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帝国军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第一节-帝国军队的人数对民间的压力
直到十一世纪末期，帝国军队始终是帝国境内最大的雇主。在四世纪时期，帝国东、西部共有约645,000名士兵和桨手，相对而言，帝国的行政机构仅有30,000人左右，[1]甚至帝国境内最大的私人庄园其雇工人数都比帝国行政机构的官吏人数要多。[2]帝国教会的人数也许仅次于军队的人数，但是教士们基本都是独身主义者，有家属的人数极少。然而军人们大多都有妻子和儿女，其中的部分军人甚至还要供养其他家属及家仆，因此军人家眷的总人数将会达到军人总人数的四至六倍。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自然会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一个主要由自给农业组成的经济结构体系中，供养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会给帝国的纳税人带来显而易见的负担。由于军人们的手上拥有帝国政府发放的现金军饷，且他们在一开始时是并不需要参与农业及手工业劳作的职业军人，因此他们便成为了出售食物、衣服、马匹及其他货品的商贩的客户，并形成了一个极为巨大的市场。在帝国的乡村地区，这种现象尤为如此，因为当地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钱财，他们需要自己生产日常所需的大部分物品，而发放军饷则显然成为了帝国政府向其臣民分配现金的主要方式。当帝国军队士兵在七世纪时期获得军区土地后，对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效果。然而由于经济与社会的情况在过往时代所撰写的史料中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即没有具体表示出），因此我们无法详细了解这两种形态在过往的时代是如何运作的。现代历史学家们根据已有史料依据给出的一些关于军队对社会影响的结论相对可信，这其中也不乏具有高度说服力的结论。
即使在拜占庭时代，依旧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所以并非所有人都需要耕地。当帝国军队控制在一定规模内时，并不会对帝国的农业生产和人力造成重大影响，然而一旦超过这个规模限制，帝国军队就会直接造成帝国的经济衰退，从而出现人口大量流失，使得剩下的农民陷入贫困的境地。由此导致在贫困时期只有极少的生产剩余可以拿来供养帝国众多的人口。超过一定规模限制的帝国军队会给帝国臣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并最终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尖锐，从而使得纳税人的规模不断缩小并造成大规模饥荒和经济崩溃。因此，了解拜占庭军队的规模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却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首先，了解帝国军队的规模这个问题很容易与帝国政府发放军饷的效率与能力这一相关却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如果帝国的税收及分配制度低效且腐败，那么帝国可能难以在本国臣民承受范围内发放军饷。相反地，一个无情且高效的行政系统或是低得发指的年俸能够使帝国拥有足够的金钱去发放军饷，而当帝国军队的规模太大时，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帝国是无法在不给纳税人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维持这规模庞大的军队的。
此外，即使帝国境内的贫困与饥饿现象始终普遍存在，但是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却不一定是帝国军队的庞大规模，甚至这不一定是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要研究帝国军队对帝国境内的臣民是否造成严重负担的唯一方式便是，将帝国军队的规模与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进行关联。如果在帝国经济困顿的时期出现了帝国军队占人口比例的峰值，那么帝国军队的规模确实有可能是造成帝国经济困顿的一个重要肇因——即使这个结论只是一个合理的推论，而非是某种事实的证明。
