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孝文帝改革(第三十六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梁武帝制国》讲的是南朝第三个朝代萧梁的梁武帝以佛儒治国的故事。萧衍深谋远虑提前备好战略物资，乘势反攻建康逼迫南齐皇帝萧宝融让位，于公元502年建立萧梁，成为梁武帝。梁武帝登基后大力兴建寺庙，广推佛教，借以稳定民心，增强凝聚力。同时借佛兴儒，增强国民忠孝意识，提高皇权权威性。组织制订以为永准的五礼制度，规范在家受菩萨戒。梁武帝身体力行，勤于政务，率先垂范，虔诚祭孔，在家受菩萨戒，教化民众，使南梁儒学教育文化程度大为提高，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僧侣前来交流，诞生了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光耀千古的名著。梁朝被称为在阴雨连绵的南北朝，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梁武帝晚年四次舍身寺庙，每次都由大臣用重金赎回，而在舍身寺庙期间，政局仍能平稳，彰显以佛儒治国的成效。晚年梁武帝想借助前来投奔的侯景促进统一大业，却不想因过度地兴建寺庙、推广佛教，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致使北伐难成反而酿成“侯景之乱”，进而政权被颠覆。萧梁享国56年，梁武帝在位48年。萧梁于公元557年被陈霸先所灭。
北魏统一北方，拓跋鲜卑最终融入汉文化中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少数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先后有十六个国家，不是同时存在）。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的出现，才结束了纷争的局面，并在北方，建立起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
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之时，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拓跋珪入主中原后，采取胡汉分制，稳定了局势
落后部落文明与先进中原文明发展碰剧烈撞，需要好的解决方法
在山西大同市的大同市博物馆内，北朝仪仗俑展示的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那时的仪仗队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珪迎来了一位他倾恭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那时拓跋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而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因此，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但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显然，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
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制。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的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北魏建立五十年内就有100多万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要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珪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鲜卑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突出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魏建立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八十多次。北魏的统治者面临着如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的棘手问题。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与华夏文化，与汉族、汉人的关系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的总体发展过程，中间有波折、有起落。
拓跋焘通过祭孔、设立太学，进行汉化改革
北魏国力迅速增强，统一了纷争的中国北方
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继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北魏统治集团在汉化改革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已经开始祭孔，二是设立五经博士，三是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这些标志性动作说明 北魏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
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一百二十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
《国史》之狱彰显汉化之路中障碍重重
然而，北魏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让他们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
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
鲜卑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
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史》。自古以来的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文化传统。崔浩历经十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赅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的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这些不满应该主要是北魏原有的价值观同中原价值观不相一致的地方。如近亲结婚姻问题。
崔浩纂修的《国史》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史》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
公元450年7月的一天，因为《国史》揭露了北魏拓跋族历史中的丑恶点，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贵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达三百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在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史》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失去中原士族的支持，还想继续在中原长久地居住下去，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
他的祖先踏过茫茫草原来到了平城，往北是一往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林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叫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现在还生活在这一带的少数人，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如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但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因此已经禁猎。
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在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多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加之一年中有七个月都是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生活在这里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是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招呼他们。中原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也正是他们的社会发展需要，他们也想穿丝绸、照镜子，享受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
注：东晋与前秦之间的淝水之战，对东晋王朝的历史和中国古代封建史都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在淝水之战中，东晋北府军大败苻坚大军，为东晋战胜前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好在，淝水之战的胜利，给予了东晋王朝以喘息之机，给东晋王朝的发展带来了相当一段长的和平期，如此看来，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王朝甚幸运、东晋百姓甚幸。
拓跋鲜卑族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这是他肩负的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却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竟事业，只能等待后人解决。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冯太后栽培辅佐拓跋宏，坚定走汉化道路
实行俸禄制、均田制，民族矛盾消融，北魏出现太和盛世
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的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举行传统的籍田活动。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籍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以彰显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
冯太后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北魏有一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亲生的祖母和母亲都很早就死去了。冯大后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在孝文帝小时候就对他用汉族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十三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
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后，产生了大量的流民，流民安定下来就是移民。
产生移民的推动力，是由于五胡和北魏相接的这个时期，北魏建立政权并且政局稳定后，自然就产生了吸引力。因此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移民浪潮，北族大量南下。
针对大量的移民，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当时北魏因为战乱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加之国家为了维持稳定需要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均田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物资。同时均田制，也促使来自北方的胡人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
为了加强对农业人口的有效监管，北魏还实行了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还同时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一百年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
孝文帝还下诣建设明堂。北魏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在明堂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汉化，也呈现出升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
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深入的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
孝文帝守孝三年，迁都洛阳，更改姓氏籍贯
大幅度推进汉化，鲜卑彻底融入汉族汉文化中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三年。这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三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重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面对巨大压力的孝文帝想出一个办法，他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提出来反对，让那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在旁边听，然后展开了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个汉人都赞成三年守孝制度，但从另外的角度又提出了很多反对的理由，关键是这些理由也正是拓跋贵族们想说出的理由，而这些的理由最后都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掘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孝文帝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
在冯太后去世后不久， 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并亲题“文圣尼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次。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脱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行事的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
公元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戒服，挥鞭崔马，亲率三十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北魏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大家不愿意来到洛阳，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此待下来。
在孝文帝汉化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洛阳，洛阳我们称之天下之中，中州之地。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一百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洛阳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费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的文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孝文帝颁布婚禁诏令，改变了鲜卑的婚俗，并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对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的皇后，做出了贬为尼姑，在瑶光寺终老一生的惩罚。
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班赐汉式冠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彻底改变了鲜卑传统的短衣、裤子武士打扮。
还有，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
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敬仰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以此表明他就是用孔子、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的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已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角度来看，孝文帝的系列改革对于推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鲜卑改变了自己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到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