不仅是为了以示区别，而且还想要让这些战壕带有“人情味”。战壕周围有限的视野之内，是一个泥土和铁丝网的世界，如果把这些地名读作有含义的字眼，就有点不吉利了。例如有一个地方叫做“帕申代尔”（Passchendaele注83），那里在1917年共死伤14.4万人，当温德姆·路易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时，他就从它所包含的“充满”、“悲痛”的意思中预感到，这个地方命中注定会出现“荒唐透顶”的事情。画家保罗·纳什至1915年写道：“只有邪恶和邪恶的化身才是这场战争的主宰，到处都看不到上帝的手的影子。”1916年牺牲的年轻的少尉威廉·拉特克利夫生前曾写道：“上帝的创作到处皆毁于常人之手。” 纳什所画的惨遭战火摧残的景物画同他所画的和平时期英国的乡间风光画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罂粟花是两种画里都有的，不过在罂粟花茁壮生长的佛兰德的田野里，连“日出日落”都“隐含贬义”。描写战争的诗人艾萨克·罗森堡在他的诗歌里对那些战死在佛兰德田野的士兵们作了概括的描写，当战后公墓的看守人把十字架一个接一个、一排又一派整整齐齐插上他们的坟墓时，他写道： 我们的生命坚如铁， 却在青春岁月遭磨灭。 丰产的田野变焦土， 端庄的身躯遗碎骨。 英国的伤亡人数虽然少于法国，但是，杀戮毕竟是触目惊心的。不错，死于战火的军人（估计阵亡的士兵约有85万人）还没有战前几年由英伦三岛移居海外的人那么多，但这种统计数字没有多大意义。据说，到时候人们便开始习惯于死亡了，这是一种可怕的适应环境的方法。然而，当家庭遭到破坏，群体遭到摧残时，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是满腹哀伤。阿斯奎斯本人就失掉了一个颇有才华的儿子，他是在索姆阵亡的；牛津大学几乎每五个学生中便有一人牺牲。妻子们失掉了丈夫，情人们失掉了未婚夫，有的妇女终身未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当然，不都是坏影响），几乎每个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机构，其一贯的管理系统均被打乱。这都是20世纪造成的大鸿沟，有一位作家把这些鸿沟比之为“大峡谷”。 死亡是命中注定，它还不是人类奉献给现代摩洛神的唯一祭品。还有的人受了伤、被毒气毒坏神经，被炮弹震聋耳朵，眼睛变瞎，这些人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从战场上归来，生活完全变了样，往日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动员参军的800万人中，约有200万人受伤，1922年领取战争抚恤金的人数超过90万。到1928年，还有48所专设的精神病院里住着6万多名被炮弹震伤的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有一首最流行的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即劳伦斯·比尼恩的《纪念阵亡者》，它每年都在各地新修的战争纪念碑的树荫下被人们朗诵着，它既有追忆之情，又饱含现实之感，诗中说： 我们这些幸存者将要衰老， 他们永不变老。 世代变迁，他们永不凋残， 岁月流逝，他们永受称赞。无论日出日落， 他们永在我们心田。 这首诗是在战争爆发后仅仅七个星期写成的，当时伤亡数字尚难预料。好多年以后，亨利·里德的诗更有力地反映了牺牲的程度。里德写道： 当人们谈论战争时 我发现： 这场战争被人们叫做大战， 它大得连人的思维也受到侵犯。 那些从前线寄回的经过严格检查的“欢快的”家书，有意隐瞒了战争的真相，尽管有些士兵休假回到“亲爱的老家”时势必要私下透露真情。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当时是托尼中士，1916年7月曾参加过进攻索姆的战斗，他抱怨人们一成不变地把“大兵们”看成是“快乐的杀手，永远兴高采烈，喜爱战争的热闹场面，有机会打架就开心”。是有这样的大兵，不过，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才通过一些书籍的揭露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女王陛下的列兵》一书即是一例，该书作者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在书的扉页上只写了他的军号“列兵19022”。人们留下的回忆录，其内容可谓刚柔不一。 这是抒情般的战争，不是史诗般的战争，而黑格和他的将军们当然喜欢史诗般的战争，可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充其量只是一种禁欲者的沉默，只有威尔弗雷德·欧文那种感情深沉的诗篇，如《厄运青年赞》，能够跨越时间和地点的鸿沟： 那些像牲口般死去的人们， 是谁为他们敲着丧钟？ 只有大炮的咆哮， 只有枪弹的飞鸣， 替他们把未读完的祷文朗诵。 纯朴的恐惧感在有纪律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暴露出来。像《地狱的钟声》这类讽刺性的士兵的战歌与战前不久写成的、士兵在行进时引吭高歌的《蒂珀雷里》，是截然不同的。人类的牺牲比战时的技术进步更加现实。齐柏林飞艇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使用的（总共进行过大约40次空袭），1917年开始用飞机空袭伦敦的也是德国人，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袭击者可以对伦敦为所欲为”。