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远、“致远”舰篇（中）——历史简介（附邓世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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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cv13233463，摘录于陈悦所著《北洋舰船志》。

背景

中法战争结束，受福建船政水师马江之战惨败的刺激，中国开始了新一轮外购军舰的热潮。根据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提议，最初中国的购舰计划是按照“济远”级穹甲巡洋舰的设计，在英、德两国各再订造2艘。

英国舰船销售在华的代言人赫德由于失去了李鸿章的信任，导致“定远”、“镇远”、“济远”的订单最终落在了新兴的德国手中。不甘心失去中国大市场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于是调整销售策略，撇开了赫德控制的海关销售渠道，直接委派英国海军少校布里奇福德为公司驻中国的销售代表，通过英国驻华使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从中居间，充分利用他们在中国官场和民间的各种关系，开始独立寻找、捕捉、创造军火销售的机会。1885年10月2日，赫德收到了金登干的电报，电文里报告了一个绝密情报：“曾侯（时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奉命订购巡洋舰等，正同阿姆斯特朗等厂联系，并送去了铁甲舰的详细数据（此处的铁甲舰其实指‘济远’型舰）。”10天后，消息进一步得到证实，金登干打听到中国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2艘军舰，同时在德国也订购了2艘。被阿姆斯特朗和曾纪泽划做局外人的赫德，愤愤地把这次甩开他的交易称为“阴谋诡计”。

“济远”是德国造船工业建造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存在着较多设计缺陷，因而从建造开始就非议不断。失去中国订单而对德国满腔怒火的英国人更是对这型军舰提出许多异常尖刻的批评参见“济远”篇。受这种舆论背景影响，在欧洲负责具体办理订购事宜的中国官员不得不万分谨慎，驻英公使曾纪泽、驻德公使许景澄为保证新式巡洋舰的质量和先进程度，并未直接按照命令订购“济远”型军舰，而是在欧洲各国反复考察，咨询英、德两国海军部、造船界专家，最终使新巡洋舰的订造发生了有益的变化。

评审“济远”级军舰的设计究竟是否先进的过程中，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国海军界、造船界多有接触，尤其是结识阿姆斯特朗公司杰出的舰船设计师威廉·怀特（Sir William White），对曾纪泽颇有影响。怀特后来还长时间供职于英国海军部。从1886年开始，皇家海军所有大型军舰的设计几乎全出于其手，直到1903年离开海军部前，他极大地影响着无畏舰出现前英国大型军舰的设计风格，因此这段时间又被人称为“怀特时代”。怀特对德国学得走了形的“济远”级巡洋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口气指出“济远”的缺陷有8处之多。尽管有“外洋匠师务求相胜，亦犹自古文人之相轻。虽有佳文，欲指其瑕不患无辞”的嫌疑，但怀特提出的某些意见也不无道理，引起了中国国内的重视，从而间接影响了中国购买新式巡洋舰的计划。“济远”级的设计方案最终被认定设计上存在较多不足而被放弃，清政府命令新巡洋舰的设计改为订造“西国通行有效船式”。

曾纪泽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这2艘军舰后被李鸿章分别命名为“致远”、“靖远”英文名称ChihYuen、ChingYuen，总价364110英镑包含部分火炮及鱼雷、探照灯的费用在内，合白银169.7453万两，第一笔造价9万5千英镑随后从国内通过汇丰银行汇出。

应曾纪泽要求，福州船政也派出了技术人员黄戴、张启正等前往英国监造。深得父亲曾国藩的真传，曾纪泽办事处世非常小心谨慎，为防止重蹈李凤苞的覆辙，预先电报总理衙门打了一针预防针，详细说明了穹甲巡洋舰没有用水线带装甲的原因：“快船加厚甲则钝，薄甲反不如无甲，缘炮子遇无甲处穿圆孔而出，其孔易堵。遇薄甲则并甲送入，孔大伤多也。恐将来有不明此理者，讥此二船无甲，故先电闻”，颇有一番恐后无凭立此为据的意思。对穹甲、竖甲一头雾水的总理衙门直接要李鸿章“详细酌议”。而李鸿章受德国人以及许景澄的影响，对德式的装甲巡洋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竟然要求曾纪泽给“致远”级军舰加上8－10英寸厚的水线带装甲。后曾纪泽反复向李鸿章解释穹甲军舰的设计原理，此间曾纪泽发给李鸿章的一系列电报，几乎可以用作穹甲巡洋舰设计的启蒙读物。不过早在订造“济远”时李鸿章就已接触过穹甲舰知识，对这种设计有所熟悉，此时和曾纪泽大装糊涂，主要还是不想采用英国设计的军舰，一心只要英国仿造德国的设计了事。

