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8-20章读后感

在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的，因为开发商埠出现了许多社会力量方面变化，其中主要包括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其中，买办阶级因紧紧依附着西方社会而显出奴态，但作为中国人，他们也具有民族性，将民族意识引进到中国工商业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则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非常容易染上小生产意识，且易被帮会势力所吸引。工人阶级被封建社会影响着，只有提升工人阶级主体意识，才能克服这种影响。 19世纪50年代，日美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后，日本当局吸取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悲惨教训，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在东方崛起，而此时中国沉迷在学习欧美技法之中，对日本既鄙且恨，很少有人愿意向日本学习。彼时，日本天皇正为了买军舰省吃俭用，西太后却为祝六十大寿修整颐和园挪用军款。在物质和精神的两重匮乏下，甲午战争以中方签订《马关条约》惨败收场，而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华民族群体觉醒的一个转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知识分子打破了士人不得干预时政的旧规，开始了“公车上书”，同时展开了低于外敌和改革内政，维新改良成为时代主流；与此同时，甲午战争也让中国人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从“汉唐遗风”一变而“趋欧俗”后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维新派和洋务派开始反思，将洋务运动推到中体西用之上，但面临的最大困难，仍是顽固派的阻挠。 在变与不变的困境中，中国裹挟在列强制造的外部压力下，不得不选择“变”。马哲中就论述了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在发展中变化的，选择全变，则可效日本明治维新，打破封建主义体制的桎梏奔向资本主义的怀抱；选择小变，类洋务运动，则仍将被列强所裹挟，仅仅稍缓灭亡速度；至于不变，“不变亦变”，类印度，将在完全被动的形势下迎来变革。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将旧政治之积弊去除，因此，维新运动阻碍了大大小小的旧的私人利益，这些受益者与历史惰性合流后，将成为护旧力量。 百日维新切切实实改变了中国人的旧的世界观，但在以慈禧太后为领导的顽固派的反对下，戊戌政变后，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斥责百日维新是移变“祖宗之法”，是一种“邪说”，是“影附西方，潜移圣教”，这体现了传统儒学的强韧与困乏，然变与不变的焦点在于“君臣父子夫妇”之纲，面对维新派移风易俗的做法，顽固派认为三纲一旦崩溃，中国将有亡国之祸。在当时遵从孔学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做法，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因此维新派不仅不反对孔子，反而以康有为为代表，将种种西学挂在孔子名下，但在三纲的约束下，君臣之纲抑制民权、父子之纲抑制废祀，夫妻之纲抑制平权。故而要想革新，必须超脱出儒学范畴，在破旧中实现自身。 作为一场盛世运动，百日维新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百日维新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百日维新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社会上兴起了新式学堂和西学院，面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打破了平民即为白丁的旧传统，这些知识在后来转化为了庞大的政治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变革，为新文化运动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在顽固派反洋教的动员下，社会动员高涨，被侵略者们常借助传统意识反映自己的民族情感，而这种斗争的顶峰便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有暴烈的排外行动，以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对工业经济的压迫；义和团有仇洋教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反抗科学和西方哲学知识对儒释道三教教义的践踏；义和团打着灭亲伏羊的名号，反映了民族矛盾的激化促成了民族对抗意识的强化。旧式小生产者们团结起来，在民族和传统中选择了代表民族。义和团运动是千百年来愚民政策、封建统治、迷信神权、神道观念与近代民族矛盾相互作用之下的结果，虽具有争议性，但也具有历史局限性。 义和团固然具有民族精神，但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之下，义和团又不得不趋近解体，是缺乏统一领导和统一组织的结果，也是枪炮打破神道的结果，这反映了就是小生产者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优点和弱点。 《南京条约》之后，在武力、经济和心理征服的多重压力下，中国一步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武力和经济的压制都易理解，那么列强是如何通过心理征服中国人的呢？对中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列强严惩了庚子事变中的“官僚罪犯”，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民族的耻辱，这让中国人民看到了顽固官僚一派的落没；用于纪念遇难公使克林德的碑坊让中国人认清了大清和列强的地位，为以欧美之“新”抗击满清之“旧”打下民众的心理基础；限制文武科举考试直接导致旧式士族解体，抽离了“反洋大潮”中的精英势力。其次，在武力和经济的攻势下，官僚阶级尽展奴颜媚态，如“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上层阶级的带领下，慕洋之风在民间盛行。就这样，庚子年间传统意识支撑下的猛烈排位达到高峰，在他失败之后，上述这些差距使传统意识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解体，同时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欧风美雨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急速渗入中国社会，夷夏之别也逐渐淡化，西哲在中国迅速传播，开创了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的先河。 清政府曾先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除旧以布新，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军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治改革、奖励实业和教育改革。其中，教育改革是触及社会面最多的，因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是扼杀创造力是和个性的旧教育制度培育不出来的，新教育制度的宗旨是“使人为完全之人”，在遍地都是有神有鬼论者的时代，用科学教育民众，说明无鬼无神对于民族观念的更新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一个迷信的民族是不可能进入现代化进程的。 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是什么？为什么？ 