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性难移 毛姆

本性难移 毛姆 丁少良译 我好像总是赶在旅游淡季（指夏季）才来到罗马，并在去某个地方的路上度过八、九两个月份。在这段期间，我要花上一、两天时间重访一些故地或美景。它们总是由于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而显得倍加亲切。我到罗马时，天气热得要命。城里的居民都在林荫道上来回地逛以消磨自己的一天。国民咖啡馆里挤满了顾客，他们坐在那些小桌子旁，面对喝干了的咖啡杯和一杯白水，悠闲地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西斯廷教堂里，可以看到那些金发碧眼，晒得黝黑的德国人。他们下身穿着灯笼裤，上衣领子敞开，肩上背着旅行背包，风尘仆仆地沿着意大利那些尘土飞扬的道路来到这里。圣彼得教堂里则是一些小群的虔诚、疲惫但又热心的来自某些遥远的国度的朝拜者。他们由一名神父带领，说着富于异国情调的语言。当时的广场旅馆凉爽而宁静，那些宽敞的公用厅显得又昏暗又寂静。午茶时刻在客厅里唯一出现的人物是一位年轻、潇洒的官员和一位有一双漂亮眼睛的妇人。他们喝着放了冰的柠檬水，低声细语地交谈着。话说得很快，这是他们那种永不使人感到厌烦的民族语言的特点。当你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了一阵子书，写了一阵子信，两个小时之后再下楼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两人仍然在那儿谈着。临开晚饭前，有几个人漫步走进酒吧间。不过，一天中其它时候，这儿总是空荡荡的。于是，柜台上的侍者就有时间跟你谈起他在瑞士的母亲以及他自己在纽约的经历。你也会对生活、恋爱和酒类的昂贵等等发表一通议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这整幢旅馆差不多都归我一个人享用了。当柜台服务员把我领到我的房间时，他对我说房间已经都租出去了。可是，我洗过澡换了衣服，回到客厅时，那个我早就认识的开电梯的人却跟我说在旅馆里下榻的不过十一、二个人。经过在意大利一段漫长而又炎热的旅行之后，我感到很疲倦，就打定主意，在旅馆里吃一顿安静的晚饭后，早些上床睡觉。我进入餐厅时已经很晚，那宽敞的大厅灯火通明，可是用餐的人寥寥无几，只不过占了三，四张桌子。我满意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不是十分陌生的大城市中，而且又住在一座空荡荡的大旅馆里，倒是一件很令人开心的事。它给你一种夸人感到舒服的自由，我真有点飘飘然。我在酒吧间呆了十分钟，喝了一杯不甜的马丁尼酒，又要了一瓶上等的红葡萄酒。我感到四肢疲倦，但对食物和酒却仍然津津有味，开始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我喝了汤，吃了鱼，脑子里尽想着一些夸人愉快的事。别人一些对话的片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想象力全部集中到我正在写的一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我试着读出书中的一个句子并运了运它的味道，结果发现它醇如美酒。我开始想到我的难处，须知要把书中人物的外表描述成功，使他们在读者的眼里和作者所力图达到的效果一致，该有多么难。对我说来这往往是写小说最难的地方。当你逐次从眼睛，鼻子，嘴这些特定部位去描述一副面孔的时候，读者实际得到的印象又是什么呢？我想什么也得不到。某些作家采用抓住特点，描述一种奸笑或躲躲闪闪的眼神之类的强调手法，尽管这种手法很生动，却只是回避而不是解决问题。我向四周打量了一下，思考着要是让我描写坐在四周桌边的那些人，我该怎么办。正好我对面有个男人独自坐在那里，作为练习，我暗暗问自己，我应该以什么方式处理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属于通常听人说要散了架的那种人的类型。他穿着一件晚礼服，里面是件熟丝衬衫。他有一张长脸和一对目光黯淡的眼睛，一头大致上可以说是金色的卷发，不过头发已经开始变得逐渐稀疏，已经秃了的额角给他增添了一种使人感到高贵的气质。他的面孔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嘴和鼻子和别人的没什么两样，脸刮得很干净，皮肤本是一种苍白色，不过当时晒得很黑。他的外表象个知识分子，不过样子很平凡，让人觉得他可能是个律师或是个很会打高尔夫球的风流绅士。我觉得他趣味高雅，广闻博见，要是在切尔西的午餐会上一定会是位讨人喜欢的客人。可是天晓得要是想用几句话就为他描绘出一幅生动，有趣和准确的肖像该是多么不容易。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把其它方面的特点放过，而专心描绘他那疲惫不堪的特征。因为这一点给人的印象最深。我沉思地打量着他。突然他一欠身，向我生硬却又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点头。我在吃惊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可笑的爱红脸的毛病，于是我马上觉得自己脸红了。我吓了一跳，因为刚才我像盯着个假人似地正盯着他。他一定是觉得我十分无礼了。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点了一下头，把眼光移到别处。幸运的是正在这个时候侍者给我端来了一盘鱼。我敢说自己过去从未见过这位老兄。我心中暗想，他之所以对我点头是不是由于我一直盯着他，从而使他以为过去在哪儿见过我，或是我的确见过他一次，后来又全忘了。我最不善于记住人家的脸。这回呢，我又以他的确长得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来原谅自己。在晴朗的星期天，你在伦敦一带的每一个高尔夫球场都可以看到一打左右长得象他那样的人。 我看着他吃完晚饭，站了起来，但在往外走的时候，在我的桌旁停了下来。他伸出一只手。 “您好。”他说道，“您刚开始进来时，我没有认出您。我当时可不是装作没看见您。” 他用一种令人愉快的，有教养的牛津口音说。许多从没去过牛津的人都模仿这种音调。很明显，他认得我；同样明显的是，他不知道我可并不认得他。我站起身来，由于他比我高许多，所以他是在俯视着我。他以一种感到疲倦的姿势站在那儿，稍微弯了弯腰。这格外给我一个他感到有些抱歉的印象。他的举止给人一种稍稍俯就同时又有点儿腼腆的感觉。 “您不过来和我一起喝咖啡吗？”他说道，“我就一个人。” 他走了，而我仍记不起他是谁，或是在哪儿见过他。或注意到他有一点令人感到好奇。当我们互相问候、握手及他向我点头告别的时候，他的脸上从没露出过一丝笑容。更仔细地看他时，我发现，从他的角度来说他长得还算好看，他五官端正，一双灰色的眼睛很漂亮，体态修长，不过那付样子引不起人的兴趣。一个愚蠢的女人会说他显得很罗曼谛克。他使你想到伯恩·琼斯笔下的那些骑士之一，只不过他们的尺寸稍大一些，并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患有那些可怜虫们经常患的结肠炎。他是那样一种人，这种人你本以为要是穿上奇装异服会显得很漂亮。可等他真穿上了，你又会发现他显出一付蠢样。 我很快地吃完了饭，走进休息厅。他当时正坐在一只大沙发上。一见到我，他就叫了一个侍者过来。我坐下了。侍者过来之后，他要了咖啡和烈性甜洒。他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我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搞清他是谁而又不显得唐突。在你认不出熟人的时候总会使人家感到为难的。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发现自己在别人眼里是那么无足轻重时，他们会耿耿于怀的。还是他那绝妙的意大利语使我想起了他。我记起了他是谁，同时也记起了我并不喜欢他。他叫汉弗莱·卡鲁泽斯，在外交部工作，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我不知道他负责哪个部门。他与各国大使馆都有来往。我料想他的意大利语说得那么好是由于在罗马居住过一段时期。我一开始没看出来他在外交部门工作可真笨。他具有干这种职业的所有特征；他有一种故意做作，会使每个人感到别扭的、装模作样的客套；还有那种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外交官而表现出来的孤傲，以及有时由于人们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份而使他感到的不自在，这种不自在进一步导致了他的尴尬。 我认识卡鲁泽斯已有好多年了，但不常见面，见面也不过是在午餐会上对他问声好，或在歌剧院里他对我不十分感兴趣地点个头。人们却认为他很聪明。他当然很有教养，能把一切话题谈得恰到好处。我居然记不起他来，简直不可原谅。因为他最近颇以一篇短篇小说而闻名遐迩。他的那些短篇小说总是首次发表在由一些有地位的人搞的这种或那种杂志上，这种杂志的目前是提醒那些聪明的读者应该注意什么。一俟杂志所有人钱赔得不想再赔了，这种杂志也就关门大吉。当其问世时，这种杂志也凭借有限的发行量极尽所能，靠那精心印刷的漂亮装帧吸引一阵子人们的注意力。