经过旷日持久的辩争，有英国设计师在幕后指点的曾纪泽，在军舰设计问题上异常雄辩。最后李鸿章只能同意在德国英国分别订造装甲、穹甲巡洋舰。1885年11月4日，清廷下旨正式确定订造2艘“致远”级穹甲巡洋舰，谕令中严词提醒曾纪泽“务期适用，毋得虚靡帑银！”，结尾处则对这位中兴功臣的后代用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字：“慎之”。

至此自“超勇”级之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船台上再次出现了为中国建造的军舰。与当年订造“超勇”级军舰时不同，这次中国军舰完全是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自己开设的奥尔斯维克船厂开工建造的。

（一）设计

1890年8月29日，李鸿章的得力幕僚、曾撰文尖刻批评赫德的薛福成江苏无锡人，此时正继刘瑞芬之后正出任驻英公使。在其一周的日记里，薛福成详细记述了有关“致远”级的大量技术资料。

（1）动力

这级由怀特设计，被誉为“英厂杰构”的新式穹甲巡洋舰，排水量2300吨，柱间长（指首尾立柱间的长度）250英尺，全长267英尺。从俯视看，军舰舰首尖削，向后线型逐渐舒缓，舰尾呈椭圆形。“致远”级军舰甲板最宽处达38英尺，吃水最深处21英尺，舰首吃水14英尺，舰尾吃水比舰首略深，为16英尺。军舰采用首尾楼船型，外观修长优美，主甲板距离水面6.3英尺，首尾楼甲板距离水面19英尺。作为北洋舰队中航速最高的大型军舰，“致远”级军舰的动力系统由4台圆式燃煤锅炉和2座卧式三胀往复蒸汽机组成，双轴推进，功率5500匹马力，航速18节。为获得更高的航速，怀特在“致远”级军舰上引入了先进的强压通风设计。早期为了获取高航速，必须锅炉燃烧变得更为充分，以产生更多的蒸汽，从而获得更大的输出功率，主要采用的是向炉膛内机械鼓风的办法，中国称之为吹风法。后又通过技术革新，让锅炉舱和相邻的煤舱能够根据需要而处于高压状态，从而提高锅炉的供气压力，使炉膛里的煤炭剧烈燃烧，此时锅炉水管中的水能在接触管壁的极短时间里迅速汽化并处于过热状态，压力将会比正常情况下高出很多，具有更大的膨胀势能，能极大提高主机的输出功率，这就是强压通风法。“致远”级军舰后来进行航试即达到了6892匹马力，而采用强压通风后，功率最高将能达到7500匹马力。但锅炉在强压通风状态，会加速老化炉膛容易受到侵蚀，蒸汽管路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连接处也比较容易发生泄漏，因此以强压通风达到极限航速作为一种非寻常的特殊手段，在军舰的车钟表盘上并找不到这个刻度，一般都是由舰长以直接口令的形式，临时下达极限航速命令。1894年的中日黄海大战中，为获取极限航速，部分中国军舰采用了强压通风。

汲取了“济远”舰煤舱促狭的教训，“致远”级军舰的煤舱设计得较大，正常情况下载煤200吨，煤舱最大容量为520吨，以10节航速巡航时，每天耗煤量20吨，自持力为25天左右，而当轮机处于强压通风状态下工作时，每天耗煤量则增大到70吨。

（2）防护

“致远”舰采用双层底，两层船底之间被分隔为很多水密隔舱，“虽遇搁礁及水底攻击，不至沉下”，军舰中层水平方向由穹甲甲板防护全舰，穹甲中部隆起的部分高出水线，两侧则深入水线下18英寸。军舰中腰部位的穹甲甲板，因为下方保护着锅炉轮机等要害部门，厚度为4英寸，而延伸向首尾的穹甲甲板，则出于减少重量考虑，厚度只有2英寸。由于除了穹甲甲板外，再没有舷侧装甲，为了使军舰有较强的抗损性，舰上的水密设计十分严密，从前到后10道水密隔壁将水线以下的舰体分为60多个水密舱，而且各座锅炉、蒸汽机之间也设置有水密隔壁，进一步提高军舰的生存力。在舰体中央部位，顶层的主甲板至穹甲甲板之间，两舷布置的水密隔舱同时也是煤舱，战时里面堆满的燃煤，可以抵御炮弹破片，从而起到防护作用。

“致远”级军舰外观上的重要特征，除了优美的首尾楼船型外，最突出的就是双桅、单烟囱（中国大陆及港台的部分历史教科书上长期以来涉及甲午战争的篇章中，都广泛使用一张黄海海战中“致远”舰冲向日本舰队的插画，但那艘军舰的外观特征却是双烟囱，且插画中那艘军舰的舰首还有类似日本海军菊花纹章的装饰，可能是误挑了一张原日本军舰作战图画）。

