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史》个人翻译 第四章 立陶宛国家的复辟（二）

立陶宛获得海港-吞并克莱佩达

这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最首要事项的是立陶宛民族问题。因此，东普鲁士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在那里，许多当地居民说立陶宛语，立陶宛报纸在那里出版，充满活力的立陶宛文化在此存在。失去维尔纽斯后，立陶宛将注意力转向小立陶宛。英国人首先提出了将克莱佩达（Klaipėda）授予立陶宛作为失去维尔纽斯的补偿的想法，但后来支持克莱佩达的自由城市地位*类似但泽。交换的想法并不适合立陶宛人，因为维尔纽斯是历史上的首都，且立陶宛非常需要一个港口，因此并没有考虑太多自由城市的选择。根据《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克莱佩达由法国管理，由法国的一个步兵营提供支援。只有立陶宛与波兰联合，法国才愿意将克莱佩达割让给立陶宛，因为波兰也试图在克莱佩达建立自己的领土。总理埃尔内斯塔斯·加尔万瑙斯卡斯（Ernestas Galvanauskas）*农民联盟成员确信立陶宛永远无法通过国际联盟或大使会议获得克莱佩达，因此他决定仿照毕苏斯基提出既成事实然后进行谈判的例子，用武力夺取该地区来解决问题。正如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所言，没有事实控制就没有法律控制。1922年初，立陶宛驻克莱佩达的代表Jonas  Žilius向立陶宛政府证实，控制克莱佩达的唯一途径是动用武力。陆军军官认为，行动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

政府中只有少数人知道加尔万瑙斯卡斯为克莱佩达行动准备政治掩护和外交辩护的计划。为了寻求当地居民的支持，并在克莱佩达上制造亲立陶宛情绪，立陶宛向亲立陶宛组织提供了现金支持，委托在报刊上发表有利的文章，并购买报纸和财产。立陶宛裔美国人也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捐助。立陶宛领导人通过外交渠道努力确保德国不会反对立陶宛的接管，尽管它不能公开这样说。德国政府不希望克莱佩达被交给波兰，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和波兰是更强大的潜在未来对手，因此不反对立陶宛从克莱佩达驱逐法国人，只要立陶宛保证当地德国人的经济和文化权利。莫斯科试图以任何可能的方式阻碍波兰，所以苏联也没有抗议立陶宛的行动，甚至向立陶宛保证，如果波兰试图干预，俄罗斯不会保持被动。

克莱佩达的大多数立陶宛人长期受到德国文化的影响，是路德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他们大多忠于德国，不会发动起义。但是小立陶宛有民族意识的积极分子赞成与立陶宛合并，以保护民族文化和语言。他们的利益与立陶宛的国家和经济利益是一致的。1918年11月16日，在Tilžė (德语Tilsit 提尔西特*拿破仑的《提尔西特合约》就是在这里签署的,俄语Sovetsk*这个名字是苏联占领后才改的）。他们成立了小立陶宛国家议会，其目标是寻求小立陶宛和大立陶宛的统一。1920年，理事会从Tilžė移至克莱佩达，并发布了一项决议(由24人签署)，宣布:“我们居住在普鲁士立陶宛的立陶宛人……要求……将小立陶宛并入大立陶宛”。只有少数当地立陶宛人积极支持起义计划，显然，国家议会*指小立陶宛没有资源自己组织武装起义，也没有办法与德国和俄罗斯政府沟通。起义事项只得留给立陶宛来计划和实施。小立陶宛和大立陶宛之间的心理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加尔万瑙斯卡斯和策划起义的领导人，情报官员Jonas Budrys(Polovinskas)感到惊讶的是，曾与波兰人、“别尔蒙德人”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立陶宛军官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克莱佩达任务，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为自己的家园而战。

1923年1月7日，于去年12月成立、由Martynas Jankus担任主席的拯救小立陶宛最高委员会(SCSLM)，并发表了一项宣言:Broliai Šauliai!(步枪兵兄弟们！)，这是一封向立陶宛步枪兵联盟发出的充满激情的请求，请求其帮助将小立陶宛的立陶宛人从他们所描述的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和歧视中解放出来。这一呼吁显然事先与考纳斯的规划者进行了协调，成为立陶宛部队进入该地区的正式借口，但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其看起来像是一场地方起义。1月9日至10日夜间，一千多名志愿人员身穿便服，没有携带任何立陶宛文件、火柴或香烟，也没有携带任何可以证明他们是主要立陶宛国民的东西，越过边界进入克莱佩达地区。其中有40名军官和584名士兵，455名步枪手(其中许多是学生)，3名文员，2名医生和6名勤务兵。他们受到了大约300名当地居民的欢迎，其中包括几名德国人，这使这是一场当地起义的论点更加有力，更容易让国际联盟接受。叛乱参与者被警告，一旦发生冲突，要尽量将法国人的死亡人数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次行动发生在一个好时机。在西方，关于未付的德国赔款和法国陆军部队进入鲁尔地区的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前往克莱佩达的游行进行得很顺利。考纳斯将其描述为一场地方叛乱，特别是因为当地的德国人并没有反对。立陶宛人后来向法国人解释说，这次起义是针对德国地方政府的，而不是针对Gabriel Jean Petisné的克莱佩达政府。

在起义过程中，16名立陶宛人和2名法国人被杀。随之而来的是，每个人都提出了抗议——法国人最大声，德国人很正式，甚至英国人也提出了抗议。波兰人不动声色，尽量不挑起德国的任何军事行动。毕苏斯基宣称他的政策基本上是和平的，他不会攻击他的祖国立陶宛。

这是考纳斯的胜利。举国欢腾。“叛军”的成功似乎是对失去维尔纽斯的道义上的补偿。1923年1月17日，SCSLM宣布决定将克莱佩达地区作为一个自治区加入立陶宛，并要求立陶宛政府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议会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于1月24日批准了这一请求。2月17日，国际联盟大使会议将克莱佩达的主权移交给立陶宛。立陶宛人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外交和军事胜利，事实也确实如此。

