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三十年甲辰科（1904）末代狀元劉春霖殿試策文

光緒三十年甲辰，五月己卯朔。己亥，策試天下貢士譚延闓等二百七十四人於保和殿。

〇制曰：朕誕膺大寶，今三十年，仰承列聖之詒謀，恪秉慈闈之懿訓，宵旰憂勤，無時不以民事艱難為念。本年恭值皇太后七旬萬壽，慶榜特開，冀求時彥，集思廣益，以沃朕心，爾多士其揚搉陳之。

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億兆。民閒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漢以六條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權寄之於守，此與今制用意無殊。而循良之績，今不如古，粉飾欺蔽之習，何以杜之？世局日變，任事需才，學堂、警察、交涉、工藝諸政，皆非不學之人所能董理。將欲任以繁劇，心先擴其聞見，陶成之責，是在長官。顧各省設館課吏，多屬具文，上以誠求，下以偽應，宜籌良法以振策之。

漢制，縣邑丞尉，多以本郡人為之，猶有《周官》遺意，其法尚可行否？三代之制，寓兵於農。自井田溝洫之法廢，遂專用徵兵。豈因時而變，各得其宜歟？漢高祖設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三者各隨其地之所宜，盍析言之？唐初置府兵，中葉府兵制壞，專用徵兵，能詳陳其得失利弊歟？宋韓琦之議養兵，蘇軾之言定軍制、練軍實，最為深切著明，能以今日情勢互證之歟？兵強於學，學興於教。環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國。知兵之選，徧於士夫；體育之規；基諸童稚，師人長技，可不深究其原歟？

《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此與各國之豫算、決算，有異同否？蘇軾之策理財，謂：“天下之費，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曾鞏之議經費，謂：“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皆扼要之論，能引申其旨歟？節流不外省冗費，裁冗官，施行之序，能籌其輕重緩急歟？開源之法，以農工商該之，今特設專部，悉心區畫，整齊利導之方，能縷陳歟？

士習之邪正，視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禮教，以選士、俊士、造士為任官之法。漢重明經，復設孝廉、賢良諸科。其時賈董之徒，最稱淵茂。東漢之士，以節義相高，論者或病其清議標榜，果定評歟？唐初文學最盛，中葉而後，干進者至有“求知己”與“溫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試探其原。宋世名儒輩出，各有師承。至於崇廉恥，敦氣節，流風所被，迄有明而未衰。果人能自樹立歟？抑師道立而善人多歟？今欲使四海之內，邪慝不興，正學日著，其何道之從？

凡此皆體國之宏綱，濟時之要政也。多士博覽古今，通經致用，其各直言無隱，朕將親覽焉。

〇應殿試舉人臣劉春霖，年三十歲，直隸河間府肅甯縣人，由拔貢生應光緒二十八年順天鄉試中式，由舉人應光緒三十年會試中式，恭應殿試，謹將三代腳色開具於後。

曾祖永生，未仕，故。

祖昆儀，未仕，故。

父魁書，未仕，故。

臣對：臣聞王者不吝改過，故盛世有直言極諫之科，學者義取匡時，故貞士有盡忠竭愚之志。昔漢文帝除誹謗之法，而後賈山、賈誼爭致其忠讜之謨；武帝崇尚儒術、詔舉賢良，而後董仲舒、嚴安、徐樂之徒羣集於闕下；宋仁宗復制舉諸科，除越職言事之禁，而後蘇軾、蘇轍對策，極言時政闕失。其於任官治兵之要，裕財正俗之方，類能指陳利害，上廣人主聰聽，下繫四海安危，非僅在詞章之末也。夫殷憂所以啟聖，多難所以興邦，勢有必然，理無或爽。欽惟皇帝陛下踐阼以來，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時制宜之道或有未盡歟。迺者臨軒試士，冀得嘉謨，舉察吏、治軍、理財、勵士諸大政，進臣等於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與此，顧自幼學以來，亦嘗究心於治忽之原，攷求乎中外之故，懷欲陳之，而未有路。茲承大對，諭旨勉以直言無隱，何敢飾辭頌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讀制策有曰：君人之道，子育為心，而因求簡賢輔治之法，此誠安民之急務也。臣惟民間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漢以六條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權寄之於守，此與今制用意相同。然漢代循良之吏後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豈非粉飾欺蔽之習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飾欺蔽之習，在通上下之情。長官勤求民隱，不敢自尊，則屬吏清慎自持，不敢作偽，自然之理也。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較前世為尤重，其事較古時為更繁，何也？世局日變，萬政待興。舉凡學堂、警察、交涉、工藝諸政，皆非不學之人所能董理。將欲任以繁劇，必先擴其見聞，是在長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識，而後委之以任而不惑，責之以事而不迷，綱舉目張，不勞而理。今各省雖設館課吏，多屬具文，歲月一試，不過較文字之工而已，政績何由而成，循聲何由而著耶？漢制，縣邑丞尉多以本郡人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遺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論，慎選賢紳，於治必有裨補，不必過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時制宜者一也。