中等社会是这个决定性力量，相当于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但着破坏上等社会（代表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和提挚下等社会（代表工农为主体的劳动者阶级组成的庞大的社会力量）的双重责任。中等社会受上等社会压迫，又因知识更加丰富而比下等社会更先觉，其中，学生介于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之间，成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中等社会必须教育劳动社会，指示破坏方针和破坏目的，移风易俗，从而对上等社会造成破坏。但中等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深入到劳动社会中去，而是寄希望于能出几位民族英雄，做几件惊天大新闻，以唤醒民族觉醒。中等社会只有借助下等社会的力量，即在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等社会领导的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因而已具有近代民主革命的品格，是五四运动的过渡环节。 兴中会和强学会揭开了革命和改良的两面大旗，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一个以改良为宗旨；一个要推翻封建王朝，一个要继续维护封建王朝。在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之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公布于世，标志着革命的进步。 日俄战争过后，中国人开始反思俄国败于日本的原因，认为原因在于日本是立宪国，俄国为君主专制国，立宪派一时崛起，成为和革命派对峙的政治力量，立宪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改造清朝走上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如果不把皇帝拉下，历史就不能前进，而立宪对清王朝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清王朝的一种挽救，因此革命派更符合这样的客观要求，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夺，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矛盾和曲折。尽管如此，立宪派毕竟具有反封建性，它与革命派的最终目标都是把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庚子之变后，中国民变肆起，够成晚清最后十年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容之一。民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抗捐抗税、抢米、求盐骚乱、会党和农民起义、罢工斗争、兵变、学潮、反对教会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反对新政等。相比革命而言，民变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落后性，但民变是革命的基石，它借着革命的声威，促进了清朝统治秩序的瓦解。 在清政府力图粉饰太平，歌颂功德的时候，革命人已经决定在政治体制上效法欧美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近代民主国家，武昌起义后，在宋教仁和孙中山的人的力主下，决定在中华民国实行内阁制。如果说武昌起义是中国第一次具备了一个近代国家应有的外观，辛亥革命则赋予了这个国家成立的不可或缺意义：过去皇帝是世俗的、伦理的、神圣的权威，皇帝视臣民如奴仆奴隶，因此，在皇帝的统治下，没有独立自由的个体，只有臣民，而不可能有国民，在君权之下臣民的人性变得畸形。其实历史上数次农民起义都能把皇帝拉下马，但这样的起义背后也体现着皇权主义，使得代替皇帝的依然是皇帝，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帝制，使帝王从天子变成人民的公敌，顺带推到了附属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尤其是在民国成立后，以民国纪年法代替了清帝的年号，表达了民主观念对帝王观念的否定，使人们真正相信了皇帝的倒台。在许多移风易俗的改变措施中，有一些看似形式主义的措施出现，例如易服饰、废跪拜、改称谓等，但这是必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服饰、封建礼仪等是和特权、等级和道德信念紧紧捆绑在一起，不改变这些，则中国社会无法与封建制度解绑，新社会的到来也无从谈起。中国人受封建礼教的迫害极深，以至于在这之后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对于汉服等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礼教代表性的物品仍抱有深深的抵触。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以倡导实业为主，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工人数量迅速增加，但政治革命却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经济革命因为婚前政治势力的破坏，革命党人没有能力制约封建军阀，反而受封建军阀的制约，于是，随着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民族工业的发展又被遏制了，且实业家们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作是乱党，把袁世凯看作被满人排挤归隐而反清的一代英雄，袁得到了立宪派和反清人士的支持，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成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而对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派，却不被民国所容，只能流亡他乡。 宋教仁对袁世凯具有很大的压制作用，在宋教仁遇刺死后，革命党人看清了袁的真实面目，二次革命爆发 。袁世凯制定无限任期图谋称帝和宋教仁的被刺杀的鲜血共同证明了：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和民国，非法的力量比合法更大。彼时二次革命因国民党尚未扎根于人民，加之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而失败，袁世凯愈加肆无忌惮。 辛亥革命在推翻清王朝的前提下在紫禁城保留了帝王和前清皇朝体制，使得孤臣孽子的复辟之心蠢蠢欲动，到了民国三年，袁世凯祀孔，采用士大夫官秩，在前清遗老的帮助下，公开反抗共和民国勾结外来势力，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复辟势力的庞大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为了阻止洪宪帝制和丁祀复辟，护国运动展开了。护国运动成功后，随着袁世凯的死亡，专制主义也破碎了，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哪些文化逆流呢？ 孔教会和灵学会。辛亥革命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逐出了学校，引起孔子主义者的不满，哪怕是身为维新派领袖之一的康有为也认为：中国的一切文明，无一不在孔教范围之中，废孔等于亡中华文化、民族之种。在尊孔复古的氛围里，孔教会是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力图将孔教变为国教。实际上，孔学是对人间道德的规范之学，孔学不是宗教，孔子也不是教主，但大兴孔庙宣传祀孔又违背了这些传统，让孔子留下了圣人的形象，因此孔学会成立的内涵并不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借封建礼教宣传对共和的不满，袁世凯更是借着祀孔典礼将孔学和政治再度联合联合，以寄其帝王之想，在民国宪法中，将孔教尊为国家风教之大本；严复、梁启超更是企图在孔学中找到共和之意，进一步圣化孔子。