他的这些短篇小说后来又以一个选集的形式发表过，颇为轰动一时。我很少读周报里那些异口同声的颂扬文章。这些周报的大多数都用一整栏来评论那本书，《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也不把它和那些平庸的小说放在一起，而是把它和那些著名政治家的回忆录相提并论。评论家们把汉弗莱·卡鲁泽斯说成是宇宙中的一颗新星，他们对他的杰出之处，笔下的细腻、微妙的讽刺和深刻的观察力倍加赞扬，说他的文章风格、美感和创造的气氛有多好多好。到底出了这么一个作家，他把短篇小说从英语国家中的十八层地狱里打捞了上来，并拿出了英国人值得引为骄傲的作品。在这方面它堪与芬兰、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最杰出的作品媲美。 三年后，汉弗莱·卡鲁泽斯又拿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这一次，批评家们又以满意的口吻对两本书出版时间的间隔加以评论。这位可不是靠出卖自己天才的雇佣文人！对第二本书的赞扬没有象对第一本的那么热烈，批评家们终于有了一段时间可以使自己镇定下来了。不过文章的热情仍足以使任何靠笔墨谋生的一般作家开心。而毫无疑问，我们这位作家已在文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光荣她位。他最受恭维的一篇小说叫《乱蓬头》。所有一流的批评家都指出，作者是多么维妙维肖地只用三、四页纸就把一个见习理发师的可怜相袒露在读者面前。 不过，他最著名同时也是最长的一部小说叫做《周末》，他的第一本书也是用的这个标题。它讲的是几个人的奇遇。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从帕丁顿火车站出发，到泰普罗的几个朋友那儿去过周末。然后又在星期一的早上回到伦敦。故事描写得是那么微妙，简直令人不大容易搞清楚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一位内阁大臣的年轻秘书差一点儿就要向一位男爵的女儿求婚了。可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做。其中有两三个人到河上去乘一艘平底船。他们全都用含沙射影的方式讲了老半天，却没有一个人说出过一句完整的话。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却微妙地用一些虚线和破折号进行了暗示。小说用了不少笔墨来描述花园里的花，还细微地描绘了一幅雨中泰晤士河的图景。这一切又都是借那位德国女家庭教师的眼光来描述的。大家一致公认，卡鲁泽斯的一种十分令人心醉的幽默表达了女教师对当时场合的看法。 汉弗莱·卡鲁泽斯的那两本书我都拜读过。我认为，一个作家注意同代人对自己的评论是作家自己的事。我很愿意学习，我想我也许可以从这些评论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结果大失所望。我喜欢那种有头，有中，有尾的小说。我的弱点就是要求小说应有个要点；气氛是重要的，但是光有气氛而没有别的，就象一幅没有画的画框，那没多大意思。也许是由于我自身的缺点使我看不到卡鲁泽斯的长处。要是我在评论他最成功的两篇小说方面缺乏热情，可能是由于我那颗受到挫伤的虚荣心。因为我十分清楚，卡鲁泽斯并不把我当一个作家放在眼里。我深信，我写的东西他一个字也没有看过。我所受到的欢迎已足以说明他没有时间来注意一下我。有那么一阵子，他颇轰动一时，好像他自己也可能会蒙受我曾有过的那种耻辱。不过，不久就发现他那绝妙的作品使谁都莫明其妙。谁也说不上知识界到底有多大。不过，人们都很清楚，其中愿意拿出钱来赞助他们所喜欢的那些艺术的究竟能有几人。那些足以打动专以赚钱为目的的剧院赞助人的精彩戏剧，也许能招徕上万个观众；那些读起来格外费解的书可以卖出去一千二百本。知识界尽管对美很敏感，却情愿应邀到剧院去或从图书馆借一本书看。 我肯定这一切都不会使卡鲁泽斯难过。因为他既是个艺术家，又是个外交人员。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出了名的，他对庸俗的东西不感兴趣，如果他的书畅销，那倒是可能会毁了他的前程哩。我真猜不透是什么使他邀我跟他一起喝咖啡。的确，他现在是一个人，不过我总觉得他会以沉思为伴，同时也不相信我所说的一些什么会引起他的兴趣。尽管如此，还是不难看出他正在费力不讨好地竭力装出一付和蔼可亲的样子。他使我想起了我们上次在哪儿见的面，我们还谈论了一阵子我们俩在伦敦所认识的几个朋友。他问我怎么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来到罗马，我也作了回答；他说他早上刚从布伦底希（意大利东南部一城市）抵达这里。我们之问的谈话不大投机，我打定主意一有机会就尽快起身告辞。不过眼下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知怎的，我觉得他已了解了我的内心活动，却又总不给我一个脱身的机会。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不管我使用什么方法，只要我的话一停，他就又开始了一个新话题。他正在搜肠刮肚地力图找到什么有趣的话题，以便能使我留下。他是不遗余力在投我所好哩。他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寂寞的，凭他的外交官身份，他一定认得许多人，他可以和这些人一起消磨晚上的时间。我对他当时没在大使馆用饭颇为不解。因为当时虽然是夏天，在使馆里他也总会有些认识的人。我还注意到他从未笑过。他说话时带着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热烈劲儿，好像深怕话头会停下来似的。从他的话音里可以看出，有某种东西正在折磨着他。真奇怪，尽管我不喜欢他，尽管他对我说来完全无所谓，并且与他相处有点儿让人腻味，我还是违心地对他产生了点儿兴趣。我用探询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一种错觉；即在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丧家之犬所持有的怯懦神色。尽管他五官端正，表情含蓄，却给人一种暗藏着的苦笑的感觉。对这一切我无法理解，许多可笑的想法从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我不是个很富有同情心的人，只不过象匹老战马，一嗅到硝烟的气味儿就警觉起来。我原来感到很累，现在却反而精神起来，对他面部的每一表情，做出的每一手势，我都很敏感。我打消了那种他可能是写了个剧本，想征求我意见的猜想。说也怪，这些上等人物尽管利欲熏心，却也不反对从他们所绝对看不起的匠人那里得到一两点启发。不，这回不是那种情况。在罗马，一个有美学素质的单身男人有时是容易陷入一种麻烦的。我心中暗忖，卡鲁泽斯是不是陷入了某种难以自拔的困境，以致再也不能涉足大使馆了。我早己注意到，理想主义者在肉欲方面有时不是那么审慎的，他有时会到一些难免引起警察麻烦的地方去寻花问柳。我暗笑了，当一位道学先生在一种令人可疑的场合被人抓住时，连神仙们也会放声笑起来的。 突然，卡鲁泽斯说了句什么令我吃惊的话： “我真不幸极了。”他喃喃地说。 他说得那么让人感到意外，他明明是故意这么说的，说时还略带喘息，也完全可能是一种抽泣。我简直难以形容在听到他这么说话时自己感到多么意外。这就象当你走过街道拐角时，冷不防从对面刮来一股强劲的冷风，它刮得你透不过气来，并要把你卷到天上去。这一切是那么出人意料。说到底我对他并不怎么了解，我们并非朋友，而且话不投机。我从来就认为他缺乏人情昧儿。这样一个善于自我克制、温文尔雅、熟谙上流社会礼仪的人，竟然会用向一个陌生人吐露衷情的方式打搅人家，真令人百思不解。我是个生性话不多的人，不管我自己有什么倒霉事儿，都不会向别人诉说，我认为那样做是可耻的。我感到一阵冷颤，他的这种软弱使我产生一种愠怒，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好气的。他怎么竟敢把自己的精神痛苦加在我头上？我几乎喊了起来： “关我屁事！” 可我没说出来。他正蜷缩在一只大沙发里，面孔上那副严肃的高贵样——使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政治家的大理石雕像——莫明其妙地消逝了，面部的肌肉也松垂了下去。他好像就要哭出声来。我犹豫了，动摇了，他说话时我曾脸红过，现在则变得煞白。他现在全是一副可怜相。 “我很替你难过。”我说道。 “我要是讲给您听，您介意吗？” “说吧。” 这时候用不着说许多话。我猜卡鲁泽斯现在是四十出头。他体格匀称，颇有运动员风度，本来有一股自命不凡的样子，现在却好像老了二十岁，面容憔悴，使人想起打仗时在战场上看到的那些战死的士兵，死神把他们变得多么令人奇怪地短小。我感到很尴尬，就避开他的目光，可是我明白他的目光正在追索着我，于是我就又把目光移了回来。 “你认得贝蒂·维尔登-彭斯吗？”他问我。  “我几年前有时候在伦敦见到过她，这几年没见过。” “是吗？” “他犹豫了一阵。 我这样跟你谈话你也许会觉得我很古怪。我现在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要是不跟谁谈谈，我准会精神错乱的。” 他刚才要了两份白兰地和咖啡，现在把侍者叫过来又为自己要了一份。