一些现代学者坚持认为，关于拜占庭时代的帝国总人口并没有什么可说的。[3]如若我们发起进一步的追问，他们或许会承认在四世纪时期的帝国东部，其总人口不可能少于一千万，当然不可能高于一亿，这对于那些毫不知情的人们来说或许能够起到那么点作用。然而这些学者们的真正意思是，现存的一些关于一部分城市人口规模的零星数据，由此组成的碎片化材料成为了研究或是估计帝国人口的薄弱基础。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相比我们关于帝国军队规模的研究，当今学界完全没有可供推算的数据。尽管帝国政府偶尔会尝试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并基于此进行合理的推算，但现今却没有任何有关的史料留存下来以便于我们进行合理的推算。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估算帝国人口的方法——虽然这个方法非常不精确且不可靠，但比纯粹的臆想要有效得多——这便是从现今拥有的人口进行逆向推算。比如说，这些人口数据在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帝国后明显变得更为清晰，或是从罗马古典时期的人口数据向前推断。罗马古典时期的史料，比如说能追溯至公元前一世纪的庞培碑文曾记述，自他征服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之后，帝国的总人口增加了12,183,000人。[4]科林·麦克维迪（Colin McEvedy）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二人根据古代以及现代史料对全球各地的历史人口做出了推断，而这多依赖于他们的常识以及对研究问题核心的良好掌握。[5]他们所给出的部分数据同样有便于我们核对拜占庭帝国的税收，从而给出能够使人信服的结果。[6]
在没有具体史料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趋势推测的最大问题在于，从长期看这种趋势是正确的，但是在某一段时期内容易发生突发的反向结果。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似乎都掉进了这个陷阱，比如说他们几乎都忽视了在“查士丁尼大瘟疫”时期，黑死病带来的极高死亡率，并因此没有注意到被疫情所打断的先前时期的人口的恢复趋势。他们二人推算出黑死病在1347年—1353年的欧洲曾造成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口病死。[7]普罗柯比曾在550年做出推算，自541年瘟疫首次出现在帝国境内以来，瘟疫已使帝国一半的臣民病逝，而现代推测的数据大约是三分之一左右。[8]
正如我们将所看到的，已经可以确定的帝国军队规模和年俸的数据表明，尽管税率略有增加，而且在此期间征服了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片地区，但是帝国在565年的财政收入却与518年大致相同，而565年的税收总额似乎比瘟疫前夕的540年低了约四分之一。这一差异意味着在540年—565年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纳税人离世。然而，尽管在457年—518年间，帝国没有新增任何领土，但518年的税收总额却又比457年的税收总额高约六分之一。显而易见，在457年—518年间，帝国境内的纳税人人数增加，而这种人口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了541年瘟疫的到来。
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二人假设，在200年—600年间，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总人口一直呈逐步下降趋势。他们二人对于565年之后的人口估计似乎是合理的，虽然此后的时间里，多次瘟疫的爆发并不如第一波那般剧烈，但是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却持续复发。不过，他们二人对于四世纪时期的人口估计似乎有些不太合理——虽然这一时期的帝国仍受到安敦尼大瘟疫（165年—180年）以及塞浦路斯大瘟疫（251年—266年）的影响，那两次瘟疫代表着天花和麻疹在地中海地区的初次出现[9]——因此，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二人对于人口的估算数据应当假设帝国的总人口在300年仅比395年高一点，518年的帝国总人口与565年大规模扩张后的帝国大致相同，565年的帝国总人口为540年时的四分之三左右。由此，我们可得出下表的估算值，同时将不同时期的帝国军队规模在此做出比较：
【注释】以上所有的数据均引用自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的《舆图》，以上数据不包括任何帝国西部的数据。上表关于军队规模的数据可能并非十分精确，并且这些数据包括了陆军军人和海军桨手。
a.根据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的预估数据，在284年和305年的帝国东部总人口为2,100万。
b.根据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的预估数据，在518年的帝国东部总人口为1,450万。