英国直到1917年才在前线大批使用坦克车（这是又一种新式武器），在此之前，由于在康布雷战役中使用坦克车颇有成效，还让教堂鸣钟以示庆祝（未免有些性急）。报业巨头诺思克利夫勋爵曾描写坦克兵，说他们是“勇敢的小鬼”，说他们执行任务时“带着运动员的劲头，好像要参加足球比赛那样心情振奋”。他的这些话早已被人忘却，而战时留给人们的最难忘、也是最强烈的形象之一，就是西格弗里德·萨松想象一辆坦克从伦敦一家剧院的正厅前排座位上轧过去的情景：   我倒想看见一辆坦克 从正厅前座上隆隆轧过   冲向那些随切分乐曲注84或《甜蜜的家》 而左摇右摆的观众   音乐厅里再听不到任何笑声戏语去嘲弄那些在巴波姆注85周围的狼藉满地的尸体。 切分乐曲在战前已开始流行，与其同时传入的还有探戈舞曲，再往前100年则是华尔兹舞曲。但是，只有经过战争才能创造出一种伤感性喜剧的情调。 许多平民百姓热心于分担战争的重担，各种志愿团体为支援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向士兵们转送了174.2947万条围巾，157.4155万双手套，4.5673万套急救包，1225.8536万副绷带，1600万册书籍，2.32599191亿包香烟。他们送来的便宜香烟（即低价香烟）同铁丝网一样也是战壕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有一个主要的战地教堂还用一种香烟的牌号作为自己的名字，叫做“金银花威利”。在19世纪80年代“最黑暗的英国”所诞生的救世军正像它1914年以前积极活动于城市贫民窟那样，现在也成了一个积极活动于军队中的社会团体。不过，1914年到1918年期间“市井百姓”和“行伍军人”之间的心理差距，要比1939年（或者至少说要比1940年到1945年的“人民战争”期间）的差距大得多。 政治家和将军之间也存在着同样大的心理差距。《每日快报》的老板比弗布鲁克勋爵，也是当时政治论坛上笔锋最尖锐的作家，他曾写道：“政治家们不买将军们的账。将军们责备政治家。士兵们对两者都缺乏信心。群众心目中没有英雄。”在1917年和1918年已经有了许多厌战的迹象，因为在一份自由派的杂志所说的“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中”，很难看清是否有何因果关系足以说明为这场战争辛苦一场究竟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美国人参战以后，人们开始重新谈论战争的目的，认为这是人类为了自强而必然采取的行动，而以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为顶峰的俄国革命让人们开始注意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开始愈来愈多地谈论“重建”问题，要在战后改变社会。劳合·乔治声称：“任何国家都从未碰到过这种机遇，甚至法国大革命时也未碰到过。国家现在正处于熔化状态……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再沿袭过去的陋习，再干过去的傻事。” 不过，通过战争的亲身经验，像建立军火厂内的福利制度、扩大养老金之类的社会政策问题便提出来了。特别是工联主义者——他们大多是支持战争的爱国主义者，强烈要求必须很敏感地对待社会不满情绪，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军火生产。工会领导人士早在1914年就敦促雇员们和工会会员们“尽最大努力……达成一项友好的解决办法，以免发生罢工或关闭工厂的事。”但是，由于军需日增，工会的这种自我克制的规定很难奏效，至少在工厂这个层次很难实现。工人代表是一支新生力量，他们能使全国连成一片。直到后来劳合·乔治吸收了几位工党人士任政府大臣，动乱的局面才平息下来。其中有一位大臣乔治·巴恩斯列举了不断发生动乱的原因是“人们感到：在作出牺牲上苦乐不均；政府破坏了庄严的誓言；工会的官员们不再令人信赖；工业发展前途吉凶难卜，令人担忧”。 1914年成立的全国工人战时紧急行动委员会，其宗旨是“保护工人阶级在战争时期的利益”，该委员会于1917年开展了一场“征集财富”运动，结果使1918年2月通过的工党新党章中增加了一条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条款，即第4条： “保证使体力生产者和脑力生产者享有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并得到这些成果的最公平的分配。这一点只有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对各个产业或服务业实行尽可能完善的群众监督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 1917年8月，公务繁忙的工党书记阿瑟·韩德森因在对外政策上意见尖锐分歧而脱离了劳合·乔治内阁（特别在对待国际工人团结的问题上以及在对革命后的俄国的态度上分歧很大）。这二者的分裂所造成的影响比党章第4条更为深远。历史学家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曾指出，这次的决裂是“劳合·乔治和‘人民’的真正的分道扬镳”。工党的退出是有言在先的。改组后的工党既有个人党员又有集体党员，选民的基础也很牢固，它虽然在劳合·乔治重新上台的1918年大选中只赢得57个席位，但是它的竞选地位要比1914年的时候巩固得多——果然，几年之后它便取代自由党而跃居全国第二大党。 工党在其他方面的势力也较强。1918年通过的《人民代表制法案》有史以来第一次保证了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工会会员人数已增至600多万的高峰数字，这使改组后的工党的经费也有了相应的增加。