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难 第十七节 崩坏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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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迄今为止的刘琨一直扛着保卫晋室的大旗在并州苦苦支撑,从他的作为上而言,他无愧于忠臣与英雄的赞誉。
但不要忘记,刘琨是贵族出身,贵族家的公子哥儿有的毛病,刘琨同样也有。
靠着个人魅力,刘琨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前来投奔,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和刘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便都摇摇头离开了他。
因为即使是在强敌环绕的态势下,刘琨也没有放弃他对声色犬马的爱好,对于个人的享受也要高于对部下的关爱抚恤。久而久之,人心也就逐渐散了。
但刘琨丝毫没有察觉到危机的来临,他甚至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计划,打算和拓跋猗卢合作控制井陉,以威胁石勒的侧翼。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意图,刘琨将自己的儿子刘遵送去了拓跋部当人质,并派自己的族弟刘希在中山招揽民众,陆陆续续吸纳了三万多人。
这引起了王浚的极度不满,因为这当中的许多人来自于幽州下辖的代郡、上谷、广宁三个郡,刘琨这么做相当于在挖王浚的墙脚。一怒之下,王浚联合段部鲜卑进攻刘希,将招纳的三郡人口再度掠夺了回去。
而刘琨和拓跋部的合作也发生了不愉快。刘琨的属下邢延得到了一块非常漂亮的碧玉,将它献给了刘琨,而为了表示对拓跋部的示好,刘琨又将这块碧玉转赠给了拓跋猗卢的儿子,此时正在帮刘琨守卫新兴城的拓跋六修。拓跋六修对这块玉爱不释手,找邢延继续要更多的碧玉,然而这东西又不是路边的石头一捡一大堆,邢延自然是拿不出来的,拓跋六修便把邢延的妻子给抓了起来当人质,邢延盛怒之下带着手下就去干拓跋六修,将他赶跑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新兴城献给了刘聪,请求刘聪派兵攻打并州,于是刘聪派兵将晋阳团团包围,打算将刘琨困死在里面。
此时晋阳城内士兵并不多,如果和汉军硬拼,显然讨不到什么好处,于是刘琨一边加强防御,一边向拓跋部请求援兵。然而拓跋部召集部众也需要时间,晋阳城被围困了许久,也没能等来援兵。
刘琨走上城头,望着城外黑压压的敌军,自己身边士兵们的士气也越来越低,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
刘琨长啸一声,拿起自己的胡笳,开始吹奏匈奴人的曲子。曲子悠扬哀伤,音调绵长,回转凄婉。让敌军的士兵们仿佛感受到了故乡的花草树木,想起了家乡的父母妻儿,想起了长期征战的凄苦。他们不禁落下泪来,继续静静听着刘琨的演奏。
晋阳城内外,双方暂时遗忘了仇恨、对抗和血泪,他们共同感受着乱世的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和离别,感受着音乐这一语言给他们带来的共鸣与悲情。
就这样,刘琨一直吹奏到天亮,匈奴将领看士兵们毫无战意,加上拓跋部的援兵也即将前来,急忙下令撤退,并率先逃跑。这导致本就士气崩溃的汉军直接把撤退变成了溃退,这一仗打的大败亏输。
然而就在刘琨的局势向好发展时,他又一次因为自己的性格,导致了事业上的失败。
为了扩大战果,壮大声势,刘琨集中了势力下的所有军队,约定在永嘉六年(312年)的十月,一举踏平平阳。
因为刘琨喜好奢华享受,在军务繁忙之际,刘琨也没忘记声色犬马的乐趣,他崇信一个叫徐润的乐师,任命他当了晋阳令,徐润甚至可以直接干预军政要务。刘琨的部下令狐盛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实在不合适,劝说刘琨杀了徐润,将主要心思放到军务上来。结果徐润反过来向刘琨进谗,这导致不明是非,贪图享乐的刘琨居然草率地处死了令狐盛。
这场冤案发生后,刘琨的母亲十分痛心疾首:“你不能驾驭好属下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嫉贤妒能,容不下比你强的人,将来恐怕连我都要被你害死!”