1924年5月8日，立陶宛和大使会议各国(联合王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在巴黎签署了《克莱佩达公约》，这是一项国际协定，克莱佩达地区据此成为一个自治区，立陶宛对其拥有无条件的主权。1925年克莱佩达地区人口普查显示，该地区有14万1千名居民:64000人认为自己是德国人，37000人认为自己是立陶宛人，34000人认为自己是克莱佩达人（klaipėdiečiai ，Klaipėda当地人在家里说立陶宛语)。由于立陶宛对这些klaipėdiečiai立陶宛人毫无顾虑，因此克莱佩达地区的人口被宣布为50.8%的立陶宛人。立陶宛获得了一个不冻港。

立陶宛与德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一项重要的贸易和航运协议。1928年1月29日，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立陶宛与德国在柏林签署了一项边界协议。谈判后的边界将克莱佩达领土留给了立陶宛一方。此后，立陶宛认为克莱佩达问题只是一个内部问题。然而，德国人并不认为这些条约意味着他们将永远放弃克莱佩达。

左派民主与1926年12月政变

尽管它们在地理上接近，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且就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而言，它们在语言上也很相似，但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发展。尽管在独立战争期间曾有过一些合作，也有过建立联盟的呼吁，但这三个国家还是各自走了各自的道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避开了卷入波兰立陶宛在维尔纽斯的冲突。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倾向于华沙。由于维尔纽斯问题，立陶宛被排除在组建由波兰领导的区域集团的计划之外。莫斯科利用波兰立陶宛冲突为自己谋利，这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利益都是有害的。诚然，1921年2月16日，拉脱维亚在法律上承认了立陶宛，这是立陶宛在国际孤立时期急需的支持。同年3月，在国际仲裁的帮助下，两国之间的边界也确定了。

许多美丽的波罗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Baltoscandian）的想法和计划得到了促进，但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合作也没有得到发展。1926年9月28日，处于孤立状态的立陶宛与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在该条约的案文中，苏联重申1920年《和平条约》的所有规定仍然有效。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附上了一份说明，确认了立陶宛在维尔纽斯的利益。苏越向立陶宛保证，立陶宛边界在实际上被破坏不会改变莫斯科在立陶宛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因此，尽管波兰不满，莫斯科还是承认了立陶宛对维尔纽斯的主权。

立陶宛的政治受到欧洲事件的影响。欧洲出现了议会危机和政变，独裁统治得以建立——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独裁和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独裁*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专制政府也在保加利亚和葡萄牙的政变中上台，而在更近的波兰，1926年5月的政变让毕苏斯基重新掌权。所有这些都鼓励了立陶宛那些对议会(Seimas)统治不满的人采取行动。经过基督教民主集团三年的高压统治，1926年5月8日至9日举行的第三届议会85席选举产生了一个轰动的结果:基督教民主集团失败了。6月，左翼首次组建了新的执政联盟。其中包括农民民粹联盟(民粹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和7名少数民族代表。农民民粹主义者领袖卡齐斯·格里尼乌斯（Kazys Grinius）*1920-1922曾任立陶宛总理，原农民联盟成员，和社民党有交情当选了总统。社会民主党支持他的唯一条件是他要与他们协调一切行动。政府由农民人民联盟党*由原农民联盟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党（均为原民主党分支）合并而来，这届总统和总理分别出自这两个党派。主导，由总理米科拉斯·斯莱热维丘斯（Mykolas Sleževičius）*先前的第二届内阁总理，原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党重要成员领导。

第三届议会的新多数派执政者立即寻求扩大立陶宛的民主权利，使其成为一个充分运作的民主国家。6月17日，戒严令结束，政治犯得到赦免，其中包括许多秘密的立陶宛共产党成员。所有对新闻的限制都被解除，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集会自由第一次被允许。为了减少预算，新政府降低了工资，计划引入重要记录(出生、死亡和婚姻)的民事登记制度，这一举措这会给天主教牧师带来财政上的打击，尤其是政府还计划在1927年停止向神职人员支付工资。政府还计划减少军队中军官的数量。愤怒的军官直截了当地向一位议会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先生们，不是你们要裁减军队，而是军队要裁减你们。” 

政府突如其来的改革和高远的目标使得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从1926年秋天开始，反对派开始在议会和媒体上更频繁地谈论共产主义对立陶宛独立构成的威胁。他们指责政府没有控制共产主义者，因为安全警察和情报人员的数量正在减少，导致没有人来控制反政府示威。在共产党的会议结束后，流氓们在街上游荡，挥舞着红旗，骚扰穿制服的士兵。反对党基督教民主集团因害怕“布尔什维克化”而战栗，民族主义者、军官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也是如此。11月，骑警残忍地驱散了一次爱国学生示威。除了“布尔什维克化”的指责之外，还有波兰化的指责，因为政府在履行其选举承诺时，允许波兰人在立陶宛建立许多新的波兰语学校。考虑到波兰人当时正在关闭维尔纽斯地区的立陶宛学校，以及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被解释为对国家的危险威胁。

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将立陶宛的民主比作儿童的鞋子，因为买来的鞋子太大，孩子们在长大后才可以穿得进去。在他看来，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立陶宛的议会传统尚未成熟。组建联合政府尤其困难。议会显得无能，对行政政府事务的干涉微不足道。在保守派看来，民主国家模式似乎并不符合国家利益。它没能促进立陶宛人的身份认同，反而使布尔什维克主义得以兴盛。就在那一刻，军队踏入了政治舞台。这些士兵捍卫了立陶宛的自由，并在吞并克莱佩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官们觉得自己比政客们更强大。他们对士兵照顾得很好，士兵对他们也很忠诚。在军队中，士兵们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有机会通过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来发展身体。在1926年12月17日凌晨时分(大约2点)，一群对国家转向左翼感到震惊，并一直计划发动政变的军官率领军队进入城市，并在主要的政府大楼设置了警卫。凌晨3点43分，武装警察闯入议会议会厅，打断了一场讨论明年预算的通宵会议。他们解散了议会，逮捕了总统，所有的部长和几名议会成员。由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波维拉斯·普莱查维丘斯（Povilas Plechavičius）上校宣布自己为政变的最高领袖和临时独裁者。然而，当天晚些时候，他要求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兼民族联盟党*1924年由民族进步党和农业协会（≠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合并而来领导人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担任新总统，使局势正常化。斯梅托纳同意了，因为军事政变领导人已经满足了他的条件，即政变将不开一枪。

