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志

诗志 | 史诗为什么不是史书 | 诗替诸神司职

作者：张广天

诗，志也。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又是什么呢？发乎性，为心愿，心之所向。情为阴，志为阳。它绝非感性的，最起码是理性的，根本上是全智的。志的另一个意思，是记录，记述，记忆。在中国古代，诗与歌，泾渭分明。诗言志，歌咏情。志为志愿，情为情愿。所以，诗，不可能是抒情艺术，不可能由情而发。当然，不能否认诗与性情的紧密联系，但这只是关系，而不是特质，本质。

既然，志为志愿，志为记忆，那么，至少，诗有追述和表现两个方向。孔子说：“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假如诗只用来忠实地追述，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历史？史书为什么不是诗集？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远古的文本中得到答案。我们从《诗经》雅颂、《荷马史诗》和冰岛的《埃达》中看到，这种忠实的追述的确存在，也的确成诗。但仿佛诗只有在追述神和英雄的时候，才遵从“不作”的要求，在面对人、生活和现实的时候却改换了面目。历史是否就在这个当口缝隙里登场了呢？它接过记述过往人事（而不是神事）的刀笔，刻录起来。

从另一个方向看，面对生活的现实，诗居然极活跃地去发现人事中非常的元素。于是，不作成为创作，平常被逼黯然退场。

诗，为什么在神、半人半神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活动面前鲜有作为，而却在凡人俗事面前咄咄逼人呢？志愿和志述在不同两个方向上，似乎与同一样东西发生联系。那个东西，就是神迹！难道诗要在人中找到神吗？难道诗意就是神意吗？在英雄和众神离去的岁月里，诗不甘于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必须在平庸中发现心迹，从心迹中见证神的意志。这时候，终于创作有了用武之地，创作成为我们与神灵沟通的有效途径。如果神在，那么诗只消和他们在一起就足够了。如果诸神离去了，诗就要造神，找神，请神，从发现到捕捉，从拦截到停留，从放大到充满，并不放过任何心迹中的神意，直至与现实生活确立一种信约关系为止。

因此，说杜甫做出了诗史，是不准确的。杜甫并没有以神事为写作对象。杜甫的诗写的都是人事，只是他用了许多记叙的元素去发现人事中的心迹神迹。他并没有写出史诗，他只畅达了他的志愿。从这个角度讲，雅颂倒也算史诗，它们忠实记录祭祀，祖灵，英武以及诸神的事迹，尊崇过去年代的神圣传统，为后人标识一种高贵的光荣。

诗就是这样，服务于神，逼迫着人，从志述到志愿，专意于一事。但这一切，都本乎人心不亡，人心永恒。所以，诗志说，是有依准的，也是最直接的关于诗的释白。

（摘自《手珠记》第三卷第四章“字主义诗学”P.315～P.316 作家出版社 张广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