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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反动派:一个法国人的笔记* “茹尔·艾利萨”或米哈伊尔·巴枯宁,1842年(正文)

2023-08-19 10:24 作者:黑色玉兰花  | 我要投稿

*本文译自英译本,英译本原文见无治主义图书馆英文版面(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mikhail-bakunin-the-reaction-in-germany),同见《Bakunin on Anarchy》(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mikhail-bakunin-on-anarchy-en)第98-125页。中译本参考《巴枯宁言论》、《巴枯宁传》、《巴枯宁“否定之辩证法”与黑格尔左派》等资料。全文由译者自译,英文翻译水平较差,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教。全文注释均置于文末。其他资料从俄文本即《巴枯宁论文和书信集》直译的中译文若与本译者的中译文冲突,则会将其他译本置于()内。

英译者注

  《德国的反动派:一个法国人的笔记》首次发表于阿·卢格主编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第247-251期(莱比锡,1842年10月17日到21日),署名“茹尔·艾利萨”。《德国的反动派》是为了响应阿·卢格在《德国年鉴》第一版序言当中动员所有黑格尔主义者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的动员令而写作的。

  这篇短文标志着巴枯宁从纯粹哲学研究到积极参与革命性的社会政治运动的转向。他的朋友批判其过于抽象,这篇短文运用到黑格尔哲学术语而为巴枯宁心目中一个一直存在着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革命的概念做出辩护。它的论战指向了“妥协派”——那群巴枯宁称之为“实证派”[1]而与激进的“否定派”相对立的人,当然,是就关于现状与现存制度的看法而言——与激进派。一些段落的宗教式腔调标志着这篇短文是属于他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研究并导致他在1860年公然拥护无神论前的阶段。尽管其措辞含糊不清且高深莫测,但这篇短文仍是对社会革命的号召,对作为历史之终结的人类自由之实现的呼吁,也是信任社会最底层阶级即穷苦大众的革命能力的一次断言。

中译者序

  1885年的恩格斯曾在其著作中咒骂他们往日的对手——巴枯宁而说到“施蒂纳,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又言“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怪物”。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谈谈巴枯宁与施蒂纳的联系,而我们面前的这篇短文便是这个话题的中心。

  巴枯宁在其青年时代(1840年到达柏林以前)是通过康德-费希特的三棱镜去考察黑格尔并仅仅索取其《逻辑学》中有益于他的浪漫主义(反现实)的部分,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黑格尔右翼分子(1839年曾写信给其姐姐“切勿相信”施特劳斯)。直到1840年-1842年间在柏林饱读黑格尔左翼分子著作并结识卢格(1841年秋)后,才转变为一位立场坚定的黑格尔左翼分子,为卢格的《德国年鉴》撰文(即本文)。同时期的施蒂纳则直到1842年才同“自由人”即黑格尔左翼分子相接触,而且本年3月至10月都是为《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撰文,直到1844年年末才发表他的成名作《唯一者极其所有物》,只有这时候巴枯宁才有可能与施蒂纳合流。然而1842年末巴枯宁就因为东窗事发而远离柏林前往巴黎了。综上所述,二者几乎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交集。这也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差异上。
  作为巴枯宁的第一篇黑格尔左派文章,这篇文章吹捧道“黑格尔毋庸置疑地是现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并宣称“历史是自由精神的一种自由的,同时又是必然的发展”,同时指出“我并不相信一个个人的恶的意志可以真确地干预而阻碍精神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的生命性就在于“否定不在它自身之外而在其内作为它的生命性所必需的内在条件”,而这否定“只实存于与肯定的矛盾中。它的整个存在、它的内容和它的有生命性不过是对肯定的破坏”,故而“这种自我扬弃是肯定同否定的唯一可能的调和,因为它是矛盾它自身的内在的、全部的运动与动力”。而作为这一逻辑学的应用的自由精神的矛盾,在巴枯宁的时代(1841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的时代)则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矛盾”,并且“已发展并突变为它的最终且最高的巅峰”,“表现出精神这个老田鼠已经完成了它的地下工作并且它不久便会前来降下天谴”,在现实中则“人民,底层阶级”“并靠要求实际应用自己那已被公认的权利”,这最终导致“风暴的乌云正在聚集!空气闷热,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很显然,在这篇文章中的巴枯宁崇尚着一个矛盾的整体,一个超越个体以外而又包罗万象的精神(“永恒精神”),这很显然是倾向于大卫·施特劳斯的“实体”而排斥主体的思想,并且同时这个“永恒精神”在文中就是基督教的上帝(见下文关于民主与宗教的内容)。这一点而言是与施蒂纳的“唯一者”与反宗教的激进立场有所出入的,也证实了巴枯宁与施蒂纳在理论上的联系(所谓“抄袭”)并不存在。
  抛去巴枯宁在本文中各种为现实的社会政治革命而作的内容(“永恒精神”、“民主政党”、“反动政党”等等),只保留其中关于矛盾的逻辑学的论述,本文仍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入门文章,并且在迅速入门后就阅读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巴枯宁的逻辑学与“永恒精神”。“矛盾才真正是真理,但它并非作为真理而实存,它并非作为这整体而在那;它仅仅是自我维存的、隐蔽的整体,并且它的实存仅仅是否定与肯定这二元的分裂之斗争。矛盾作为全部真理是简单性的浑然一体与它在其自身当中的分裂;这是它内含的、隐蔽的,但因此也在最初是不可思议的本质,并且仅仅因为这结合是隐蔽的,所以矛盾也片面性地作为它的元之纯粹的分裂而实存。它仅仅作为肯定与否定而现存,且这种彼此相互排斥到这样一种程度,这种互相排斥构成它们的整个本质。”那么如何把握这个矛盾的整体呢?“肯定与否定并不如妥协派所想的那样,具有同等的合理性。矛盾并非是一种均衡,而是在循序渐进着的辩证阶段的否定的一种夺权。否定,作为对肯定自身的生命的决定,只有它把矛盾的整体包含于它自身当中,是故也只有它才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如是,我们便基本了解了巴枯宁的辩证法是一种整体性否定的辩证法,是否定推动着矛盾的整体前进(自我扬弃运动)。而最终,这否定之于“永恒精神”则“否认,毁灭,对肯定所狂热的消耗,即使后者诡计多端地求于使它自身隐藏于否定这一伪装中。否定只有作为这无情无义的否定才是合理的,但如此它就是绝对合理的,因为如此它就是那无形地现存于矛盾它自身当中的实际的精神的行动,那通过这毁灭的风暴的精神则有力地推动那身负原罪的、妥协性的诸灵魂去悔改并宣告它的即将降临,宣告它那在一个关于自由的真正民主且普遍性的人类宗教的将临启示。”
  正如黑格尔那句“扬弃是否定同时又是保存”一样,巴枯宁也说道:“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