此外，工党的领导成员中有些是1914年发动过战争的人士，这些人士在“超级爱国主义”占上风的时期被视为罪该万死的拒服兵役者。到20年代，人们对“超级爱国主义”已深恶痛绝了。 这时，也可以预见到战时还将发生其他一些社会变革。变革之一就是妇女的角色在变化。由于1918年扩大了选举权，有些妇女因此而受益，因为30岁以上的女房主和男房主的妻子已享有选举权。这次谨慎的改革打开了大门，终于在9年之后，当事实证明和平时期的妇女选民不会危及宪法之时，妇女便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在1914年的时候，战前那些女权运动者大都对“为战争效力”的口号立即作出响应，例如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就这样写道：“这次大战是上帝对那些把妇女置于屈从地位的人的报复。”而到1917年，一位颇有影响的新闻记者詹姆斯·路易斯·加文这样写道：“我曾经认为，使国家能够维持下去的只有男人；现在我才明白，现代的国家既要依赖男人，也要同等地依赖妇女。”同一年，那位在战前被女权运动者视为仇敌并作为攻击对象的英国人阿斯奎斯，居然也建议议会早日通过一项法案，建议在近期召开一次各党派会议，“商讨妇女参加选举的办法”。 在战争期间，妇女的角色明显扩大；有的在前线做护士，更多的人在军火工厂做工，还有许多在从不雇用妇女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工作。不过，到1921年，妇女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仍和10年前一样，恰恰也占29%，而且尽管如今她们争取到投票权，她们也起不到改造政治的作用。也许，在妇女的角色上可以显现出最大变化的是在家庭里而不是在工厂或办公室，因为为食品而战斗和在战壕里的战斗会同样地严酷。1917年圣诞节前两个星期，《泰晤士报》曾报道过妇女在伦敦食品店外面排着长队等候购买人造黄油的情景，有的抱着婴儿，不少人领着小孩。面包和土豆一直没有实行过配给制，但是主要食品的价格在1917年不得不实行补贴制，而土豆还经常缺货。1918年1月最先实行配给制的商品就是食糖，而恰恰在此之前《笨拙》杂志向19世纪一位自视甚高的文坛怪杰进行招魂： 噢，马修·阿诺德，你言之有理： 我们要的是更多的光明，更多的甜蜜。 须知顽敌一日不消灭， 我们的食糖总短缺，我们的电灯亮不起。 在1914年到1918年期间，人均每周食糖消费量从1.49磅减少到0.93磅；鲜肉从2.36磅减少到1.53磅（鲜肉从1918年开始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尽管人们对商品供应短缺和物价上涨牢骚满腹，而且不仅中产阶级如此，但是人们吸收的热量差不多仍保持在1914年前的水平，况且英国人比他们的对手境况好得多。事实上，由于就业条件的改善，由于实行食堂制，加之比较容易领到周工资，英国有些工人阶级的妇女和儿童比1914年以前吃得要好。1918年有一份官方报告说，伦敦的学校卫生官员放心，“营养条件差的儿童所占比例不到1913年的一半”。 社会政策不断变化，促使政府也不得不从一种干预转向另一种干预，正像指令性经济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那样。朗达勋爵在就任颇有争议的粮食大臣之前曾坚决主张应在战后成立一个新的部，可是到1919年，当劳合·乔治在重整运动中的助手克里斯托弗·艾迪生医生（他是后来加入工党的那批自由党人中的一员）提出一项新建卫生部的法案的时候，他却把视线转向教育事业，提醒人们要特别重视小学校中身体不健全的儿童。他说：“这些儿童各个年龄、各个年级都有，不是一个连或一个旅，而是一个军。”他在“重整运动团队”中的一位同事，即商人西波姆·朗特里，则仍然忠于劳合·乔治。此人在战前曾经是对约克郡的贫困状况进行分析的专家，并且是新住宅政策的维护者。 到1918年，人们已经认识到，儿童和妇女同样需要国家更多的关照。这是战争的影响，也是战争的经验。可以说，战争时期儿童的角色比妇女变化更大，因为随着“青春期”（这个词当时还没有通用）的到来，14岁和14岁以下的就业儿童人数翻了两番。1917年3月，有一位官员要求把青年这个概念的含义由主要是“一个小小的工资收入者”改变为主要是一个“劳动者和培训中的公民”。五个月以后，当教育大臣赫伯特·阿尔伯特·劳伦斯·费希尔这位知名的史学家在1918年提出1902年以来的第一项重要的教育法案的时候，这位官员主张把儿童辍学的年龄提高到14岁，认为“工业对儿童的压力”应当终止。 费希尔认为，小学教育和“深造教育”都有更广阔的机会，因此，他竭力提倡离开学校后继续受教育，坚持取消公立小学的一切费用，理由仍然是：人才不应荒废。他还鼓励那种由于战争而“发扬起来的社会团结精神”，他认为，引起自由派人士深切关注的征兵制恰恰说明“公民之间的界限不是由财富决定的”。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关于战争（以及征兵制）的后果的判断虽然与此截然不同，但是在这个具体结论上，二人却是完全吻合的。 艾迪生还提出了那项极端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1919年《住房法案》，它影响到了未来的家庭生活方式和整个环境面貌（更不用说党派政治了）。该法案责成地方政府负责调查本地区对住房的需求，并提出需要由国家拨款资助的建房计划。虽然在战后时期国家资助的办法有很大变化，但是，有了这项法案的依据，各地方政府由于得到国家资助才得以筹建公房（而且很多建在新的住宅区），使妇女和儿童分享到新的家庭环境。 这里除了社会问题之外还有道德问题。战争已使家庭破碎，要想“使家庭灯火长明”绝非易事，即使早婚（这也是战争的后果之一）也无济于家庭的稳定。