此时，一批具有先进历史进化观念的知识分子对尊孔复古的行为做出反驳，认为礼教中的忠孝节义、君臣父子无一不与近代国家的文化相违背，如果中国固安陋习不思变革，那将继续落后于他国。这种从进步与反进步，科学与反科学的角度讨论孔子是民主思潮激荡的结果，也为五四时期的反孔思潮辩论提供了一定的方向，从这个方向看，尊孔是反科学与反进步的，是辛亥文化革命后的一股文化逆流。 与孔教会相比，灵学会使用中西糅杂的源远流长的民间迷信方式，在科学所不能解释的地方生长发芽，在相当动荡的中国社会中，神学可以安抚民众的精神痛苦，因此，灵学会成为当时广有声势的社会意识。 圣道和神道在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中是最落后，也是最顽固的东西，他们钻历史的空子，钻科学的空子，企图用先进的东西来表现自己的正义性和权威性，这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孔和反迷信的原因之一。 革命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次运动才有成功的可能。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在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中，民众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促使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新文化运动是一种观念形态的革命，是对千百年来历史沉积而形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于中外科学、文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差距都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除了一个方面——伦理问题，因此不解决伦理问题，中华民族的认知思维、社会行为、价值观念等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中国是无法进步的。孔教会尊孔崇圣的逆流，说明了，孔学与人民生活融为一体，这决定了排孔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五四时期，排孔进一步深化，从政治批判转移至文化批判上来，以独夫专治、三纲五常批判孔学（可读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认为孔学是一种抑制独立自由人格发展的奴隶道德，是对个性、自由、尊严的扼杀（可读陈独秀的《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和吴虞的《国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如同辛亥革命不推翻清王朝就无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五四运动将真孔学与假孔学联系起来，力图砸碎孔丘这块招牌、彻底打倒孔家店，从现代生活角度重新评估孔教的价值，认为孔教抵抗了现代潮流，成为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 对孔教的批判冲击了维系小农社会的精神支柱，对其他各种方面的批判也纷至沓来，使具有精确性、严密性的近代思维方式取代了具有模糊特点的传统思维方式，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对旧社会的否定和建立新社会的统一，那么新文化运动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与正面文化重建的具体统一，是与以往不同的、更高层次上的新旧文化冲突。李大钊认为，东西文化是有新旧之分的，只有二者合体，用新改造旧，不断代谢，才能于进化有益。 在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儒家传统文化后，以民主和科学代替传统理学作为现代价值重建的目标，使其作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原则，这对于中国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封建历史中，是非常难得的。科学和民主的先声可以追溯到晚清严复提出的黜伪崇真的科学精神和屈私以为功的民主精神，陈独秀认为，要秉持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反对孔教、礼法、旧理论、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国粹和旧文学等等旧文化，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是激进的，但我们需要明确一件事，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大炮的攻击下才打开国门，学习他国发展经验的，许多事情都进展不得不快上加快，否则就会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快速改变旧文化对人权的侵害和对科学法则的无知的顽疾，就必须从具有代表性的事物上出手，将对中国人民理性的启蒙推向一个更自觉的阶段，让中国人民迅速摆脱被奴役的身份，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 尽管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的数量还很少，但科学与民主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所以民主与科学又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这为马克思主义在未来中国迅速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五四时期成批激进民族主义者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首先，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社会尽管是空泛的理想社会，但与社会主义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使得社会主义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纳；其次，甲午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缓慢发展，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也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打造了现实基础；最重要的是，十月革命让中国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无数的社会主义者们经过苏联的成功模式的启发最终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来到中国后，一开始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直接效仿苏联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尚未与中国实际情况合为一体时，共产党内部也犯过许多错误，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历史又以客观现实限制了主观欲望，共产党人开始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接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接力棒，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身。最后，在与日本军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斗争中，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人民地位之高前所未有。 至此，被封建社会奴役了千年的中国人民，被列强欺压了百年的中国人民，终于真正理解了民权与自由的含义，终于翻身做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