  谁会否认,“自由,实现自由”这个口号现在已摆在历史日程的首要地位了?不管朋友或敌人都承认这点,而且应当承认这点;此外,谁也不敢大胆地和公开地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敌人。但是,正如福音书上早就说过的那样,仅仅承认是一文不值的,因为,很遗憾,迄今为止仍有不少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自由。为了事业本身的利益值得了解一下这些人,因为他们按其本性来说是各种各样的。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那风华正茂之时不甚了解政治自由而现在已身居高位、老态龙钟、饱经沧桑的人——一个能力出众且家财万贯的人,在谈及自由与平等时则能以此为乐,而在商业活动中则能获得两倍的乐趣。既然他们的兴致连同他们年轻气盛的才能而远走高飞,那这些人现在致力于以那个被随意滥用的陈词滥调“经历”掩藏他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蔫巴。

  跟这些人说话就是无功而返:他们从未严肃对待过自由,并且自由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只有通过最极端的斗争、最痛苦的悲痛、与完全无条件的自我牺牲的方式才主动提供最佳慰籍与最高极乐的宗教。跟他们说话毫无意义,只因他们白发苍苍且转瞬即逝,无论愿意与否(bon gré mal gré)。

  不幸,众多年轻人也持有同样的信念,或者说,没有信念。这其中绝大多数人要么属于那本质上早已在德国结束其政治生命的贵族阶级,要么属于市民阶级、商人阶级和军官阶级。你对这帮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实际上,甚至比对待第一类处心积虑而年事已高的将死之人更无能为力。那些人最起码还有点生命迹象,但后者从一开始就是群死气沉沉的死人。完全陶醉于他们一文不值、阿谀奉承、物欲横流的乐趣当中,并且同样被他们的庸人自扰所完全占据,他们甚至对生活与周遭事情均一无所知。如果他们没在学校听过关于历史与精神发展过程的东西,那他们显然会相信尘世万物一如既往且始终如一。他们毫无生机,是宛若鬼魂般的存在。他们既不能行善亦不能作恶。我们对他们无所畏惧,因为只有有生命性的东西才是有实效的,而且,因为同鬼魂达成联系不再流行,我们就不应将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了。

  但是还有革命原则的第三类敌人:那就是波旁王朝复辟(the Restoration)[2]后不久在全欧洲复兴的反动政党(the Reactionary party)[3]。它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4],法学中的历史法学派(the Historical School)[5],思辨学说(the science of speculation)[6]中的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7]。我们想聊聊这些。如果我们忽视它们的实存(existence)并表现得像我们认为它们不值一提那样,就会显得我们在这方面的造诣很匮乏。相反,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它们现在在各地都是执政党。此外还有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它们现有的力量并非偶然的儿戏,而是具有在现代的精神(the modern Spirit)的发展过程中的深厚基础。无论如何,我都不承认历史中的偶然具有真实的力量——历史是自由精神(the Spirit)的一种自由的,同时又是必然的发展,所以如果我想把反动政党的现存统治地位称为一种我所认为的偶然现象,那这样做无异于对那独一无二地建立于精神(Spirit)的无条件自由上的民主信条做出了有可能是最坏的贡献(service)。这种坏事,这种掩耳盗铃,对我们而言会更加危险得多:不幸,我们迄今为止仍同对我们处境的正确理解相差甚远,而在那对我们的力量与我们敌人的本质的根源所做出的极为频繁的误解之中,我们要么必须完全丢失我们的勇气,而被日常苦差的“美好”画面弄得心灰意冷,或者——然而这可能更烂,既然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不能久忍绝望之情,那就有一种荒诞、幼稚、无果的狂热心理内化于我们。对民主政党(the Democratic party)而言,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坦白它的缺点与对手的略胜一筹更有用。通过这种坦白,民主政党迈出了走出幻想的非确定性的第一步,并步入它必须生活、承受并最终克服的现实性。通过这种坦白,它的热情变得沉默而谦卑。只有当它通过这种痛不欲生的与现实性的联系,才第一次达到那神圣的、教士所为的圣事的意识;只有当它通过这在其道路上无处不在且既来自于其敌人似乎无时无刻所包含的愚昧固执而又更有可能来自于那不能被穷尽于抽象理论上的预设的人类本质的完满性与整体性的永无止尽的苦难而意识到——只有当它通过这些苦难而意识到整个现有实存的缺陷并因此理解到它当前的敌人不仅在外部也更多在内部,以及理解到它因此必须从战胜它的内部敌人开始;只有当它第一次使它自己确信,民主(Democracy)不仅同政府相对立,不仅是一次特殊性的宪法制度或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替,而是一次此岸世界的土崩瓦解与一次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生活的预兆;特别是只有当它第一次理解到民主就是一种宗教,若它因此通过这种意识而使自身宗教化,换言之,不仅在思维与逻辑中传播它的原则,亦在现实生活中忠实于它而直至生活的一丝一毫,唯有如此,民主政党才将真正地克服此岸世界。

  因此,我们应坦白从宽,反动政党现有的力量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它并不把它的基础置于民主原则(the Democratic principle)的缺陷中——民主原则实际上是那人在自由中实现它自己的平等,并因此也是最为内在的、最普遍的、最包罗万象的,一言以蔽之,是精神在历史中自我运动的独一无二的本质。反动政党现有的力量之所以得以实现,更确切地说,是由于民主政党那尚未达到一个肯定它的原则的观念体系并因此仅仅作为对存在着的现实性的否定而实存的缺陷。如实,作为单纯的否定,生命的整个完满性必然是外在于它的;它尚未从它所构思而几乎完全是否定性的教旨中发展出这种完满性。因此,它目前为止仅仅是一个党派而不是持存的现实性;它曾是未来,而非现在。民主派们仅仅组成一个党派——并且实际上,就它的外部实存令人担忧而言,是一个弱小的党派——以及它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党派的事实则预设了另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强大党派的实存——光这一事实就已经可以解释它们真实的、本质性的、内在的缺陷。针对其本质、教旨而言,民主政党是普遍的、包罗万象的党派,但,针对其实存,它仅是特殊的一个,即否定(the Negative),而对抗那不同立场的另一个党派,即肯定(the Positive)。否定(东西)的全部意义和全部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于破坏肯定(东西);但它作为坏的,特殊的,不符合自己实质的存在则使其自身连同肯定一起导向毁灭。民主(Democracy)迄今为止并非独立实存于它肯定性(affirmative)的丰富之中,而存在于它作为对肯定的否认(denial)之中,并因此,在这坏的形态中,它无可否认地必须连同肯定一起被摧毁,以便于它从它的自由基础中可以再一次飞跃而外化出新生的形态,作为它所拥有的生命的完满性。并且民主派的这自我更替将并非纯粹是量变,即它所现有的特殊的并因此而坏的实存的一种扩展:天国降临尘世,这种扩展将是整个世界的平衡,并且所有历史的终结将是绝对虚无——但却将出现一个质的转变,一个新的、活生生的、鼓舞人的启示,一个新的天地,一个年轻的、强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所有的不协调将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民主政党的缺陷仍可以由通过一种与肯定的永久性调和而超越其作为一个党派的实存所拥有的片面性而较为缓和——这将会是白费力气,因为否定与肯定是二选其一且绝不相容的。若它被孤立于它与肯定的矛盾之中并被误认为它自身,那否定最初出现便为虚无与无生命;并且这种出现着的虚无是实证派们对民主派们所做出的首要批判——然而,这一批判仅仅依赖于误解。事实上,作为一个孤立中的事物,否定纯然是否定;如此来说它将不是任何事物。它只实存于与肯定的矛盾中。它的整个存在、它的内容和它的有生命性不过是对肯定的破坏。“革命宣传,”Pentarchist[8]说,“在它最深层次的本质中,是对形态的实存环境的否定;因为,针对它最内在的本质而言,它除了摧毁任何当时的占统治地位的秩序以外无计可施”但那生来就只能走向毁灭的东西与那针对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必须毁灭它的东西外在地进行调和,这可能吗?只有那些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摇摆不定的半个人(half-men)能以这种方式吵起来。

