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式的长序（上）

 插曲之一　和平使者无敌舰队的到来

1554年7月19日，星期四，一支由130余艘大小战舰编成的庞大舰队，乘着海峡特有的西风，浩浩荡荡向东驶入海峡。桅杆上、船楼上装饰着五彩缤纷的旗帜迎风招展，在巨大的加里船高耸的船尾楼上，西班牙王国国旗在微风中飘扬，格外引人注目。　　 庞大的舰队一驶进怀特岛西端的尼德雷斯角，10多艘英格兰单桅帆船便冒着越下越大的暴雨前来迎接，把无敌舰队引入索伦托海峡的深处。下午4点，无敌舰队的旗舰“圣埃斯皮里图”号(900西吨)停泊在汉普郡港城南安普敦城堡旁边。第二天，即7月20日，仍然细雨朦胧，但码头上已经站立了前来迎候的一排排贵族和士兵。德国、西班牙、尼德兰(Nederland，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一带，下同)的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一世(即卡洛尔五世)的长子腓力王子，在市民们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踏上英格兰国土。　　 前来同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结婚的腓力王子身边，虽然簇拥着许多出于无奈到陌生的异国生活的西班牙贵族，但是乘坐舰队前来的8000名士兵却未准许登岸。不久，无敌舰队主力到朴次茅斯港补充食物和淡水，再次返回西班牙，运兵船队也驶回对岸的佛兰德。　　 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的生母是亨利八世的王妃凯瑟琳，因为她是西班牙阿拉贡的费尔南德亲王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之女，所以玛丽是半个西班牙人混血儿。由于除玛丽外其他6个儿女都过早夭折，没有继承王位的男子，所以亨利八世便无视罗马教皇的反对与凯瑟琳离婚，结果导致英格兰国教会脱离天主教世界而独立。　　 亨利八世第三个王妃西摩亚所生的爱德华六世，在只有短短6年的统治期间，推进了英格兰国教的新教化。然而，当狂热而诚挚的天主教徒玛丽即位女王伊始，便按照她的表兄，天主教最强有力的拥护者查理一世的建议，不顾宫廷重臣和议会的强烈反对，决意同腓力王子结婚。　　 7月26日，星期三，玛丽和腓力的结婚仪式在汉普郡古都温彻斯特庄严地举行了。据说，结婚仪式举行之前第一次同腓力会见的玛丽，一下子被他的英俊仪表迷住了。但是腓力对于同预先赠送的肖像相差甚远的女王尊容却有点失望。然而，假如通过这种政治结婚使英格兰成为西班牙的附属国，能够有力地牵制当前的敌国法兰西的话，容貌的缺陷也只好忍受了。　　 腓力作为一个温柔、优美、体贴入微的丈夫，同玛丽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不久就东渡海峡到布鲁塞尔，专心致志为巩固对荷兰的统治大业而奔走。1557年3月，腓力继承了父王查理一世王位，回到了伦敦。成了西班牙同盟国的英格兰，被迫陷入了与法兰西为敌的窘境之中。并且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前赴后继做出了无数牺牲得来的大陆桥头堡加来也被法兰西夺回去了。 比丈夫年长11岁的玛丽，急于同腓力生一个继承王位的孩子，甚至不惜伪装怀孕。然而腓力对玛丽根本没有爱情可言，加上很不适应英格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于是，他心中暗自作出了抉择：与其留在英格兰充当女王寡情的丈夫，不如回去做更为尊贵的强大富裕的西班牙国王及其殖民地的统治者。　　 不久，他郑重宣告返回西班牙，并于1557年7月3日告别了专程到多佛尔相送的、悲痛欲绝、依依惜别的玛丽，重返佛兰德。玛丽百般无奈，只好把被丈夫抛弃的侍女安·布琳的女儿伊丽莎白 [ cdhyy注：伊丽莎白为亨利八世与第二个妻子安妮·博林的女儿，是玛丽女王的同父异母妹妹。参见本站温斯顿·丘吉尔著《英语国家史略》，第二卷，第三～七章。 ] 指定为王位的继承者，而她自己却于翌年，即1558年11月17日在失爱、孤独和绝望中含恨而逝，终年42岁。　　 玛丽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同腓力结婚后，更加坚定了她在英格兰重建天主教的信念。她不顾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多数国民的反对，让大批牧师、神父复职，并命令议会通过了异端者处罚法。因此，从1555年起，三年之内就有300多名新教徒被处以火刑，从而被后世称为“血腥的玛丽”。　　 相反，她这种狂热迷信，倒行逆施的政策，导致了英格兰国民团结在反天主教、反西班牙阵营方面，并促成了伊丽莎白时代强烈而牢固的爱国心。曾经作为和平的婚礼使者访问过南安普敦港的无敌舰队，于34年之后的1588年又充当了侵略异端国英格兰的十字军，再度东进海峡。