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於農，因詳究歷代兵制之得失。臣謹案：井田溝洫之法廢，遂專用徵兵。漢高祖設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隨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葉以後專用徵兵；宋韓琦之議養兵，蘇軾之言定軍制練軍，實皆深切著明。今日環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國，知兵之選徧於士夫，體育之規基諸童稚。夫兵凶戰危，自古為戒，故孔子以軍旅未學辭衛靈公，誠以窮兵不已，終至於亂。左氏亦言：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然自有國家以來，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說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氣力以貫注之，而後足以發揮其精神，以生存於萬類競爭之世。人身之氣力不足，則血肉有壅滯潰敗之憂，而精神亦無所附麗，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於宋明，數千年來無不以兵制為急務，乃世之論者動是古而非今，輒謂人民歲輸數千萬之資財，以養此坐食驕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寓兵於農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趨於變，況以今日，羣雄角逐，戰術之變幻、器械之精利，雖日召其兵而教練之，猶未必勝人，而謂集氓隸於行間，驅之以臨戰陣，庸有幸乎?然則兵者固必教之於平時，而又既精且多，然後可並立於羣雄之間，所謂氣力充而精神煥矣。皇上整軍經武，士卒以知學為先，此不得不因時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因求節流之法。臣謹案：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此即近世各國所謂豫算、決算也。昔蘇軾之策理財，謂天下之費，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曾鞏之議經費，謂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皆扼要之論。然臣謂理財於今日，節流不如開源之尤要。蓋自通商以來，利源外溢，雖百計節省而無救於貧。開源之道，在振興實業。中國神皋沃壤，幅員縱橫寥廓，且地處溫帶之下，百物皆宜，則當講求農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勞苦，而且心思聰敏，中外交通以後，閩粵瀕海之人類能仿造洋貨，果其加意提倡，不難日出新製，則宜振興工藝。歐西以商業之勝衰為國力之強弱，輪帆交錯，以爭海外利權。中國商業不興，漏卮日鉅，欲圖抵制之道，則宜擴充商務，如此則野無曠土，市無游民，精華日呈，然後利權可挽。皇上慎乃儉德，而尤必廣闢利源，此不得不因時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習之邪正，視乎教育之得失，因欲範圍多士，使四海之內，邪慝不興，此今日學界之要圖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選士、俊士、造士為任官之法。漢重明經，復設孝廉、賢良諸科，其時賈、董之徒，最稱淵茂；東漢之士，以節義相高，而不免清議標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葉而後，干進者至有求知己與溫卷之名，而士習大壞；宋世名儒輩出，各有師承，至於崇廉恥、敦氣節，流風所被，迄有明而未衰。雖其人能自樹立，亦以教學相勉，師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載於六經，而倫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蕩之士，未窺西學，已先有毀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習，必以明倫為先，欲明倫理，必以尊經為首，此即國粹保存之義。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經學正其趨，此不得不因時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閎規，救時之要務。荀子曰：“法後王。”董仲舒曰：“為政不調，甚者更張，乃可為理。”夫使時移勢異，而猶拘守成法，此《呂氏春秋》所譏病變而藥不變者也。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故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願皇上懋學修身，以為出治之原，然後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湯武而後有伊呂之臣；有堯舜而後有勳華之業。由是以課官，而官無不職，以治兵，而兵無不精，以理財，而度支無匱乏之憂，以勵學，而士林作忠貞之氣，則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此矣。

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