客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俩中间的桌子上有一个带罩的小灯。由于这是公共场所，他讲话时压低了声音。这地方给人一种奇怪的舒适感。我无法用卡鲁泽斯的原话把故事重叙一遍，也不可能把他讲的都记住。我最好是按自己的方式把他讲的再叙述一遍。有时候他的意思很含糊，这时候就得靠我猜了。有时他自己不能洞察问题的本质，而我这个旁观者在某些方面却比他看得清楚些。贝蒂·维尔登-彭斯是个极富有幽默感的女人，他则一点儿也没有。我观察到的她的许多幽默之处他都未能看到。 我见过她不少次，不过我对她的了解主要是从别人那儿听说来的。在她的全盛时期她曾在伦敦的上流社会中赫赫有名，而我则又是先闻其名而后见其人。那是战后不久在波特兰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她正值红极一时，凡有插图的报刊没有不登她的照片前。她开的那些无边无际的玩笑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主题，她那时刚二十四岁，当时她母亲已去世，父亲是圣峨斯的一位公爵，年纪已经很老，又不太有钱，整年深居在康瓦尔郡的城堡里。她则住在伦敦一位守寡的姑妈家里。战争一开始她就去了法国，那时她只有十八岁。她在一个基地医院当护士，开一辆汽车。在一个慰劳部队的旅行剧团里演过角色，还在家里当模特儿，以便为慈善机构募捐。她主持过各种东西的拍卖，并在皮加底里广场卖过各种旗子。她参与的每一活动都被争先恐后地做成了广告，她扮的各种角色的照片不知见过多少次报。我想她那时混得不错。战争结束后，她就恣意行乐了。那些卸下了五年战争重担的年青人开始变着花样儿地寻欢胡闹，贝蒂也不例外。有时候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有关他们活动的报导，而在这类新闻中她的名字总是赫居首位。那时候夜总会正方兴未艾，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她在这些场合上露面。她那时的生活真可谓金迷纸醉。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她固执显得陈旧，不过他们的那种生话方式本身就是不新鲜的。英国公众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把她当作宠儿，整个英伦三岛都称她为贵妇人贝蒂。当她出现在某个人的婚礼上时，她会被无数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剧院顶楼座上的观众一见到她到场就会热烈鼓掌，好像她是位名演员。姑娘们都模仿她的头发式样，肥皂和肤霜制造商们则因为用她的照片做广告给她许多钱。 那些不爱活动、墨守成规的老派人，那些对旧秩序恋恋不舍的人当然很不欣赏她。他们对她的爱出风头嗤之以鼻，说她有一种爱拿自己作广告的癖好，说她放荡、酗酒、抽烟过量。应该承认，我听到的有关她的一切，没有一件是好的。我也看不起那种女人，她们好像把战争当作是一个尽情享乐并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的好机会。对那些刊载有社会名流在坎兹散步或在圣安德鲁斯打高尔夫球的照片的报纸我已经看腻了。我一直觉得那些所谓的才子佳人们十分令人厌烦。对旁观者说来，他们过的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显得无味和愚蠢；不过道德家就因这些而予以苛评也未尝明智。跟这些毛孩子生气，就如同跟一窝刚生出来的，无目的东奔西窜、撒野打滚的小狗生气一样。如果它们弄坏了花床或碰碎了一件瓷器，那就任它去好了。它们中那些品行不合格的将被淘汰，其余的自然会成长为品行端正的狗。它们之所以无法无天不过是由于幼时的生命力太旺盛罢了。 而贝蒂最突出的特征也就在于她这种旺盛的生命力。生活的欲望以一种耀眼的光辉流过她的全身。我想，我将永远忘不了我在舞会上第一次看到她时，她留给我的印象。她当时就象个米奈德（希腊神话中侍奉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狂妇的代名词），跳起舞来那种疯狂劲儿会使你发笑，她对音乐是酷爱的，对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极为神往。她那头褐发由于手舞足蹈而显得蓬松，她那双眼睛深蓝深蓝，肤色雪白红润。她可是个大美人，可又没有其他大美人儿所特有的那种冰冷。她总是一副笑脸，就是不笑，也总有那么点意思。她那双眼睛熠熠有神，就象神人农庄里的一个挤奶姑娘，却又具有凡人的那种力量和健美，然而她那我行我素的举止加上行走起坐时的那种气派，给人一种贵妇人的感觉。我不知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她留给我的印象，尽管她是那么坦率和自然，但并没有忘掉自己的身份。我想，若是有机会，她是能摆起架子做出一番姿态来的。她对每个人说来都是迷人的，因而可能在她的内心深处，下意识地把所有其他的人都看得无关紧要了？我理解了为什么伦敦东区的那些工厂女工都崇拜她，为什么数十万只见过其照片而未见过她本人的人都把她看成是自己的知心朋友。我当时被介绍给她，她跟我攀谈了几分钟。看到她能对你感兴趣会使你感到受宠若惊哩。你明明知道她心里不一定会象表面装作的那样对见着你感到什么兴趣，但她的一举一动又是那么得体。人们初次相见时往往头几分钟显得有些局促，而她就有克服这种局促的本领，过不了几分钟你就会感到好像自己从小就认识她了。等某个想和她跳舞的人把她从我身边拽走时，她会用与刚才一下子坐在我旁边椅子上时表现出来的同样热烈和幸福劲儿，把自己投入别人的双臂之中。两周之后，我在一次午餐会上再次碰到她时，我对她仍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们在上次舞会的喧闹声中的十分钟的谈话而感到非常惊讶。她不愧是个有风度的社交名手。 我向卡鲁泽斯提到了这件事。 “她绝不笨。”他说道，“很少有人知道她有多么聪明。她写过一些很美的诗。由于她是那么快活，那么无所顾忌，无论对谁又都是那么不在乎，所以人们都认为她是不专注的。其实正好相反，她象猴子般的伶俐。你从来不会想到她会有时间读完那么多东西。我想，关于这方面谁也没有我知道的多。那时候我们经常利用周末到乡下去一起散步，在伦敦我们就把车开到里奇蒙德公园去散步、聊天。她很喜欢花草树木，她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于各种消息她更是无所不知。她很有头脑。没有什么话题是她不能谈的。有时候我们下午散完步后又到夜总会里去碰头，于是她就会喝上两三杯香槟，这就足以使她醉了。她是晚会的中心人物。我总是忍不住要想，如果在那儿的其他人知道她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还进行过认真的谈话，他们会感到多么惊异。彼时的她与此时的她判若两人。在她一个人身上好像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 卡鲁泽斯在讲述这一切时，一点儿笑容也没有。假如他要是谈论一个被死神从愉快的生活中突然夺走的人的话，其忧郁口吻也不过如此。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发疯似地爱上了她，向她求过五、六次婚。当然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她，我只不过是外交部的一个小职员，可是我憋不住。她拒绝了我，但对我向她求婚这件事一直处理得很好。这件事从未影响过我们之间的友谊，要知道，她非常喜欢我。我给了她一些别人没给过的东西。我一直认为她喜欢我甚於喜欢其他任何人。我简直为她着了迷。” “我想着迷的不仅是你一个人吧？” “绝不是，她过去总是一下子收到数十个男人的求爱信，这些人都是她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什幺非洲的农场主啦，矿工啦，加拿大的警察啦，向她求婚的什么人都有。她要是高兴，跟谁结婚都行。” “甚至跟贵族，有人这样说过。” “是这样，她说她过不惯那种生活。后来她就嫁给了吉尔·维尔登-彭斯。” “人们都感到很意外，是不是？” “你认识他吗？” “我想不认识，也许见过他，但没有印象。” “是不会留给人什么印象的。在活着的人当中他是最不起眼的。他父亲是北部的一个大制造商。大战期间赚了许多钱，买了一个‘从男爵’爵位，可是他根本不能跟这个地位相配。吉米当时和我一起在伊顿公学念书，他们想尽千方百计把他造就成个绅士。战后他在伦敦租活跃了一阵子。他总是喜欢搞个招待会什么的，可谁也没注意过他，只不过是由他花钱就是了。他是个使人腻味透了的家伙。他总是一板正经，彬彬有礼。由于他是那么急着不让一件事办错了，以致搞得大家都很不舒服。他穿的衣服总是象头一回穿的似的，穿在他的身上总是显得绷得紧紧的。” 一天早上，当卡鲁泽斯漫不经心地打开他那份《泰晤士报》，并浏览一下当天的上流社会新闻时，他看到了一则结婚启事，那消息说圣峨斯公爵的独生女伊丽莎白即将与巴特的约翰·维尔登一彭斯爵士的长子举行婚礼，他简直惊呆了。他给贝蒂打了个电话问她是否真是如此。 “当然是。”她回答说。 他感到如此震惊，以致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她接着说。 “他今天就要带家里人来吃午饭以便见见我父亲。到时肯定会很拘谨。