插曲之二　伊丽莎白女王的考验

　 1558年11月20日，即玛丽女王逝世后的第三天，英格兰新女王伊丽莎白在伦敦以北30公里的哈特菲尔德宫召开了首次枢密顾问官会议，那年她刚满25岁。　　 期待生一个男孩的亨利八世，对伊利莎白的诞生深感失望，然而国民却为女王的诞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后来她的母亲安·布琳生了一个死产儿，亨利八世却以通奸罪为借口将其处死。因此与凯瑟琳的处境一样，同安·布琳之婚约宣告废除。成了庶子(侍妾所生的子女)的伊丽莎白本应丧失了王位的继承权，但亨利八世发现她天资聪慧，才气横溢，因而作为女王来抚养，关怀备至，宠爱非常。

 第三个妻子杰恩·西摩尔所生的男孩就是亨利八世死后继位的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同他一道，从孩提时代就接受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良好教育。担任教育女王的教师们都是剑桥大学的思想先进、博学多才的学者。在这个宫廷教师爷的圈子里有威廉·塞西尔、尼古拉斯·培根等，后来都成了伊丽莎白身边的显贵近臣和辅佐英格兰多难国政的有为人才。　　 聪明伶俐的伊丽莎白就是在这样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她10岁左右就掌握了拉丁语，不久又学会了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正因为吸收了先进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伊丽莎白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对新教的信仰。可以想见，在狂热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的统治下，伊丽莎白继承王位的基础非常薄弱，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　　 1554年发生了托马斯·怀亚特反对玛丽同腓力结婚的叛乱时，伊丽莎白也曾被怀疑参与叛乱，被囚禁于伦敦塔内。但她坚持自己无罪和忠诚，使玛丽不得不打消了将她处死的念头。摆脱险境、劫后余生的伊丽莎白此后一直隐居哈特菲尔德宫，等候时机的到来。　　 应伊丽莎白女王邀请前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新任命的枢密顾问官。在那次会议上，她表明了这样的观点：顾问官不宜太多，人多嘴杂，非但得不到有效的建议反而招来许多争吵和混乱，为此，必须重新研究今后枢密院的构成。于是她把上流社会出身，在剑桥大学学过法律的威廉·塞西尔(后来的巴里卿)提拔为秘书长(即国务卿)。　　 伊丽莎白女王曾经对塞西尔说过：　　 “足下尽忠报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请勿以朕意为念，望今后直言敢谏。”足见对其信赖之深。　　 当时英格兰还没有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责任内阁制，由女王任命的枢密顾问官多数分别担任政务，而且他们在下议院(平民院)都没有议席，指导不谙政务的地方官员，通过这些措施掌握立法和行政，辅佐女王治理国政。　　 直到翌年1月15日举行的加冕仪式那天，伊丽莎白才最后钦定了枢密顾问官的人选。将玛丽女王时代设立的30多名顾问官，裁减到不足20名，除了包括接近北方苏格兰的势力强大的6名贵族外，其余都是同女王一样受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教育，出身于上流社会名门望族的实干家。