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早的宪法及其废除

在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w August Poniatowski）登上波兰立陶宛的王位后，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干涉起了波兰立陶宛事务。波尼亚托夫斯基是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情人，俄国的支持对他登上王位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驻华沙大使似乎在对国王发号施令，这导致一些爱国的贵族组织起来反抗他的统治。他们组织了巴尔联盟来反对俄国的影响，并一度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还是被俄军镇压了。在战斗中，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也进入了波兰，当抵抗被镇压后，这三个强大的邻国签订了条约，三国都吞并了立陶宛和波兰的部分领土。这就是1772年的第一次瓜分联邦。

这次瓜分，再加上启蒙思想的传播，导致了意在通过改革贵族民主制度来强化国家的改革。政治现实清楚地表明，这一制度并不适合那个时代。作为这些改革努力的结果，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大瑟姆于1791年5月3日通过了宪法。宪法改革政府将王位由选举制改为世袭制，但国王仍然是有名无实的领袖，只是国家意志的代表者。

5月3日宪法草案是以法国大革命(1789年)期间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蓝本的，该宣言显然影响了波兰和立陶宛的改革者。1791年夏，在5月3日宪法获得批准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最后一位君主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在给法国制宪会议的信中写道，除了法国之外，“欧洲还有一个国家”。这是一句夹在专治帝国之间雄辩的话。波兰立陶宛宪法创造的政府形式与一百年前英国引入的政府形式相似;然而，后者从未在书面宪法中正式确立。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是在美国通过的，首先是《邦联和永久联盟条例》(1781年)，然后是《美国宪法》(1788年批准)。因此，PLC的宪法是世界上第二部，也是欧洲第一部，比法国宪法早几个月*法国宪法颁布于1791年9月。

直到今天，全世界甚至一些立陶宛人都认为这部宪法仅仅是波兰的宪法，尽管立陶宛代表通过谈判达成1791年10月20日的《两国相互保证（the Reciprocal Guarantee of Two Nations）》成功地修改了这部宪法，这是宪法的重要补充，保证立陶宛在管理机构中享有平等代表权。

启蒙运动到达立陶宛大公国

领土冲突导致PLC和土耳其人之间以及PLC和莫斯科大公国(后来的俄罗斯)之间不断发生战争。PLC试图在波罗的海建立立足点并巩固其在利沃尼亚的地位，这导致其与俄罗斯以及瑞典产生了额外的冲突，后者的军事力量在17世纪有所增长。在1558-1583年的利沃尼亚战争中，立陶宛和波兰占领了利沃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里加。然而，瑞典开始寻求对波罗的海的统治(dominium maris Baltici)。瑞典的野心不仅挑战了PLC的利益，也挑战了俄罗斯的利益。

17世纪，PLC与瑞典进行了两次战争:1600年至1629年和1655年至1660年。这些战争变得复杂的原因是，PLC的国王在这个时候来自瑞典的瓦萨家族*联邦瓦萨王朝1587-1668。联邦的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瓦萨与查理九世争夺瑞典王位，最终西吉斯蒙德战败，丢失了瑞典王位，波兰-立陶宛与瑞典的短暂共主状态结束，并声称瑞典的王位。争夺利沃尼亚主要符合立陶宛的利益，因为它没有一个大港，而波兰拥有着格但斯克。1605年，立陶宛军队在基尔乔姆战役中对瑞典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最终瑞典攻占了里加并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

从1655年到1660年，与瑞典人的战争在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上进行*大洪水时代，第二次北方战争的一部分，瑞典语俄罗斯占领了联邦绝大部分领土。同时，在与莫斯科的战场上，联邦处于劣势。为了结束与瑞典的战争，以集中他们的军事力量用于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1654-1667)，，1655年立陶宛权臣签署了凯代尼艾条约（union of Kėdainiai），任命瑞典国王查理十世为立陶宛大公，从而正式打破了该国与波兰的联盟*这只是为应对战争形势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代表以亚努什·拉齐维乌为首的立陶宛贵族已背叛联邦。然而，与瑞典的凯代尼艾联合从未生效。瑞典人加入只是为了加强他们相对俄罗斯人的军事地位，但他们没有成功。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期间，俄罗斯摧毁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军队，占领了整个利沃尼亚，并控制了从维堡到里加的波罗的海沿岸。在这些战争中，立陶宛和波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削弱。他们的领土被外国军队和本国军队蹂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权贵之间的竞争也出现了。瑞典人摧毁了立陶宛在帕兰加（Palanga）和斯文托伊（Šventoji.）*立陶宛本土唯二的港口的小港口。与瑞典人的战斗在立陶宛人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关于瑞典人、瑞典人墓地（švedkapiai）和瑞典人在立陶宛的存在的各种传说和故事都证明了这一点。