  在今日有两大集团在反动政党内部:一派属于纯粹的有始有终的反动派,另一派属于有始无终的妥协性的反动派。第一派以它的纯粹形式解释矛盾;他们确实感到肯定与否定间的共存不亚于水火相容;并且,因为他们从否定中看不到肯定性的一面而并不信任否定,他们就阴差阳错地断言肯定只有通过完全镇压否定才能被维持。那样他们没有意识到肯定是那只有否定同它相对立时才是他们所捍卫的肯定,并且因此,万一对否定完全胜利,它将不再是肯定而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对立面,否定的完成——他们没有意识到此必须被原谅,因为盲(blindness)是所有肯定性事物的主要特征而明(insight)仅属于否定。我们必须对这些先生感恩戴德,然而,在我们这个恶贯满盈且厚颜无耻的时代,当许多人因怯懦而向他们自己隐瞒他们所拥有的秩序的法则的必然结果以因此逃避在他们自诩的信念的那人为且脆弱的体系中使其不稳定的危险。这些先生诚心诚意、表里如一;他们想成为一位完整的人。任何人都别和他们多谈,因为他们从未想着开始一场理智的讨论。这现在对他们来说如此苦难,因为否定的毁灭性毒药已传播得无处不在;使他们维持在那使他们失去他们所拥有的理智并且必须恐惧他们自己那将会否认他们的信念的最微不足道的推理尝试的纯粹肯定性(Positivity)之中是如此困难,实际上几乎不可能。他们对此大惊小怪,并且因此当他们必须要说话时也会怒气冲冲。尽管如此,他们仍是表里如一且完整无缺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想成为表里如一且完整无缺的人。就和我们一样,他们憎恨一切心不在焉的事物,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完整无缺的人才能为善,而心不在焉则是腐朽堕落的万恶之源。

  这些狂热的反动派谴责我们是异端邪说。如果这可能的话,他们甚至将有可能从历史的武器库里呼唤出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9]的潜在力量以运用它来对抗我们。他们否认我们一切善的东西,一切人的东西。他们视我们为空无一物而除了具象化的敌基督者(Antichrists)[10],对抗我们而不择手段。我们应当以牙还牙吗?不;这将对我们的所推动的伟大事业与我们是不值得的。我们所承诺的为之效劳的伟大原则,在众多其余益处中,良性特权的存在公平公正,通过如此存在,亦不会干扰我们的事业。任何不公者皆不可运用真理它自身作为武器,因为真理就是对一切片面性的批判;然而所有片面性在其表达中都是不公且狂热的,而憎恨是它的必然表现,因为它别无他法而唯有通过暴力性的排斥同那纵使和他一样合理的所有其他的片面性相对立。片面性通过它的同一的感性存在而预设其他片面性的感性存在,然而,作为它的基本本质的一种结果,它必须主动排斥这些以维持它自身。这种矛盾是高悬于片面性之上的一种诅咒,一种先天性的诅咒,一种使那每一个作为人的人的先天的善的情绪在他们的同一的表达中转化为憎恨的诅咒。

  我们在这一方面极其地更为幸运。作为一个党派我们的确站在肯定的对立面而与之斗争,并且所有坏的激情通过这场斗争也在我们身上被激发了。就针对我们自己属于一个党派而言,我们也时常是不公不义的。但我们不仅是这置于肯定的对立面的否定政党(Negative party):我们的生命之源在那无条件自由的包罗万象的原则之中,在一个包含着它自己所有的那只有在肯定之中才被容纳的善以及就像高于作为一个党派的我们自己那样而被高举于肯定之上的原则。作为一个党派我们只致力于政治,但作为一个党派我们只通过我们的原则才是合理的;否则我们将没有更合理的宣称胜过肯定了。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忠于我们那作为我们力量与生命的根据的原则,即使与我们的自保意识背道而驰;即,我们必须不间断地在我们包罗万象且面面俱到的原则的宗教之中超越那作为片面且仅为政治性的实存的我们自身。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行动,而且也要以我们的政治思想为指导在宗教上行动,在那是正义与博爱的唯一真现的自由之合理性中的宗教上行动。事实上,只有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教之敌的人才保留了基督的最高诫律与真正基督教的唯一道路,践行爱,甚至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也把其作为最高使命。

  是故我们应对我们的敌人公正且敬重,我们应意识到他们真真切切地在为求善而努力,意识到在他们的本质中他们实际上被唤去求善,去求活着的生命,以及意识到他们曾偏离于他们的真命仅仅因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厄运。我们所说的并非那些加入他们的党派而仅仅为了能够找到发泄他们气急败坏的地方的人。不幸,在各个党派中都有众多伪君子(Tartuffes)[11];我们所说的仅仅是一成不变(Consistent)的实证主义的衷心捍卫者们。这些人努力追求善,却无法行之有效;这是他们最大的厄运,他们在他们自身中被分裂了。在自由的原则中他们仅仅看到一个冷冰冰的且索然无味的抽象性——那个许多枯燥乏味且冷漠无情的自由的捍卫者为之呕心沥血的。他们仅仅看到那一个排斥有生命性的一切,排斥美丽而神圣的一切的抽象概念。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原则绝不可同它现有的坏的且纯粹否定性的实存混为一谈,而只有它作为一个活着的(living)超越否定与肯定的自我肯定,才能战胜而实现它自己。他们相信——不幸,这种信心仍被许多否定政党它自己的拥护者所共有——否定试图如此散布它自己,并且他们认为,就像我们的所作所为,这种散布会使整个精神性世界变得平衡。同时,在他们的感觉的直接性中,他们有一次完全正当的努力去求得一份有生命性的充裕的生命,并且,因为他们在否定之中仅仅发现了它的平衡,他们就回到过去,回到那作为否定与肯定间的矛盾产生以前的过去。就过去在其自身当中确实是一个活着的整体并且如此出现的过去就比对立着的现在更有生命性,更丰富多彩而言,他们是对的。然而,他们的弥天大错就在于此,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它过去的有生命性中再创造它;他们忘记了过去的整体迄今为止只能在这整体所导致的现存必然的矛盾之无形且分裂的映象中出现,忘记了作为肯定的整体仅仅是一具它的灵魂脱离于它的尸体,即,一具魂归于那思想所拥有的机械性与化学性的过程。他们作为盲的实证主义的追随者并不理解这点,然而就他们那作为有生命性的人的本质这一方面他们却清清楚楚地对这种生命的匮乏的有所感觉。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由于他们是肯定,他们有否定在他们之中,他们把这种匮乏的整个罪责归咎于否定,并且他们对生命与真理的渴望的整个重量,通过这种无以满足它自己的无力,转变为憎恨。这是在每一位一成不变的实证主义者内的必然的内在过程,因此我亦言,他们的确值得被同情,因为他们的努力的源泉迄今为止几乎始终是表里如一。