这些人物中包括称之为女王肱股之臣、从政达40余年的塞西尔；建立严密的特务间谍组织、在外交政策上大显身手的弗朗西斯·沃尔辛格；以“劣币驱逐良币”著称的伦敦商人、财政顾问托马斯·格雷沙姆；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之父、大法官尼古拉斯·培根等。　　 所谓上流社会，在英格兰是指新兴的地主阶级。他们合理利用土地致富，取代了靠有限的农业收益、身负巨额债务的没落贵族，而身份和地位又仅次于贵族。在新兴地主阶级之中，有的人被任命为治安审判官，行使地方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有的则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取得官职而成为新贵族。其中大多数是利用“圈地运动”中扩占的土地经营牧羊业、毛纺织业的工业主。　　 另外还有从事毛纺织品输出贸易的投机商人，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市场上非常活跃。同时，由于毛纺织品生产不断扩大，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新的贸易市场相继开辟，于是获得女王特许的俄罗斯、非洲、西班牙、莱万特等垄断公司应运而生。　　 这样一来，通过毛纺织品贸易发财致富的投机商人们，大量收购土地，利用通婚同富裕地主密切地联系起来，逐渐跻身于上流社会。这个上流社会和新兴商人们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国力充实和发展的原动力。她通过同这个新阶级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合作，开始治理英格兰多灾多难的国政。　　 重建国教会乃是伊丽莎白女王必须全力以赴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了防止由狂热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导致的国内宗教混乱和对立进一步激化，又要避免得罪于西班牙和罗马教皇，她必须采取极其慎重的方针政策。在1559年1月第一次召集的会议上，通过了恢复国王在英格兰国教会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法案，接着还宣布新教祈祷书是唯一合法的祈祷书。　　 女王这一措施，从天主教方面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从激进的新教徒方面看来还略嫌含糊暧昧。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小心权衡了国内外的形势，选择了不偏不倚十分明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玛丽女王在丈夫腓力二世的煽动下，与法兰西进行的战争，终于在1559年4月签订了和约结束了。结果，丧失了大陆的桥头堡加来，其代价是从法兰西获得巨额赔款，这个结局虽很不理想，但却多多少少减轻了一些屈辱感。　　 伊丽莎白女王第二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是苏格兰问题。当时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同法国皇太子弗朗索瓦结婚，正在巴黎。她的母亲玛丽出身于法国最强有力的家族——吉斯家族，作为摄政王，亲临苏格兰，并在苏格兰境内各地驻扎了法军。1559年9月，爆发了新教徒贵族和上流社会反抗法兰西和天主教的大起义。伊丽莎白女王慎重地静观形势发展。到了翌年3月底，终于派遣远征军和舰队前去支援起义。结果于1560年7月6日签订了爱丁堡和约，法兰西被迫断绝同苏格兰的一切关系，罗马教皇的支配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此举完全解除了英格兰北面的威胁。　　 伊丽莎白女王就这样踏实、慎重地统治着英格兰，身边重臣如林，人材济济，是当时欧洲大国的君主们所不能比拟的，这对她来说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幸福。

插曲之三　腓力二世的孤独