两根钢质的桅杆上，各设有一个战斗桅盘。前桅之前，在首楼甲板上设有一座装甲司令塔，塔壁厚度3英寸司令塔内装备了水压舵轮等操舰、指挥设施，军官在此可以通过传话筒向舰上各部门发出命令，司令塔上方是露天的罗经舰桥，即飞桥，安装有罗经、车钟等设施，飞桥两翼装有左红右绿的航行灯。此外，在尾楼甲板上还有1个圆台形的备用指挥台，装有1座标准罗经，与之配套，在下方的主甲板上设有双联人力舵轮，具体安装位置在尾楼前方的两座厕所之间。

“致远”舰内的照明由150盏电灯提供，这些电灯遍布从舱面的主炮塔到装甲甲板下的轮机舱的各个舱室。另外，舰上还设有两盏照度达25000烛光的探照灯，用于夜间的海面照射、搜索。这两座探照灯一度曾被安装在桅盘里，由于如此一来桅盘内显得过于拥挤，后来便把探照灯挪至军舰前部飞桥的两翼。

（3）武备

不同于英式风格浓郁的舰体，“致远”级军舰的武备系统掺杂了很多特殊的设计。订造新式巡洋舰伊始，李鸿章就反复强调，军舰可以分别在英、德两国建造，但是武器尤其是主炮的型号必须归于统一，必须使用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火炮。这种做法对于弹药、零件供应的标准化的确是大有好处的。甲午战前北洋舰队供应混乱，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火炮的型号、口径五花八门。

依据李鸿章的指示，“致远”级军舰的主炮和在德国订造的“经远”级装甲巡洋舰一样，采用了北洋海军大量装备的德国克虏伯1880式210毫米35倍口径后膛钢箍套炮，每艘舰装备3门，分首尾布置，首楼甲板上装备双联炮台1座，2门火炮装在1个炮盘上，炮台配备2英寸厚的后部敞开式炮罩，火炮转动以及弹药提升，都由水压动力系统完成。另1门安装在尾楼甲板上由于尾楼内有军官生活区，无法在里面布置复杂的机械装置，因此这门炮的转动和弹药补给则完全依靠人力。为了减省弹药补给花费的时间，提高战时火炮射速，“致远”级军舰的210毫米火炮炮架底板上还增加了特殊的设计，本来是提供给炮手站立的地板下增加了隔层（舰首隔层中分出42格，舰尾210炮为21格），打开底板可以看到用来存放弹头的格子，战时可以预先从弹药库提升一批炮弹储存在这个位置使用。同时为照顾到安全问题，储弹隔层里只存放弹头而没有发射药包，以防止发生殉爆事件。

“致远”舰装备的210毫米火炮采用了德制炮管和英制炮架。发明过地井炮的英国人，很早就掌握了液压筒的特性，并运用到了炮架上，由于装有这种原始的复进机，因而“致远”主炮的射速大大超过普通的克虏伯架退炮。

与“经远”级不同，“致远”的克虏伯主炮炮管为克虏伯公司制造，而炮架其实是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属于带有制退复进机的最新设计，射速为2.5分钟1发，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克虏伯架退炮。每门炮备弹50发，均为弹药分装式。“致远”级军舰回国时每门炮携带了普通铸铁开花弹15发，钢质开花弹5发，子母弹5发，实心弹25发，配套还附带了50个发射药包。

和“经远”级装甲巡洋舰一样，“致远”的舷侧也增加了突出舰体的耳台（舷台）设计，耳台上各装备1门6英寸口径的阿姆斯特朗旧式速射炮，舷侧射界60°，同样采用后部敞开式炮罩。火炮身管长4200毫米，药膛长767毫米，共有28根来复线，每根长3201毫米，炮重4065千克，炮架重1434千克，配备铁弹、开花弹，弹重均为36.3千克，药包重15.42千克，火炮有效射程6500米，274米距离上测得穿甲能力234毫米。如果严格按照李鸿章的指示，这2门副炮也应采用德制克虏伯，但考虑到耳台上空间有限，而克虏伯火炮因为采用的是横楔式炮闩，炮尾的长度大大超过采用断隔螺纹炮闩的阿姆斯特朗火炮，因而改用占空间较少的英式火炮。因为耳台甲板距离水面只有10英尺左右，高速航行时海水很容易溅入炮台，耳台正面因此被加装了一块“凹”形的炮口挡板，航行时则可以竖起，以遮住炮罩上的炮门。