  妥协性的实证派(The Compromising Positivists)怀有完全相异的观点。他们使他们自己区别于一成不变的实证派(the Consistent Positivists)的第一处在于,他们比这些人更受当下思辨流毒的侵蚀,他们不仅不无条件地宣称否定为一种绝对的恶,却承认它是相对的、暂时的合理性;并且,第二处在于,他们不具有相同的容光焕发的纯洁性,一种一成不变且无情无义的实证派们最起码为之努力的、一成不变的纯洁性以及一种我们所意指的一种完满且表里如一的本质的特征。妥协派(Compromisers)的立场相比之下我们也许可以意指为一种理论性的表里不一,我说理论性是因为我宁愿回避任何实际的、来自个人的诘难,也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一个个人的恶的意志可以真确地干预而阻碍精神(Spirit)的发展过程;尽管必须承认理论性的表里不一通过它独有的本质而几乎始终复归于实践性的表里不一。

  妥协性的实证派比一成不变的实证派更为聪明睿达。他们是高人雅士,登峰造极的理论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现时代的首要代表。我们可以拿出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12]初期一家关于公正的中间派(Juste-milieu)[13]法国报纸来套用在他们身上:左派说,‘2+2=4’;右派说‘2+2=6';公正的中间派说‘2+2=5’。但他们都会对此不以为然。因此我们应带着对他们的聪明才智的崇高敬意而去全神贯注地努力考察他们的似懂非懂与走投无路的本质。处理他们比处理那群一成不变之人更是难上加难:后者拥有着他们信念的实际力量;他们有着自知之明、吐字清晰、自知所云;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憎恨一切犹豫不决,一切混为一谈,因为实际地作为容光焕发的存在,他们只能在呼吸纯净的空气。然而对于妥协派而言,这却是件稀罕事。他们诡计多端;哦,他们聪明绝顶!他们从未允许追求真理的实际动力去毁灭他们那独具匠心的理论大厦。他们过于饱经沧桑,过于聪明绝顶,而不会洗耳恭听那简单而实际的良心的好言相劝。从他们立场的高度而俯瞰,他们带着屈尊就卑之情而看不起它,而且,如果我们称简单的才是真实且现实的,因为只有如此一种事物才能创造性地运动,则他们会固守己见地回应道只有复杂的才是真实的,因为把如此一种事物组合起来极其煞费苦心,也因为它是那把他们这群聪明人同那愚昧无知的群氓区别开来的唯一特征。因此处理他们异常苦难,因为他们无所不知;因为作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他们认为让他们自己由于任何事物而大吃一惊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缺点;因为他们已通过他们的思维而渗入到自然性与精神性的宇宙的每一处犄角旮旯,也因为,在长途跋涉的思辨之旅后,他们已达到那不必费心去参与那关于现实世界的现实的、有生命性的联系的信念。去理解这群人很难,因为,就像德国的宪法一样,他们用右手收回他们用左手所提供的东西。他们从未回答过“是”或“否”;他们说“在某种程度上你说得对,但是……”并且,如果他们无言以对,他们就会说:“嗯,是件稀罕事。”

  然而我们应努力同他们作斗争。妥协派们的党派,纵使它对内部原则的匮乏与它无法影响任何事物的无能,如今却是一个有力的党派,实际上最为有力的党派——数量上的,当然,不是由于其内容上的。它是当代的最为重要的符号之一,是故我们并不愿意忽视它而绕开它。

  妥协派的整个智慧在于他们断言二元对立的趋向都是这样的片面性并因此都是非真实的;但,他们狡辩说,若当矛盾的两面抽象地理解它们自己时,则都是非真实的,那么真理必须藏于其间,是故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以达到真理。这推论乍看起来无以辩驳:实际上,我们自己承认,否定在作为它是同肯定相对立且在这对立中是以自我为导向的范围内,是片面性的。那它不就必然是从否定本质上是由肯定实现并完成的这一点中推论而出吗?是的,如果这种调和是可能的;但这的确可能吗?否定的唯一意义不就是肯定的毁灭吗?若妥协派使他们的观点以矛盾的本质为基础,即以二元对立的片面性如实而言是相互依赖的事实为基础,那么他们必须完全接受并承认每一方的本质;他们必须如此是为了统一性,是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忠实于他们所拥有的观点。因为矛盾那对他们有利的一面是同它无利的一面不可分割的;但这无利的一面在于它不是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的、毁灭性的,是给予优先权于超越他者之一者的。这些先生可以去看看黑格尔[14]的《逻辑学》[15],矛盾的范畴在这本书里被迎刃而解。

  矛盾(对立)及其内在发展是整个黑格尔的体系[16]的一个主要关键,并且因为这个范畴是我们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的首要范畴,所以黑格尔毋庸置疑地是现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是我们那现代的、片面性的、理论性的文化形态的巅峰。实际上,正如这个巅峰一样,正是因为他所大彻大悟并因此迎刃而解这个范畴的事实,正是因为他也是一次现代的文化形态的必然的自我扬弃(self-resolution)的起始的这一事实:作为这一巅峰他已经超越了理论——就算他同时仍在理论的限度之内——并且设定崭新的、实际的世界(设定新的实际世界),一个意味着不通过已然形成的理论的正式应用与传播而仅仅是通过实践性的自主的精神(Spirit)的一种原初的活动以将它自己复归至完成(completion)的崭新的、实际的世界(新的实际世界)。矛盾不仅仅是每一个具体的、特殊的理论的本质,也是一般的理论的本质,所以对它的把握的辩证阶段同时是理论的实行的阶段;但它的实行是它的自我扬弃以至一个原初的、崭新的、实际的世界,以至自由的现实性的感性存在。但此处尚且不是深入发展的地方,而我们应再转向关于矛盾的逻辑学的讨论。

  矛盾它自身,作为片面性的二元之融合(embracing),是完全的、绝对的、真理性的。任何人都不能以片面性或那必然同片面性相联系的庸俗与贫乏为由批判它,因为它不仅是否定,也是肯定,也因为,作为这包罗万象(all-embracing)的事物,它是完全的、绝对的、无所不有(all-inclusive)的完满性。这使妥协派们有资格去使抽象地理解片面性的二元之其一元成为不可能,而去在它们的结合与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中规定把它们理解为一个整体。只有这种矛盾才是真实的,他们说,并且它的相对立的二元之任一元,单独来看,是片面性的且因此非真实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它的整体中统握矛盾以获得真理(为了把握真理,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掌握对立)。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矛盾(对立)才真正是真理,但它并非作为真理而实存,它并非作为这整体而在那;它仅仅是自我维存的、隐蔽的整体,并且它的实存仅仅是否定与肯定这二元的分裂之斗争(conflicting)。矛盾作为全部真理是简单性的浑然一体与它在其自身当中的分裂;这是它内含的、隐蔽的,但因此也在最初是不可思议的本质,并且仅仅因为这结合是隐蔽的,所以矛盾也片面性地作为它的元之纯粹的分裂而实存。它仅仅作为肯定与否定而现存,且这种彼此相互排斥到这样一种程度,这种互相排斥构成它们的整个本质。但我们又如何理解矛盾的整体呢?此处还有两条出路:要么我们必须独断地从分裂中抽象化而遁入矛盾的那先于分裂的纯粹整体——但这是痴人说梦,因为不可思议者仅仅是不可思议者,也因为矛盾仅仅直接自在地作为分裂而实存,它舍此亦无;要么我们必须以一种春晖寸草般的方式努力去调和相对立者。而妥协派们的学派的整个努力就在于此。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真成事了。