　 1563年，在离马德里西北50公里的瓜达腊马山脉南坡高地上，一座雄伟壮丽、金璧辉煌的修道院开始兴建了。　　 有史以来比任何一位君主都富有，而且拥有广大领土的腓力二世，一直梦想着为过去历代君主和自己本人建造一座太庙兼寺院。　　 腓力二世是一个固执的事务主义者，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甚至对于部下编写的任何并非重要的文件，如非亲自过目，不加上几笔就会深感不安。住进了工地附近木板修建的临时修道院里的腓力二世，从工地的选定到材料订购和细节设计，一切都要亲临监督和视察。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根本不返回首都马德里。为了处理堆积如山的政务，他的顾问官们不得不三天两头不辞辛苦攀登漫长崎岖的小道，来到国王跟前听候指示。1584年，经历了22年漫长的岁月，投入了难以估量的巨额资金的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终于竣工了。这座修道院所用的资金全部是从新大陆的殖民地那里掠夺回来的金银财宝筹集的，因此可以说，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是象征着堪称黄金时代的十六世纪西班牙王国的伟大纪念碑。　　 1492年占领了格拉纳达(Granada)，从此，结束了伊斯兰教徒穆尔人控制伊比利亚半岛长达八个世纪之久的历史。随之而来的严酷的审判，异端的暴风雨，致使无数犹太教徒被处死，或被流放，或沦为奴隶。从而完成了伊比利亚半岛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所谓复国运动。　　 然而，长期在这个半岛上培育起发达的文化和繁荣经济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商人、工人、手工艺人、学者、医生以及勤劳的农民们的消失，对于西班牙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极大不幸。　　 另一方面，进入十五世纪后，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连绵不断的激烈战争，通过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斡旋，终于在1494年缔结了托尔德西利亚条约。按照该条约规定，大致以西经50度，即亚马孙河河口一带为界，东边属葡萄牙，西边属西班牙。因为罗马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所有基督教国家的精神统治者，所以，为了布施上帝的福音，被公认具有自由划分未开垦地区的权限。　　 西班牙从所属的秘鲁和墨西哥等殖民地攫取来的金银财宝，从1550年以后飞速增加，到1590年时已达顶峰。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掠夺中，总额约4亿4千8百万比索 [ 译者注：比索——peso，菲律宾、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等国的货币名称。 ] 的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西班牙。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已经是国家统一、拥有富裕的殖民地、国内一片繁荣景象，堪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王室权力极端集中，封建贵族对土地的支配，以及天主教信仰等因素，导致思想的桎梏日益加深；而且从新大陆掠夺来的金银财宝不是被塞维利亚商人巧取豪夺、王室穷奢极侈和惊人的浪费，就是白白地耗费于与荷兰、法兰西的战争中。由此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国内惊人的物价上涨，不久就波及到欧洲各国。尤其是由于长期宗教战争造成的法兰西经济的混乱，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西班牙产业发展显著停滞，曾经与英格兰和荷兰并驾齐驱、极其繁荣的毛纺织品和丝织品工业落后了，彻底失去了国际竞争能力。在1588年无敌舰队第一次远征之际，西班牙由于不具有铸造新型大炮的能力，又慌忙向各国订购，甚至从敌国英格兰秘密输入。　　 被誉为“慎重王”的腓力二世，由于不能知人善任，独断专行，所以身边并无忠言直谏的重臣。辅佐腓力二世的官僚们，是一班笃信天主教的极端保守、唯命是从的庸碌之辈。