c.早期的警备军团和野战军算作职业军人。
d.边防军、早期的教导军团和帝国海军舰队的桨手算作兼职军人。
e.根据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的预估数据，在540年的帝国东部总人口为2,000万。
f.641年的兼职军人指的是帝国海军舰队的桨手。
g.775年和842年的职业军人指的是禁军以及御前亲卫和御前侍卫。
h.775年、842年、959年和1025年的兼职军人指的是军区部队和帝国海军舰队的桨手。
i.959年和1025年的职业军人指的是禁军、帝国中央舰队的海军官兵军以及御前亲卫和御前侍卫。
此处对职业军人和兼职军人做出了区分，前者不会兼职其他工作，后者则通常兼职其他工作，因此兼职军人大多需要自食其力。这种区别对于士兵在社会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他们的年俸收入组成和年俸收入性质因这些因素而产生差异。就军事上而言，区分职业军人和兼职军人会造成些许误导，因为兼职军人的战斗力并不一定比职业军人的战斗力差。在四世纪后期，大多数年俸收入微薄的边防军官兵并没有采取其他的维生手段，因此即使他们是二流部队，但仍然被算作是职业军人。尽管在九世纪后期以及十世纪初期，军区部队士兵的主要收入来源自军区土地的经营，但这些军区部队的士兵仍能在短期内迅速集结就位，并且在战场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兼职军人主要包括边防军和帝国海军舰队的桨手，他们的那部分收入在五世纪的某段时期开始低于维生所需资金。在六世纪初期，教导军团的士兵也被算作是兼职军人，这些所谓的“士兵”在当时的社会都算是有钱人，他们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选择购买官职并自付年俸收入。到了七世纪中叶，边防军因为边区领土的大量沦陷而彻底消失成为历史，教导军团和警备军团在此时如若仍存在，他们也仅能被算作是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到了八世纪时期，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军区部队的士兵已不能被视作职业军人。与前者相对的，禁军军团的官兵仍能从帝国政府处获得属于自己的年俸收入，这对于御前亲卫和御前侍卫而言同样如此。因此无论如何，禁军军团的官兵都属于是可以随时出征的职业军人，他们并没有办法像军区部队的士兵一样，经营自己所属的军区土地，对民间经济做出相应的贡献。
基于相对完整真实的史料，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帝国军队规模的数据。例如，根据吕底亚人约安尼斯所统计的数据，以及我们已知的三世纪时期的军团驻扎地可以得知，当戴克里先在285年划分东、西帝国时，有多少军团驻扎在帝国东部。在312年，我们能够参照佐西穆斯给出的数据，不过由于有16,000名士兵暂时驻扎在帝国西部，因此他们也可以被算入帝国东部军队总人数内，从而推算出305年的实际数据。至于在395年，我们则有百官志所记载的各支军队名录，再将其与官方给出的相应的编制人数结合，便能得到与佐西穆斯所给出的数据相差无几的实际总人数。
至于六世纪时期，我们则有阿伽提亚斯给出的559年时的野战军的相关数据，这个数据大致与565年相同，但相比540年的数据而言，则多出了西班牙野战军。如若与518年的数据进行对比，那么559年的数据则多了亚美尼亚野战军、阿非利加野战军、意大利野战军和西班牙野战军。普罗柯比对于534年时的帝国海军舰队桨手的统计数据应该和过去大致相同。至于帝国边防军的估算，我们可以假设他们与野战军一样，自四世纪以来减少了相同比例的兵力，那么相对于四世纪的数据而言，当时的边防军亦缩水了10%的兵力，且在之后仍有余裕使得查士丁尼一世将部分兵力分配至北非。在641年，我们可以根据此前尼基弗鲁斯一世所记载的关于641年君士坦丁三世即位时向军队发放的年俸与赠金数额，从而推算出帝国陆军加之帝国中央舰队的桨手人数，就应是当时的帝国军队总人数，而帝国中央舰队的桨手人数应大致与之后负责运输卡拉比希安军区海军官兵参与对外作战的马代特人桨手人数相同。
在773年，我们的参考来自于狄奥法诺斯所给出的数据，而840年的数据则来自于阿拉伯官员阿尔·贾米所撰写的文献。这两组数据肯定是来自于官方文献，而且正好适用于775年以及842年，即对应着两位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和狄奥菲卢斯）统治生涯的结束。阿尔·贾米对禁军士兵和军区部队士兵分布的描述使得我们有信心能够复原帝国早期的军队分布。而这两个时代的桨手规模则可以采用911年远征克里特岛时的官方数据进行估算，所得出的数据误差幅度很小。至于1025年帝国军队规模的推算，则会存在相对较大的误差，但是误差幅度应小于10%。
对于帝国军队规模的估算数据总体而言是可靠的，但不应该过度追究上文表格中军人占人口百分比的差异，因为我们对于帝国境内的人口估算是非常粗略的。如果这些估算导致我们得出了不太可能的结论，那么与其强硬笃定没有说服力的结论，不如认定上述的人口估算是错误的。但从总体上而言，基于上文所得出的估算数据仍然推导出了相对可信的结论。
