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回忆* 米哈伊尔·巴枯宁，1869年-1871年

*本文译自英译本，英文原本见无治主义图书馆英文版面（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michail-bakunin-recollections-on-marx-and-engels）。据英译者所言，本文节选自巴枯宁在1869年到1871年写的信件、巴枯宁对《资本论》的注释以及巴枯宁《资本主义体系论》的第二个脚注。其中大多数回忆可能是巴枯宁对1840-1860年代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回忆。全文由译者自译，英文翻译水平较差，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教。全文注释均置于文末

  就相关的学识而言，马克思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比我更无以伦比的先进。那时我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我尚未使我自己脱离我对形而上学的一意孤行，并且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仅仅是不自觉的[1]。尽管他比我年轻，但他已经是一位无神论者，一位自觉的唯物主义者，以及一位知识渊博的社会主义者。这时正是他阐释他那今日所矗立着的体系的基石[2]。我们时常互相往来。我为他的学识与他的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实热忱——尽管这始终是和刚愎自用混在一起的——而尊敬他。我想方设法地和他搭话，搭上那些始终令人受益匪浅且诙谐幽默却又不拘小节的话，唉！这太难能可贵了。我们之间从未敞开心扉过——我们的品质尚未允许作出这种事。他说我是一位优柔寡断的唯心主义者，他说对了；我说他刚愎自用、背信弃义、诡计多端，我也说对了。

‍  在1845年，马克思曾是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领袖。同时他的挚友恩格斯和他同样足智多谋，却不如他知识渊博。然而，恩格斯却更务实，他并不亚于一位政治上的阴谋、谎言、诽谤的行家。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或专制社会主义者的秘密组织[3]。

  正如我在蒲鲁东他死前几个月所说，尽管他竭尽全力摆脱古典唯心主义[4]的传统，但他穷尽一生都一直是无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而陶醉于《圣经》、罗马法与形而上学。他死不瞑目的地方是他从未研究过自然科学或使用过它们的方法。他有一位天才所具有的本能，并且他瞥见了正确的道路，但受制于他的唯心主义思维范畴，他始终重蹈覆辙。蒲鲁东是一对永无止尽的矛盾：一位精力充沛的天才，一位同唯心主义范畴斗争的革命性思想家，可他自己却又无法摆脱它们……马克思作为一位思想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他曾发现了历史中上层建筑的发展不是经济发展的因而是果这一规律，并且这是一个永垂不朽而硕果累累的概念。尽管并不是他开创了它——许多人在他之前都或多或少地阐述过它——但马克思的丰功伟绩在于将它作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基石而牢固地确立了。另一方面，蒲鲁东比他更加理解与意识到自由权利。蒲鲁东，当他不痴迷于形而上学的理论时，生来就是一位革命者；他崇拜撒旦并高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仍完全有可能创立一个更为合乎理性的关于自由权利的体系，但他缺乏自由权利的天性——他从头到脚都一直是位专制主义者。

  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本书有必要译为法文，因为据我所知，没有一本书所容纳的分析如此入木三分，如此光辉灿烂，如此科学严谨，如此斩钉截铁，并且如果我因此可以这么说的话，而如此秋风扫落叶般揭露了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的形成与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劳动的不间断的成体系的而残酷无情的剥削。这本书唯一的缺点……是从实证主义者的方向出发，立足于对经济学著作的深刻研究上而不承认除政治经济学的事实（the facts）的逻辑以外的任何逻辑——唯一的缺点，如是说，是它写得有些许，但仅仅是些许，过于形而上与抽象的风格[5]……这使得其对于绝大多数工人而言难以理解且近乎不可捉摸，但它是那些必须阅读它的工人们所必要的。资产阶级也许永远不会阅读它，就算他们阅读它，他们也永远不会想着去领悟它，就算他们领悟了它，他们也会对它沉默不语；这本书的存在无非是以科学为动机而无所顾忌地宣告着，不是对他们的个体而是对他们的阶级的死亡的宣判。

  德国工人们、伯斯特[6]、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败坏了环境。刚愎自用、居心险恶、鬼话连篇、自命不凡，在理论上自吹自捧而在实践中胆小如鼠。有关于生活、行动和感触——以及完全无关于生活、行动和感触——的论文。对更为先进的工人们的那令人不屑的阿谀奉承——还有空谈。据他们所言，费尔巴哈是一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个绰号！是由那些从头到脚比任何乡巴佬都更资产阶级的人所喋喋不休的——简言之，愚昧无知而谎话连篇，谎话连篇而愚昧无知。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甚至没人可以自由地呼吸。我远离他们并公开声明，我将不会参与他们的共产主义者同盟（Kommunistischer Handwerkerverein）并将不会和这个组织有任何关系。

[1]巴枯宁在此处应该是在回忆1842年到1843年时的自己。此时巴枯宁刚发表完《德国的反动》这一篇决裂性的文章，很快就因海尔维格东窗事发而逃离柏林前往法国，并在1843年同蒲鲁东、马克思等人相遇。“对形而上学的一意孤行”与“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巴枯宁在《德国的反动》中以及1842年间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作风，他仍然使用“永恒精神”这一形而上的存在为他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作理论完善，并且这个社会主义仍然带着些许基督教与民主派的痕迹。——译者注

[2]巴枯宁此处指1843年到1844年间的马克思正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构建起一套共产主义体系，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在上述著作中初步构建起一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译者注

[3]据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所言，1845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相聚，并在1845年到1847年间“深入政治运动”并“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于1847年底创立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巴枯宁在此可能指马恩二人在传播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初步组织。——译者注

[4]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别名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观念论”。这里是指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使用的受巴枯宁影响的辩证法。不过，据《巴枯宁传》中所言，蒲鲁东仅仅是从巴枯宁那里学来的辩证法的鸡皮蒜毛，仍是一种庸俗的辩证法。因此，被马克思以《哲学的贫困》为题加以批判。——译者注

[5]指黑格尔哲学的风格。黑格尔哲学常以晦涩难懂、高深莫测而闻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承认他使用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使得《资本论》整体而言被德国庸人抨击为“形而上学”。——译者注

[6]即阿德尔伯特·冯·伯斯特（Adelbert von Bornstedt，1807-1851），德国作家，曾参与德国1848年革命并统领部分革命军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