  肯定第一次出现为之寂然不动。它是肯定实际只是因为它超然度外地自在(in itself)而休止又因为它不包含任何它能加以否定的东西[17];仅仅是因为它不包含任何一种运动,因为每种运动皆是一种否定(任何运动都是否定)。肯定仅仅是那一类使不动性如此不动的事物,是那一类自在地反思为绝对不动的事物。但对不动的反思是同对动的反思不可分割的;毋宁说他们是同一的反思,是故肯定,绝对的休止,仅仅同否定,绝对的无休止,相对比才是肯定。肯定作为它所拥有的有生命性的决心是同否定内在地联系的。因此肯定在同否定的联系中有两方面:一方面,它是自在(in itself)而休止且在这种无动于衷的自给(self-sufficiency)中并不包含任何否定的东西;然而,另一方面,而正因为这种休止,作为自在地同否定相对立的某物,它主动地排斥否定;但这排斥之活动是一种运动,因而肯定,正是因为它的肯定性,它在其自身当中已不是肯定,而是否定;就它从它自身中排斥否定的方面而言,它从它自身当中排斥它自身并驱使它自身走向毁灭。

  因此,肯定与否定并不如妥协派所想的那样,具有同等的合理性。矛盾并非是一种均衡,而是在循序渐进着的辩证阶段的否定的一种夺权(preponderance)。否定,作为对肯定自身的生命的决定,只有它把矛盾的整体包含于它自身当中,是故也只有它才具有绝对的合理性。或许会有人问我;你不是曾亲口对我们承认道,被抽象地理解它自身的否定,仅仅是和肯定一样片面性的,而且坏的实存的一种扩展将是整个世界的平衡的吗?是,但是我仅仅说过的是对现有实存的否定,是就迄今为止被排除于肯定之外而言的否定,它和平地以自我为导向,因此它是肯定;如此它也被肯定所否定,而一成不变的实证派们,在否认对实存的否定之时,否认它的和平的以自我为导向性之时,都在执行一件逻辑性与神圣性并存的工作——尽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否定着否定(negating the Negative while),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否定着那个它在使它自身成为肯定的否定;他们把否定从它那并不适应的庸俗(Philistine)的休止中唤醒,并且他们引导它复归至那光辉灿烂的感召,复归至那无休止尽且无情无义的对每一个肯定地实存着的事物的毁灭。

  我们应承认肯定与否定,如果后者和平地且利己地是以自我为导向的并且对它自己如此非真实,则都具有同等的合理性。但是否定不应是利己的;却应情有独钟地屈服于肯定以消耗它,并且,在否认的这种宗教式的、忠心耿耿、并且有生命性的活动中,以揭示它那无穷无尽且意味深长的本质。肯定(的东西)被否定(的东西)所否定,然后(相反),否定(的东西)被肯定(的东西)所否定:那么,什么是二者所共有且同一的呢?否认,毁灭,对肯定所狂热的消耗(激烈地消灭肯定东西),即使后者诡计多端地求于使它自身隐藏于否定这一伪装中(狡猾地戴上否定东西的假面具)。否定只有作为这无情无义的否定才是合理的,但如此它就是绝对合理的,因为如此它就是那无形地现存于矛盾它自身当中的实际的精神(Spirit)的行动,那通过这毁灭的风暴的精神(Spirit)则有力地推动那身负原罪的、妥协性的诸灵魂去悔改并宣告它的即将降临,宣告它那在一个关于自由的真正民主且普遍性的人类宗教的将临启示。

  肯定的这种自我扬弃是肯定同否定的唯一可能的调和,因为它是矛盾它自身的内在的、全部的运动与动力,并因此任何其他意味着调和它们的都是独断的,并且任何想要另一种调和的人这么做仅仅证明他并没有被当代的精神(Spirit)所渗透而因此要么是愚昧无知的要么是毫无底线的;因为一个人唯有他使他自身屈服于这种精神(Spirit)并被它所渗透,他才的确是聪明伶俐且光明磊落的。矛盾是完全且真实的——妥协派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点——但作为完全的,它完全是有生命性的,而它包罗万象的生命性的动力,正如我们所见,仅仅在于肯定在否定的纯粹烈火中不间断的自我焚毁。

  现在妥协派们在干什么呢?他们给予我们这整个事物;他们和我们志同道合地承认矛盾(对立)的整体,除此之外他们却盗窃了它,换言之则想要盗窃它的运动、它的生命性,它的整个灵魂(他们是取消了,或确切些说,企图取消后者的运动,后者的生命力,后者的灵魂),因为矛盾的生命性是一种同他们那无能的半神魂(half-souls)是水火不容的实际力量,但这实际的却比他们每一次想要围剿它的努力都更为强大。肯定,正如我们所论述那般,如果自在地看待它,那就不具有任何合理性;它是合理的仅仅是就它否定休止,否定否定的以自我为导向而言的;是就它无条件且确定地排斥否定并因此在它的活动中维系自己而言的——迄今为止它肯定性地转化为否定。这被妥协派们通过矛盾的遥不可及之力所发掘的否定的活动无形地现存于每一个活着的生命之中并构成它们唯一的合理性与它们生命性的唯一特征——它仅仅是那妥协派们想令行禁止它们的否定的活动。作为那特有的不可思议的厄运的一个后果,或者说,由于他们实际的无力,他们对原则的实际匮乏的一目了然的厄运,他们在肯定中所承认的仅仅是在他们自身中已死的、腐败堕落的、罪有应得的东西——并且他们摒弃那构成他们整个生命性的东西:同否定的有生命性的斗争,在他们的矛盾之中的有生命性的感性存在。