有一个时期，儿童往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放任自流，于是，他们的命运便受到政治家的摆布。随着青年工人工资的提高和宗教约束的进一步削弱，“纪律”也松弛了。尤其是新教徒们，他们开始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人物，因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在战时的条件下连做都难以做到，更不用说去推行了。性观念也在起变化。私生子的出生率上升了，使用避孕药具也愈来愈习以为常。据一位目睹者说，1919年“每位乡村药剂师都出售这东西”。户籍处处长在解释1916年私生子出生率上升的原因时说，这是由于“这一年情况特殊，包括大批青年男女摆脱了家庭约束这一点”。 战争期间和战后，有一股批评道德行为的浪潮，涉及面之广由衣着到吃喝无所不包，往往都是针对别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发的议论（如看不惯有人穿短裙啦，特别是嫌妇女上酒吧喝酒啦）。这些批评很多是带有阶级偏见的，很多是带着对城市反感的情绪的。然而，他们却没有考虑到有些预想不到的事实，如私生子的出生率在20年代已降低到1914年的水平以下；酗酒人数显著减少（其中定罪人数在战争期间减少了五分之四）等。不过，很显然，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已经消失。当代人们自行编集了一本又一本的社会评论。曾经抨击过爱德华七世时的社会的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写道：“现在一切都是相对的，因而对自由贸易、婚姻、领事、煤炭或社会阶层都不可绝对地依赖。”还有一位女大学毕业生也说过同样意味深长的话，她说战争驱散了“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所笼罩的安全感，那时男人们又买房地又造酒窖，既可防老，又可造福子孙”。 经济上的变动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和忧虑。“英格兰正在易手”这句话成了1919年的口头禅，因为当时有100多万英亩的土地已经售出。前保守党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这位在1917年曾经主张议和的人，曾经喜欢让来访的客人看一张大幅英国地图，上面用绿色标明的地区是属于乡绅们的土地，他惊叹道：“实际上，所有这些地方注定都将消失。”事情的背景是，战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涨时期，而在政府看来，有时似乎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年里，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甚至警察也投身其中。高涨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学家》注86杂志1921年所说的“自产业革命以来最糟的一个萧条的年头”。有组织的劳工在和平时期可以和战争时期的军队一样斗志昂扬，但是，要把各个不同系统的工会组织团结起来却很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21年4月15日这个“黑色星期五”发生的事情：当时，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工会本来已与矿工工会结成“三方联盟”，定于这天举行联合罢工，但在罢工按预定计划即将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却宣布被取消。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对付周围压力最常采取的办法不是去纠正不公正的事情（当然，政府确实大规模地取消了战时的一些控制，对租金的控制除外），而是一面拖延时间，一面让他的情报机关调查所谓“颠覆”活动。政府知道，它得到议会多数人的支持，也得到中产阶级舆论的支持，还有《泰晤士报》为之摇旗呐喊，说什么“国内的经济战像对德作战一样，必须一打到底”。岂不知，国内的战争与大战不同，未能一打到底，因为双方在最后关头都缺乏足够的决心。 联合政府在1922年的倒台以及保守党的重新掌权给了工党所渴望的可乘之机，使工党在1926年以政府中少数派的身份上了台。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英国国内没有多大的压力可以引起革命性的变革。工党政府本身没有任何行动表明它想实施一项哪怕有点长远打算的激进性的纲领。1929年到1931年执政的第二届少数派工党政府也同样没有任何行动。说实在的，面临财政危机，那位在战争期间主张和平主义的人物、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也就甘愿（未经过大选）领导一个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全民”政府。很显然，经过当时严重的经济萧条考验过的国家社会结构并未发生1919年和1920年的许多评论家们所预料的那么大的变化。 即使出现1926年5月3日为声援矿工而掀起的总罢工这样一件英国历史上罕见的事件，也不能将其看作是一个反证。响应是普遍的，直到宣布结束罢工以前，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工会会员回厂上工。但是，1924年斯坦利·鲍德温的保守党政府重新上台之后有办法让足够的服务部门照常营业，以维持供应（也维持秩序），并避免崩溃——这主要靠的是义务支援。