你不妨请我在克莱里兰酒店喝杯鸡尾酒让我壮壮胆，好吧？” “什么时候？”他问道。 “一点钟。” “好吧，我在那儿等你。” 她进来时他正在等她。她走路时那股轻松劲儿就好像脚痒得要跳舞。她一直微笑着，眼中充满欢乐，因为在她看来她活着而周围的世界又是如此美好。那些认得她的人在她进来时都交头接耳。卡鲁泽斯的确感到她把阳光、花香都带进了克莱里兰酒店的大厅中来了，那里原来是一派严肃而豪华的气氛。他甚至没等自己对她问好就开口了。 “贝蒂，你不能那么干，”他说道，“那样办绝对不行。” “为什么？” “他太令人讨厌了！” “我不那么看，我认为他很可爱。” 一个侍者过来请他们点了酒。贝蒂用她那对漂亮的蓝眼睛望着卡鲁泽斯，同时显出一副快活和温柔的样子。 “他是多么粗鲁啊，贝蒂。” “咳，别说傻话啦，汉弗莱，他跟别人一样。我想你未免有点儿太势利眼了。” “他有多笨！” “不，他很文静。我不想找个太聪明的丈夫。我觉得他可以成为一个好陪衬。他长得漂亮又有风度。” “我的天，贝蒂。” “咳，别犯傻了，汉弗莱。” “你是不是打算假装爱上了他？” “我觉得这样做是明智的，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吗? ” “你干吗要嫁给他呢？” 她冷静地望着他。 “他有好多钱。我已经快二十六岁了。” 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开车邀她回到她姑妈家中去。婚礼办得很隆重。通往威斯特敏斯特圣玛格丽特教堂的路两边挤满了人群。差不多所有的皇族都送了礼。他们在贝蒂公公借给他们的一艘游艇上度的蜜月。卡鲁泽斯申请了一个驻外使馆的职位，结果被派驻罗马（他因而学得了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这一点我没有猜错），之后又派到了斯德哥尔摩。他在这里当顾问，并在这里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 也许是由于贝蒂的婚姻使那些对她抱着更大期望的英国公众感到失望，也许是单纯由于作为一个已婚的青年妇女，她已失去了公众所喜欢的那种浪漫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她很快就失去了在公众眼中的地位，人们不再怎么听说起她了。婚后不久就传说她有了孩子。又过了不久，传说她经历了一次小产。她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我猜想她有时还是会见一些朋友的，不过她的活动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她很少再在那些声名狼藉的聚会上抛头露面。在这些聚会上，那些黯然失色的贵族子弟与那些艺术食客们沆瀣一气，认为自己既潇洒又有教养。人们都说她平静下来过安分日子了。他们都纳闷她怎么能够跟她丈夫过得下去，果真不久就有可靠消息说她过得不怎么得意，有传闻说吉米一直在大量喝酒，一两年之后又传说他得了肺病。维尔登-彭斯夫妇在瑞士过了一两个冬天，之后又有消息说他们已经分居，贝蒂搬到罗德岛去了。她选择这个地方定居可真令人百思不解。 “那儿一定是死气沉沉的。”她的朋友们都这样说。 这些朋友中时不时地有几个去她那里住一段，之后就带回一些有关这位海岛美女和岛上那种富有魔力的平静生活的消息。不过这种生活当然是很冷清的。具有无限智慧和精力的贝蒂竟然满足于呆在那儿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她买了一所房子，在那儿除了几个意大利官员外她谁也不认识，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结识的人。不过看来她对这一切竟感到十分满足。对这一点她的客人们怎么也是个闷葫芦。不过伦敦的生活总是紧张忙碌的，人们的记忆力不可能保持太久，人们不再关心她，她也就被人忘掉了。后来，我在罗马，在碰到汉弗莱·卡鲁泽斯以前几周，《泰晤士报》上刊载了二等男爵詹姆斯·维尔登-彭斯的死讯。他的弟弟继承他的爵位头衔。贝蒂从未有过孩子。 在她婚后，卡鲁泽斯继续去看她，只要她一来伦敦，他们就在一起吃午饭，不管分手了多久她都有一套重叙旧趋的本领，好像他们之间并没有被一段时间隔开过，因此等到他们再见面时也就没有什么生疏感。有时候她会问起他什么时候结婚。 “要知道，你年岁不小了，汉弗莱。如果再不快结婚，你就显得有点儿老气了。”  “你想给我介绍个老婆吗？”  这样说并不很客气，因为象所有其他人一样，他听说过她并不怎么跟她丈夫合得来，不过她的话惹恼了他。 “总的说来，我认为一件不称心的婚事大概总比不结婚好。”  “你非常清楚什么也不会使我结婚，并且你知道为什么。”  “哦，亲爱的，你不会假装说你还爱我吧？”  “当然会。” “你真是个大傻瓜。” “你随便怎么叫都行。” 她冲他笑了笑。她的眼光老是那样：半开玩笑，半温柔，这总给他一种又痒又痛的感觉。真可笑，他几乎可以说出这种感觉是在哪个部位。 “汉弗莱，你很招人喜欢。你知道我对你很忠实，不过即使我自由了也不会嫁给你。” 在她离开她丈夫到罗德岛定居之后，卡鲁泽斯不再去看她了。她也再没到英国来，但他们之间有频繁的书信来往。 “她的信写得好极了，”他说道，“你就好像听到了她讲话，就象她本人一样，又有头脑又诙谐。东拉西扯，可又仍是那么精明。” 他提议到罗德岛去住几天，她却认为他最好不要去。他知道为什么。谁都知道他曾疯狂地爱过她，谁都知道他现在仍然爱着她。他不十分清楚维尔登-彭斯夫妇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分居的。可能人们对他俩一直有看法。贝蒂也许会觉得他在岛上的露面会使她的名声遭到破坏。 “在我的第一本书问世的时候，她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动人的信。你知道那本书我是奉献给她的。我能做出这么好的成绩使她感到意外。谁都庆贺这件事，她对这一点也感到很高兴；我觉得只要能使她高兴就是我最大的愉快。要知道我毕竟不是个专业作家。我并不十分看重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就。” 笨蛋——我对他这么想——和骗子。他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在他的书受到欢迎时他的那股得意忘形劲儿吗？我并不责备他有那种感觉，再也没有比那更情有可原的了。可是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儿否认这一点呢？毫无疑问，正是为了贝蒂，他才对自己的坏名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现在有一种确定无疑的成就可奉献给她了。他现在不仅可以把他的爱情放在她的脚下，而且可以把他的大名气放在她的脚下。贝蒂已经不年轻了，她已经三十六岁了。她的婚姻、她在国外的居留，都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她已不再为一些追求者众星捧月似地纠缠着，她已失去当年那些崇拜她的公众在她头上加的那圈光环。她与卡鲁泽斯之间的距离已不再是无法逾越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对她的忠实。她要在地中海一角的一个岛屿上埋没自己的美貌、机智和交际风度真是太荒唐。他知道她喜欢他，她不会不为他多年的忠诚所感动。他知道他现在提出要带给她的生活对她将是有吸引力的。他打定主意再向她求一次婚。七月底他可以脱出身来。他写信对她说他将要到希腊的一些岛屿上去度假。如果她愿见他的话，他可以在罗德岛盘桓一两天，因为他听说意大利人在那儿开了个很不错的旅馆。出于微妙的原因，他故意以一种随随便便的口气提到了这个建议。他在外交部受到的训练使他学会了如何避免给人一种轻描淡写，并非强求的印象。他从不使自己处于一种没有退路的境地。贝蒂给他回了一个电报，她说他要来罗德岛那太好了，来后当然要住在她那里，至少要住两个礼拜，坐哪班船来要事先来个电报。 当他在布伦底希登上的那艘船终于在日出后不久就驶入罗德岛那整齐漂亮的港口时，他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之中，他几乎一夜没合眼，早早地就起来了，因而能望到那岛从黎明的朦胧中越来越大地涌现出来。之后，一轮红月升到夏天的海面上。轮船下锚后，一些小船划了出来，跳板搭好了，汉弗莱斜倚在船舷边，看着检疫医生、港务人员和旅客的仆人们向跳板这儿涌来，他是乘客中唯一的英国人，这是很显眼的，有一个人上了甲板并马上走到他的面前来。 “您是卡鲁泽斯先生吗?” “是的。” 他刚要微笑并伸出手来，可是一刹那间他看出了这个象他一样的，跟他讲话的英国人并不是位上等人，他那种原来一直很有礼貌的动作本能地变得有点儿生硬了。关于这一点卡鲁泽斯当然不会对我讲，可是我完全可以清楚地想象到当时的情景，并毫不犹豫地把它描绘出来。 “夫人希望您不要因为她没来接您而感到介意，船到得太早了，而这儿离我们住的地方开汽车得走一个多小时。” “没关系，夫人好吗？” “很好，谢谢您，您的行李都在这儿吗？” “对。” “您告诉我都在哪儿，我好让这里的人把它放在小船上去。海关手续不会有任何困难的，我已经安排好了，手续一办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您吃早饭了没有？” “吃过了，谢谢。” 这个人发的音中“n”音不那么准。卡鲁泽斯心里一直纳闷他是谁。不能说他没有礼貌，但又觉得有点儿马马虎虎。