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尔·博伦吉很小的时候就与庞贝亚（Pompeya）邻里的当地社会主义者一起参政，他成年后就加入了“工商业雇员联合会（Gremio de Empleados de Comercio）”和“社会党”。 与社会党内部的领导人不同，他喜欢与工人保持直接联系，这使他在工会中获得了很多支持。 尽管他在CGT（总工会）中表现出色，但他从未设法在社会党内攀升。乌利布鲁政变以及随后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镇压之后，他被捕并被带到乌斯怀亚监狱。 在工人的同意下，他将利用在工会内部的联系来带领阿根廷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安吉尔·加百列·博伦吉（Ángel Gabriel Borlenghi）

生卒年：1904.2.1～1962.8.6

派系：工团国际阿根廷支部（La Internacional）

东施效颦

安吉尔·加百列·博伦吉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意大利移民，于1904年成为售货员，博伦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很快导致他加入商业雇员联合会（FEC）。在他的社会主义者同志推动1926年成立阿根廷工人联合会（COA）后，他在工会中的地位上升。当COA与另一个左派工会（阿根廷工会联盟）合并后，博伦吉被任命为FEC秘书长。该组织后来成为CGT。

博伦吉被任命为工会委员会主任，因此在CGT的众多工会之间承担着协调政策以及解决冲突的双重责任。CGT于1931年在军政府政变后开始抗争，提出了其第一个纲领，起草了一项计划，要求保证组织的自由，更大的薪酬和福利，以及在公共政策中的正式发言权以及其他改革。通过使用罢工行动和激烈的游说，特别是在博伦吉担任工会委员会负责人的情况下，导致国会于1936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1729号法律（使服务部门的劳动合同正式化）。

IF路线：工会分裂

但是，在CGT的队伍不断扩大的时期里，它的内部矛盾逐渐加大。作为当时CGT内最大部门的负责人，博伦吉于1936年帮助将更多的社会主义部门与其他部门分离开来，使他们重组了规模较小的工会。1942年，进一步的争论导致博伦吉加入市政工人领袖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雷洛斯（Francisco Pérez Leirós）的队伍，成为第二总工会（CGT2）的领袖。然而，次年6月，民粹主义政权在军队的民族主义政变中被罢免。在此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政治上欺诈性引起了CGT的初步积极反应，而博伦吉与新任内政部长Alberto Gilbert进行了政策讨论（当时负责监督国内安全政策的职位）。然而，吉尔伯特立即说服不那么好斗的CGT1与新政权结盟，命令解散CGT2。

但是，这一决定并没有永久地分裂工人运动，因为政变的一位领导人多明戈·梅尔坎特中校因为出身铁路工人工会的家庭联系而受到束缚。它的领导人何塞·多梅内克（José Domenech）也是CGT1的秘书长。铁路联盟的首席法律顾问胡安·阿蒂利奥·布拉穆利亚（Juan Atilio Bramuglia）抓住了这个机会，与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同盟关系，博伦吉和佩雷斯·雷洛斯（Pérez Leirós）也参加了这些会谈（禁止CGT2的规模更大）。通过梅尔坎特和胡安·庇隆的联系，这些诉求最终能够被政府采纳。

工会代表在庇隆集团发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和超凡魅力的声音，通过他们他们可以对政府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当时阿根廷仅约10％的劳动力参加了工会，许多工会领导人在庇隆那里看到了独特的机会，他们得到了他对军政府要求的支持，即劳工秘书处改组为内阁级部长。其他人则支持在工党票中直接支持庇隆的想法。博伦吉最初反对这种相互约束的认可，尽管到1945年，劳工部长的记录已经使他以及现在统一的许多CGT赢得了胜利。

庇隆在军政府内的竞争加剧而声名狼藉，他因此辞去了副总统的职务，并于10月9日被捕。坚信他已被永久性地排除在外，由24名工会领导人组成的会议决定成立自己的工党，无论是否参加庇隆工党。但是，有两个代表弃权：电信工人领袖路易斯·盖伊（Luis Gay）和博伦吉（Borlenghi）。他们与庇隆的情妇伊娃·杜阿尔特（Eva Duarte）一起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以要求军政府释放他，并在10月17日之前，他们也获得了大多数其他工会的支持。成功的动员促成了10月24日工党的宪章——庇隆为其候选人。仍然隶属于阿根廷社会党的博伦吉在该党加入反对派联盟民主联盟后辞职。