尽管双方都在搞宣传，社会空气相对说来却不太紧张。尽管有广大会员群众对罢工的支持，身居中央的工会领袖们本来就对罢工持勉强态度，现在更缺乏毅力将罢工坚持下去。与此同时，主张寻求统一意见的首相则更急于促进和解，而不是迫使对方无条件投降。总罢工于5月12日宣布结束，但对矿工没有作出任何保证，结果他们只好孤军战斗，付出很高代价。 1927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产业纠纷法案》，旨在确保将来宣布总罢工为非法时不致发生疑问，而工会人士则坚决表示，他们将尽早撤销这项法案。但是，一年之后，工会的一些最显要的领导人却参与了同雇主们的谈判，讨论工业的前途问题。这次谈判是规模庞大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老板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安排的，该公司是战后工业规模不断扩大、集中程度愈来愈高的一个实例。来自很多方面的力量都主张合作而不愿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再回过头去看总罢工，就不能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的高潮，而应看作是阶级斗争不再决定英国工业劳资关系格局的开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情况一直是这样。总罢工结束时，工党报纸《每日先驱报》（1911年创刊）的编者发现“人们到处有如释重负之感”。他接着说：“我刚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一张招贴画，上面写着：光荣的和平。我希望真是这样。”果真是这样吗？这与12年之后张伯伦（他1937年继鲍德温之后任首相）从慕尼黑回来时手中晃动着的那张与希特勒签订的和平协议是同样有争议的。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把这期间的气氛归纳起来写道：“20年代还带着战争的痕迹，却离战争愈来愈远；30年代不愿看到战争，却离战争愈来愈近。” 鲍德温本人仍然受上次战争的记忆的影响，当一场新的战争的阴影临近时，他希望这是“一场结束种种战争的战争”。他在1935年解释道：“现在想起它，我们仍然感到厌倦。”他当时强调说，必须保卫“我们子子孙孙的生命，我们国土上所熟悉的城镇和机构，我们精神领域中的一切基石”。这是鲍德温一直喜欢使用的语言。他坚持认为，由于英国人民的历史原因，英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从历史转向境界，去计算大战的代价，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军队经过重整，正是要刺激经济的方针，它不是想让英国准备打一次新的战争，而是要拯救英国避免一次新的战争。 然而，事实上，对美国欠下战争债务的英国，始终未能恢复到完全“正常化”的状态——英国的商船损失了40%，外国投资锐减；当英国的制造业在战争期间减产之时，美国的制造业在1913年到1920年期间却增产22%，日本（它是英国战后在纺织业上的一个劲敌）增产79%。英国的海外市场已经丧失，而新的竞争者却实现了工业化。1932年，在希特勒上台的前夕，英国的失业人数高达275万，包括大批未投保的机关职员。经济体制上的问题在整个30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鲍德温把同希特勒搞“绥靖”的任务留给张伯伦去完成，虽然得到不少选民的支持，却是徒劳无益的。希特勒是不可能接受绥靖的，战争一打起来，比上一次的“大战”时间还要长。这一次再见不到1914年那种高昂的热情了，开战的消息也没有使全国感到震惊。相当多的选民反对搞绥靖，认为早就应当“制止”希特勒的活动。征兵制早已实行，“预防空袭的措施”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布置了。 但是，反抗希特勒的斗争起先被人们更多地理解为一场“假战争”，这是一个美国的表达方式，而一位观察家用英语将它描述为“我所知道的最离奇的小战争”。群众很少感到兴奋激动，他们原以为斗争会是完全另一种样子，因为专家们曾经预言，在第一轮空袭当中，死伤人数将各达60万，空袭将持续60天。在1939年9月3日星期日那天，当空袭的警报拉响时，一位妇女很典型的做法就是“紧抱”她的婴儿，“做一次庄严的祈祷，然后等待厄运的到来”。但奇怪的是，那次警报却是一次假警报。厄运并未到来。很快地，在“灯火管制”的日子里，人们便有一种前紧后松的感受。离家避难的儿童人数相当于派往法国的远征军人数的10倍，但是，通过撤离而反映出来的那些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主要来源于战前的穷困，而不是战时的动乱。关闭电影院（当时人们的主要娱乐场所）和剧院，严格控制电台的广播，这些都无济于事，况且电影院不久又重新开放了（而且更兴旺了），电台广播也很快成了传达信息和提高斗志的必要工具。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斗志，战时还新成立了一个名声不大的新闻部，也没有起多少作用。这个部为了增强人们的信心，还有意识地求助于历史人物，它接受一位官员的建议，在它的第一张宣传画上画的是： 百年战争时代的一名高大的弓箭手，两脚分开站立（表示坚定），双臂张弓欲射（表示勇气），身后是英国的轮廓图形（绿色背景），弓箭手的一只脚大致踩在德文郡的部位，另一只脚踩在肯特郡的部位。