在叛军的压力下，卡齐斯·格里尼乌斯总统在农民人民联盟党领导层的授权下解散了总理斯莱热维丘斯的政府，并指示民族联盟的奥古斯丁斯·沃尔德马拉斯组建新政府。由于担心波兰人可能利用内战的可能性，格里尼乌斯总统同意辞职，他相信新政府仍将遵守宪法。民族联盟与基督教民主党集团达成协议，为了解决国际社会对新政府的承认问题，于1926年12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议会特别会议。在这届会议上，在基督教民主党集团选票的帮助下，全国联盟领导人斯梅托纳当选这个国家的新总统。他发誓要维护国家宪法。基督教民主党集团成员也获得了议会中的领导地位：亚历山大·斯图尔金斯基（Aleksandras Stulginskis）*第二任总统，基民党分支农民协会成员当选为议会议长。

民族联盟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试图为1926年12月的事件辩护，宣称他们拯救了立陶宛，使其免于共产党的接管。1924年12月1日在爱沙尼亚发生的共产主义政变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一些可信度，尽管反对党没有看到共产党在立陶宛掌权的严重威胁。尽管如此，四名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人*Keturi komunarai，在今天的Grūto公园有雕像，在今天的在政变发生后的十天内被逮捕、判处死刑和枪决*总计抓捕1622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混有社民党人），枪决146人。这是为了证明曾经存在过切实可行的威胁，而有罪的人已受到了惩罚。

斯梅托纳和沃尔德马拉斯公开强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他们认为政党毫无用处，声称政党只代表部分人的意愿，而不是整个国家的意愿。他们不打算回到“议会时代”，他们将其描述为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时代。他们说，第三届议会开始的工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它“违背了民族精神的基本原则”。当左翼反对派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其中一些成员密谋恢复议会。但是，当农民人民联盟的议会成员Juozas  Pajaujis于1927年春被捕时，他的一群追随者策划的起义化为泡果。反对派抗议Pajaujis被捕，并拒绝政府的声明，使总统有理由在1927年4月12日解散第三届议会，并没有确定随后的选举日期，理由是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因此，斯梅托纳总统一举铲除了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基督教民主党的执政力量。

1927年9月8日至9日，社会民主党武装团体在立陶宛的几个地区组织了政变。他们只在陶拉盖（Tauragė）*接近克莱佩达地区成功地夺取了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他们的成功是短暂的。叛乱很快被镇压，大部分参与叛乱的人都被逮捕和判刑。一些叛乱者，包括他们的领袖Jeronimas Plečkaitis，甚至都出国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先后在里加和波兰活动，在立陶宛组织恐怖主义活动。在专制的波兰的帮助下，他们密谋推翻斯梅托纳不民主的政府。这使社会民主党在立陶宛公众眼中名誉扫地。*过于暴论

斯梅托纳总统在军官、部长、记者和记录事件的摄制组的陪同下，在1927年整个夏秋两季在各个城镇旅行，在那里立陶宛社团在立陶宛组织和学生用鲜花和花环装饰得很漂亮的仪式大门迎接他，然后在当地犹太社团同样装饰的大门迎接他。总统参观了天主教堂、犹太教堂和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他向人们解释了新领导层恢复国家秩序的计划，以遏制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政客做出空洞的承诺，从而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并对老百姓表示更多的关切，要杜绝公共机构的腐败，让生活更美好、更安宁。斯梅托纳总统说，这次前所未有的访问使人民能够直接了解新政府的未来计划，并建立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因此，保守的、信仰天主教的农民、陆军中尉和步枪兵的小伙子们为了独裁政权暂时牺牲了民主，并支持斯梅托纳总统的独裁政权。

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总统和总理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

有一段时间，在国内和西方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是著名的演说家、浮夸的沃尔德马拉斯。他不仅是总理，还是外交部长。虽然是外交部长，但他在外交政策上却似乎并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斯梅托纳总统试图坚持政治上的“中间道路”(他的术语)，不与任何特定的国家(如德国或俄罗斯)或支持该国的政治团体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沃尔德马拉斯相信这样一句话:“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他认为维尔纽斯问题的解决方案要通过莫斯科和柏林，并在与波兰的斗争中务实地寻求苏联的支持。

一旦德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它就不能再支持立陶宛在维尔纽斯问题上的野心，但沃尔德马拉斯正是与德国在1928年签署了八项协议，并在外交方面取得了最大成就。沃尔德马拉斯将外交政策推向更激进的方向，强调立陶宛对波兰的态度没有改变，没有维尔纽斯，立陶宛就不完整。然而，1927年4月，沃尔德马拉斯同意与波兰谈判，希望证明维尔纽斯问题没有最终解决，这是他的错误判断。但波兰人拒绝在谈判中讨论维尔纽斯问题。1927年6月22日，沃尔德马拉斯在巴黎与波兰外交部长奥古斯特·扎列斯基(August Zaleski)会面回来后，一群军官在考纳斯火车站迎接他的火车，他们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与波兰人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谈判都将遭到强烈反对。斯梅托纳和沃尔德马拉斯听从了警告，变得更加谨慎:与波兰的谈判停止了，1928年立陶宛修改宪法，指定维尔纽斯为立陶宛的首都。