上表内的数据表明，帝国军队总人数在帝国总人口的占比，始终在2.4%（1025年）至1.2%（641年）的区间内上下波动。1025年的峰值意味着军人及其家眷占到帝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641年的谷值则意味着军人及其家眷占到帝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职业军人的最高绝对值出现在395年，在该年，所有的帝国军队士兵都是职业军人，而此时的帝国军队总人数占到帝国总人口的2%。
戴克里先在284年即位时接管的驻扎在东部的253,000人的军队并没有使帝国的人力资源大幅紧张，但这也同样无法挡住帝国敌人的进攻。戴克里先在帝国东部征募新兵较为适度，因为他本人熟悉帝国东部的防御需求，并且亲自坐镇帝国东部管理所属辖区内的军队。戴克里先在当时将帝国东部的军队扩编了四分之一，从而达到了311,000人，而这个人数的军队足以击败东部的萨珊波斯和北部哥特人的进攻。[10]戴克里先在征募新兵时遇到的困难并非在于帝国境内缺少身材健实的臣民，而是他所给出的年俸低得令人发指。即使在一个人口缓慢衰退的帝国，戴克里先仍从私人庄园和其余地方征募了多达约58,000人的潜在兵员。尽管如此，他仍促使帝国东部的军事与经济需求之间产生了较为合理的平衡状态。
到了395年，帝国军队总人数占帝国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任何时期都高，这似乎不太合理，因为帝国总人口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军队总人数却出现了增长。如若我们出于管理原因转移至帝国西部的多达63,000名军人的部队全部归入帝国东部军队的名下，那么自305年以来，持续扩编的帝国东部军队的总人数将达到365,500人，这将比305年时期的军队总人数多54,500人。然而这个时期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却不如从前，而入侵的蛮族却远比过去要多。
四世纪以及五世纪初期是帝国对帝国臣民造成最大压力的时期，大多数关于极度贫困、饥荒及抛荒的史料都来自于这段时期，其中尤以四世纪后期为甚。[11]在四世纪时期，随着人们对二、三世纪的流行病产生了一定的抵抗力，按理帝国总人口的恢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事实是，帝国总人口的恢复力度过弱，甚至在稀缺的史料中难以留下完整清楚的证据。而在五世纪时期，考古以及文学史料才开始明确显现出帝国境内出现的繁荣迹象，而这使得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能够有资本在大规模减税的同时还能为帝国留下大量盈余。然而此时的帝国边防军——作为帝国军队的最大组成成分——已退化成了农业劳动力。因此，帝国军队的规模似乎成了帝国早期问题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造成帝国早期众多问题的其他因素定然存在，而且军队规模变化所造成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根据佐西穆斯所给出的数据，305年时的帝国西部的军队大约有270,000人，而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二人估算当时的帝国西部总人口约为2350万，帝国军队总人数占帝国总人口的比例略高于1.1%，这一比例似乎在395年时仍是如此。因此，如果这一军队规模对于帝国的衰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帝国东部理应更先衰落，因为帝国东部的军队总人数占帝国总人口的比例是帝国西部的两倍，而人均财富却不到西部的两倍。在五世纪初期，蛮族的频繁入侵使得帝国西部的军队人数锐减，“减轻”了帝国在军事上的负担。自然，帝国本身并未从中获益，因此帝国军队规模的变化所造成的负担并非是主要因素。
到了518年，大概是由于帝国东部人口恢复的缘故，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建立了年俸丰厚且作战高效的野战军，这个时期又以本土兵员作为军队的主要组成。虽然边防军比野战军的待遇差上许多，但他们所需要的费用也少很多，且对民间经济做出了贡献。此后的查士丁尼一世不仅实现了重新收复西部故土的梦想，还能在540年前以小规模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夺回了北非地区和意大利地区，虽然在再征服时期他扩编了帝国军队，但是帝国军队带来的却是比这多得多的人口。
之后发生的数次瘟疫使得查士丁尼一世通过再征服得到的人口超过半数死于疾病，此时的帝国军队就显得有些过度扩编了。帝国军队士兵得到的年俸仍然极高，足以在不另外征募新兵的情况下维持现有野战军的战斗力，但是因死于瘟疫而减少的人口也意味着帝国无法长久维持如此规模的帝国军队。由于边防军无法从帝国政府处获得固定的年俸，因此边防军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但至少他们还能作为农民自给自足，所以边防军给帝国带来的维持成本也一样降低了。在六世纪末期，莫里斯皇帝发现如此高的年俸难以发放给军队，尽管无法削减军队的军饷，但他通过缩减军队规模的方式避免了帝国政府的破产。
