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是东汉班固所撰《汉书》 十志中的一篇。按“食”，“货”分上下两部分对西汉王朝约230年间 (包括王莽篡汉时期) 的农业经济情况和财政货币状况予以概括论述。卷上论农业经济，引征古籍资料描述井田制度各个方面的状况，称赞其为“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的最佳模式，以春秋战国至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反常；认为商业、赋税、贪污、奢侈及战争同属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和农民贫困的原因，对商业的畸形发展甚为反感。

卷下除引述《史记·平准书》 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桑弘羊被刑杀及宣、元、成、哀、平诸帝至王莽灭亡近百年的重要经济事件。重点阐述周秦至王莽改制货币制度的变化情况，对西汉财政状况的主要方面也略予叙述。主张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掌握货币的发行流通，以使“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指出不仅要考察财经 (货币) 政策是否得当“制中”，且须考察执行政策的人的因素，认为“吏良而令行”。

《魏书.释老志》

《魏书》最末一篇《魏书·释老志》是中国最早关于佛教历史和思想的全面记载。它的史料价值表现在：它所记载的元魏僧官制度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制度的重要性；它是北魏政治与佛教微妙关系的重要资料来源； 它所记载的资料对于研究佛教寺院经济的重要性。

释老志〉为《魏书》最末一篇，内分述佛教与道教二家之略史。

《魏书》为二十五史（正史）中，北魏之历史书。正史皆为纪传体，《魏书》亦然。内分帝纪、列传、志三大类。‘志’含天象、地形、律历、礼、食货、刑罚、灵征、官氏与释老等篇。

《魏书》为正史中之首创释老志体裁者，其中所述佛教史实，在诸正史中亦最详尽、有条理。后之诸史，虽间有〈释老传〉、〈方伎传〉、〈艺术传〉等收载佛门事迹，然皆不如《魏书》之可观。

魏收字伯起，北齐时钜鹿（河北晋县）人，曾官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奉敕撰《魏书》，乃据诸家魏史，并采辑遗事轶闻，三年后书成。原书一三0卷，今存本仅一一四卷，为刘恕、范祖禹所校补者。

《魏书》之评史态度‘党齐毁魏’，其对人物之评颇为当时人所不满，且作者生性轻薄，故其书被称为‘秽史’，盖谓该书持论不公也。唯后人颇有为该书辨诬者，《四库提要》卷四十五〈魏书〉条云︰‘盖（魏）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史）董（狐），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称，无乃已甚之词乎？’。

〈释老志〉分述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该文有关佛教方面，其初略述佛教大意及传入中国之简史，而主要内容则为对元魏一朝佛教之描述，故该文可视为北魏佛教史略。其中较为治史者所重者，有下列诸事︰

其一，本文对元魏僧官制度之施设始末，皆曾叙及。其文有云︰‘皇始（道武帝年号）中，赵郡有沙门法果，戒行精至。（中略）太祖闻其名，（中略）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此实为中国僧官制度之开始。此外，文成、孝文诸帝之僧官制置，皆曾述及。而于僧籍、僧律、寺职等问题，亦偶有论列。

其二，本文于北魏诸帝对佛教之态度，叙述颇多。其中太武帝之排佛事件，为中国佛教之第一次浩劫。此事件在本文中有颇详细之记载，对助成其事之崔浩、寇谦之二人之态度，亦有描写。

其三，佛教经济问题，颇为现代佛教学术界所重视，而此文即曾提出一佛教经济史上之重要事项，即北魏僧祇户、佛图户之设置。其文云︰‘（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举此三项，可见其文之史料价值。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收有此文，然有增删之痕迹，且附有道宣之评语。

《左传.宋楚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宋楚发生泓水之战，宋有以少胜多的可能，却因宋襄公空谈仁义，坐失机会，结果图霸不成，国家弄得一蹶不振。 

《史记.货殖列传》

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钱钟书在论及司马迁这篇《货殖列传》时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蒙矣。”（《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总之，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