波兰明白立陶宛人在玩什么把戏，为了使他们更加顺从，它对维尔纽斯地区的立陶宛组织实施了经济和文化制裁。为此，立陶宛于1927年10月15日向国际联盟谴责波兰，局势变得特别紧张，因为立陶宛从未取消对波兰的战争状态。12月10日，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当毕苏斯基问沃尔德马拉斯:“这是战争还是和平?”，两国之间发生了直接对抗。沃尔德马拉斯措手不及，回答说立陶宛和波兰之间没有战争状态。

国际联盟对此很高兴，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两国之间的线不再被称为“分界线”，而是称为“行政线”。考虑到立陶宛的立场，这条线不再被称为“边界线”。两国都认为日内瓦的结果是一场胜利，回到考纳斯后，沃尔德马拉斯在广播和军官俱乐部的演讲中宣布:“……我们已经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但实际上，维尔纽斯已经从立陶宛手中进一步滑落。

与梵蒂冈教廷的关系使维尔纽斯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为立陶宛成立一个教会省和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出现了问题。在政府与梵蒂冈谈判的过程中，反对派指责基督教民主党放弃塞伊尼(Sejny)和维尔纽斯的教区。但沃尔德马拉斯在1927年9月27日访问罗马期间，与梵蒂冈教廷签署了一项协议，确定了天主教会在立陶宛的地位，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支持基督教民主集团的教会领导层与国家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复杂。

1928年5月沃尔德马拉斯访问伦敦期间，与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恶化。这是在立陶宛宣布新宪法后不久，新宪法宣布维尔纽斯为立陶宛首都。实际上，这次访问让伦敦卷入了维尔纽斯争端。白厅对其客人的这一意外和不可接受的举动感到愤怒，立陶宛的国际孤立仍在继续。

1928年5月15日，“在所有内阁部长的一致支持下”，斯梅托纳宣布了新宪法。它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并确保了他对议会的统治。斯梅托纳现在可以随意解散议会，并决定何时举行选举。在议会闭会期间，国务院有权起草与辩论立法事项，但只有总统有权颁布法律。总统由一组精选的国家代表选举产生，任期七年，他要亲自监督所有的任命和解雇。实际上，宪法使现有的情况正式化，使斯梅托纳的独裁政权合法化。

随着欧洲维护边界不可侵犯性的趋势日益增强，沃尔德马拉斯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作为首相和外交部长，他几乎无法完成所有的职责。他与几位大臣发生了冲突，开始渴望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统治者。1929年5月，社会革命党*指立陶宛革命社会主义人民党，为与原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党分裂的左翼分子，亲近俄社革党，大多在俄罗斯活动。后转向更激进的最高纲领派的学生企图暗杀沃尔德马拉斯之后，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929年9月，所有内阁部长集体下台，因此沃尔德马拉斯也不得不下台。9月23日，斯梅托纳总统任命经济学家约萨斯·图贝利斯（Juozas Tūbelis）*民族联盟为总理。沃尔德马拉斯鲁莽地拒绝了出任外交部长的提议后，沦为一无所有。斯梅托纳，这位安静的操纵大师，再次挥舞着手术刀，又割了几个疖子:他与反叛军官集团保持距离，后来关闭了一个半秘密的激进民族主义武装组织铁狼*Geležinis Vilkas，民族联盟的准军事组织，亲法西斯，该组织认沃尔德马拉斯为其领导人。铁狼，即所谓的沃尔德马拉斯派（Voldemarists*立语Voldemarininkai），从民族联盟中分裂出来，成立了民族党*Lietuvių nacionalistų partija，1941成立，纳粹占领下立陶宛唯一合法政党。沃尔德马拉斯派将继续在地下活动，并进行了不止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试图让他们的赞助人重新掌权。

斯梅托纳试图将自己与历史上的英雄联系起来，为专制统治寻求历史上的正当性。英雄的榜样随处可见:过去的大公们为20世纪的现代立陶宛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联系，它起源于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GDL的传统和著名的立陶宛大公的名字，如格迪米纳斯、凯斯图提斯和维陶塔斯大帝，激励了立陶宛人，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1930年，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逝世50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维陶塔斯是那个时代的完美英雄——一位伟大的战争领袖，国家的战略大师。对维陶塔斯的尊崇和颂扬适合每个人，而且很容易在他的历史角色中找到现代的关联。他是一位军事领袖，赢得了格伦恩瓦尔德(Žalgiris)战役，将立陶宛的领土从波罗的海扩展到黑海，试图成为立陶宛的国王，但他的王冠被波兰人“奸诈的”“偷走”。天主教会也认可维陶塔斯，因为他在立陶宛的基督教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造了33座教堂。他的强硬的统治模式吸引了民族主义者。运动员们称赞维陶塔斯的身体健康，禁酒运动甚至声称维陶塔斯从不喝葡萄酒或啤酒。

维陶塔斯的宽容也吸引了少数民族。是他把鞑靼人带到了立陶宛，他给了犹太人特权，这些特权是他们很久以后才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的。维陶塔斯体现了一种几乎每一个立陶宛人都能接受的国家和政治理想:他拯救了立陶宛，使其免于被波兰吞并，他被安葬在维尔纽斯。维陶塔斯大帝逝世500周年纪念委员会决定在考纳斯建立一座维陶塔斯大帝战争博物馆，作为纪念堂。一幅维陶塔斯大帝的画像在立陶宛巡游，立陶宛所有的城镇都安排了正式的招待会，为他建造了许多纪念碑。

因此，对维陶塔斯大帝的崇拜受到鼓励，以提醒立陶宛人这位古代英雄的光辉一生，并将其与当代强大的国家领导人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可以说是第二个维陶塔斯)相提并论，以及他统治立陶宛的方式。维陶塔斯纪念活动最重要的信息是通过更大的爱国主义来实现民族团结，这种爱国主义建立在从GDL辉煌的异教历史中寻找力量的基础上。纪念活动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立陶宛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国家。