波兰和立陶宛不仅受到彼得大帝统治下崛起的俄罗斯的威胁，还受到1701年成为了一个王国的普鲁士的威胁。这些国家最终将决定PLC的命运。

撒克逊王朝*1697-1763，联邦国王由萨克森选侯担任灭亡后，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波兰贵族于1764年被选为PLC的君主。虽然他不是那些决定历史进程的统治者之一，但恰恰是他的统治时期(1764-1795)成为了一个历史时代——一个尝试变革和改革的时代，一个巴洛克风格衰落的时代，一个国家痛苦和毁灭的时代。

在此期间，两件对立陶宛文化意义重大的事件几乎同时发生:1759年，第一本立陶宛语入门书出版，1760年，立陶宛的第一批报纸——kurier Litewski和Wiadomości Literackie——开始用波兰语出版。

然而，最重要的事件是1773年成立了国民教育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由维尔纽斯主教Ignacy Massalski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在同一年耶稣会被镇压*1773年教皇克勉十四世关闭耶稣会后，对波兰和立陶宛的学校进行改组。这是欧洲第一个相当于教育部的机构。委员会开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综合的教育体系。国家被分出波兰和立陶宛的教育省，这些省又分为区。立陶宛有四个教育区，波兰有六个。立陶宛省的责任被委托给改革后的维尔纽斯大学，更名为立陶宛大公国高等学校（Principal School of 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立陶宛语Lietuvos Didžiosios Kunigaikštystės vyriausioji mokykla;）。

国民教育委员会使学校课程现代化和世俗化。它引入了必修的写作和数学以及历史和地理，开始将普通教育的元素与实用农业和贸易技能的发展结合起来，并引入了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的研究。维尔纽斯大学的课程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入了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天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尽管立陶宛语只在小学教授，中学和大学也从拉丁语改为波兰语，但新的教育体系还是打破了阶级壁垒。

此时发生的政治变化和GDL启蒙运动的开始与安东尼·泰森豪兹（Antoni Tyzenhauz）发起的改革的开始相吻合，这给立陶宛经济带来了重大变化。1765年，他被斯塔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August Poniatowski)任命为皇家宫廷的司库和皇家地产的管理者，他不仅实施了土地复垦、基于土壤质量的估价和引进新品种等农业创新，还通过承担广泛的公共工程，使皇家利润增加了三倍。泰森豪兹还派年轻人到英国学习农学，并在格罗德诺成立了专门的职业学院为他的剧院准备测量师、会计师、工程师、兽医、医生，甚至芭蕾舞演员。他在格罗德诺皇家庄园建立了纺织、造纸、服饰、武器和运输工厂，从国外进口必要的设备。泰森豪兹的进步改革是18世纪末立陶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幸的是，在实施他的改革时，他也通过扩大了在庄园强迫劳动和修建道路、桥梁和水坝等新义务，大大增加了对农奴的剥削。增加的负担导致1769年在希奥利艾（Šiauliai）的皇家庄园发生了农奴起义。

但是，由于泰森豪兹的改革，农奴制对皇家庄园的压迫越来越大，启蒙思想影响了一些人给予农奴个人自由，至少有一个地主在他的领地上废除了农奴制。帕维尔·科萨维利·布里佐斯托夫斯基（Paweł Ksawery Brzostowski）在梅尔基斯河沿岸的梅尔基尼（Merkinė）庄园(位于维尔纽斯东南约30公里处)建立的巴甫洛夫共和国（The Pavlov Republic；Paulava）被认为是这种启蒙思想最生动的例子。他在1769年解放了他的农奴，租给他们土地，并给予他们自治权。四年瑟姆*也称大瑟姆，1788-1792在华沙召开，旨在通过改革拯救联邦于1791年批准了共和国的法令，从而表明了它对这样一个“实验”的善意，它被用来引入一种适合共和国的生活方式。这个实验从1769年一直持续到1795年。当时，据说联邦有三个共和国:波兰、立陶宛和巴甫洛夫。这说明了公众对巴甫洛夫共和国的高度重视。这样的实验在中欧是史无前例的。这是18世纪下半叶PLC最激进的农民改革之一。