卡鲁泽斯知道贝蒂有相当大的一份房地产，也许他是她的代理人。他看来很能干。他用流利的希腊语对脚伕下达指示。当他们坐上了小船，船工要的报酬比他给的多时，他说了句什么话使他们都大笑起来。结果他们耸耸肩也就满足了。行李通过海关时免检，汉弗莱的这位向导与海关人员握了握手之后，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在那儿停着一辆大型黄色轿车。 “你是开车送我去吗？”卡鲁泽斯问道。 “我是夫人的司机。” “哦，我懂了。我刚才不知道。” 他的那身打扮可不象司机。他下身穿一件白细帆布裤，光脚穿着一双平底凉鞋，上身是一件没系领带，脖子处开口的白色网球衫，头戴一顶草帽。卡鲁泽斯皱了皱眉头，心想贝蒂不应让她的司机穿着这身打扮开车。他得在拂晓以前起来的确不假，并且看起来到别墅得猛开一阵子。也许在通常情况下他会穿制服的。他虽然没有卡鲁泽斯高（不穿鞋有六英尺，）可也不矮。他肩很宽，腰很圆，因此显得粗壮。他尚不算肥胖，但很丰满，看起来能吃能喝。尽管还很年青——三十或刚出头——却块头已经很大，给人一种迟早会变得痴肥的感觉。他现在是个彪形大汉，一副宽脸晒得黝黑，一只短而又粗的鼻子，还有一副阴沉的表情。他上唇留一小撮胡子。很奇怪，卡鲁泽斯有一种模糊的，过去在哪儿见过他的感觉。 “你跟夫人很久了吗？”他问道。 “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 卡鲁泽斯变得有点儿更生硬了。他不怎么喜欢这个司机跟他说话的那种口气。他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不称呼他“先生”，他担心贝蒂是不是让他占了他的上风。那样做就不对了。等抓住机会他会向她暗示一下的。他们的视线遇到了一起，一刹那间他肯定那司机还流露出了一种好笑的眼光。卡鲁泽斯猜不出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有哪点儿值得可笑。 “我想那就是旧骑士城了吧？”他望着远处，指着一段城墙问道。 “是的，夫人会带您到那儿去的。每年这个时候旅游者特别多。” 卡鲁泽斯想使自己显得和气点儿。他想，如果他主动提出坐在司机旁边而不是在后面，会显得好一点，可是还没等他开口，事情就让别人给办了。司机告诉脚夫把卡鲁泽斯的行李放在后排座位上，然后坐在驾驶盘后面说: “进来，咱们走吧。” 卡鲁泽斯在他的旁边坐下，他们沿着海边的一条白色马路驶击。一会儿就开到了郊外。他们沉默地坐在车里。卡鲁泽斯摆起了一点儿架子。他感到司机想跟他坐得靠近一些，而他不想给他这种机会。他暗自庆幸自己有一种使那些下等人知道自己本份的办法。他觉得只要自己板起一副讥讽的严肃面孔，不愁那司机不很快改口称呼他“先生”的。不过清晨是这么美好，橄榄树丛间的这条白色马路，以及他们不时驶过的白墙平顶的农舍都呈现出一种迷人的东方色彩。再说贝蒂又等着他哩。他心中燃烧着的爱情使他变得对所有的人都和善起来，他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同时想到要给司机也抽一支才会显得自己大方。罗德岛毕竟是远离美国的地方，何况现在又是时兴民主的时代嘛！司机接过烟把车停下来点着它： “你带冒烟儿的来了吗？” “带什么来？” 司机的脸沉了下来。 “夫人给你打过电报，叫你带两磅运动员牌精选英国烟草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安排好了没让海关人员打开你的行李的缘故。” “我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什么电报。” “见鬼！” “夫人要两磅运动员牌精选英国烟草干什么? ” 他用一种傲慢的口吻说完这句话。他不喜欢司机的这种大惊小怪。那家伙斜瞟了他一眼，卡鲁泽斯从中看到了一种无礼。 “我们这儿搞不到。”他简单地答道。 他以一种恼怒的神情把卡鲁泽斯刚递给他的那支埃及香烟扔掉，之后又把车发动起来。他绷起脸，再也没说话。卡鲁泽斯感到自己表示友善的努力是一种错误，在后半段路程上他再也没有理司机。他又摆出了一副严肃的姿态。他在大使馆当秘书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公民来向他求助，他曾把这种大架子利用得非常成功。他们爬了一段山路，之后就开到了很长的一道墙外和一个开着的大门口，司机把车拐了进去。 “到了吗？”卡鲁泽斯大声说道。 “五十七分钟六十五公里。”司机答道。一阵突然的微笑使他露出了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考虑到路的情况，这成绩不算坏了。” 他大声地按了一阵汽车喇叭。卡鲁泽斯此时感到兴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开过一条夹在橄榄树从中的窄路，然后来到一座连成一片的白色的房子前。贝蒂正站在门口。他从车里跳了出来吻了吻她的双颊。有一阵他说不出话来。可是他下意识地注意到门口那儿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穿白细帆布裤的男管家和两三个穿当地打褶白短裙的男仆。这些人都很利索和富有地方色彩。不管贝蒂怎么放任她的司机，很明显这座房子还是按和她地位相当的文明方式来管理着的。她领他穿过门厅，那是一间很大的刷白了的房间，他模糊地意识到其中放了一些漂亮的家具，之后进入了客厅。这间客厅也是很大很低，四周是同样刷白了的墙壁，这一切马上给了他一种舒适和豪华的印象。 “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我来看看这里的风景。” “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你。” 她穿了一身白，胳臂、脸、脖子全都晒得黝黑，眼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蓝了，牙齿白得惊人。她看起来身体非常好，漂亮、整洁，她的头发卷过了。指甲修过了，他曾担心在这个具有浪漫色彩的岛上过的那种生活会使她不再打扮自己了哩。 “我发誓说你看上去只有十八岁，贝蒂。你怎样才能保持得这个样子呢？” “幸福。” 听到她这样说，他心里难受了一阵。他不希望她感到太幸福，因为要给她带来幸福的是他呀。她坚持要带他到阳台上去看看。顺着客厅的五个长形窗户可以到达阳台。一座为橄榄树丛所覆盖的小山从这儿很陡地伸向海里。下面的小海湾里停着一艘白色的小船。平滑如镜的海面波光粼粼，从远处一座山的嘴角可以望到希腊村庄的那些白色房屋。再过去一点儿是一个巨大的灰色巉崖，那上面是一座中世纪城堡的雉堞墙。 “当年那是骑士们的要塞之一。”她说道，“我今天晚上要带你上那儿去看看。” “景致迷人，称得上是神工鬼斧。一切是那么和平宁静，可又充满了异国情调，它不是使你陷入沉思，而是促使你趋向活动。” “我想，你把那些烟草带来了吧？” 他吃了一惊。 “我可没带。我从来没有接到你的电报。” “可是我给大使馆打了电报，并给‘求精’公司发了电报。” “我住的是广场旅馆。” “真糟糕！阿尔伯特要气坏了。” “阿尔伯特是谁？” “就是那个开车送你来的。运动员牌烟草是他唯一喜欢的烟草，这儿买不到。” “哦，那个司机。” 他指了指位於他们下方海面上的一只熠熠发亮的船，说：“那就是你说起过的那艘游艇吗？” “是的。” 那是贝蒂买下的一艘大型的，地中海东部所特有的一种帆船，配上了马达，并经过了精心改装。贝蒂就乘这艘船周游希腊各岛。她最北驶到过雅典，最南驶到过亚历山大港。 “如果你时间够的话，我们可以带你航行一次。”她说道，“你在这儿应看看科斯岛。” “谁给你开这艘船？” “当然有一组船员，不过主要是阿尔伯特开，他对马达之类特别内行。”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听她谈起那个司机就感到有点儿不舒服。卡鲁泽斯觉得她是否让他管得太多了．给一个仆人这么大的权利是不对的。 “你要知道，我总是觉得我过去在哪儿见过阿尔伯特。不过我说不上是在哪儿了。” 她爽朗地微笑起来。两眼闪闪发光，她那种突然表现出的快活总使她的面容给人一种愉快的直率感。 “你应该记得他。他曾是路易丝姑妈的二等跟班。他一定给你开过无数次门了。” 路易丝姑妈就是贝蒂结婚以前跟她住在一块儿的那个姑妈。 “噢，就是他吗？我想我那时一定见过他，可没注意过。他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他从我家里出来的。我结婚时他想跟着我，於是我就把带来了。他给吉米当了一段贴身男仆，之后我就把他送到-个汽车工厂。他对汽车着了迷，於是最后我让他当了我的汽车司机。我现在离了他就不知怎么办。” “你不觉得过分依赖一个仆人是不对的吗？” “我说不上。我从没想到过这点。” 贝蒂带他去看了看为他准备好的房间，等他换好衣服，他们就一直往海滩踱去。一只小船正等在那里。他们划到那只机帆船那儿。并从那儿开始游泳。海水很暖，他们在甲板上晒月光浴。这艘机帆船很宽敞、舒适和豪华。贝蒂领他全船转了一圈，碰到了阿尔伯特正在那里摆弄船的马达。他的工作服沾满了一身油污，两手污黑，脸上也尽是油泥。 “怎么了，阿尔伯特？”贝蒂问道。 他抬起身来，尊敬地望着她。 “没什么事，夫人。我只是检查一遍。” “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是阿尔伯特最喜欢的，一个是汽车，另一个是游艇。对不对，阿尔伯特？” 她冲他快活地笑了笑，他那张感觉迟钝的脸马上焕发出光采来。 “很对，夫人。” “你知道，他是睡在船上的。