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和约萨斯·图贝利斯串联

约萨斯·图贝利斯（Juozas Tūbelis）是立陶宛多个农业和经济机构的创始人和董事，在独立的头几年曾在多个政府部门任职。作为首相，他与古怪的沃尔德马拉斯截然相反。1929年至1938年，他冷静地领导政府，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1931年至1938年，他领导国民联盟。图贝利斯充分了解立陶宛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坚决反对立陶宛货币的贬值。他谨慎的经济政策使立陶宛得以在经济大萧条中幸存下来，国家财政状况完好。立陶宛没有承担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债务。他是一个经济保守主义者:避免入不敷出，通过扩大生产来改善财政状况。他不向国外借钱，他仔细权衡自己的决定，相信自给自足的价值——尽可能少地进口。

立陶宛的16万新农民进行了土地复垦工程，使数千公顷的草地、灌木丛和森林和土地变成了耕地。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和立陶宛在牲畜饲料和人类消费上都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甚至实现了盈余出口(1938年为13.2万吨)。独立农民和农业合作社从丹麦、瑞典和德国进口了数千头荷斯坦牛，并以其他方式改善了他们的库存。结果，每头奶牛的产奶量从700升提高到2000升，超过了许多其他国家。当私人经济倡议不足以对国民经济产生预期的影响时，图贝利斯创建了合作社或基础广泛的股东公司，并促进了它们的发展。他主张对劳动、教育和文化进行适度的国家监管，认为监管既有用又必要。因此，他的政策有时被描述为各种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图贝利斯的活动加强了立陶宛的资本主义，他对合作社和其他协会的支持使大型合并组织得以形成，如Lietūkis (Lithagro*农业合作社)、Pienocentras(牛奶中心)和Maistas(食品)。

谷物的出口减少了，但其他农产品(猪肉、黄油、奶酪、肉制品)弥补了减少的部分，1935年农业总产量占出口的65%，到1939年占78%。1924年，立陶宛仅出口542吨黄油，但到1939年，这一数字已达17413吨，而猪肉出口已增至41000吨。制糖和蜜饯工业发展起来了，纺织业也是如此。1939年，有80家公司生产亚麻、羊毛、棉花、丝绸纺织品和针织品。鞋业、造纸业和玻璃工业也扩大了。简而言之，主要用当地原材料生产制成品的工业增长了四倍。城市发展了，现代化了。1939年，考纳斯有15.4万居民，其中60%是立陶宛人，是一个现代有序的城市。学校、图书馆、新博物馆和大学大楼相继落成。卫生保健得到改善，新建了医院，培训了1500名医生，死亡率开始下降，接近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每1000人中有13人)。在出生人数上，立陶宛远远落后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立陶宛计划在1941-1942年左右开始工业化。

温和的公关和公众演说家斯梅托纳的独裁政权并没有民族联盟党右翼满意，他们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及其充满活力的领导人印象深刻。在军队中，有影响力的沃尔德马拉斯派一直试图组织一场政变，让他们的领袖沃尔德马拉斯重新掌权。最危险的企图发生在1934年，Petras Kubiliūnas将军命令军队驻扎在考纳斯的街道上。然而，政变的企图从来没有直接威胁到斯梅托纳，它们都被及时制止了。然而，在这最后一次尝试之后，沃尔德马拉斯随后被监禁了四年，1938年被赦免并流放国外。为了确保军队未来的忠诚，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一支2.5万士兵的军队中，1750名军官获得了丰厚的薪水，并获得了免费的医疗、住宿和其他福利。政权还得到了警察的支持，国家安全部门运作顺畅。

当批评总统没有让自己接受选举的考验时，通过的法律至少创造了选举的表象。1931年5月2日，地方政府委员会成为各区的单位(apskritys)。各区首长担任区议会主席，区议会选出“国家特别代表”，这些代表又选出总统。在以这种方式选出“特别代表”的同时，几乎不可能选出任何反对斯梅托纳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斯梅托纳建立了一个可以让他继续连任的制度。“国家特别代表”于1931年12月11日一致选举他为立陶宛总统，并于1938年11月14日再次选举他为总统。然而，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1934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又建立了专制政权，耳相比之下，斯梅托纳的政权显得相当自由。

军官们开始要求更多的预算份额来实现武装部队的现代化。1935年，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武装部队重组计划，这意味着大约20%的国家预算将用于国防。图贝利斯担任了七年半年的总理，是政府稳定的保证者，这使立陶宛有机会在没有任何国外援助的情况下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但立陶宛也遭受了世界性大萧条的一些影响。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增长不足以弥补生活成本的迅速上升。许多小农场破产了，不得不被拍卖。1935年，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从生产商手中购买奶制品的Pieno Centras机构将支付的价格降低了三倍。立陶宛西南部苏瓦尔基亚（Suvalkija）的农民宣布罢工。他们阻止将牛奶被送到考纳斯，并在路上设立了哨所。当警察试图拆除这些哨所时，骚乱爆发了，Veiverai地区的警察射杀了三名农民，逮捕了数百人。1934-1935年，在克莱佩达举行的对纳粹分子*他们受德国支持在克莱佩达煽动脱离立陶宛加入德国的审判，立陶宛和德国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德国关闭了对立陶宛农产品的市场，并阻止了立陶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以补偿农产品的低价。图贝利斯设法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英国成为立陶宛进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

苏瓦尔基亚的事件对总理图贝利斯和斯梅托纳都是沉重的打击。各政党，尤其是基督教民主集团*实际上农民协会在1928被斯梅托纳取缔，劳工联盟在1932（随后在1934以非政党身份复活为基督教工人协会），1936后民族联盟外所有政党全部非法，对该政权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1936年初，当基督教民主党变得特别活跃时，政党在立陶宛被官方禁止，除了全国联盟，它不被官方认为是一个政党，表面上只是一个支持政权的组织。起初，政党似乎已不复存在。

然而，由于反对派继续要求立即组建一个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并恢复议会，左派政党坚持民粹党成员斯莱热维丘斯（Sleževičius）的口号:“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议会重新召开”。与斯梅托纳关系密切的人说服他重新召集议会作为一种化解民众不满的手段——作为一种政治“发泄”。所以议会作为一个机构得以复兴。但是议会的候选人只能由区议会提名，在考纳斯则由市议会提名。当然，议会是由民族联盟控制的。社区组织或公民团体不允许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样，反对派候选人就不能参加议会选举。因此，1936年夏天的选举并不民主，当选的第四届议会被称为“斯梅托纳议会”。其49名议员中的大多数是民族联盟党或其他忠于政府的人。