新古典主义是对古典时代风格和精神的复兴，其风格一在法国确立，它就被其他欧洲国家广泛复制。在立陶宛，它与启蒙时代开始的历史进程相吻合。1769年，Marcin Knackfus(约1740-1821年)，立陶宛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先驱之一，成为了维尔纽斯主教Ignacy Massalski的建筑师，Massalski后来成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并开始在维尔凯（Verkiai，位于维尔纽斯北）建造主教宫，现在被认为是立陶宛新古典主义最具特色的纪念碑之一。同年，维尔纽斯大教堂的一座塔楼倒塌，维尔纽斯市政厅的塔楼开始倾斜。这样，新古典主义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维尔纽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风格。Laurynas Gucevičius(1753-1798)，立陶宛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于1782年开始重建维尔纽斯大教堂，1786年开始重建维尔纽斯市政厅。尽管大教堂主楼的雕塑和鼓室仍在以巴洛克风格建造，但新古典主义的门廊——立陶宛新古典主义的象征——于1786年建成。山墙上的三座雕像——圣斯坦尼斯劳斯(St Stanislaus，波兰的守护神)、圣赫勒拿（Helena）和圣卡齐米日(St Casimir，立陶宛的守护神)——完成于1792年。

维尔纽斯大教堂和市政厅的重建恰逢四年瑟姆之后的政治变革时期。当需要的时候，Laurynas Gucevičius自己也会挺身而出捍卫5月3日的宪法，在柯斯丘什科（Kościuszko）起义期间成为维尔纽斯卫队的首领。在Gucevičius身上，启蒙运动和新古典主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他是立陶宛历史上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五三宪法》与《两国相互保证》

*背景补充，第一次瓜分波兰。由于瑟姆中贵族拥有的自由否决权，瑟姆在实际国家治理中很难发挥作用，国家陷入到了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由贵族选出的国王更是各国势力在联邦的代言人。七年战争后，沙俄与普鲁士联合，排除了法国和奥地利的影响，决定选择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前情人——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波尼亚斯托夫作为来自萨克森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去世后的继任者。沙俄联邦的干涉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其中列普宁瑟姆（Repnin Sejm）则更是直接由俄国大使列普宁主持的，旨在阻止国王的改革。在这个瑟姆上，贵族的自由否决权被定为不得废除的权利，还通过了《俄罗斯与联邦永久友好条约》，联邦正式成为了沙俄的保护国。

1768年联邦国内贵族们在巴尔要塞组建了巴尔联盟，反对俄国干涉。在法国和奥地利（后来还有奥斯曼）的支持下巴尔同盟掀起叛乱，但其在国内与外国干涉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在同盟试图绑架国王的企图败露后，奥地利撤回了他们的支持，随后奥、普、俄三国以“波兰陷入无政府状态”为由出兵直接介入。1772年2月，瓜分波兰的协议在维也纳被签订，联邦失去了其30%的领土和一半的人口。三国随后要求波兰议会通过合法化瓜分行为的决议。