…… 直到1940年炎热的夏天到来之时，也就是在德国向西欧发动进攻之后，英国才经历到丘吉尔自豪地称之为“最好的时刻”（丘吉尔于1940年5月接替张伯伦为首相，并组成了包括工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英国军队的22.5585万人被迫撤离欧洲大陆，由5月26日至6月4日乘坐临时凑集的小船纷纷离开敦刻尔克，一时间英伦三岛大有遭受入侵之势。丘吉尔由于能“单枪匹马”对付希特勒而自豪地命令部下要“英勇不屈”。由于面临敌人入侵的威胁（当时到处提醒人们要注意保密，“言谈不慎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丘吉尔曾动员群众组建“国民军”，此事现已成为传奇故事。但是，由于德国空军对岛国加强了空袭，对防空人员的需要量很快超过了对军队的需要。幸运的是，布满防空气球的英国得到帝国的支持，得到盟国流亡政府的支持，在幕后还暗暗得到美国总统和美国广大人民的支持。 对伦敦遭到轰炸时期的生活情景，在《大众观察》当时所收集的材料中有极生动的描写。《大众观察》是1937年创立的，其目的是“提供有关日常生活和大众真实情绪的确切描述”。这是30年代新出现的最有趣的事业之一，是由汤姆·哈里森发起的，他使用他观察鸟类的方法去观察人；在战争期间，他把分散在各地的调查人员组织起来进行公开报道。关于德国接连不断地袭击伦敦以及外地，使考文垂、赫尔这类城市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景，当时的报道实际上是层出不穷的。总的来说，“闪电战（伦敦大轰炸）”使人们更加亲近，能够彼此分忧。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里带着约克郡的口音这样称呼这场战争，因而产生了几乎与丘吉尔同样的影响。他也像丘吉尔一样，从英国的历史中，从英国的乡村中寻求真正的灵感和慰藉，并且同样坚决地要求平均分担牺牲，要求战争结束后实行新的、更加公平的政策。他呼吁：“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恢复过去，我们必须筹划创建一个崇高的未来。”丘吉尔的“无名战士们”不仅得到允许，而且得到鼓励既要赢得战争，也要赢得和平。这也是1938年创刊的图片生动的《图片邮报》带给人们的信息，不过在电影方面，一般地只要《英国电影新闻》说上一句“我们生活在历史现实之中”也就足矣。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战争时期的经历本身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很大区别的，尤其是1941年苏联和美国参战之后。因此，虽然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到21年，即常说的战争间隔时间，但是，如果把这两次大战当作一次战争来看待，那就完全错了。正如维拉·布里顿所说的：“如果这样看问题，就不仅会把这两次战争理解错，而且也把损失掉的20年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两次战争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第一，战壕挖的少了，马用的少了（有一位《大众观察》的专家在1942年曾指出：“马也有配给证。不知什么时候给猫发配给证。”）第二，有很多坦克车；第三，科学用得多了，包括雷达、布莱切利公园那台最早的数字计算机，还有原子能，还有那个与美国合作的曼哈顿计划；第四，战线多了，很多仗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打的，包括沙漠、丛林，与英国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对照。还有很多仗是在“波涛肆虐的大海”上打的。战争是从欧洲开始而以世界大战结束。1940年和1941年，在德国人的攻击之下首当其冲的是海军和空军。确定潜艇的部署对于赢得战争至关重要，而布莱切利公园的密码破译员们对于在旷日持久的海战中取得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事情都严加保密。不过，诗歌、电影和绘画，却都聚焦于海战和空战。保罗·纳什在这次战争中画的不是铁丝网，而是被击落的飞机。“坐进‘喷火式’里”，——理查德·希拉里这位属于新一代的作家（正如“喷火式”是属于新一代的战斗机一样）曾经写道，——“我们便回到了真正的战争。回到了人自为战，回到了自力更生，生死全由个人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平民百姓的参战。儿童被动员起来尽力“帮助战争取得胜利”，妇女也在许多战线上起了积极作用。到1944年，参加军队的妇女几乎达50万人，参加“农业娘子军”的妇女又有20万人，还有30多万妇女（占劳动力总人数的48%）参加文职工作。加文所提倡的“独立性”现在比他（或者还有德国人）当初所能预见到的更大了。 随着战争的进行，愈来愈多的人投身战时工作，而且前线地带的平民伤亡数字往往很大。例如，从1940年9月7日到1941年1月1日，在伦敦一地就有1.3339万人牺牲，1.7937万人重伤。更有甚者，1941年5月10号、11号两天之内，就死亡1436人，伤1752人。在这种情况下，勇气成了平民必备的精神。查尔斯·斯诺的小说《光与暗》（1947年出版）中的一个人物说：“我在平利克的女房东像狮子一样勇猛。”战争结束时，牺牲的平民共达6万人，商船船员共达3.5万人，而作战人员伤亡30万人，还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半。前线地带包括赫尔、布里斯托尔、南安普敦、普利茅斯、考文垂以及伦敦地面下的深处，即“伦敦的很棒的老地铁”。