1938年5月12日，斯梅托纳总统和米隆纳斯（Mironas）总理签署的新宪法的宣布进一步加强了独裁政权。它宣布立陶宛是一个共和国，但省略了“民主”一词。根据新宪法，主权仍然属于人民，政府由选举产生的总统领导，任期7年。然而，总统令现在要求总理是共同签署人，与国防有关的决定也是如此。总统仍然有权颁布立法，起草和批准条约，任免高级官员，并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任免立陶宛军队的将军。维尔纽斯再次被指定为立陶宛的首都。这部宪法是专制政权的绝对保证。

斯梅托纳现在觉得他对弱小的左翼政党的活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但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就连拥有1200名成员并接受莫斯科资助的地下共产党也算不上什么威胁。然而，基督教民主联盟(CDPL)和天主教行动中心(CAC)表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并一直紧盯着民族统一党的脖子，不允许他们垄断公共意识形态话语。天主教徒拥有比全国统一党更大的组织和青年团体，他们的报刊也更有影响力。基督教民主党的同情者公开渴望参与治理国家。他们支持立陶宛陆军将军斯塔西斯·拉什蒂基斯（Stasys Raštikis）*≠总理Jonas Černius约纳斯·切尔尼乌斯，二者同为军人且均与民族联盟关系模糊。二人都是米隆纳斯后总理的可能继承者，斯梅托纳最后选择了切尔尼乌斯原本，此人既在政治上野心勃勃，又非常受公众欢迎。尽管拉什蒂基斯娶了总统的侄女(总统兄弟的女儿)，但经过长期的争议关系，斯梅托纳总统于1940年4月将他解职*指国防部长职务。实际上它是自己提交的辞呈，到这时候才被批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立陶宛的犹太人和波兰人

几个世纪以来，立陶宛没有严重的反犹太主义，因为立陶宛农民完全依赖主要是犹太人的商人和批发商，而这些犹太人通过与立陶宛农民打交道来谋生。犹太人以其识字率和对书籍的热爱而闻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立陶宛民族运动的好榜样，尽管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意味着这两个社区几乎没有共同点，甚至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立陶宛农民不认为贸易是“真正的工作”，而犹太人则认为与他们做生意的立陶宛农民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在19世纪，新兴的立陶宛文化对他们毫无意义，就像对波兰人毫无意义一样。犹太人对立陶宛人说俄语或波兰语。到了20世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立陶宛人开始与犹太人合作，争取选举俄罗斯杜马议员，以击败波兰对手。然而双方都认为这只是一个务实和互利的举动，但很难说是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新生的立陶宛国家的领导人寻求立陶宛犹太人的支持。立陶宛犹太人社区总体上支持立陶宛独立的目标，尤其是维尔纽斯的犹太人，他们更希望立陶宛人控制这座城市，而不是俄罗斯或波兰。1918年11月，犹太代表被邀请加入立陶宛议会，第一届临时立陶宛政府包括Jakub Wygodzki为犹太事务部长，Simon Rosenbaum为副外交部长，Nahman rachmilwitz为副商务部长。几千名犹太人自愿加入新成立的立陶宛军队。Simon Rosenbaum作为立陶宛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以支持立陶宛政府，并声称其得到犹太人的支持。在会议达成的协议中，立陶宛代表团同意了东欧犹太人自治的条款，这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条款。

立陶宛的第一个犹太全国委员会于1920年1月选出，有权征税和管理犹太社区的文化和宗教生活及社会福利，以及登记出生、死亡和婚姻。立陶宛的犹太人也选举犹太代表进入立陶宛议会。也许立陶宛犹太社区最显著的成就是建立和发展了一个广泛的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学校网络，到1923年，这些学校教育了93%的立陶宛犹太儿童。然而，正式的民族自治是短暂的。1924年，政府关闭了犹太人事务部，并解散了犹太人全国委员会，政府认为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宪法已经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然而，犹太社区保留了管理其教育、社会和宗教事务的自由，政府继续补贴犹太宗教社区。1923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十五万五千名犹太人(占立陶宛人口的7.6%)，他们是立陶宛最大的少数民族。

立陶宛人认为他们新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民族国家，由立陶宛人统治。民族运动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城市的立陶宛的专业和商业阶层。这些经济部门传统上由犹太人主导，因此基于种族的竞争在社区之间造成了一些摩擦。随着立陶宛人涌入城市，在工业和商业领域找到工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竞争和怨恨加剧了。许多犹太人是自由职业的成员:42%的立陶宛医生是犹太人，在法律、艺术和新闻工作的比例则稍小一点。20世纪30年代，立陶宛商人开始在《商业报》(Verslas)上猛烈攻击犹太商人，并公开使用“立陶宛人的立陶宛”的口号。

语言是造成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原因。立陶宛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在公共场合不使用立陶宛语被人们认为是对立陶宛国家的不忠。然而，立陶宛的犹太人习惯用俄语和波兰语与他们的立陶宛邻居交谈(彼此之间则用俄语、波兰语或意第绪语)，许多人在独立的最初几年没有正确掌握立陶宛语，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值得赞扬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梅托纳政权公开反对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国防部长向各区指挥官下达命令，惩罚所有煽动反犹活动的人。斯梅托纳批评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并坚持认为在立陶宛有“容纳所有人的空间”，并强调立陶宛的少数民族不是外国人，而是同胞。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确实发生了反犹事件，有时是暴力事件，反犹太主义的宣传也有所增加，但官方并不容忍这些行为。