“致远”级军舰这5门大口径火炮可以用特殊的电发装置实现齐射，由司令塔控制。当时英国在造出“爱斯美拉达”等一系列新式巡洋舰后，重新领悟到军舰舷侧火力的价值，对于原有的船头对敌战术进行了探索性的修正，之后英式铁甲舰在继续拥有船头大炮的同时，舷侧开始装备大量中小口径火炮，古老的纵队战术又回归了。但似乎是被新出现的纵队战术冲昏了头，英国人在“致远”级军舰的船头船尾各装备了1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司单管速射炮，表明210毫米主炮应该用于向舷侧射击。由于以往购入了大量适用于船头对敌战术的军舰，若另起炉灶采用纵队战术，重新购买新思想下的军舰，财政难以负担。因此中国方面并不认可英国的设计，随即与英方交涉拆除。

除了5门大中口径火炮之外，“致远”级军舰还拥有大量小口径速射炮：

首先是8门57毫米口径哈乞开司单管速射炮，其中的4门安装在首尾楼的炮房内，在“致远”级军舰的侧面可以清楚看到这几处炮房的炮门，其余则安装在甲板各处。这种火炮的外形、结构与47毫米口径哈乞开司炮完全相同，但威力更大，火炮炮管长2515毫米，炮管重440千克，炮架重100千克，初速600米/秒，射程4000米，在274米距离上可以击穿120毫米厚的钢板。

另外，还装备了6门37毫米单管轻型哈乞开司速射炮，2门安装在前桅上的桅盘里，2门安装在烟囱底部的机舱棚上，最后2门装在靠近尾楼的舷侧。和普通的哈乞开司炮不同的是，这种轻型火炮身管较短，只有840毫米，后坐力小，没有配备复进机，火炮炮管重34千克，炮架重17千克，初速402米/秒，射程800米。

“致远”上还有一种特殊武器——6门美国的格林10管连珠炮，即现代加特林机关炮的始祖由美国人理查德·加特林（Richard Jordan Gatling，1818-1903）在1862年发明，用手把摇动枪管围绕轴心转动的转管武器，火力十分猛烈。2门安装在后桅的桅盘内，其余4门分别安装在首尾楼顶部的两舷，火炮炮管长811毫米，炮管重371千克，炮架重181千克。

“致远”级军舰上编制有海军陆战队，但并没有装备专门的舢板炮。而是在订造哈乞开司速射炮和格林连珠炮时，增订了陆军用的炮车，必要时可以把这些火炮拆卸上岸使用。

根据一些国外论著记载，“致远”级军舰装备了18寸白头鱼雷，但从原始资料看，可能同样出于标准化考虑，出现在这级英式穹甲巡洋舰上的实际是14寸的德制刷次考甫黑头鱼雷。全舰共有4具鱼雷发射管，分别设置在船头船尾和两舷，配备黑头磷铜鱼雷12枚。

除了火炮武备外，每艘“致远”级军舰还附带了40支马提尼亨利步枪，和15支当时被称为“梅花手枪”的左轮手枪。

综合来看，“致远”级军舰尽管吨位较小，但无论是船型、动力、防护、武备等方面，都有可以称道之处，在当时世界仍属于非常先进的一型穹甲巡洋舰。原本怀特还有计划再增设2座耳台和相应的副炮，可惜由于中国方面在吨位、经费等问题上多有限制，而最后被迫放弃。但英式巡洋舰的这种设计思路却传承了下去，1892年英国为日本建造“吉野”号穹甲巡洋舰时，这艘“致远”的直系子孙竟然采用了多达10座的耳台，怀特在“致远”上未能彻底施展的思想，在“吉野”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接舰回国

经李鸿章奏请，中国向欧洲派出了规模空前的接舰部队，人数多达400多人，乘坐招商局的“图南”号轮船远涉重洋，分赴英、德2国接收新购的军舰。负责到英国接舰的官兵由邓世昌、叶祖珪统领，分别接收“致远”、“靖远”2艘新式穹甲巡洋舰。

这次中国接舰部队的总统帅是琅威理（LangWilliamM）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4岁考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开始进入皇家海军服役，行事作风严谨，是一名标准的职业海军军人。20岁时，琅威理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身为阿思本舰队内的一名小军官，并未给中国人留下太多印象。1877年，琅威理负责护送驾驶仅有几百吨的蚊子船到中国，因为出色娴熟的技术，和认真的职业精神，获得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等的好评，1882年开始被李鸿章高薪聘为北洋水师总教习（总查），负责舰队的教育、训练等事务，目标是将北洋舰队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平。这位严厉的英国军官在任职期间，以身作则，治军极为严格，经常不分昼夜进行各种训练，以至北洋舰队中一度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在琅威理的严格要求，和一手管理下，中国海军的训练水平到达了巅峰，令各国刮目相看。