经过第一次瓜分的打击后，经过数年的缓和，联邦为求改革自保，于1788召开了四年瑟姆。

1788年开始的四年瑟姆于1791年通过了《五月三日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y 3）。在此之前，瑟姆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改革——首次尝试给予市民与贵族几乎平等的权利，或者至少开始了这一进程。5月3日的《宪法》规定了市民的权利。《宪法》还首次提到，国家将在农民与土地所有者的交易中保护农民。因此，宪法中使用的“国家”一词不再仅仅指“贵族的国家”，而是指贵族、城里人和农民平等对待。在《宪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由瑟姆颁布。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贵族们抗议议会决议并使其工作无效的权利——被废除。虽然国王是瑟姆的主席，但他的立法权受到限制，尽管他在行政部门的作用有所增加。曾将波兰和立陶宛拖入无政府状态泥潭的王室选举制度被废除，并宣布国家为世袭君主制。这个被称为“权利守护者”的政府，除了国王之外，还包括新成立的波兰立陶宛中央国家权力机构——财政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警察委员会——的主席(部长)，其职责是帮助君主管理国家事务。《宪法》的结论是，人民是国家延续和主权的保证人。不是君主和他的军队，而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捍卫自己的自由。因此，PLC获得了符合时代开明精神和公民社会原则的基本法律。君主立宪制诞生了。

人们有时怀疑，五三宪法也是立陶宛的管辖法律。这很奇怪，因为进行改革的不仅仅是波兰。宪法使用复数形式——“联邦国家”——意味着其也包括立陶宛。尽管存在所有统一主义倾向，《宪法》第三和第四条明确提到“联邦国家”——波兰和立陶宛。其中提到的不仅是共同统治者，还有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Vytautas)和他授予立陶宛贵族的特权。

在5月3日通过宪法后的讨论中，立陶宛代表表示，他们认为宪法是他们为加强国家而做出的让步(50名GDL瑟姆代表中有30人投票赞成宪法)。

5月16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每三届瑟姆在格罗德诺召开一次会议，并为立陶宛代表举行单独的会议，6月24日，恢复了以前的国名-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名称出现在各委员会的名称中，关于《宪法》的编纂工作在分别进行。立陶宛代表的立场是，GDL必须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有自己的法律，立陶宛法规必须保留，作为GDL身份的基础。

1791年10月20日，立陶宛代表团的要求在四年瑟姆上成功地得到了满足，即在《宪法》中增加一项修正案，即所谓的《两国相互保证》（the Reciprocal Guarantee of Two Nations）。该修正案是由Kazimierz Nestor Sapieha提交给瑟姆的，最有可能是由维尔纽斯地区法官Tadeusz Korsak起草的。根据《保证》，由五三宪法设立的主要行政权力机构——军事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将由同等数量的波兰和GDL官员组成，并由波兰和立陶宛官员轮流主持。虽然《保证》中提到了“共同的祖国——波兰共和国”，但也提到了“两国”和GDL。因此，宪法保留了二元原则——一个联邦国家。然而，增编的作者和他们同时代的人承认，这只是卢布林联盟的延续，以适应社会的新需要。军事和财政委员会的平等组成甚至超过了卢布林联盟的原则，因为“无论是居民的数量还是财富，立陶宛都没有达到王国的三分之一”(胡戈·科万塔伊Hugo Kołłątaj*五三宪法主要合作编写者之一)。就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法律体系而言，《保证》成为1573年达成一致的《修道院条约》（pacta conventa）*雅盖隆男性绝嗣后，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瓦卢瓦（也是瓦卢瓦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被选为联邦国王后签订的协议的一部分，即当选为PLC贵族的国王的义务。这意味着PLC未来的统治者和他们的继任者也必须遵守这一保证。因此，《保证》在法律法规的层级上甚至高于《五三宪法》。它不能被修改，尽管最高瑟姆甚至都有每25年对宪法进行一次修订的权利。

因此，5月3日宪法被视为立陶宛复兴的基础文件。《波兰和立陶宛光荣宪法》（“Glorious Constitution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为立陶宛恢复了一度失去的“伟大未来的希望”。这些改革不仅使立陶宛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走上了进步的轨道，也为发展立陶宛语文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宪法》在当时被翻译成立陶宛语并非巧合。这一事实在立陶宛文化史上被低估了。在此之前只有宗教文本和祷告文能用立陶宛语书写。五三宪法的翻译是第一份立陶宛语的政治和法律文件。1792年2月，GDL士绅组成的33个地方议会(县瑟姆county seimiki或地方议会dietines中，有27个对新宪法宣誓，其余六个也投票批准。在这方面，宪法在立陶宛比在波兰有更多的支持者，在那里，45个地方议会中只有10个宣誓支持宪法，27个地方议会批准宪法。