刘琨的母亲一语成谶。
永嘉六年八月,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投奔了刘聪,将晋阳城中的虚实一一道来。
此时,刘聪正在为失去了关中而苦恼:贾疋将长安团团包围了几个月,刘曜连战连败,只得将长安的人口迁往平阳,放弃关中。这让在关中的司马邺有了一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他迅速在关中组建了行台,准备在西方时不时敲打一下刘聪。
令狐泥的到来,无疑是给郁闷的刘聪打了一剂强心针:如果能拿下晋阳,显然战略意义上而言也不比拿下关中差。于是刘聪让令狐泥引导刘粲和刘曜统率的汉军再次向晋阳杀来,得知这个消息,刘琨留下了两个部下坚守晋阳,自己则向东转移到常山和中山一带集合兵力,并再次向拓跋部求援。
晋阳城没多久便陷落,刘琨的父母也死在战火之中。刘琨没赶上救援晋阳,只得带着几十个部下逃回常山,不久后逃往拓跋部。

十月,拓跋猗卢应刘琨的请求,派拓跋六修和侄子拓跋普根带着几万人出兵收复晋阳,拓跋猗卢则率领二十万部众随后跟进,刘琨带着几千个部下充当向导。
汉军和拓跋部在汾河以东展开了一场血战,刘曜抵挡不住,从战马上掉了下来,身上受伤七处,眼看就要战死在战场上,多亏一个平日饱受刘曜恩惠的部下牵过了自己的马,让给刘曜逃跑,才让刘曜死里逃生,逃回了晋阳城内。
刘曜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拓跋骑兵,被迫撤离晋阳。临走前,他将晋阳城中的百姓全部带走,只留给了刘琨一座空城。拓跋猗卢乘胜追击,在蓝谷再一次大败汉军,之前投降汉国的邢延也在这一战中被杀,算是给刘琨找回了场子。
拓跋猗卢乘胜到寿阳山打猎,收获累累,刘琨借机会前去拜谢拓跋猗卢,请求拓跋猗卢继续进军。

但拓跋部也不是慈善家,不会为了刘琨白白牺牲部众的性命。拓跋猗卢对刘琨表示:“我没能早来,导致你父母被杀害,心里也确实觉得对不住,但现在你已收复了并州,而我远道而来,兵士马匹都已疲惫,反正刘聪不是一下能消灭的,不如等待以后再举事。”一套太极拳打完,拓跋猗卢先是给刘琨送上了好处,给了他一千多匹战马,牛羊各一千多头以及一百辆车,然后把部将箕澹、段繁等留下来,打着帮刘琨戍守晋阳的名义,趁机在山西最重要的战略地晋阳安插下了势力。
不久后,拓跋猗卢设立盛乐为北都,并在旧平城更南的地方修筑城塞,命名为新平城,作为拓跋部的南都,并派儿子拓跋六修镇守这里,展示了自己将统治重点继续南移的迹象。
在拓跋部的发展下和刘聪的打压下,刘琨就不得不将根据地迁移到了晋阳附近的阳曲,在那里招揽旧部,徐图发展。
尽管刘琨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倾心于他的人也是存在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卢志的儿子卢谌。
之前晋阳陷落的时候,卢志一家被迫投降了刘曜,全家迁往晋阳。在刘琨的招揽下,时任刘粲参军的卢谌,又去投奔了刘琨,这导致他的父亲卢志以及两个弟弟全部被杀,但卢谌仍然没有后悔他的选择。
从刘琨经营晋阳开始,并州北部的局势在刘琨的运作下逐渐向好,但也因为刘琨的性格弱点,并州最终还是没能成为抵抗匈奴人的坚固堡垒。
并州局势一塌糊涂,作为刘琨的老对手,王浚镇守的冀州也迎来了石勒的挑战。
当时,襄国附近的苑乡驻扎着一股数万人的草寇,由游纶、张豺率领四处劫掠,他们之所以这么猖狂,是因为背后有着王浚的支持。而这一年的冬天,在襄国发育许久的石勒派遣夔安和支雄等七员将领向这支草寇发动了突袭:反正石勒选择了在襄国发展,那么迟早要和王浚开战,选择这支草寇作为进攻的发起点,可以逼迫王浚作出应对,看看这位北方枭雄的实力究竟如何,同时也还可以解决缺粮的问题。
王浚很快作出了反应,联合段氏鲜卑组建了一支五万多人的大军,趁石勒主力在苑乡之际,迅速包围了襄国。段氏鲜卑的部众由新任首领段疾陆眷率领,同时他还带上了弟弟段匹磾、段文鸯和堂弟段末柸。
襄国城中存粮不多,城墙也没有完全建好,但好在王浚的军队主要有快速行动的骑兵组成,加上来得匆忙,并没有携带攻城武器,因而在襄国城外做着攻城的准备,也便留给了石勒一定的应对时间。

但石勒交战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在和鲜卑人的交手中处于上风,此时在襄国被包围之际,军队中也因此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尤其是石勒派遣几员将领出城交战,都被鲜卑人给打了回来。石勒于是召集众将商讨解决办法。
“现在襄国城池不坚固,粮草也不多,何况敌众我寡,外无救援,就算是孙吴在世,也守不住这座城。我准备带着大家出城决战拼一波,你们觉得怎样?”