较之伊丽莎白女王重用的出身上流社会、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精通实务的辅臣，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英格兰首都伦敦地处四通八达的泰晤士河口交通要冲，是繁荣的贸易中心。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却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央、海拔650米的高地上。腓力二世的心腹重臣之一——在巴黎从事间谍活动的门德萨派遣的急使，必须翻越雨格诺教徒(十六－十八世纪法国的新教徒)势力强大的加斯科涅地区和比利牛斯山，以及瓜达腊马山崎岖的山路，长途跋涉几个星期才能赶到马德里。而掌握一切权力的腓力二世却偏偏住在远离首都的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单身牢房般的办公室内，过着恰似修道士的孤独生活。插曲之四　荷兰叛乱　　 1566年8月，反抗西班牙的残酷压迫和宗教政策的民众自发的“毁坏圣像运动”，以安特卫普为中心在荷兰各地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愤怒的人们袭击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掠劫财物、杀人放火，一时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浪潮。但是多数封建贵族仍然效忠于西班牙，或犹豫不决，或袖手旁观不愿参与，过激派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起义的烈火逐渐被扑灭下去。　　 西班牙新总督阿尔瓦公爵受命镇压荷兰新教徒和加尔文教徒(以创始人约翰·加尔文命名的教派)，并被授予军事独裁权。翌年8月他率领10000名西班牙士兵抵达布鲁塞尔，立即逮捕了起义的领导人埃格蒙特伯爵、霍恩伯爵，并设立宗教审判的“血的法庭”，从而开始了狂暴的恐怖政治。　　 第二年(1567年)6月埃格蒙特等抵抗运动领导人被斩首。到1572年的仅4年之内就有约8000名新教徒被处死，3万人的财产被没收充公。而且为了进一步筹措军费，规定对荷兰议会征收动产和不动产交易的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五的临时税。结果，约有10万富裕的新教徒逃往英格兰或德国。以荷兰北部为中心的反西班牙的革命火焰，从此又越烧越烈，逐渐蔓延开来。　　 很早以来，荷兰南部各城市的毛纺织工业就非常繁荣，而且可与英格兰并驾齐驱；在北部各洲以北海的鲱鱼渔业为基础的商业和贸易亦非常发达。安特卫普是当时世界商业和金融中心，于1531年就设立了世界第一间股票交易所。正是在这样的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的荷兰市民阶级，很早以前就受到德国兴起的宗教改革的深刻影响。因此，西班牙统治者越是进行宗教镇压，激进的加尔文教徒的数量相反越来越多。　　 但是，荷兰长期以来都是哈布斯伯格家族的领地，1565年，查理一世引退，哈布斯伯格家族分为东西两支，从此便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对于自称为天主教的拥护者，同时又煞费苦心地在广大领土上进行政治和宗教统一的腓力二世来说，异教徒势力在最富裕的属地荷兰扩大，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在西班牙的残酷镇压下，1566年民众起义失败的时候，暂时逃亡到德国的奥洛尼公爵威廉被拥立为加尔文教徒军队的首领，站在荷兰独立斗争的最前列。他先从法兰西和英格兰取得支援的承诺，发给流亡到海外从事海盗活动的“海乞丐”们私掠特许证，专门袭击从新大陆回国的西班牙财宝运输船。由于加尔文教徒军与“海乞丐”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占领了谢尔托河口的弗拉兴和马斯河口的布里尔等重要港口，把阿姆斯特丹之外的北荷兰州和西兰岛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但是，1572年的大屠杀事件使雨格诺教徒蒙受了严重打击，不可能再给予荷兰有力的支援。更兼军费奇缺，因此，奥洛尼公爵的加尔文教徒军的战斗力逐渐衰弱下来。当阿尔瓦完全平定了南部各州之后，又乘势攻入北部。