以刘步蟾为核心的闽藉军官集团对这位英国人非常反感，结下了很深的矛盾。远道而来的琅威理并不明白中国人平日里敬称他为“提督”，实际只是客套话而已。1890年秋，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暂时离舰，刘步蟾遂向琅威理进行挑衅，下令降提督旗改升代表刘步蟾的总兵旗，琅威理认为自己也是提督，虽然丁汝昌离舰了，但自己在舰上，仍应该挂代表舰上最高官员职衔的旗帜，因此与刘步蟾发生激烈冲突。闽党随后抓住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心理，称琅威理坚持升提督旗的行为显示了对中国海军控制权的野心，一贯坚持权操自我的李鸿章于是站到的闽党一边。琅威理随后不久愤然辞职。

琅威理的离职，给后来的北洋海军建设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琅威理个人始终坚持自己只是拿钱干活的职业军人，但英国政府实在是把他看成控制中国海军的象征赫德就曾经露骨的指出“……保持海军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中国需要琅威理，多么好的开端！机不可失……”琅威理辞职后，英国很快停止了与中国海军的合作，不再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转而与日本达成同盟关系。而失去琅威理的北洋舰队，纪律开始松弛，管理逐渐混乱，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接舰之时尚是1887年，正值中英两国海军的蜜月时代，英国朝野看到一位英国籍的中国海军提督，自然一片欢天喜地。琅威理到达欧洲后，先是仔细检查了4艘新造的巡洋舰，并立刻安排中国水兵的培训事宜。1887年7月9日、23日，“靖远”、“致远”相继完工，并顺利通过航试，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设计要求，这回英国的表现终于能令人满意了。很快，中国官兵便接收了2艘军舰，琅威理将“靖远”定为编队旗舰，在桅杆上升起了象征他职衔的五色提督旗。

8月20日，“靖远”、“致远”2舰在夹岸百姓的欢呼声中，缓缓驶离码头。22日下午5时，“靖远”、“致远”，连同在英国亚罗船厂建造的“左队一号”大型鱼雷艇一起抵达朴茨茅斯军港，随后不久2艘“经远”级装甲巡洋舰也从德国赶来会合。

根据琅威理的计划，编队原准备9月8日启程回国，但当天清早在起锚过程中，“致远”舰的锚链突然断裂，舰首1只大锚丢失在海中，航行计划被迫推延。根据“致远”舰下锚时测定的经纬度，英国潜水员很快在海底寻获了大锚，一时中国海军的技术素质在英国传为佳话。

1887年9月12日，气温华氏58度，凌晨3时，整装完毕的中国舰队开始生火。旗舰“靖远”挂出旗号命令全舰队下午1点起锚，下午2点，港内的英国舰队鸣响礼炮，4艘中国新式巡洋舰和1艘鱼雷艇以纵队队形驶出朴茨茅斯港，踏上回国的航程。经李鸿章及当时中国驻英公使刘瑞芬的安排，中国使馆官员余思诒随舰队一起回国，负责航行沿途的照料等事，以示慎重。这位江苏武进籍的官员，在这次漫漫五万里长途中记录下了宝贵的日记，保留了一份百年前中国海军舰队生活的实况记载。

整个航程中，总查琅威理时刻不忘舰队训练，甚至“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或斜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毫无错杂张皇景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焉。”舰队进入大海后不久的9月13日，上午各舰开始例行的操练，中午练习站炮位，午后琅威理从“靖远”发旗号命令舰队改单雁行阵，随即传令各舰打慢车航行，即刻又命令开快车，随后传令舰队改列为波纹阵，同时用旗语要求各舰报告每小时燃煤的消耗量，之后又不断询问轮机存汽多少。至下午5时晚餐时间前，琅威理又传令各舰进行战备演习，提升搬运炮弹。训练过程中，哪艘军舰队型不齐，或者反应稍微迟缓，琅威理必定用旗语严厉批评。由此一斑，可以看出舰队回国过程中训练的强度，以及这位琅副将尽职尽责的认真程度。

北洋舰队中的水兵，大都来自山东荣成、文登、蓬莱一带，这些海边长大的年轻人，入伍时仅需身家清白，认识自己的名字。但进入海军后，经过1年左右的强化训练，都将成为精通船艺、天文算术，能熟练操作船上的各种设备、武器，而且还能运用英文口令的合格水兵。

在直布罗陀，琅威理并未干预邓世昌接纳华工一事这两位性格非常相像的将领，在治军严格之外，都有着爱兵如子，激扬风义的一面。舰队之后一路向东航行，在训练间隙，每隔一周左右，旗舰“靖远”上就会飘扬起旗号，命令全舰队晾晒衣物、吊床。