但大部分人已经被鲜卑人给打怕了,他们都认为不如避战不出,消磨敌人的锐气,等他们粮草耗尽,被迫撤退的时候再进行决战。
石勒有些不满,转向了一边的张宾和孔苌:“你们怎么看?”
张宾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鲜卑军队以段部最为勇悍,而段部鲜卑中又以段末柸最为厉害,他们的精锐也都在段末柸之处。这几天我发现段疾陆眷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北城,段末柸的主力自然也在其中。之前他们轻骑远来,和我们交战了几场都取得了胜利,因此目中无人,认为我军不敢出战,已经不将我们放在眼里,这也必将放松警惕,而我们的机会也出现在这里。”
张宾顿了顿,继续说:“我们可以在北城上开凿二十道突门,等段末柸的部队来到,出其不意,趁夜出击,段末柸必然毫无防备。只要擒获最勇猛的段末柸,敌军余众必定不战自溃,而一旦擒获段末柸,王浚自然也是手到擒来。”
石勒十分赞许,他的右侯总能给自己的方略提出最可靠的执行方案。反正守城也守不住,不如拼死搏一把,兴许能有一线生机。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石勒十分果断,立即采纳了张宾的计划。
所谓的突门,指的是在城墙上开凿一道口子,但不把城墙凿穿,等到发动突击的时候,军队突然撞破墙体,杀向城外。张宾的计划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因为一旦不能生擒段末柸,敌军就会从那二十道口子里涌进来,石勒显然也就大势已去。
夜深了,正如张宾所料,段疾陆眷果然将主力放在了北城。石勒登上城楼,发现鲜卑人经过没日没夜的攻城战后,已经十分疲惫,在城外或坐或躺,毫无防备。石勒立即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伴随着一声巨响,孔苌率领的突袭队迅速通过突门,冲向段末柸的营地。
但不得不说段部鲜卑确实战力强悍,尽管被突袭的他们一开始被打得手忙脚乱,但段末柸硬是抵抗住了孔苌的进攻,甚至还发起了反冲锋,冲进了襄国城。
这时候比拼的已经是双方的意志了,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而求生欲的迫切感,让石勒硬是咬碎牙俘虏了段末柸,紧接着,孔苌乘胜追击,大破段疾陆眷的部众,获得了不少铠甲和战马。
但接下来,石勒并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派出使者,表示可以放回俘虏的段末柸,条件是与段氏鲜卑结盟。
石勒的部下不太理解石勒的行为,段末柸作为一员勇将,放回去不是心腹大患么,为什么不当场杀了他呢?
石勒对他们解释:“辽西鲜卑之前和我们从来没有恩怨,只是因为王浚的指使,双方才展开了激战。现在杀了段末柸,无疑是将矛盾激化,从长远看没什么好处,而如果我们放他回去,段部鲜卑一定会因此对我们感激涕零,自然也不会再帮王浚和我们作战了。”
而针对石勒的示好,段文鸯和段疾陆眷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段文鸯认为因为段末柸一个人就放过垂死挣扎的石勒,一定会招致王浚的怨恨,这带来的后患是不能不考虑的。但段疾陆眷舍不得放弃堂弟,极力主张与石勒谈和,他给石勒送去了厚礼,并请求以段末柸的三弟为人质放回段末柸。而段疾陆眷之所以想要和石勒和好,除开为堂弟的性命担忧之外,他也厌倦了被王浚呼来喝去的生活,开始思考和王浚的合作究竟有多少好处。
段部鲜卑和王浚合作的原因,是因为王浚是晋臣,和他合作能够以讨逆的名义来扩充实力。但王浚割据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段疾陆眷左思右想,决定还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就这样石勒迅速和段疾陆眷回礼,并派人护送段末柸返回,同时让石虎和段疾陆眷结为兄弟,就这样,段部鲜卑依附于石勒,王浚的势力也就日益衰弱,他离败亡的日子也就越来越近了。

就在北方的局势一塌糊涂的时候,荆州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让南方的局势也是糊涂一塌。