在641年之时，各路敌人的入侵使得边防军就此作古，当时的帝国政府已经难以发放给帝国军人维生的年俸了，尽管帝国政府不得不因此将年俸减半，但即使是之后阿拉伯人的大举入侵也并未造成帝国发生持续性的饥荒。将军区土地分配给士兵的重要原因并非是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而是为了给予他们一种维生的手段，但这一举措仍然是达到了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效果。
在641年—775年间，帝国进一步失去了意大利地区和北非地区的众多人口，然而由于士兵减少的人数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帝国军队总人数占帝国总人口的比例再次回到了早期的1.5%—2%。虽然作为职业军人的禁军军团官兵同样拥有了军区土地，但他们却要比军区部队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军区部队不同的是，他们能够从帝国政府处获得制服、武器、口粮、马匹和饲料的供应。由于禁军军团的官兵长期被调离他们在色雷斯地区和小亚细亚地区西北部的家园参与作战，因此他们应该被算作是职业军人。
然而禁军部队的总人数始终要远少于军区部队。在775年—1025年间，禁军规模的增长速度大致与帝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持平，相对而言，军区部队规模的增长速度要更快，并且使得帝国军队总人数占帝国总人口的比例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军区部队规模的大幅度增长更像是虚幻的泡影，因为在新的边境军区增加的同时，传统老军区的情况也开始恶化，无论军区部队的作战效率有多低，他们仍然会获得帝国政府发放给他们的年俸。不过，至少他们仍然兼职成为农民或是地主，而非是帝国的寄生虫。
基于前文，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帝国军队规模的变化从未达到严重损害国内民间生产的水平。帝国军队规模的变化只有在300年—450年间给帝国经济带来巨大负担，因为当时的帝国军队确实出现过兵员匮乏的问题，因此在当时也确实是军队最依赖蛮族兵员的时期。在当时，帝国严重依赖于蛮族兵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帝国的臣民不愿意从农业生产中抽身。尽管如此，在四世纪初期，帝国东部在没有大量征募蛮族兵员的情况下，却提供了接近2%的人口成为了帝国军队，并且这种巨大的负担造就了经济上的困难。相对而言，这个比例是在帝国承受范围内的，因此过大的军队规模从未成为造成拜占庭帝国众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1]见于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史：284–602年》，p.1057。
[2]关于帝国境内的私人庄园，见于迈克尔·亨迪，《研究》，p.201—220；参考普罗柯比，《战争史》，VII.1.20。
[3]例如拉姆塞·麦克穆伦，“规模大小？”，p.459；迈克尔·亨迪，《研究》，p.8。
[4]见于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VII.97。庞培纳入了被他所杀的人数，但这并不可能占到很大的比例。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23年（一说24年）—79年在世，又称老普林尼，罗马古典时期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以其所著《自然史》一书著称。
[5]见于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舆图》，p.136，引用了庞培碑文。
[6]参考沃伦·特里高德，《拜占庭复兴》，p.456。
[7]见于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舆图》，p.24—25。此外，关于这次黑死病的更多细节，见于比拉本，《人类与瘟疫》；麦克尼尔，《瘟疫和人民》。
[8]见于普罗柯比，《秘史》，18.44；参考艾伦“查士丁尼大瘟疫”，p.11—12。
[9]见于麦克尼尔，《瘟疫和人民》，p.103—109。
[10]这个数据中包含了在307年从伽列里乌斯军营投奔到马克森提乌斯军营的约16000人。
[11]见于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史：284–602年》，p.808—823和p.1040—1048。
『前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