入役北洋

1887年11月28日，舰队到达香港，停泊在九龙外港。按照李鸿章和醇亲王奕譞预定的计划，尽管“致远”级穹甲巡洋舰原本以加强台湾、澎湖防务而购买，但最终和另2艘在德国购买的装甲巡洋舰将统一并入北洋与当年蚊子船事件如出一辙，参见前文，以加快北洋海军的建军步伐。时值冬季，北方港口大都封冻，琅威理率领的这支新购军舰编队被命令前往厦门，与正在那里例行过冬的北洋舰队主力会合。当时为人仁厚的丁汝昌当时在海军中极受拥戴，当听闻即将要见到阔别已久的丁汝昌提督，官兵都异常高兴激动“船中佥欣欣相告，云统领在厦门，吾辈不日将见吾统领矣”。

1887年12月10日，“致远”等5艘舰艇汽笛长鸣驶入台湾海峡，下午5时30分到达金门岛附近，岛上炮台鸣放礼炮致敬，以2艘“定远”级铁甲舰为首的北洋舰队主力各舰"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康济"、"威远" 及南洋水师的“琛航”号军舰，都全舰盛饰以欢迎这些远道归来的舰船“定远”舰上同时在演奏军乐，2艘“致远”级穹甲巡洋舰在此正式加入了北洋舰队。

回国后的“致远”、“靖远”舰很快便迎来了北洋海军建军的盛典，邓世昌、叶祖珪被正式任命为两舰的舰长。两舰之后分别长时间与同道归国的德制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分别组队，巡航于中国各海域，成为中国海军中新一代的骨干力量。

然而就在这次大规模购舰后不久，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以财政紧张为由，奏请2年内禁止海军购买外洋船炮，随即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北洋海军外购装备宣告停止，海军建设陷入停顿。而几乎是同一时间里，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六十寿诞却都在耗费巨资，大操大办，丝毫未体现出任何一点国帑紧张的迹象。

（三）战斗

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日相继出兵入朝，形式急转直下，两国最终发生冲突，爆发了甲午战争。9月17日，护送陆军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的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打响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蒸汽铁甲舰队间的海战。北洋舰队迅速从双纵队变阵为利于发挥舰首方向重炮威力的横阵，而作为舰队中唯一的两艘根据纵队作战思想设计的军舰，“致远”舰被配置于阵形左翼，与“经远”舰编为一队，“靖远”舰则被布置在右翼，与“来远”编为小队。

开战伊始，北洋舰队曾一度占据上风，将日本舰队分割切断。但当时日本舰队装备的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数量在中国的一倍以上，而且火炮的射速大大高于中国，火炮使用的又都是填充苦味酸烈性炸药的炮弹，因而很快战场上即出现一边倒的不利局面，日本舰队成功压制住了北洋舰队的火力。

战至下午3时10分，一直被日军炮火重点“照顾”的旗舰“定远”舰的舰首被击穿，前部军医院内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浓烟从弹孔内不断向外升腾，遮蔽了整个军舰前部，导致所有舰首方向的火炮都无法瞄准射击。一直以击沉“定远”为最大作战目标的日本海军，立刻催动火力最猛烈的第一游击队4舰聚攻“定远”，企图摧毁这艘亚洲第一巨舰，在日本军舰疯狂的炮击下，“定远”舰情势万分危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致远”与“镇远”舰从两侧驶近“定远”，配合作战，一起掩护正在与大火搏斗的旗舰。但与铁甲舰“镇远”所不同的是，“致远”只是一艘没有任何舷侧装甲防御的穹甲巡洋舰，此刻竟然在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炮弹，以保护旗舰，为旗舰争取自救的时间“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致远”舰在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军舰很多部位都已经洞穿进水，而老化的水密橡皮，又使水密隔舱的作用大打折扣，舰体很快开始向右侧大倾斜，“致远”是以自己的牺牲在换取旗舰的转危为安。而之后重伤侧倾、燃烧着大火的“致远”并未撤离战场自救，反而是加速冲向日本第一游击队，冲向日本的主力舰“吉野”“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

此时的“致远”舰采取的19世纪的撞角战术。在意奥利萨海战之后，尽管撞角如同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在各国的军舰上，但撞角战术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战术。使用这种战术最适宜的是趁乱取胜，而最忌讳使用高航速，因为这样即使撞上敌舰，自己也会受到较大损伤，“或伤铁甲，或断烟囱，或震坏锅炉，或折伤机器”。并且，撞击时与敌舰的夹角，和撞击的部位也有很多技巧，通常都是从敌舰前后方以斜线切入，目标直指敌舰的锚床部位，或者是从侧面掠过，撕开缺口，或者直接撞入，然后立刻用力倒车，迅速脱离，已防“两下势猛，致己船受损”，如果不按照这些规则来，很有可能出现同归于尽的局面。因而这种风险极大的战术，在当时的海军教材中被排在各类作战手段的最末，属于军舰的最后一项武器，撞角战术被认为“乃助战之利器，而非必胜之妙算也。”