5月3日的《宪法》设立了外事执玺部长（minister of the seal for foreign affairs）一职。1791年6月8日，这一职位被委托给PLC副议长Joachim Littawor Chreptowicz。他组建了第一个外交事务部，于1791年6月19日正式开始运作。外交部的首要任务是了解欧洲各国对《宪法》颁布后联邦发生的事件的反应。特别注意的是驻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大使馆。第一届外交事务部的任期很短——1792年11月，它共享了降临在在国家的命运。

虽然《五三宪法》没有很接近法国大革命文件的激进主义，但它仍应被视为标志着从士绅统治的旧制度向现代时代过渡的转折点，也是巴洛克时代与启蒙时代的分界线。19世纪波兰和立陶宛的反俄起义，也都是从《五三宪法》中获得灵感的。

立陶宛大公国的毁灭

贵族和其他保守派强烈反对5月3日宪法的改革。反对派的中心在圣彼得堡，在那里，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了所有对改革最激烈的反对者。正是在圣彼得堡起草了反对四年瑟姆改革和新宪法的塔戈维查联盟法案（ the Targowica Confederation）。这份文件于1792年5月14日在乌克兰的塔戈维查镇(当时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发布。不久之后，5月22日，俄军进入波洛茨克附近以援助联盟，于是1792立陶宛大公国-俄罗斯战争爆发。俄罗斯所谓的“立陶宛军队”有33,700名士兵，而GDL在波兰的帮助下，只能召集18,000名士兵。俄罗斯的“乌克兰军队”有64000人，而波兰只有26000人可以对抗它。兵力悬殊，因此守军将不得不向华沙方向撤退。6月11日在米尔(现白俄罗斯境内)附近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6月14日维尔纽斯不经战斗就被移交给了俄军。7月下旬，防线在布列斯特附近集结，但就在那时，7月24日，从华沙传来消息，称国王斯塔尼斯瓦夫·奥古斯都·波尼亚托夫斯基投降并加入塔戈维查联盟。

1792年7月23日，在华沙，国王会见了12位政要(部长)——6位来自波兰，6位来自立陶宛。国王的立场是，政府不应该再反对已经部署在华沙附近的俄军，并接受7月21日收到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照会。7位大臣支持国王，5位大臣反对;后者提议抵抗并继续谈判，以便为国家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在数量上，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多数。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爱国党*波兰的第一个政党，改革党派，五三宪法的主要推动方。其名称来源于对荷兰爱国党的致敬领袖之一胡戈·科万塔伊（Hugo Kołłątaj）突然改变立场，站出来支持国王，这个优势就更小了。立陶宛代表比波兰代表表现得更体面:在5名投票赞成进一步反对的代表中，有3名来自立陶宛。他们是:立陶宛大元帅Ignacy Potocki，立陶宛宫廷元帅Stanisław Sołtan，以及PLC瑟姆立陶宛代表元帅Kazimierz Nestor Sapieha。

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因其和解立场而受到谴责。在1792年5月至7月的战争中，PLC抵御俄国的能力并没有耗尽。不可否认，俄国人占了上风——他们在立陶宛和乌克兰战线上有98000人的军队，而波兰和立陶宛的军队只有55000- 56000人。然而，在向华沙撤退时，后者没有遭受进一步的损失，并有另外40,000名士兵加入。GDL军队没有有效的军事指挥官(不像在乌克兰的波兰军队，由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Józef Poniatowski*后来的法兰西帝国元帅领导)，也没有充分的战争准备。尽管如此，GDL军队在米尔和布列斯特附近进行了抵抗，并在没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撤退到华沙。72门大炮中，只损失了7门。

但在华沙附近，一切都取决于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国王，他甚至从未去过前线。他既没有利用全民动员，也没有组建城镇民兵。毫无疑问，PLC会在1792年的战争中失败，但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失败。如果当初的决定是抵抗呢?在输掉战争后，PLC可能会失去领土——也许不止一次——但它会幸存下来。一个坚决抵抗的国家表明它是一个历史实体。因此，1795年，当波兰和立陶宛发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瓜分时，首先是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惨败的一年，这是他的生平和性格的结果。为了巩固他的权力，他和俄罗斯合作，不是通过圣彼得堡的PLC大使馆，而是通过华沙的俄罗斯大使馆。由于野心勃勃，他开始忙于各种小阴谋。他和周围的人关系都不好。因此在关键时刻，他孤军奋战。这个社会曾对这位统治者寄予厚望，接受了5月3日的宪法，放弃了选举君主的权利，结果却感到失望和背叛。