犹太人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许多政党和组织。许多年轻的犹太人越来越世俗化，这在宗教机构看来是负面的。主要政党包括锡安主义者(世俗)、Agudas Yisroel(以宗教为基础)、Folkspartey(寻求民族文化自治)等。1933年，规模很小的地下共产党只有514名犹太党员，但犹太人仍占多数，立陶宛人只占三分之一。

民族联盟赞赏犹太人在克莱佩达和维尔纽斯问题上的援助，但犹太人参加地方政府选举被视为犹太人意图增加自身影响力的“不合理”的要求。犹太人也被拒绝在公务员中就业，由于限制措施，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大学里的犹太学生人数大幅下降。随着城市变得更加立陶宛化，立陶宛人的活动和他们的农业合作社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犹太人的商业地位。以1934年为例，立陶宛资本在出口中的份额为45%，到1938年已达70%。在某些领域，犹太人明显占主导地位:他们出口更多的马、皮毛和森林产品;而且他们的进口也更多。总的来说，犹太人过着独立的社区生活，并没有很好地融入立陶宛社会。

波兰社区(占立陶宛人口的3.2%)的文化生活以波兰学校为中心。波兰对维尔纽斯地区的立陶宛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促使立陶宛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导致波兰语使用者的处境变得困难。立陶宛政府对立陶宛的波兰人实行类似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儿童在小学的人数逐渐减少:1923年，30所波兰语学校有2852名学生，而到1932年，学校的数量仅为15所，学生人数为603人。政府的政策是造成这一数字下降的原因。1927年，政府出台了一项行政规定，要求家长说明学生的种族。一个孩子只有在父母都是波兰人的情况下才能上波兰学校;如果父母中有一人是立陶宛人，孩子就必须去立陶宛学校。

说波兰语的人决定自己事务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政府试图把他们变成立陶宛人，认为他们只是波兰化的立陶宛人。斯梅托纳总统的理由是，既然他们曾经成为波兰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再变回立陶宛人呢?由于波兰人并不集中生活在一个地区，他们无法在立陶宛的所有地方为他们的孩子找到波兰学校。于是，他们把孩子送到秘密学校;据估计，1935年大约有40所这样的学校。波兰的教育得到了波兰文化组织Pochodnia(火炬)、Oswiata(教育)和Jutrzenka(黎明)的支持，这些组织都得到了波兰的资助。反过来，他们也资助了波兰小学和考纳斯、帕涅韦日斯（Panevėžys）*立陶宛北部，奥克什泰提亚地区中心城市和乌克梅尔盖（Ukmergė）*靠近维尔纽斯的中学，这些学校同时也从立陶宛政府获得资金。

由于立陶宛和波兰的关系不好，立陶宛的波兰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他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文化活动上。总的来说，立陶宛的少数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尽管有培养自己语言和文化的自由，但他们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在申请公共服务工作时面临着无形的障碍。德国人和波兰人曾尝试按照犹太人的模式获得文化自治，但俄罗斯少数民族没有。

到1939年，国际事件对立陶宛人和少数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红军部队的存在促进了国家的两极分化:在右翼，立陶宛青年组织变得更加激进和民族主义，而在左翼，犹太青年和一些立陶宛年轻人表达了他们对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支持。双方都不满意斯梅托纳的独裁政权，尽管原因不同。

独立的一代

在独立的二十年里，立陶宛摆脱了波兰和俄罗斯的影响，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立陶宛国家。斯梅托纳基本上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政权的优先事项和他的国家模式：塑造了一个国家文化和一个讲立陶宛语的立陶宛。这种不受管制不受约束的民族文化开花结果。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的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外界保持开放，能够将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立陶宛的环境中。自从沙皇禁止立陶宛出版物(1864-1904)以来，立陶宛人就非常重视书籍和新闻界，因此，文盲基本上被消灭了。1937年，共有150种立陶宛语和俄语期刊出版物，总发行量达93万份。1938年，全国共有小学2319所，教师5110人，学生28.3万人。

立陶宛语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高等教育学校包括考纳斯的维陶塔斯·马格努斯大学（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Dotnuva*位于考纳斯以北的农业学院和考纳斯的兽医学院，以及教育学院、艺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大约1500名年轻的立陶宛人获得了奖学金，并在国外完成了工程、航海、医学、语言、历史和军事方面的学习。

这个独立的时代见证了立陶宛艺术、建筑和独特的哲学流派的诞生。诗歌和文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作家们尝试了以前闻所未闻的风格。心理小说和讽刺小说出现了，历史戏剧和现实主义戏剧也出现了。专业记者在欧洲和立陶宛的发展背景下，对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和左派的竞争思想和优先事项进行了评论。由于立陶宛人甩开了俄罗斯文化影响，又刻意地忽略了波兰文化，他们对德国和法国的文化影响更加开放，但对所有文化巨头的影响同样保持警惕。

斯梅托纳政权没有规范文化的发展、内容或精神，尽管有很多关于创建立陶宛民族文化的讨论。国家资金被用于创建专业的歌剧、芭蕾舞和戏剧，并帮助形成民族文化精英。1938年11月1日，安塔纳斯·斯梅托纳立陶宛研究所成立。它是一个研究立陶宛语言、民间传说和历史的学术机构，负责组织这些领域的材料和资料，定义技术术语，并承担实地工作，记录立陶宛民歌、爱情和习俗的丰富遗产。其成员代表了国内外立陶宛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研究所继续编纂由卡齐米埃拉斯·布加(Kazimieras Būga)于1902年开始编写的《立陶宛语词典》。第一卷是在立陶宛被德国占领期间出版的，然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出现了后续更多卷，尽管在苏联时期此项工作由于政治监督而放慢了速度和、收到了阻碍。这项独特的词典编纂工作于2001年完成。这部词典共20卷，共2.2万页。它列出了50万个立陶宛语单词，并给出了它们的用法示例。