我们在船尾给他搭了个非常舒服的小舱房。” 卡鲁泽斯对这儿的生活很快就适应了。这座房产是贝蒂从一个被阿卜都尔·哈米德流放到罗德岛上的土耳其帕夏手中买过来的，她后来又为这座富有特色的建筑增建了一个厢房。围绕房屋四周她用橄榄树丛搞了一个天然花园，那里面种满了叫人从英国运来的迷迭香，熏衣草、日光兰和金雀花，以及在当地有名的玫瑰。她告诉他，春天这里的地面覆满了银莲花属植物。不过当她带着他去看她的产业并告诉他有什么计划并将挑选哪些方案时，卡鲁泽斯不禁有点儿感到不安。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要在这儿住一辈子啦。” “也许是的。”她笑着回答说。 “别胡说了，就在你这种年纪。” “我很快就四十了，老朋友。”她轻声地回答说。 他满意地发现，贝蒂有一个极好的厨师，能在那间豪华的餐厅与贝蒂一起用饭，也给了他一种受到非常恰当的招待的感觉。那间餐厅里全是意大利家具，吃饭时由那位很气派的希腊男管家和两个穿着艳丽制服的漂亮男仆侍候着。房间内的摆设很雅致；必要用品一应俱全，而且没有一件不是上等的。贝蒂过得非常气派。在他到达后的第二天，当地方长官和他的几名随员来吃晚饭时，她施展出了全部的管家本领。地方长官进餐厅时，穿过两排穿号衣的仆从，这些仆从穿着浆过的裙子、绣花外套和戴着天鹅绒帽子，好一副气派，简直就象卫队。卡鲁泽斯很喜欢这种豪华的派头。晚餐时的气氛很活跃。贝蒂的意大利语说得流利，卡鲁泽斯的说得完美。地方长官的那些穿制服的年轻的官员们个个气宇轩昂，他们对贝蒂都很殷勤，贝蒂反过来也以礼相待。她跟他们一起插科打诨。饭后打开了留声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跟她跳舞。 等客人都走了之后，卡鲁泽斯问她： “他们是不是都发疯似地爱上了你？” “我不清楚。有时候他们暗示要建立个永久关系什么的，不过当我婉言谢绝时他们也都没发什么脾气。” 那些人都不是很认真的。那些年轻的还乳臭未干，不太年青的则又秃又肥。不管他们对她怎么想，卡鲁泽斯任何时候都不会相信贝蒂会蠢到和一个中产阶级的意大利人搞到一起。不过过了一两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时，他正在自己的卧室里穿衣准备吃饭，忽然听到外面的过道里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或说的是哪国话，之后就突然响起了贝蒂的笑声，那笑声是如此动人，象一个少女的笑声那样清脆，快活，这种尽情的欢笑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可是她是在跟谁笑呢？跟仆人笑不会是这个样子，这种笑声带有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亲密熟悉感。卡鲁泽斯能从一阵笑声中听出所有这一切，看来有些奇怪，不过我们不要忘了卡鲁泽斯是非常敏感的，他的小说一向以这种笔调见长。 之后他们很快就在阳台上碰了头，他在调鸡尾洒时就想把问题搞个清楚。“你刚才是在跟谁笑得那么欢？有谁来这儿了吗？ ” “没人。”她以一种真正感到意外的神情望着他。 “我以为是你们这儿的一位意大利官员来消磨时间来了。” “不是。” 当然，岁月的流逝难免不使贝蒂发生一些变化。她是很美，可是她的美已经熟透了．她过去总是过分自信，现在则是泰然自若，象那对蓝眼睛和给人直率印象的额头，她的安详也是构成她美的一部分。她好像可以和世上所有的人和睦相处，跟她呆在一起就象躺在橄榄树丛中那样使人感到轻松，从那里可以看到玫瑰色的大海。尽管她还象过去一样，快活和诙谐，她身上那过去只有他才知道的严肃认真的一面现在已表露无遗了，谁也不能再说她轻浮了，看不到她品格上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的。这种品格甚至有一种高贵气质，这种气质是难以在现代妇女身上找到的。卡鲁泽斯把她看成是个返祖现象的代表。她使他想起了十八世纪的那些贵妇人。她过去颇具文采，年轻时写的诗优美铿锵。当她告诉他，她已经着手写一部颇有分量的历史时，他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喜悦而不是惊讶。她正在蒐集有关罗德岛上圣约翰骑士们的传说，那是一部充满浪漫传奇的故事。她把卡鲁泽斯带到那座城堡，指给他看那些宏伟的城墙，并在那些气势磅礴的建筑物之间穿梭漫步。他们散步到了那寂静的、房屋有着美丽的石头门面的骑士街，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些绝妙的盾形纹章，它们使你想起了那一去不返的骑士制度时代。在这儿，她还有一件使他想不到的产业——她买了一所旧房子，经过细致的修葺已使它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当你迈步进入那所小庭院．走过那些雕刻的石头台阶时，就会有一种回到了中世纪的感觉。这所房子有一个小的带围墙的花园，里面有一棵无花果树和几株玫瑰。那花园又小又荫蔽又安静。古代的那些骑士们早就与东方保持着接触，这足以使他们从东方人那里学会了如何独处。 “当我在别墅里住腻了的时候，就到这里来住两三天，并在这儿野餐。有时候周围没有人打搅是一种解脱。” “可是你在这儿不是一个人吧？” “基本上是。” 那里有一间布置得很简朴的小客厅。 “这是什么? ”卡鲁泽斯微笑地指着放在一张台子上的一本《体育时代》问道。  “哦，那是阿尔伯特的。我想是他在接你时忘在这儿的。每周他都可以收到《体育时代》和《世界新闻》，这样他就可以随时了解世界大事。” 她宽容地笑了笑。紧挨着客厅是一间卧室，里面除了一只大床之外没有什么其它更多的东西。 “这房子原来是一个英国人的，这是我将它买下的部分原因。那个人就是贾尔斯·奎恩爵士，我的一位祖先娶了他的表妹玛丽·奎思，他们是康瓦尔人。” 由于感到不懂拉丁文就不容易读懂中世纪的文件，从而也就不可能把要写的历史写下去，贝蒂就开始学习这种语言。她只靠一点儿基础语法知识就开始学了，方法是借助手边的译文读那些她感兴趣的作者的著作。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外语的方法，我经常想为什么这种方法没有在学校中采用。这省去了无数次地翻查词典及对含义的揣摩。九个月之后贝蒂可以象我们大家都能流畅地阅读法文那样阅读拉丁文了。这位聪明可爱的人儿对学习竟然能够这么认真，在卡鲁泽斯看来有点儿可笑，然而他却也有些为之感动。他那时倒是很想把她一把抱在怀中吻她——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一个早熟的孩子吻她——因为她的这种聪明突然使你着迷了。不过后来他又反复思考了她跟他讲过的一切。他当然是个聪明人，否则他就不会得到他在外交部谋得的那个职位，他那两本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的书也就不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如果我已经把他描绘得有点儿象个傻瓜，那只是由于我从来就不太喜欢他，如果我已经对他写的那些小说进行了嘲弄，那只不过是由于那类小说在我看来很荒唐。他确实有手腕，有眼光。他坚信只有一种办法能赢得她的心。她目前的处境甚佳，她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个，她在罗德岛的生活安排得如此周到、如此完美和令人满足，就为了这个，让她刹车可是办不到的。他的机会就在于唤醒深埋在她心中的那种英国人固有的好动品质。于是他就跟贝蒂谈论英国和伦敦，谈论他们都认识的那些朋友，以及由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功而得以使他结识的那些画家，作家和音乐家；他谈起了切尔西的那些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的聚会，谈起了歌剧和为参加化装舞会而到巴黎的结伴旅行．或到柏林去看的那些新上演的话剧等等。他想使她想起那种丰富多采，轻松愉快、有高度文化和智慧水平的生活；他想使她感到自己是呆在一潭死水里，落后于时代了。世界在向前飞奔，新的趣味在不断地代替旧的趣味，而她却停步不前。他们正生活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她则正在错过它。当然他并没有直接对她这么说，而是让她去思考。他为人逗趣，生气勃勃，满腹经纶，任性快活。我知道我不至于象把贝蒂夫人写得很高明一样把卡鲁泽斯写得很机智，圆滑。卡鲁泽斯一般被认为是个能为人解闷的伙伴、这就成功了一半，人们都愿意看到卡鲁泽斯逗趣，他们承认说他讲的东西妙极了。当然他的那些妙语都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要想弄懂他的那些隐喻，分享其独具一格的幽默感，就非得有点水平不可。卡鲁泽斯知道贝蒂喜欢有他陪着。他们在一起时总是笑声不绝，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 “你走后我会非常想你的，”她以她那种直率的口吻说道，“能请你到这儿来真是难得。你真招人喜欢，汉弗莱。” “你是不是才发现呢？” 他暗自得意了，他的手法确实不错。看到自己略施小计就能如此奏效真是令人开心，这就象变魔术一样。那些庸俗之辈也许看不起外交部，但毫无疑问，正是外交部教会了自己如何应付那些刁顽之辈。现在除了抓紧时机别无它法了。他觉得贝蒂过去从未象现在这样更留恋他，他可以等到自己临到要走时再说。