  他们对实证派说:先生,你们在支持这腐败堕落且草木凋零的传统习俗的遗骸这方面是对的;任何人在这废墟之上,在这荒诞无稽且颓丧浮华(rococo)[18]的世界之上,正如牛棚的空气有益于日趋枯竭的尸体的健康一样,在这空气有益于我们日趋枯竭的灵魂的身心健康的世界之上,活得何其无忧无虑而悠然自得。迄今为止据我们所了解过的,我们将在你们的世界里带着天伦之乐而安居乐业,一个并非以理智与人类意志的合乎理性的裁决而是以长久的实存与不动为真实与神圣的衡量的世界,并因此是一个中国以及它的官吏与竹竿都必然作为绝对真理而大行其道的世界。但我们能做什么呢,先生?生不逢时;我们共同的敌人,否定派们,已取得了民心。我们和你们一样,或者可能比你们还憎恨他们,因为,他们竟莽然允许他们自己去批判我们;但他们已变得强而有力并且任何人为了不被他们完全摧毁,无论意愿与否(willy-nilly)都必须警惕他们。所以情不要那么狂热,先生;在你们的社会里给他们一点空间。他们能否在你们的[19]历史博物馆里继承一些虽庄严穆肃却百废待兴的废墟,和你们有什么关系?相信我们,他们会因你们所给予他们的无上荣耀而兴高采烈,他们将在你们那无上荣耀的社会中使他们自己表现得人畜无害,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只是一群“为身无分文与千钧重负(a lack of carefree conditions)而忧愁”,气势汹汹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在社会上担任某个重要且舒适的岗位的青年人。

  接着他们转向否定派们并告诉他们:你们的努力是无比荣耀的,先生。我们理解你们对纯粹原则的年轻气盛的热忱并且我们对你们深有共鸣,但是,相信我们,纯粹原则在它们的纯粹性中并不适用于生活;生活需要一定的折中主义,世界并不能如你们所愿地被克服,你们必须妥协一些才能塑造它;否则你们将完全恶化你们在其中的处境。然而,正如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在上次波兰战争中想同时臣服于波兰与俄国的交战双方却被双方绞死的波兰犹太人一样[20],这些可悲的灵魂们确是如此使他们自己苦恼于那痴人说梦的外来调和之事,并受到双方党派的鄙视以表感谢。现时代是何其软弱不堪且精神萎靡,以至于不能把梭伦的法令[21]应用在他们身上,何其败坏!

  人们将回复道: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妥协派们绝大多数都是表里如一且知书达礼的人。在他们之中有有一群德高望重而身居高位的人,而你却把他们称作愚昧无知且毫无底线的人!但这既然是如此真实,我又能对此做什么呢?我并不想对任何人公报私仇;内在的人对我来说就是一处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坛,是无与伦比的某物,一个使我永不应允我裁决的某物;这内在的核心对个体他自身而言具有无穷无尽的价值,但对世界而言它仅仅在它是表现它自身并是表现它自身的那个东西的范围内是现实的(内在世界对个人本身来说可以具有无限的价值,可是对世界来说,内在世界只有视它在外部的表现程度才真正具有价值,而且只具有它所表现的那种价值)。每个人的确只是他在现实世界中的所是,并且你肯定不期望我混淆黑白(black is white)。

  是的,人们会驳斥道,他们的努力在你们眼里好似漆黑一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灰黑一片;但事实上,妥协派们欲图且只致力于进步,而且他们推动它推得远比你们自己所做的更为长远,因为他们做事拘谨且不如那意图把世界炸得四分五裂的民主派们那般过火。但我们已见得那群人对妥协派们预期中的进步所意料到的东西;我们已见得妥协派们所意图的是对我们现时代唯一有生命性的原则之扼杀而别无他物,除此之外所意图的就是如此可悲之物:对扬弃运动的创造性且意味深长的原则之扼杀。他们如我们那般意识到我们的当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他们承认这是一个恶的、内在撕裂的时代,但,不是通过矛盾的完成而使它转变为崭新的、肯定性的、有机的现实性,他们却意图通过永无止尽的循序渐进的方式,以使它永远维持在它现存的破败不堪且日趋枯竭的状态。这是进步吗?他们对实证派说:“保存旧有的,但同时允许否定派们循序渐进地扬弃它。”并对否定派说:“毁灭旧有的,但别一劳永逸且彻彻底底地毁灭,这样你们就一直有事去做,即,每一个的你们都停留于你们的片面性中,但我们,天选之子(The elect)[22],将为我们自己显现出整体的幸福。”那唯有可悲可恨之魂能被满足的可悲可恨之整体!他们盗窃它的运动着的且实际的灵魂之矛盾并欣喜若狂于他们能独断地诫命于它。今日的势不两立对他们而言并非是那每个有生命性的人所必须无情无义地屈服于他自己以维持有生命性的实践性的力量,却仅仅是理论性的玩物。他们并没有被当代的实际的精神所渗透,并因此他们亦是非道义的人。是的,那群为他们的道义而沾沾自喜的人都是非道义的人,因为道义在那唯一能带来天伦之乐的自由的人道的宗教之外就是痴人说梦。任何人都必须复述《启示录》的作者对他那时的妥协派们所说的话给他们: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23]


  但是,人们会对我说道,你是不是连同你那不可调和的极端,重蹈覆辙那早已被谢林[24]与黑格尔所批判的抽象的观点?你所吹捧的黑格尔他自己所说的,在纯粹光明中所能见的与在纯粹黑暗中所能见的一样少,而唯有二者的具体统一才能使视觉成为可能[25],难道不对吗?并且黑格尔最为光辉灿烂的贡献难道不在于他曾对每一个有生命性的实存之所以是有生命性的仅仅是因为否定不在它自身之外而在其内作为它的生命性所必需的内在条件的证明;以及对那它若仅仅是肯定且它仅仅在它自身之外具有否定而它将会是不运动且无生命的证明吗?我深谙其道,先生!举个例子,一个有生命性的有机体是有生命性的在于它裹挟着死亡的萌芽在其内。并且如果你们想向我引用黑格尔的话,那你们必须完完整整地引用黑格尔的原话。然后你们会洞察到否定是对那只要作为辩证阶段仅仅断言在阶段的整体之中而现存的独特的有机体之生命的必需条件;然而却洞察到来到某一点之上,当否定循序渐进的作用戛然而止于这否定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原则的方式之中时,而这一刻就是这独特的有机体的死亡,一个在黑格尔哲学中被描述为自然界向一个质的崭新世界,向精神(Spirit)的自由世界的转变的辩证阶段[26]。

  古往今来莫不如此。举个例子,理论性的自由原则,已经使它自身从天地之初以来便感知天主教世界已死;这原则是所有天主教的异端邪说何其繁多的源泉。但抛去这个原则天主教将不再运动,是故它(自由原则)同时是它(天主教)的生命性的原则,尽管这原则仅仅只有在它那作为纯粹的辩证阶段的整体中才得以维持。新教也是循序渐进的崛起的:它同天主教它本身一同起源;但一旦这循序渐进戛然而止,理论上的自由原则就使自身上升为一个自持(self-sustaining)而独立的原则。然后矛盾就第一次在其纯粹性中被揭露出来,你们清楚,先生,你们这群自称新教徒的人,路德[27]回答他那时效劳于他的妥协派们说了什么。

  你们看,我对矛盾的本质的看法不仅能被逻辑学所证明,还能被历史事实所证实。但我知道任何证据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你们的无生命性之中,你们所如此乐意从事的莫过于精通历史。你们被称为枯燥乏味的音乐编曲家不是毫无理由的。