民族和国家传统正得到建立，国家纪念碑被竖起，尊重传统受到鼓励。民族必须有民族的英雄和纪念他们的地方。这就是1922年在考纳斯建造复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背后的想法，这是一座宏伟而鼓舞人心的民族神殿，旨在反映立陶宛的风格，并以立陶宛的装饰为特色。它旨在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和对重获自由的感激之情，并反映立陶宛民族的宗教和民族精神。这座教堂是考纳斯最高的建筑。这座建筑由建筑师Kārlis Reisons设计，用钢筋混凝土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建成。教堂的地基于1934年完成，到1940年春天，主要的建筑工作已经完成。在苏联占领期间，它被改造成一个无线电工厂，直到21世纪的头几年才被恢复为神殿(教堂于2004年投入使用)。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独立十周年的临近，这里建起了纪念独立战争的十字架和爱国纪念碑，立陶宛士兵的坟墓也得到了照顾。1934年11月23日，一名不知名的士兵被埋葬在考纳斯战争博物馆的院子里，旁边是一座为立陶宛自由而战的烈士纪念碑。人们设计了纪念战争死难者的仪式，培养了对为立陶宛献出生命的士兵的尊重和感激。每年的11月23日，立陶宛建军节(lithuania Army Day)都会隆重庆祝，以纪念军队的成立。

从1930年开始，9月8日，也就是维陶塔斯准备举行加冕礼的日子，被定为全国性的节日。政府机构装饰着维陶塔斯大帝和斯梅托纳的巨幅肖像。有军队游行、城市街道游行、戏剧表演，以及为外国游客举行的宴会。这些庆祝活动强调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并起到教育的作用。这也表明了军民之间的团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年轻国家的现代英雄出现了。1933年7月15日至17日，两名立陶宛裔美国人斯提芬纳斯·达利乌斯（Steponas Darius）和斯塔希斯·吉莱纳斯（Stasys Girėnas）驾驶一架小型单引擎飞机“立陶宛人”从纽约直飞立陶宛。在没有停下来加油的情况下，飞行了37小时11分钟，飞行了6411公里(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二长的不加油飞行)，飞行员们在当时的德国索尔丁(Soldin，现为波兰的梅希利布日，Myślibórz)附近的领土上空遭遇了恶劣天气的灾难，在距离目标仅636公里的地方坠毁。近十万人在考纳斯机场等待观看“立陶宛人”出现在西部天空，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许多人流下了眼泪。飞行员们在起飞前写了一封信，敦促立陶宛青年奉献自己的生命，为祖国带来荣誉，这一劝诫鼓舞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这两位英雄的陵墓被修建在考纳斯，但纳粹部分摧毁了它，苏联则完成了拆除*该陵墓位于一座教堂陵园中，有一块“我们为祖国而死”的碑。匈牙利事件时有人在此集会号召反对苏联，于是1956年苏联将整个陵园拆除，改为一座公园（Ramybės公园，四个共产党的雕塑最早就立在这里），遗体被迁移到了一座军人墓地。独立后陵园逐渐得到恢复。1935年5月21日至22日，另一位立陶宛裔美国人菲力克萨斯·维特库斯（Feliksas Vaitkus）驾驶立陶宛人II号，试图完成达利乌斯和吉莱纳斯曾经尝试过的壮举。他确实完成了一次单人跨大西洋飞行(当时只有第六位这样做的飞行员)，但被迫降落在爱尔兰，因此没有完成他的目标。

这些事件激发了年轻人对航空的兴趣，并将飞行和滑翔作为运动。才华横溢的飞机设计师和制造商安塔纳斯·古斯泰蒂斯（Antanas Gustaitis）上校于1925年开始设计飞机，并从1935年起担任立陶宛空军司令，他建造了一系列飞机，并将其命名为ANBO(来自Antanas nori būti ore的首字母缩写，意为“安塔纳斯想要在空中“”)。位于考纳斯的军用航空工厂生产了66架这样的飞机。1934年，古斯塔蒂斯指挥的三架ANBO IV型飞机飞行了一万公里，几乎访问了所有欧洲首都。位于考纳斯的立陶宛军用航空工厂创造性地结合了从国外进口的发动机和引信，设计并制造了自己的军用和运动飞机，包括轻型轰炸机和滑翔机。

随着立陶宛开始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立陶宛取得了一些胜利。1937年在里加，在一些立陶宛裔美国教练和球员的重要帮助下，立陶宛人成为欧洲篮球冠军。当载着球员们的火车从里加返回时，在立陶宛沿途的每一个车站，都有拿着鲜花欢呼的人群迎接。第二年，女篮在罗马锦标赛上获得银牌。1939年，立陶宛人在考纳斯第二次赢得欧洲冠军。篮球一直是立陶宛人最喜爱的运动。这些胜利被视为国家成功的象征，也是体能和心理训练的胜利。体育运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38年在考纳斯举行的第一届立陶宛奥林匹克运动会证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来自国外的立陶宛人大量参加。

国外的立陶宛社区不断发展，地理上越来越远。小农和其他无法维持生计的人，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纷纷移民国外。20多年来，大约有1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大约30%的移民是前往巴勒斯坦、南非共和国和美国的犹太人。立陶宛人大多移民到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和乌拉圭)，因为美国引入了移民配额。为了帮助他们，海外立陶宛人援助协会(Draugija užsienio lietuviams remti)成立了，帮助他们与祖国保持联系。

该协会向海外立陶宛社区提供立陶宛期刊，派遣牧师和教师为他们服务，并建立了几所小学。由于美国的移民团体在财政和组织上都是最强大的，社会对他们的大部分援助包括促进与立陶宛同类组织的联系，或专业和其他个人对个人的联系。1935年在考纳斯召开的世界立陶宛代表大会有来自19个国家的3000名代表和嘉宾出席，很明显，大多数在国外的立陶宛人感到与立陶宛关系密切，他们关心立陶宛的未来，尽管他们不支持专制政权所实行的政治限制。

在独立的短短几年里，这个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挑战和领土争端，以及内部政治挑战，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成长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在独立的立陶宛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一代立陶宛人十分爱国，认为国家主权是一项伟大的成就，重视国家的历史遗产。赢得立陶宛独立的那一代人，国家的缔造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