不幸的是，在18世纪末，波兰和立陶宛没有一个更有能力的统治者。几个历史事件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塔戈维查联盟于1792年6月25日被维尔纽斯联盟(Confederation of Vilnius，即立陶宛)认可，该联盟由立陶宛盖特曼Szymon Kossakowski、他的兄弟、利沃尼亚主教JJózef Kossakowski和维尔纽斯主教Ignacy Massalski领导。9月11日在布列斯特，塔戈维察和维尔纽斯联盟合并为“两国联盟”，并宣布格罗德诺为其中心。普鲁士开始警惕PLC的潜在力量，俄罗斯皇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担心法国雅各宾主义的幽灵已经到达了俄罗斯边境。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法国被斩首两天后，俄罗斯和普鲁士实施了对PLC的第二次瓜分。立陶宛大公国只剩下立陶宛人和西白俄罗斯人的土地。俄罗斯迫使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都于1793年6月17日在格罗德诺召开PLC瑟姆会议，以批准俄罗斯与PLC之间的新和平条约，从而授权第二次瓜分。瑟姆试图反抗，但在几名议员被拘留后，瑟姆被俄罗斯军队包围，俄罗斯军官驻扎在会议大厅里，它于8月19日批准了第二次瓜分。格罗德诺瑟姆和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被迫放弃五三宪法，恢复以前的政治制度，即贵族民主。

俄罗斯和普鲁士对领土的侵占在波兰和立陶宛激起了一波爱国主义的愤怒。1794年3月，波兰爆发了一场由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领导的起义，他是GDL的一位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著。1794年4月16日，Jakub Jasiński领导的立陶宛起义在希奥利艾开始。4月，叛军从俄国人手中解放了维尔纽斯，并在市政厅广场宣布了《立陶宛起义法》。一个叛军政府成立了——立陶宛国家最高委员会。叛军行动果断。他们绞死了GDL大盖特曼Szymon Kossakowski ，逮捕了著名的塔戈维查支持者们。农民们第一次用立陶宛语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对俄军发动游击战争，并承诺以公民自由作为回报。

对波兰和立陶宛来说，起义的高潮是处决了一些塔戈维查同党，包括维尔纽斯主教Ignacy  Massalski和利沃尼亚主教Józef Kossakowski，他们于6月28日在华沙被绞死。叛乱似乎在重复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组织处决的想法起源于反对官方反叛政府的雅各宾俱乐部(宪法之友协会)。该俱乐部组织了示威活动，迫使法院作出上述死刑判决。维尔纽斯和华沙的处决使部分PLC贵族反对起义，并成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领导的俄罗斯军队采取行动的借口。那年夏天，俄国和普鲁士军队向前推进。6月，普鲁士军队占领了华沙，8月，俄罗斯军队占领了维尔纽斯。华沙于11月5日投降。它也曾由从维尔纽斯撤退的立陶宛叛军保卫。立陶宛的叛军指挥官 Jakub Jasiński和《两国相互保证》(五三宪法的附录)的起草者Tadeusz Korsak都在保卫华沙时被杀。

起义的失败加速了最后的结局——1795年10月24日，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一项公约，第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GDL领土的一部分，即立陶宛人的土地，进入俄罗斯并一直处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普鲁士获得了涅曼河左岸的Užnemunė土地，并将其命名为新东普鲁士。1807年拿破仑建立华沙公国之前，这片领土一直属于普鲁士。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Užnemunė归给了俄国。奥地利也参与了波兰和立陶宛的瓜分，并获得了波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GDL的西南一角，后就如同Užnemunė一样，在1815年归给了俄罗斯所有。

1797年1月26日，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签署了新的圣彼得堡公约，确认了PLC的第三次瓜分，消除了其国家地位的残余，并划定了精确的边界。该公约伴随着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退位法案。波兰立陶宛联邦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历史上庞大的欧洲国家的消失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冲击，并在整个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事务中产生了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