贝蒂毕竟是易于动感情的。到了他要走时她定会感到难过。没有了他，罗德岛就会变得很乏味。他走了以后，她还能跟谁再谈心昵？晚饭后他俩通常会坐在阳台上眺望星光点点的海面，这时的空气显得温暖宜人，沁人心脾——就在这个时机，在他离岛的前夜提出要她嫁给他。他从骨子里就感到她会答应的。 在他抵达罗德岛一周后的一个早上，他在上楼时刚巧在过道上碰见贝蒂。 “你从来没让我看看你的房间，贝蒂。”他说道。 “是吗?那就进来看看，里面很舒服。” 她转身往回走，于是他就跟她进了屋。那卧室是在客厅的正上方，几乎和客厅一般大。里面全是按照意大利风格布置的，当时的样子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更象个起居室。墙上有精美的潘宁尼式的装饰，还有一两个漂亮的柜橱。床是威尼斯式的，漆得很好看。 “对一位守寡的夫人说来那只躺椅可不小。”他半开玩笑地说。 “挺大，是不是？不过它是那么可爱，所以我就买了它。它花了我好多钱。” 他的视线落到了床边的床头柜上。那上而放着两、三本书，一包香烟，并且在一个烟灰缸上还放着一根石南根烟斗。有意思，贝蒂在床边放个烟斗干什么？ “看看这个盒子，这上面的画多漂亮！我发现它时几乎高兴得叫起来。” “我想那也花了你不少钱吧？” “我简直不敢对你说那个钱数。” 他们离开房间时他又瞥了一下床头柜。烟斗已经拿掉了。 贝蒂卧室里的那只烟斗真令人感到困惑不解；她自己当然不抽烟，即使抽也无需躲躲藏藏的；当然，也还可以有许多其它解释，那也许是她正要送给什么人的一件礼物，送给某个来过的意大利人或甚至是阿尔伯特的。他当然没有注意到那烟斗是新的还是旧的，或者那也许是当个样子准备让阿尔伯特给她买那么一个的。在多少感到有点意思地纳了一阵闷之后，他把这件事暂时搁到了脑后。他们那天要出去野餐，带了午饭，贝蒂亲自给他开车。已经安排好在他走之前要带他到海上去转上一两天，这样他就可以看看帕特莫斯和科斯，而此刻阿尔伯特正在忙着摆弄游艇的机器。他们那天玩得很痛快，参观了一个城堡的废墟，爬了一个上面长满了日光兰，风信子和水仙花的山，最后，筋疲力尽而归。饭后不久他俩就分开了。卡鲁泽斯上了床，看了一会儿书就熄掉了灯。可是他睡不着，蚊帐里特别热。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于是他就想到山脚下的那个小海滩去洗个海水澡。走到那儿去用不了三分钟时问。他穿上凉鞋，拿了一条浴巾。其时正好满月，穿过橄榄树丛他可以望见映在海面上的月光。可是在这个皎洁的月夜想出来洗海水澡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因为还没等他来到海滩上他就听到了一些声音。他不满意地轻声骂了一句，一定是贝蒂的一些仆人在那儿洗澡。而他又不便打扰他们。橄榄树差不多一直延伸到海岸边。由于他一时踌躇不定，就站在了树荫下。他听到一个人的话音使他吓了一跳。 “我的浴巾在哪儿？” 说的是英语。一个女人从海水中涉水出来并在水边站了一阵。这时从暗处走出一个男人来，除了腰间围了一条浴巾外什么都没穿。那女人是贝蒂，她此刻一丝不挂。那男人给她围上了一件浴衣后就开始用力地给她擦干。在她把鞋穿上的时候，她依在他的身上，他则用一只胳臂搂住她的肩膀，以免她倒下去。那男的就是阿尔伯特。 卡鲁泽斯转过身来向山上飞奔而去。他跌跌撞撞的，有一次几乎摔倒了。他象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似地大口喘着气。跑进屋后他一头倒在了床上，紧握双拳．开始时那种要撕裂胸口的、痛苦的干泣一下子都变成了眼泪。很明显他经历了一场猛烈的歇斯底里发作。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清楚得就象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一阵闪电照清了一片被蹂躏了的风景，一切是那么清楚，可怕地清楚，历历在目。那个男人给她擦干身子时的那种方式，以及她依在他身上时的那种姿势，表现出的不是一种爱情，而是一种持续了很久的亲密关系。 还有床边的那只烟斗，那只体现十分丑恶的两性关系的烟斗，它使人想起了一个男人在入睡前躺在床上看书时所抽的那种烟斗。还有那本《体育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她在骑士街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的原因，这样他们就可以象夫妇那样在那儿一起待上两、三天。他们就象一对结婚很久了的夫妻。汉弗莱心中纳闷这种令人可憎的关系持续了有多久了，他突然找到了答案：好多年啦！十年、十二年、十四年；从这个年轻的男仆一到伦敦的时候起就开始了，他那时还小，很明显并不是他采取的主动。所有这些年，当她还是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偶像、当每个人都崇拜爱戴她，而她也本可以嫁给任何一个她喜欢的人的时候，她却在跟她姑妈家的一个二等听差一直鬼混。她结婚时把他带走了。她干吗要那么出人意外地结婚呢？还有那个不到时候就流产的孩子。当然这就是她为什么要嫁给吉米·维尔登的原因——她就要生下阿尔伯特叫她怀上的孩子了。啊，无耻啊，无耻！之后，当吉米健康恶化后她又让吉米把阿尔伯特收为贴身男仆。吉米了解到什么，又怀疑到什么？他酗酒了，这就是引起他肺病发作的原因。可他又为什么要酗酒呢？也许是为了使自己忘掉对这难以令他相信的丑事的痛苦的怀疑．此外，也正是为了和阿尔伯特住在一起，她才离开了吉米，也正是为了和阿尔伯特住在一起她才在远远的罗德岛定居下来。就是这个两手沾满了机器油污，粗俗矮胖，穿起高领衬衫象个屠夫，并且有一股蛮力的阿尔伯特，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并且在逐渐变得肥胖，没受过教育，俗不可耐，说起话来土里土气。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她怎么能跟这样一个人搞上了呢? 卡鲁泽斯起床喝了一点儿水，然后倒在了一张沙发上。他在床上实在躺不住了，烟抽得一根紧接着一根。早上他面容憔悴，因为夜里根本没睡着。他们给他端来了早餐，他喝了咖啡，但其它什么也吃不下。不久就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他的房门。 “下来洗海水澡了，汉弗莱。” 那快活的声音好像使他头部的血液嗡嗡作响。他打起精神过去开了门。 “我今天不想去了，感到有点儿不舒服。” 她看了他一眼。 “噢，亲爱的，你好像太累了。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昨天晒得太厉害了。” 他的话音呆滞，眼露倦色。她又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有一阵什么话也没说。他感到她的脸色变白了，他清楚。之后她的眼中露出了一种稍带嘲弄的微笑，她觉得这种局面很可笑。 “可怜的老朋友，去躺会儿吧。我去叫人给你送点儿阿司匹林来。也许午饭时你会好些。”  他躺在自己放下窗帘的屋里。当时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以求马上离开那里，这样他就可以不再见到她；可是没有交通工具，那班能把他带回布伦底希的船要等到周末才会抵达罗德岛。他现在的处境无异于一个囚犯。本来明天还要到各岛去转转，在那些地方他将无法避开她。在游艇的有限空间内，他们整天更得摩肩擦背的，这他可受不了。他感到非常可耻，而她却仍象没这回事似的。当她知道对他已无可保密了时居然还笑了笑哩。她是敢于把一切都向他讲清的，他可受不了，那会太过分了。其实，她不能肯定这一切他都知道了，充其量她只是担心而已。如果他装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如果在吃午饭时和剩下来的那几天他能装得如过去一样活泼快乐，她就会认为是自己搞错了。他了解的这些已经够多的了，他不能再忍受那种使他感到非常丢人的事，并从她自己的嘴里听到那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可是午饭时她一开始就说： “真倒霉，阿尔伯特说马达出了一些毛病，我们到头来还是不能去海上转了。在每年这个时候扬帆出海我没有多大把握，可能一周都不会有风。” 她用一种不当一回事的口吻说了这些话，他也以一种无所谓的口气作了回答。 “是吗？真遗憾，不过没什么关系。这儿真可爱，我也不十分想去。” 他告诉她送去的阿斯匹林很管用，现在已经感到好多了。在那个希腊管家和两个穿打褶白短裙的男仆看来，他俩的谈话一定会显得和平常一样活泼轻松。当晚那位英国领事来吃晚饭，次晚又是几个意大利官员。卡鲁泽斯此刻在那里度日如年。他多么希望能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这样他就可以登上船，再也不为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他的那些可怕景象所干扰！他变得愈来愈疲惫了。可是贝蒂的表现却仍象往常那样自如，以致他有时不得不怀疑她是否真的知道她的秘密已为他所了解。她说游艇马达出毛病的话也许是真的，而不象当时给他的印象好像是一种借口，那么多的人接踵来访，使得他俩连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这难道也是偶然的吗?对惯使手腕的人说来，最糟的事是永远搞不清对方的反应是不是自然的，是不是人家也在耍手腕。