雕塑家亨利·摩尔关于防空洞的高超图画可谓抓住了当时的气氛，所以他的画在1941年7月最优先获准付印，比一年前的印数多了3倍。在有些纯粹私人的日记里也不时可以找到反映当时气氛的话。有一位平民写道： 轰炸刚刚开始时，人们精神非常紧张，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很快便习以为常了。当他们夜里进防空洞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自己的衣物、保险卡、现金，有珠宝的也带着珠宝，还带着一壶茶，给小孩的牛奶以及做好的点心。然后街道委员会开始在公园里组织舞会。 既然物质供应受到限制，群众娱乐活动便愈来愈必要了。1943年5月，有将近7000家工厂的400万工人在收听《边工作，边听音乐》和《工人娱乐》节目。这要归功于厄内斯特·贝文的安排。贝文是一位很有势力的工会活动家，是丘吉尔选中的很有才能、很有办事效率的劳工大臣。当时的“音乐艺术欣赏委员会”（按其英语名称缩写通称CEMA，它是人们所熟悉的用缩写字母表示的许多战时机构中的一个）几乎与ENSA（“全国娱乐活动联合会”的缩写）一样出名，只是贝文认为它“过于高雅”。这个机构得到社会各阶级的支持。当政府1939年冬第一次向音乐艺术欣赏委员会提供经费时，有一家大众报纸说这种拨款是“发疯”，理由是“战争时期不存在文化之类的东西。……文化活动……现在要靠边站”。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文化的渴求比第一次大战时期广泛得多。例如，迈拉·赫斯在国家艺术厅举行的战时钢琴音乐会就受到伦敦各界人士的厚爱；萨德勒韦尔斯歌剧院在各地的演出也深受欢迎。虽说参与其事的只是占人口少数的文化界人士——哈默史密斯的大众舞厅情况则有所不同——但是，这少数人士对于从赞助人和志愿团体办艺术过渡到国家大力鼓励艺术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战后的艺术委员会就是由音乐艺术欣赏委员会产生出来的。 如果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是战争的“上层建筑”的话，那么，分担物质紧缺之苦的状况要比1914年到1918年时期平均得多，而且，通过税收而不通过借贷去承受这种紧缺造成的长远后果的比例也大得多。在战争爆发前早已筹划好的配给制，这时已在严格执行，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却考虑得相当周到，从1941年年底开始对一些非基本食品实行“计分制”，使人们多少有些选择余地。配给的数额也考虑到营养要求，这一点在20多年前被忽视了或未被了解，因此，这一次许多人的饮食营养比过去提高了。1944年，总的蛋白质摄取量高于1939年，唯一可能缺少的是维生素A。由于面包和马铃薯一直未实行过限量，加上“为胜利挖地”运动的开展，许多人家能够经常性地得到蔬菜的供应，虽然不是经常那么充足。在伙食方面，提倡各地自办集体食堂，如工厂食堂、学校食堂，还有“英国餐馆”（这是丘吉尔发明的一个词）。粮食部的工作组织得很好，它的宣传虽然常被人讽刺，而且现在看起来也有些不合时宜，却毕竟还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这个部在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是由伍尔顿勋爵领导的，他原是大卫·路易斯零售商店的总经理，新入政界，成为一个有长者风度的政治家，后来主管“恢复”工作。当时，面包、鸡蛋、肉类、奶酪等食品都有补贴，1944年年末的食品价格指数比1939年仅上涨了20%。尽管战时有各种限制——从安全检查到灯火管制——但是由于食品得到控制，加上就业充分（这是30年代从未达到过的）以及实际工资稳步增加，因而使生活水平低下的三分之一居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相对的改善。 战争和福利大有同时并进之势。1940年到1941年期间，学校供应伙食的用餐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且这种供应已不再是一种救济措施，而是成了一种社会服务。同样的，对新生婴儿的照顾也更加重视了，要“把牛奶和橘汁喂给婴儿”；急救医疗服务扩大了，“从而为后来的国民保健服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宣布了未来的社会福利政策，通过《残疾人法》，规定雇主必须招收一定配额的身体经过康复的工人。 陆海空军人员战后的安置问题也和文职人员一样受到关怀。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许多自愿参加或应征参加战时工作的人员。战前一位很有口才的播音员霍华德·马歇尔在谈到部队时曾经说过：“他们期望的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一项公平的政策。”战前那种“艰辛的社会”（阿瑟·马里克语）促使人们憧憬一个美好的社会。 因此，随着战争的继续，看来有必要采取普里斯特利的做法：不要只谈论未来，还要规划未来。专心致志于“赢得战争”的丘吉尔对于这样做表现消极，但他也无法回避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来封为勋爵）在1942年年末发表的《社会保障报告》中所提出的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一报告的提出成了“新英国的象征”，对军人来说也同样重要，他们在陆军时事新闻处（ABCA）编印的一份引起人们广泛地进行讨论的小册子里读到过有关这一报告的事。