IF路线：红与黑

庇隆政权于1946年2月选举后产生，博伦吉被任命为内政和司法部部长，以表彰经过测试的支持和组织能力。该职位将使他拥有对法院的管辖权，执法权以及对大多数政治策略的审查权。他迅速采取行动，通过组织工党大会以推进总统议程，以将其重新确立为庇隆党，并于1947年下令购买海恩斯出版公司（Haynes Publishing）的多数股权，从中购买了El Laborista，Mundo Peronista和一系列其他杂志也作为政府喉舌出版。通过控制全国最大的警察局（拥有25,000名员工的“联邦警察”），博伦吉使许多反对派人士入狱。一些最顽固的人被带到了新近扩建的拉莫斯·梅亚医院（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大的医院之一）的地下室，在那里酷刑成为了例行公事。

在他担任部长期间，侵犯人权是由于对反对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迫害而造成的。和当时的大多数阿根廷社会主义者一样，博伦吉将巴塔哥尼亚政权看成智利的傀儡。受到质疑的机构是联邦警察特别科，这是1934年由奥古斯丁·P·胡斯托（Agustín P. Justo）创立的部门的延续，该部门在警察局旁边的Urquiza大街经营，和酷刑相关的人员是：Cipriano Lombilla，JoséFaustino Amoresano，Guillermo Solveyra Casares和Juan Carlos Emilio和Luis Amadeo Cardoso。“要知道被拘留者已被带到特别科，是为了确保他会遭到酷刑或至少受到虐待，尽管在联邦首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还有其他类似的警察场所，并且我知道，在几乎所有的联邦警察都会认为对政治犯的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那些工党领袖之一的西普里亚诺·雷耶斯，这是电话员工，他们不同意工会的正式行为；学生埃内斯托·马里奥·布拉沃被警察绑架，他在失踪时几乎被酷刑折磨，其病情是由治疗他的医生举报的，这是该科第一个爆出黑幕的线索。

他否认布拉沃的失踪，否认酷刑，谴责一切都是反对派的动作，甚至庇隆党的最高理事会也坚持认为，整个事件都是“为了颠覆秩序的勾结”。当司法裁决无可否认地否认了一切事情时，他拧紧了新闻媒体的螺丝钉，使该话题大肆散布虚假信息，并调动了必要的治安法官来惩治酷刑者。在捍卫他们的过程中，他赞同他的缺点，这揭示了官方机构中已出现的巨大不敏感性。虐待公民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当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时，那么这是一种奖励。

1951年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巩固了总统对博伦吉的信心，其中包括从军事控制权移交给国家宪兵队和海军专区（又名海岸警卫队）。面对这样的措施，一些反对派开始向有势力的内政部长提出调解的提议；例如，在1953年6月与保守党民主党代表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前财政部长Federico Pinedo和其他领导人被释放。其他人很快也接踵而至，尽管庇隆主义者的主要反对派，中间派UCR拒绝了这种做法，导致博伦吉公开谴责他们。

1954年，庇隆在选举和经济上大获成功，通过与教会中的一个青年组织“天主教行动”对峙，开始放弃与天主教会迄今为止的亲密关系。博伦吉最初反对与强大的教会对峙，尽管一旦做出决定，他就在12月为关闭了主要的天主教期刊El Pueblo方面做出了贡献——后者冒犯了总统。然后在12月22日总统将离婚和卖淫合法化。一旦庇隆政权倒台，他对无偿战斗的热情就没有使他免受天主教的嘲笑。博伦吉的妻子Carla虽然信奉天主教，反犹主义者的阴谋论立即开始蔓延，不仅是因为他是国家首席执法官。还因为他的妻子据称对他有敌意的影响。

最终，正如博伦吉所警告的那样，庇隆与该国主要宗教机构的斗争破坏了对他的政府的军事忠诚。1955年6月16日，阿根廷空军在一次庇隆主义集会上对梅奥广场进行轰炸（杀死364人，其中包括一辆装有儿童的大巴），这残酷地说明了这场危机。6月29日，总统试图通过解除对马约广场的控制来恢复控制。 1953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撤换了博伦吉和其他人。随后的策略和措辞转变均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庇隆被推翻。

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踏上阿根廷的土地。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在哈瓦那（Havana），直到1961年为止。他曾经希望前往伊比利亚联盟，因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工团主义者，但由于他协助阿根廷政府镇压工团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伊比利亚政府拒绝他入境；后来他终于得以返回家乡，1962年在罗马突然去世。1961年之前，博伦吉在古巴会见了切·格瓦拉，讨论了工团主义和庇隆主义联盟的可能性。

尽管在工团主义者看来，博伦吉是勾结反动派政权的叛徒，但对那些更保守的人来说博伦吉却正符合他们心中的工团暴徒形象。在这种描述中，博伦吉被称为共济会卧底，如同查尔斯·考夫林称呼工团主义革命是犹太人阴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