当他看到她是那么泰然自若，那么明显地感到心满意足时，他简直不能相信那令人作呕的事实。可那毕竟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至于未来，她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想起来令人感到可怕。他们之间的丑事早晚会尽人皆知。进一步可以想到，贝蒂会成为别人的笑料和一个被社会摒弃的人，为一个粗鄙的人所控制，她会随着年龄的衰老而失去美貌，且那个男人又比她小五岁。早晚他也会搞一个情妇，一个也许是她自己的女仆什么的，跟他的情妇他可以随心所欲，而这种快乐他却又是从来不能从这位贵妇人那里找到的，那时她又会怎么办呢？她不得不准备忍受那种局面又将是怎样一种令人丢人的事！他可能会对她很残忍，可能会打她的。贝蒂呀，贝蒂。 卡鲁泽斯感到很绝望。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个主意，这主意使他充满了痛苦的得意感。他想摆脱掉这个主意，可是它总缠着他，不让他平静下来。他必须拯救她，他爱她爱得太深、太久了，以致不能看着她继续堕落下去，他心中涌起了一种自我牺牲的激情。尽管他对她的爱已经死了并对她有一种肉体上的反感，他要不顾一切地与她结婚。他苦笑了一阵。这一来，他的生活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呢？管不了那许多了，他不在乎。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他现在有一种奇妙的飘飘然的感觉，可又觉得自己仍很卑微，因为当他想到人类的崇高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时，他不禁害怕了。 他要搭的那班船是在星期六走，星期四等那些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客人一走，他就说： “我希望明天我们能单独在一起一天。” “可我已经请了几个在这里避暑的埃及人到家里来做客。有一个是前土耳其驻埃及总督的妹妹，非常聪明。我想你会喜欢她的。” “你看，这是我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我们不能在一起单独度过吗？” 她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淡淡的逗人笑的神色，但他的眼神是严肃的。 “随你便。我可以把她们的来访推迟一下。” “那就这么办吧。” 由于第二天需要早起，所以箱子都打点好了。贝蒂曾对他说不必穿戴整齐，但他说还是那样做好。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面对面坐下来共进晚餐。带有灯罩的餐厅显得空荡荡的，气氛显得过分拘束，但从敞开的大窗户可以望到外面的夏夜，给予它一种肃穆的富丽感。他们在阳台上喝咖啡，吃饭时卡鲁泽斯曾喝了几杯酒。他感到很紧张。 “贝蒂，亲爱的，我有些话要对你讲。”他开始了。 "是吗？我要是你，就不会讲。"她轻轻地回答，仍是那么平静，精明地望着他，但在那双蓝眼睛里有一丝笑意。 “我必须讲。” 她耸耸肩不说话了。他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不禁生起自己的气来。 “你知道我已经发疯般地爱了你许多年。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求你嫁给我，可是，到头来，事物在变，人也在变，是不是？我们俩都不象过去那么年轻了。贝蒂，你现在愿意嫁给我吗？” 她对他嫣然一笑，那微笑仍是那么动人、那么和善、那么直爽和可爱的天真。 “你非常好，汉弗莱，非常感谢你又一次向我请求。我无法对你说清我是多么感动。可是你要知道，我是个受习惯支配的人，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对你说‘不’，已经改不了啦。” “为什么？” 他的话音里有一股挑衅味道，有某种预示不祥的东西，这使她很快地瞟了他一眼。她的脸由于愤怒一下子气白了，可是她马上又控制住了自己。 “因为我不想改。”她笑着说。 “你是要和别人结婚吗？” “我？不，当然不。” 有一阵她好像振作了起来，就象历经了一次为门第而自豪的冲动，之后她就开始笑了。可是她是为自己头脑中的一闪念而笑呢，还是为汉弗莱求婚时的某一可笑之处而笑呢？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贝蒂，我哀求你嫁给我。” “永远不可能。” “你不能总这样过下去。” 他把内心中的一切痛苦都表达在自己刚才说的话中了，他的脸拉长了并为痛苦折磨着。她柔情地笑了笑。 “为什么不能?别这么傻。你知道我喜欢你。汉弗莱，不过你太婆婆妈妈的了。” “贝蒂，贝蒂。” 她难道没有看出来他是为了她才这样做的吗？促使他这样讲的不是爱情，而是怜悯和羞耻之心。她站起来了。 “不要纠缠了，汉弗莱。你该去睡觉了，要知道你明天还得起早。我明天早上不送你了。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你在这儿使我感到很愉快。” 她吻了吻他的双颊。 第二天一清早（因为八点钟他就得到船上），当卡鲁泽斯从前门迈下台阶时，他看到阿尔伯特正坐在汽车里等他。他穿着一件汗衫、下身是帆布裤子，头带一顶巴斯克贝蕾帽。卡鲁泽斯的行李已经放到了后排座位上。 他对管家转过身来。 “把我的行李放到司机旁边。”他说道，“我坐在后面。” 阿尔伯特没说话。卡鲁泽斯一坐进汽车，阿尔伯特就开走了。到达港口时脚伕们一涌而上。阿尔伯特从车里下来。卡鲁泽斯望着他： “你不用送我上船，我自己完全可以照料得很好。这是小费。” 他给了他一张五英镑的钞票。阿尔伯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手，他很想拒绝，可又不知道怎么说，结果最后起作用的还是他多年养成的奴性。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谢谢你，先生。” 卡鲁泽斯对他冷冷地点下头就走掉了。他终于迫使贝蒂的情夫叫了他一声“先生”，那就好比对准她那微笑着的嘴击了一掌并当面骂了一句。这使他感到一种辛酸的满意。 他耸了耸肩膀，我可以看出即使是这个小小的胜利现在也显得毫无意义。有那么一阵子我们俩都沉默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之后他又开始说了。 “我居然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你一定会感到很奇怪，我不在乎。要知道，我现在感到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了，好像世间不再存在着体面二字。老天在上，我并非妒忌。人只有在爱的时候才会妒忌，而我的爱早已经死了。它一瞬间就被干掉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一想起她就感到极端厌恶。毁了我的，使我最难过的是她竟然会堕落到如此难以形容的地步。” “人们也是这么说：不是妒忌使奥赛罗杀死了苔斯德蒙娜，是那种在他发现原来认为是天使般的人被证实是不贞和毫无价值之后的痛苦使他杀死了她，使他那颗高贵的心破碎的是：道德竟然会如此沦丧。” “我原来以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她的。我曾那么崇拜她，崇拜她的勇气和直爽，她的才智和对美的热爱。原来她是个绣花枕头，而不是别的什么。” “我怀疑这样说是否对。你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吗？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若是我就会说，阿尔伯特只不过是个工具，是她这个人在世间的玩具，也就是说，这样可以使她的灵魂在天堂得以不受羁绊。也许单凭他出身卑微这一点就使她无可内疚，她本来只能与她同阶级的人在一起生活嘛。精神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当肉体有一段时间在泥潭中打滚的时候，灵魂也高尚不到哪里去。” “噢，不要说这些胡话。”他生气地说道。 “我可不认为这是胡话。我比喻得不一定对，但意思大致是不错的。” “这可让我尝够了。我简直垮了，完蛋了。” “哦，别胡说了。你为什么不以它为题材写篇小说呢？” “我？” “要知道，这正是一个作家最能吸引读者之处。当作家碰到了某种极为不幸的事，备受折磨，屡经痛苦后，他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入一篇小说中，并可令人惊异地从中找到安慰和解脱。” “那太可怕了。贝蒂曾是我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我不能做那种卑鄙的事。” 他停了一阵，我看到他在思考。我看到尽管我的建议使他感到可怕，他还是的确从作家的角度对这种可能权衡了一、两分钟，最后他摇了摇头。 “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我自己。我毕竟还有点儿自尊心。再说，也没什么可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