  “我们还没有一败涂地,”妥协派们可能会如此答复我。“一切你所说的关于矛盾的话也许是真实的,但只有一件事我们不敢苟同,在我们的时代,事物还没你所断言的那么坏。当然,在今天是有些矛盾,但它们也没你所断言的如此危在旦夕。放眼望去,何处不安宁,何处不祥和。没人想要战争,并且绝大多数民族和绝大多数人都在全力以赴地维持和平,因为他们深知那在今天似乎成为政治与全世界文化所垂涎若渴的物质性的利益离开和平就不能得到提高。自从七月革命以来又有多少导致战争与事物的现存秩序的瓦解的重大因素呢!在这十二年间有如此多的纷乱如麻,以至于或许没人可以期望它们被和平地解开;在世界大战近乎板上钉钉且最为骇人听闻的风暴威胁到我们的时刻;一切困难却都循序渐进地迎刃而解了,一切都保持着安宁,并且和平似乎永远在尘世间得到确立了。”

  你们所言的和平。是的,就是现在所谓的和平。然而,我仍在答复中断言道,矛盾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尖锐地展现,矛盾在一切时代都是除了它在历史进程中增强它的强度并始终发展它自身的之外的同一,这一自由与不自由的矛盾在我们的当代,另一方面又在一个同异教徒世界瓦解的阶段如此类似的时代,已发展并突变为它的最终且最高的巅峰。难道你们没有由大革命[28]建立起来的自由庙宇的山墙上看到“自由、平等、博爱”[29]这些神秘的和可怕的字眼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和没有感觉到,这些字眼意味着现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消灭吗?难道你们一点也没有听到革命的风暴,难道你们不知道,民主主义的所谓保护者、名副共实的革命之子拿破仑[30]用胜利的手把消灭差异的革命原则传遍全欧洲吗?也许,你们没有听说过什么关于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事情[31]吗,难道你们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在精神世界中提出了消灭差异的革命原则和精神(Spirit)自治原则的哲学吗?难道你们不了解,这个原则是同一切现存的天启宗教、同一切现代教会极端矛盾的吗?

  “是的,”你们会答复道,“但这些矛盾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大革命最近在法国国内被路易·菲利普[32]的英明神武所镇压了,并且现代的哲学则由它的最为光辉灿烂的开创者之一,由谢林他本人所平定了。矛盾现在到处都消失了,在生活的一切细微之处都消失了。”而你们真的相信这瓦解,这对革命的精神(Spirit)的镇压吗?难道你们又聋又瞎,两耳不闻窗外事吗?不,先生,革命的精神没有被镇压,它仅仅在它第一次问世就震撼整个世界的基础后而又复归到它自身;它只是深陷于它自身以不久后再次作为一个肯定性的、创造性的原则而启示它自身,而当下它正在——如果我可以套用黑格尔的措辞——像只老田鼠一样在尘世下挖掘。并且你们可以从我们那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底层被掩埋的众多废墟中看得出来,这并非徒劳无功。你们说到扬弃,说到调和!就环顾一下你们的四周并告诉我天主教与新教的世界中还有什么得以留存的。你们说到对否定性原则的镇压!你们难道没有阅读过施特劳斯[33]、费尔巴哈[34]、布鲁诺·鲍威尔[35]的著作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他们的著作已人尽皆知了吗?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整个德国的著述、书籍、小册子、报纸,事实上,还有实证派他们自己的著作,都在不自知且不情愿地被这否定性的精神(Spirit)所渗透吗?然而你们却把这叫作调和与和平!

  你们深知全人类,背负着他们的崇高使命,只能通过接受一个普遍性的实际的原则,通过一个使千差万别的精神性的生命的表现形式紧密地集中于它自身的原则才能心满意足而如释重负。但这一原则在何方,先生?你们现在肯定必须在你们的一生中经历有生命性的、人的时刻,否则会是何其凄惨悲凉;当你们抛去日常生活的琐事并渴望真实、高贵、神圣的时刻。实话实说,现在,把你们的双手置于心上,你们在任何地方找到过任何有生命性的东西了吗?你们在我们周遭的废墟之下发掘到你们所欲求那个你们完全可以纵情声色并在这同全人类的大规模交往中重获新生的世界了吗?这个世界可能是新教徒的吗?但新教徒们被弃于最骇人听闻的无政府状态下:有多少宗派他们没有宣告过?谢林说:“没有一种伟大而普遍的狂热,没有公众意见,只有宗派之见。”[36];但现行的新教世界正如天国之于尘世一般而远没有被普遍的狂热所渗透;这是人们能所想到更为确切的最庸俗的世界,好吧,那么,这可能是天主教徒的吗?但天主教的古代的宏伟壮观呢?曾经不可一世的天主教现在难道不是变成了一个蛮夷的、不道义的政策的辅助工具了吗?还是说你们在现状中达到了心如止水的心境?是啊,那的确是一种很棒的心如止水的心境!国家目前正被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分裂,因为没有宗教,没有一个有力的普遍的信仰,国家将是痴人说梦。如果你们想让你们自己对此心服口服,那就去看看法国和英国;至于德国,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最后,研究一下你们自己,先生,并实话实说,你们对你们自己满意吗?你们能对你们自己满意吗?除了例外以外,你们难道不都是我们破败不堪且凄惨悲凉的当代的破败不堪且凄惨悲凉的吗?你们难道是完整的人吗?你们真的相信这一切吗?你们难道真的对你们所欲求与能欲求的一切而完全一无所知吗?难道现代的思辨,我们当代的传染病,在你们之中留下了一个唯一合理的部分吗?你们难道没有被这流毒所渗透并被它所麻痹且毒害吗?事实上,先生,你们必须坦白我们的时代是凄惨悲凉的(可悲的)时代以及我们所有人都是它更为凄惨悲凉的子嗣!

  然而,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表象在我们周遭萌发,表现出精神这个老田鼠已经完成了它的地下工作并且它不久便会前来降下天谴。无论何处,特别是法国与英国,那完全同现存的政治性的世界所水火不容的社会宗教联盟正在被创立,那些它们的生命起源于崭新的起源的联盟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并且在悄无声息中发展并扩散它们自身。人民,底层阶级,那无疑构成全人类的绝大多数;那权利已经在理论上被公认的阶级;然而,又是那现在由于其出身,由于其与愚昧无知相绑定,实际上也与实际的奴役(而人民,贫苦的阶级正处于事实上的奴隶地位)相绑定而身负原罪的人——这一构成真正的人民的阶级,正在处处都陷入险恶的境地而开始吞并与它相比同样孱弱的阶级敌人,并靠要求实际应用自己那已被公认的权利。所有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有种种不祥的预感。每一个器官尚未麻痹的人惶恐不安地期待决定命运的未来的到来。甚至在俄国,在我们的很少被了解的、无边无际的、白雪茫茫的帝国里,也许前面有着伟大的未来,风暴的乌云正在聚集!空气闷热,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

  因此我号召我们受蒙蔽的兄弟们,忏悔吧,忏悔吧!上帝的王国将要降临了。

  我们要对实证派们说道:请你们放开心眼;让死尸埋葬死尸,并在最后关头劝说你们自己道,那永葆青春的、死而复生的精神(Spirit)是不能在坍塌的废墟中被寻找到的!并且奉劝他们妥协派,去对真理敞开心扉吧,去从他们可悲可恨而目中无人的智慧中,从思维的傲气凌人中,从那枯竭他们的灵魂并麻痹他们的运动的诚惶诚恐中使他们自己解放。