贝弗里奇主张的不单纯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是要有一套能够保持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要有国民保健服务，要有儿童补助，要有一套关于住房和教育的“新政”。到1945年为止，这几件事情大部分在其他官方报告中（即在一连串的白皮书中）先后经过了详尽的讨论，或者被定为政府欲达到的目标。幕后的批评家们可能要责怪说这样代价太高，然而，究竟未来存在什么经济问题，英国在战争期间经济上如何依赖美国，群众对这些却知之甚少。 当时，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各个方面，从保险到城市规划，都进行了研究。但是，在1941年到1945年期间提交给战时内阁负责战后恢复工作的各主要委员会的大约400份备忘录中，谈论英国未来经济问题的只有64份。这种状况在1940年（当时英国仍处于危急之中）被一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抓住不放，他在《泰晤士报》上写道： 如果我们谈到民主，我们指的不是一种只有投票权而忘记工作权和生活权的民主。如果我们谈到自由，我们指的不是一种摒弃社会组织和经济计划的粗鄙的个人主义。如果我们谈到平等，我们指的不是一种被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所架空的政治平等。如果我们谈到经济冲击，我们想得更多的是公平分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生产，虽然这也是需要的。 上述论断要求有“国家计划”（当时一个常用词）的更大的参与，虽然国家势力的任何增长都会减少而不是扩大对一般公民权的关注（姑且撇开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不谈）。丘吉尔这位战时伟大领袖，在1945年大选中输给了赢得大多数席位的工党，这是因为他在使未来有别于过去这方面看来并没有作充分的装备。 在教育方面，对前途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一项举措是在丘吉尔的推动下在战时采取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规定在1939年将义务教育的离校年龄提高到15岁的那一天，战争恰好爆发了。然而，一项为坚持教育改革并经过多次谈判（包括幕后谈判）的《巴特勒教育法案》，终于在1944年通过，使它的延迟出笼所造成的损失得以补偿。这项法案的建议比1918年的教育法案走得更远，它的主旨是“使人人享受免费中等教育”。“战争唤醒人们认识到：国家具有一种从未充分发挥过的能力”。法案规定的构思里有一条是：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才能和智力”在课堂上继续进行教育变革，不过法案还进一步设想通过地方公立学校为18岁以下未受到其他教育的所有人提供半日制义务教育。未来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教育程度都要高的社会，至于将来是什么样的一种教育，尚未仔细推敲。 “人人”这两个字是战争时期大部分有关社会福利政策的议案惯用的字眼。例如，贝弗里奇在他的社会保障议案里主张“普遍化”，他联系到全国在战争时期的那种“团结”时说道：“在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所有公民都应不分地位、职责或财产毫无例外地站在一起”。又例如，关于住房和规划的议案强调要建造住宅和规划社区发展。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月刊编辑在1940年10月份写道：“炸弹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建筑师。”在战争时期的一部影片《拂晓巡逻》中，有一名国民军的士兵对另一名士兵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发现，我们大家怎么都成了邻居，这一点即使战争过去之后我们也不会忘记。” 然而，一颗炸弹改变了战后年代的布局，这个炸弹在1945年8月6日落在离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伦敦非常遥远的日本。第一颗原子弹的投掷，使4平方公里的土地夷为废墟，平民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而幸存者则时刻面对可怕的死亡威胁。第二颗炸弹在8月9日接踵而来，其结果是带来日本的投降。原子弹是英美科学的产物，其影响——包括军事、医学、道德、政治等方面——是全球性的，而不单单只涉及日本而已。原子弹威胁到人类通过自我毁灭而走向消亡。 对于一些作家、艺术家以及某些政治家来说，这就是1945年的“真正决裂”。这句话是杰夫·纳托尔说的，他在1968年出版的《炸弹文化》一书中回顾说：“欧洲胜利狂欢夜在一个世界里举行，而对日作战胜利狂欢夜则在另一个世界里举行”。正是在这一点上“世世代代呈现严重的分裂”。从这一点出发，许多人相信原子弹和氢弹（英国的氢弹在1954年试验成功）不能起阻吓作用，反而会威胁生命本身。1958年成立的核裁军运动，在复活节那天在奥尔德马斯顿村举行了抗议核弹的游行示威。在“冷战”的背景下，这项运动由一位生于1872年的老一辈代表人物——伯特兰·罗素（伯爵）领衔。冷战的持续时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长，一直持续到1988年苏联的解体和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