北部各州的城市甚至不惜施展洪水战术，进行顽强而激烈的抵抗。同时，1573年“海乞丐”们还在须德海歼灭了阿尔瓦的舰队。　　 为了追究军事作战失败和因扣发薪饷引起的军队哗变的责任，阿尔瓦被召回西班牙，代理总督在任不足三年便暴卒了。以后西班牙军队士气衰落，军纪松懈。1576年10月3日在安特卫普发生了西班牙军队残暴的抢掠事件。因此，过去对西班牙持暧昧态度的南部10个州，以那次抢掠事件为契机，开始倾向和支持奥洛尼公爵。并在11月8日超越了种族、语言的隔阂，签署了所谓“枪炮之盟”，号召全体荷兰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外国势力的统治。　　 西班牙驻荷兰的新任总督是莱万特海战的总司令唐·胡安·德·奥斯特里亚。他于1578年死去后，腓力二世便立即任命奥斯特里亚的外甥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德罗·法尔内泽继任。　　 帕尔马巧妙地利用荷兰南北之间的利害冲突，慎重地施展离间分化策略，他首先确保以天主教贵族为中心的南部三部会 [ 译者注：三部会——法兰西、荷兰等中世纪以来的身份制议会。由僧侣、贵族、平民三种身份的代表组成。分地方三部会和全国三部会两类。 ] 政治上的自由。1579年又成功地在与北部分离的南部10个州成立了天主教的“阿拉斯同盟”，就是现今的比利时。　　 因此，北部7个州便立即结成了“乌德勒支同盟”，1581年发表了脱离西班牙的独立宣言，从而诞生了荷兰联邦共和国，选举奥洛尼公爵为第一任总统。这里顺便说一下，因为在北部七个州之中荷兰州一直起领导作用，因此，该国被称作荷兰。　　 腓力二世对“乌德勒支同盟”耿耿于怀，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于是，1584年7月10日派遣了一个狂热的法兰西天主教徒去荷兰暗杀了奥洛尼公爵。而后，奥洛尼之子18岁的莫里斯伯爵继任了“乌德勒支同盟”的首领。　　 帕尔马拉拢南部天主教各州的策略获得成功之后，开始率领两万精兵投入进攻北部各州的战斗。1585年帕尔马大军攻克了安特卫普。似乎为了发泄未发军饷和待遇恶劣等所有不满似的，西班牙士兵不管男女老幼，屠杀了8000多名市民，烧毁了近千间房屋，使安特卫普化做一片焦土。　　 在此之前，伊丽莎白女王虽然在财政上不断地给荷兰以援助，但在军事方面却一直没有介入。那一年她终于委任莱斯特为指挥官，派遣了8000名远征军前往荷兰支援。从此，英格兰便进入了同西班牙的交战状态。
插曲之五　圣胡安德乌罗亚港事件　　 1568年9月16日英格兰德文郡出身的贸易商人约翰·豪金斯率领了由六艘商船组成的船队，停泊在墨西哥东海岸韦腊克鲁斯的外港圣胡安德乌罗亚躲避暴风雨，并请求当局批准在港内修理船体。但是，于17日进港的西班牙总督麾下的舰队，突然在23日晨向豪金斯的船队开炮，转瞬之间四艘英格兰商船在毫无戒备之中被捕了。只有豪金斯的“宠臣”号和德雷克的“胡迪斯”号侥幸四散逃脱，回到本国。于是，豪金斯要求西班牙方面赔偿损失，却反遭对方的抗议，还指责他非法入侵其殖民地。　　 然而，就在那一年的12月，一艘装载着价值20万镑军资送给驻荷兰总督帕尔马的西班牙运输船，为躲避恶劣天气和法兰西雨格诺教徒海盗的追踪，驶入了英格兰的普利茅斯港。西班牙方面请求英格兰能派船护送，但到3月底时，英格兰方面反而扣押了该船。以示对圣胡安德乌罗亚港事件的报复。　　 这样一来，西班牙和英格兰在海上也进入了半公开的武装冲突局面。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敢贸然对西班牙宣战。而腓力二世也认为：只要荷兰的战争不结束，就不希望同英格兰展开全面的战争。　　 约翰·豪金斯是连任两届普利茅斯市长的威廉·豪金斯的次子，他步在贸易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父、兄的后尘，从小就熟悉海员生活。1562年当他30岁的时候，便接受了伦敦商人的贷款，率领三艘商船远航非洲西岸。他从葡萄牙商人手中购买了300名黑奴后，立即前往西班牙殖民地海地岛的圣多明各。把全部奴隶转卖掉，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利益，三年后才返回本国。　　 在这次成功的鼓舞和刺激下，1564年豪金斯又进行了第二次航海。这一次伊丽莎白女王也提供了一艘商船。豪金斯在这次航海中，从南美的委内瑞拉买了400名奴隶，又转卖给西班牙的殖民地，再次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返航本国时首次把南美特产——马铃薯和烟草引进了英格兰。