“致远”舰此刻选择这样一种危险性极高的战术有其自身的无奈。首先，在掩护“定远”过程中，“致远”已遭重创，能否坚持到整个战斗结束并退出战场还是未知数。其次“致远”级军舰弹药舱容量较小，而火炮的射速相对较高，时除了小口径火炮外，210毫米与150毫米大炮的弹药均已告罄，撞击已经成了这艘军舰最后的攻敌手段，与其无谓地在撤退途中沉没，还不如尽力做最后一搏。最后从当时的战场形式来看，当时适逢日本第一游击队运动至“致远”的正前方，“致远”从侧面冲向日舰，除了可以冲撞“吉野”外，对一游各舰都能构成威胁。而且向日舰逼近的过程中，还有发起鱼雷攻击的机会。机舱里，在管轮洋员英国人余锡尔的指挥下，水兵正在用力向炉膛里填煤，这里已经处于高压状态，以尽快激发出这艘战舰的极限航速来。

“致远”舰飞快地驶来，让编队航速正处于11节左右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日军4舰用密布舷侧的大小速射炮编织起火网，向这艘不要命的中国军舰轰击。随着与“日本”舰队的距离逐渐缩短，“致远”中弹也越来越多，“舰体之倾斜益甚”，最终“致远”舰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爆炸后军舰的舰首先行下沉，撞到了20米深的海底沙滩上，大约十分钟，全舰沉没全舰252名官兵，除了7人获救外，包括洋员余锡尔（Purvis）在内的官兵都长眠海底，仅留下桅盘还露在海面之上之后上桅以及桅盘内的武器被日本海军拆卸

关于“致远”舰沉没的原因，最初的解释是称被日本军舰发射的鱼雷命中，而导致了大爆炸。但当时的鱼雷的性能并不可靠，而且射程较短，战斗时通常没有使用机会，存放在舰内反而可能变成安全隐患，因此开战前日军各舰大都把携带的鱼雷都投入了海中，实际上也找不到任何日本军舰向“致远”发射鱼雷的记载。

当时西方学者Laird Clowes则认为，北洋舰队虽然也有很多军舰战前把鱼雷丢弃到海中，不过“致远”舰却没做出这样的措置，不排除邓世昌是想在海战中用这种武器对日本人造成杀伤，但日本军舰的大口径炮弹命中了“致远”的舷侧鱼雷舱，引爆了存放在里面的黑头鱼雷，结果导致了最后的灾难。这种解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得到史学界重视。

但近年来，根据中国海军史研究会部分会员的研究分析，又得到了第三种解释，即当日“致远”是因为水线附近被日本大口径火炮击穿，锅炉被击中，从而发生了大爆炸。

（四）最后的旗舰——“靖远”舰

与“致远”舰同在战场的姊妹舰“靖远”在管带叶祖珪指挥下也在艰苦作战，与同队的德制装甲巡洋舰“来远”一起抗击着日舰，“水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致远”沉没后不久，同样已经重伤的“靖远”与“来远”脱离战场，驶至大鹿岛附近，背倚浅水灭火自救。下午5时之后，2舰草草修理后重新返回战场，在大副刘冠雄建议下，叶祖珪下令在“靖远”的桅杆上升起指挥旗，这艘曾经在从英国回国途中一度担任过编队旗舰的军舰，开始接替失去信号装置的“定远”指挥舰队，整队再战。日本联合舰队因天色已晚，担心遭到中国鱼雷艇的夜间偷袭，于是转舵向西南方，首先撤离了战场。在这次空前的大海战中，尽管中国舰队里不乏像邓世昌这样英勇的将士，但落后老化的军舰，以及暴露出来的后勤、保养方面的问题，使得海战最终以损失惨重而落幕。

丧失姊妹舰的“靖远”之后参加了刘公岛保卫战。由于“定远”、“镇远”二舰先后受创失去战斗力，丁汝昌改在“靖远”上挂起提督旗，率领残存的各舰作战。1895年2月9日，在北洋海军日岛炮台被迫弃守，威海南口失去重要防御支撑点后，日军大小舰艇40余艘，全部驶近威海湾南口海面列队强攻。丁汝昌亲登“靖远”舰，驶近南口日岛附近与敌拼战。上午9时18分，“靖远”舰被日军占领的南帮鹿角嘴炮台火炮的2颗240毫米炮弹击中要害，“靖远”的露天甲板被击穿，炮弹穿越舰内后，在舰首附近水线下舷侧造成两个破口，军舰严重进水“弁勇中弹者血肉横飞入海”。叶祖珪和丁汝昌“意与船俱沉，乃被在船水手拥上小轮船”。军舰中弹后，由于及时关闭了水密门，“靖远”舰内仍有一定浮力，呈现舰首埋入海中，舰尾翘出水面，舰体右倾的姿态。为免资敌，“靖远”舰于2月10日由“广丙”舰彻底击沉，北洋海军也于不久后全军覆没。