  让我们相信永恒精神吧,这种精神之所以在进行破坏和消灭,仅仅因为它是一切生活的无穷无尽的和永远创造的源泉。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

[1]“实证派”英文为“positivists”,其词根为“positive”即“肯定”,故其又可译为“肯定派”而同后文的“否定派”相对立。下文同样如此。——中译者注

[2]即1815年继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重建帝国失败后由路易十八(Louis-Stanislas-Xavier,1755-1824)复辟波旁王朝的事件,之后便确立了极为排斥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原则的维也纳体系,各国的革命浪潮纷纷消退,直到1830年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与起义导致维也纳体系被摧毁。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反动”时期。——中译者注

[3]即欧洲各国在拿破仑彻底失败后在各国体制内所重建的反动政治体系,在国际关系上表现为维也纳体系。——中译者注

[4]即由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在其著作中所提出的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手段而反思后的思想,这一思想认为社会的变革应当使用保守而非激进的手段。在“反动”时期是各国反动派的代表政治思想。——中译者注

[5]即由胡果(Gustav Hugo,1764-1844)、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等人为核心的法学派,该学派曾在19世纪中叶以前反对启蒙主义而成为各国反动派在法学领域的代表,并同黑格尔的法哲学学派所对立。最后在19世纪中叶后逐步分流消失。——中译者注

[6]即哲学领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称“逻辑学”或“思辨哲学”是精神的诸环节在认知的元素中自组织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中译者注

[7]即由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在19世纪30-40年代所提出的一种传统经验主义哲学,其排斥形而上学与主张唯有现象真实的思想成为了各国反动派在哲学领域的代表。晚年的孔德最终也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宗教并成为一名改良派。——中译者注

[8]此处经过中译者的查找,相关的资料只有东罗马帝国的五旬制与在英国玫瑰战争中的一个教派,除此之外别无它名,故在此并不翻译而呈现原文。——中译者注

[9]即由教皇格列高利九世(Pope Gregory IX,1145-1241)在1231年设立的专门审判天主教当局所认定的异端分子,并监禁或处死他们。体现了天主教会在西欧中世纪的绝对权威。——中译者注

[10]另称“假基督者”,指在基督降临于世并带来福音之前一些假冒基督却倚仗恶魔权力为非作歹的人。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13:21。——中译者注

[11]即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于1664年至1669年间所制作的剧本《伪君子》中的教会骗子达尔杜弗,在剧本中妄图伪装混进富商奥尔恭家中,并试图把玩其妻子,最终却锒铛入狱。后来此人名字便成为“伪君子”一词的代表人。——中译者注

[12]即于1830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此次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而建立了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或奥尔良王朝,同时极大震动了维也纳体系导致其荡然无存,反映了“反动”时期被压迫群众的情绪。——中译者注

[13]另译为“中庸之道”。——中译者注

[14]即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学派中的集大成者,辩证法的主要开创者,形而上学的巅峰与终点。在其死后曾引起黑格尔学派内左右翼的分裂,此时的巴枯宁就属于黑格尔左翼分子。——中译者注

[15]即黑格尔的《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这一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分为“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个部分,详细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原则。此书后来在《哲学全书》中作为其第一卷,并加以精简以专门授课用,是故又称其为《小逻辑》(前者因此也称为《大逻辑》)。——中译者注

[16]即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哲学全书》中所阐述的绝对精神在其自身当中从自我意识开始而认识自身的过程之科学体系,这也是《精神现象学》的主旨纲要。——中译者注

[17]“ ... in sich nichts hat, was es negieren konnte”——巴枯宁也许表述的是“那它可以否定它吗?”——英译者注

[18]即洛可可式的建筑风格,反映了巴洛克晚期宫廷的颓丧浮华,故成为该词的代表。——中译者注

[19]此处“Ihrem”应作“ihrem”。——英译者注

[20]即1792年俄波战争中叛国投敌的反动波兰犹太贵族。在战争中他们组成塔戈维查联盟同俄军并肩作战镇压五三宪法的支持者的军队,并最终以第二次瓜分波兰为结尾而镇压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21]即梭伦(Solon,-640至-558)在其改革期间所施行的民主化法令,为西方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这里是讽刺巴枯宁所在的时代下人们的精神萎靡,甚至连民主化都无济于事。——中译者注

[22]即由上帝所挑选而能够进入到天国的人,现在泛指基督教徒。见《圣经·旧约》“申命记”与“以西结书”。——中译者注

[23]见《圣经·旧约》“启示录”3:15-17。——英译者注

[24]即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位大师,将康德、费希特等人的体系推向了“绝对同一”的高峰,并启发了黑格尔走向“绝对精神”。早年思想被划分为“自然哲学”,晚年崇尚“天启宗教”,为普鲁士国家与教会辩护。——中译者注

[25]见黑格尔《小逻辑》“存在论”§168。——中译者注

[26]即黑格尔《哲学全书》的体系中绝对精神外化出自然界而扬弃自然界最终达到自身的阶段。——中译者注

[27]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先驱,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宗教哲学的倡导者。——中译者注

[28]即1789年至1794年(?)间在旧制度的法国下爆发的一场大规模资产阶级革命,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共和理论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潮为指导,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欧洲开始土崩瓦解,在后来成为激进与反反动的符号。——中译者注

[29]即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与法国国家格言,在1792年被初步提出,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反对封建制度而提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中译者注

[30]即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是1799年法国雾月政变的领导人,此后成立了以他为中心的集权统治,并最终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中译者注

[31]即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自康德提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与高扬自我意识之后便突飞猛进,直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体系,并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理性、辩证法、意识的巅峰,是形而上学的最高表现形式,并延伸出极具革命性的辩证法理论。黑格尔左翼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辩证法而将理性与革命相结合反对普鲁士政府,巴枯宁也是因此在这里提及德国古典哲学。——中译者注

[32]即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1773-1850),七月王朝或奥尔良王朝的唯一君主。前文是指他在位期间夺取了七月革命的果实并残酷镇压工人起义与其他保皇派运动。——中译者注

[33]即大卫·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1808-1874),德国新教徒与自由主义者,曾出版《耶稣传》以反对上帝的神性,并因此是探究基督耶稣真实形象的先驱,黑格尔左翼分子之一,崇尚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思想。——中译者注

[34]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von Feuerbach,1804-1872),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者,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者,唯物主义者(尽管他并不如此称呼自己),曾在报刊上与其他黑格尔左翼分子激烈辩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容。——中译者注

[35]即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黑格尔左翼分子,推崇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或主体并高扬主体性原则,曾同大卫·施特劳斯相辩论,并启发了施蒂纳等人。——中译者注

[36]见谢林《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VII,327,中译本现载于《艺术哲学》(先刚译)。此文是谢林于1807年所作的最为著名的演讲。——中译者注

德国的反动派:一个法国人的笔记* “茹尔·艾利萨”或米哈伊尔·巴枯宁,1842年(正文)的评论 (共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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