因为豪金斯的奴隶比葡萄牙商人的奴隶价格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才敢于违反本国的禁令，欢迎豪金斯的三角贸易。但是，在1568年的第三次航海中，他的船队终于被西班牙舰队逮捕了。　　 在豪金斯第三次航海中，首次入伙的弗朗西斯·德雷克是豪金斯的远亲，也是德文郡人。他的父亲是普利茅斯北面塔维斯托克镇一个自耕农。德雷克生年不详，大约在1541年或1542年之间。　　 1549年康沃尔郡天主教徒曾经发起“祈祷书叛乱”，反对爱德华六世使用英语祈祷书的决定。不久，叛乱蔓延到德文郡。德雷克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所以，他迁居到当时新教徒势力强大的普利茅斯，到湾内的一个小岛上避难。现在这个小岛被命名为德雷克岛，供海洋少年团野营营地之用。　 不久德雷克父亲又迁到泰晤士河河口附近的吉灵厄姆，充任查塔姆新建造中的船厂工作人员和水手们的临时牧师。德雷克则在韦特兰船长手下做见习水手，来往于法兰西和荷兰沿岸，学习航海的实际业务。　　 德雷克17岁就当上了沿海航线小帆船的船长。当他风闻豪金斯在三角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之后，便毅然把自己的船卖掉，参加了豪金斯的第三次航海。　　 德雷克从少年时代就深刻体验到所遭受的迫害，所以，对天主教怀有刻骨的仇恨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他的投资在圣胡安德乌罗亚港转眼之间丧失殆尽，这更激发起他对西班牙仇恨的烈火。自从获得伊丽莎白女王恩准的报复特许状之后，从1571年起，德雷克就率领自己的船队开始对西印度群岛和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进行无休止的袭击和掠夺。　　 特别是在1572年到1574年两年的远征中，他率领70名部下在西班牙财宝存放地——巴拿马地峡北岸的诺布尔德迪埃斯附近登陆，抄山间小路奇袭西班牙的财宝运输队，夺得两万多镑的金银财宝后，荣归故国。由于这次远征的成功，德雷克被誉为民族英雄，而西班牙方面则提出严重抗议，但伊丽莎白却不以为然，毫不理睬。　　 西班牙方面指责德雷克是海盗行径，但德雷克则声称是依照女王颁发的私掠特许状行事的正当合法活动。而且他个人对腓力二世挑战的斗志也越来越旺盛了。　　 在名著《浮士德》中，歌德通过靡非斯特说出：“战争，贸易、海盗三位一体，不可分割”这句名言。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海盗活动仍未绝迹。自古以来，许多国家和城市，为了垄断商业贸易，都在不断地你争我夺。因此，商船为了自身的安全，也采取了自卫的措施。　　 因为当时没有国际法，而且各国的常备海军都十分薄弱。每到战时，国家和城市才给武装商船颁发特别许可证，承担掠劫敌船、没收走私品和禁制品、镇压海盗等任务。而且颁发许可证的政府可以分享抢劫敌船所获得的战利品，所以私掠船的积极活动当然受到欢迎和支持，日益发展起来。　　 由于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敌国和中立国的界线是很难分清楚的，私掠船不仅抢劫中立国船只，甚至连本国的船只也不能幸免，因此，当时的世界海洋正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状态。　　 进入十六世纪后，发生了天主教和新教间的宗教对立，加尔文教徒的“海乞丐”严重地威胁着西班牙和中立国的船只。以法兰西西海岸拉罗舍尔为根据地的雨格诺教徒船员们，也以比斯开湾为中心展开了频繁的海盗活动。　　 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大大小小港口城镇的船员们，自古以来就一直从事海盗活动，使通过海峡的船只和海峡沿岸居民食不甘味，卧不安寝，闻风丧胆。他们同该地的名门贵族和地主相互勾结，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那里大多数居民都以海盗为生。随着同西班牙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该地区上流社会的冒险家们纷纷步豪金斯、德雷克的后尘，为追求名誉和金银而竟相参加私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