荆州刺史王澄信只信任成都内史王机,认为他的才能仅次于自己,因此任命他为自己的臂膀。至于他们有什么样的才能呢?看看他们的表现就明白道了。
多次被流民军统帅杜弢打败的王澄,没有一丝一毫的危机感,他自有的名士风范让他就算是脸被打肿,也要装成没事人一样和王机天天喝酒下棋,做出一副淡然的姿态来。大家很明白王澄是怎样一个花架子,内心对他越来越鄙夷,渐渐有了拥戴别人取代他的心思。只有南平太守应詹还劝谏几句,但王澄从来不听。
酒要喝,仗也要打,毕竟杜弢的流民军不会伴随着喝的酒而消失,但王澄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干出了一件更加荒唐的事。
原本他在作塘驻扎以应对杜弢的攻势,此时以前在山简那里当过参军的王冲聚集部众准备迎接应詹当刺史,取代草包王澄。应詹没答应,返回了南平,于是王冲干脆自己来当这个刺史。
对王冲这一突然的举动,王澄十分害怕,生怕陷入被包围的处境。于是他派自己的部将杜蕤防守江陵,自己将治所迁徙到江南的孱陵,不久后又逃往东边的沓中。
别驾郭舒觉得王澄一味躲避不是个事,便劝王澄说:“您到荆州虽然没干啥事,但荆州的人心仍然寄托在您身上。如果您把华容的军队从西边调回,完全能够擒获王冲这个小丑,怎么能现在就放弃,仓惶逃窜呢?”
王澄坚持要逃,还想带着郭舒一起走。郭舒表示拒绝:“我承担着一州的纲纪法度,结果我居然不能做好本分,导致您外出逃亡,因此我实在不忍心渡江。”他就地留守在沌口,等待着援兵的到来。
司马睿听说了王澄的窘境,给王澄送来了一个台阶下,征召他担任军谘祭酒,让原任的军谘祭酒周顗代替王澄行使职务。
王澄就坡下驴,赶紧甩锅走人,让周顗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周顗一到荆州时,便得知建平的流民傅密等人也归附了杜弢,杜弢还派人袭击了沔阳,周顗进退失据,不得不向王敦求援。于是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等人攻打杜弢,他本人则到豫章驻扎,作为后援继续跟进。
在进军的途中,王敦收到了堂弟王导给自己的一封密函,上面写着:“别让这羌子来建邺。”
“羌子”是对王澄的称呼,因为他长得酷似羌族人,因而有了这样一个外号,王导之所以这么交待王敦,主要还是不想让王澄去建邺盖过他的风头,而王敦同样也是这么想的。
见到王敦,王澄还摆着名士的架子,自认为自己的名气比王敦大,不怎么看得起他。
“处仲,你小子混得不错啊!”王澄大大咧咧。
王敦可不是什么好脾气,但王澄身后有一群身强力壮的护卫,他不好当场发作。
夜晚,王敦让人把王澄的护卫灌醉,而后自己前来拜访王澄,发现了王澄的枕头:那是一套以玉石打造的名贵枕头,十分漂亮。
看王敦对这块玉枕感兴趣,王澄接着装了个逼:“这枕头可是我防身用的!”
“能不能借我看看?”
“拿去吧!”
接过玉枕的王敦转眼就翻了脸:“有人举报你和反贼杜弢有书信往来!”
“谁说的?可没这回事!”王澄极力否认。
王敦没理他,转身便拿着玉枕出了门,接着一群卫士蜂拥而上,将王澄给掐死了。
王澄死后,他的臂膀王机害怕受牵连,向王敦请求到广州任职。因为他的父亲王毅、哥哥王矩都曾经当过广州刺史,在当地势力不小。但王敦没有同意王机的请求,正当王机着急的时候,正遇上广州的武将温邵等人叛离了刺史郭讷,迎接王机去当刺史。王机于是带着家奴和门客一千多人到了广州,趁势成为了实际上的广州刺史。

虽然在王敦的压力下,流民军之一的王如被迫投降,但荆州的局势并没能因此得到好转,荆州的大部分地盘仍然被流民军所掌控着。
南方一片战乱,北方也是一片烽火,就在这混乱的局势当中,晋王朝的臣子们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此时名义上的皇帝司马炽死了。

参考资料
[1]房玄龄(唐)等·《晋书》
[2]司马光(宋)·《资治通鉴》
[3]崔鸿(北魏)·《十六国春秋》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5]周伟洲·《汉赵国史》
[6]李圳·《后赵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