多年以后，清政府决定重建海军，原“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受命担负起新北洋水师的统领重担，在他的参与下，中国海军又迎来了一级阿姆斯特朗的穹甲巡洋舰——近代中国海军中吨位仅次于“定远”级的“海天”级巡洋舰。1905年夏，叶祖珪在巡视沿海炮台及水雷营时，劳累过度又染伤寒，不幸在上海病逝，时年仅53岁，“将吏皆哭失声，有越千里来送葬者”这位将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随身带着一把银质的小勺，勺柄的末端铭刻着一个圆形的徽章，上面用英文写着一艘中国穹甲巡洋舰的名字——“大清帝国海军‘靖远’”

附：邓世昌小传

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今广州市海珠区），自幼随以经商为业的父亲客居上海，童年时随一位欧洲人学习英语、数学。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招募第一期学生，除在福建本地招考外，特别在香港广东招收有英语基础的外省学生，邓世昌投考被选入后学堂学习舰船驾驶，与刘步蟾、林泰曾以及同是广东学生的林国祥、李和等成为同学。不过邓世昌等外省学生后来并未能获选前往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校深造，在那个地域观念深厚的年代里，福建船政派遣第一届留学生所用的经费全由闽省负担，因而不会花福建的钱来送一外省籍的学生留洋多少显得有些孤单落寞的邓世昌和后来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总查琅威理一样，都注定只能是个孤独的“外来者”。1874年邓世昌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留用于福建任船政水师的“琛航”舰大副，时值日本借琉球事件大举入侵中国台湾，邓世昌在巡护澎湖、台湾防务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奖五品军功。此后，历任福建船政水师“海东云”、“振威”、“扬武”舰管带。因此与很多船政的同学相比，邓世昌的海上资历显得更为丰富。

1879年，李鸿章开始在北洋创办近代化海军，因为人才缺乏，“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特别将邓世昌调往北洋，管带新购的蚊子船“飞霆”号，旋又改任“镇南”号蚊子船管带。1880年夏，“镇南”号随同编队从大连湾航向海洋岛巡弋途中，意外发生了触礁事故，但由于邓世昌措置得当，“旋即出险”，舰体并未遭受大的损伤。事后，邓世昌被革去职务，随后不久，考虑到引发这次触礁事故的原因较多，编队指挥英籍洋员葛雷森也有一定责任，又被重新起用。

中法战争期间，邓世昌的父亲去世，他悲痛欲绝，但是考虑到国家海防大局紧张，邓世昌并没有归乡尽孝，只是默默地在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

在闽系军官占主导地位的北洋舰队中，邓世昌十分不合群。不光是因为籍贯问题而不被刘步蟾闽籍军官集团接纳，而且他的性格和行事作风在当时的舰队中也属于卓尔不群。这位性格刚烈、不太适应官场规则，很有有种宁折不弯骨气的将领，在治军练兵方面异常严格，以至一度曾有邓世昌鞭打水兵致死的传言北洋舰队的军规沿袭英国海军的传统，处罚多用肉刑，鞭刑是一种运用极为普遍的惩罚方法，是那个年代海军中常见之事，属于时代局限。1891年，琅威理因遭排挤而辞职后，失去了技术顾问的提督丁汝昌被闽籍军官集团架空，威令不行，北洋海军的军纪一落千丈“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唯独邓世昌不带家眷，始终在军舰上居住，一心一意治军练兵，只有豢养的爱犬“太阳”终日陪伴左右邓世昌27年的军旅生涯中，仅仅回过3次家，最长的1次也不过是在家住了7天。这种不随波逐流，和诸将格格不入的做法，当时遭到很多人嗤笑和嫉恨，也使得邓世昌始终被闽党排挤。在邓世昌个人来讲是为了治军严谨，但在很多旁人眼中，这些“标新立异”的做法大有讨好上司，意图争夺提督职位之嫌“不饮博（饮酒赌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水兵也私下把这位治军严格的舰长称为“半吊子”，意思指此人“不通事理，个别另样”。

但也正是因为工作中的兢兢业业，尽管性格刚烈不谙官场之道，但李鸿章、丁汝昌相当看重这位籍非闽省且海上阅历丰富的军官。为锻炼造就人才起见，1880年底，李鸿章就曾特别派遣没有留学经历的邓世昌赴英国接收当时最新锐的“扬威”军舰。七年后，再度派遣邓世昌赴国外接收新式军舰。

当行驶至直布罗陀军港时，有一群衣衫褴褛、身无分文滞留他乡多年的华工希望搭乘军舰回乡。尽管官兵十分同情，但依据当时的海军制度，军舰不得私自搭载平民，各舰管带一筹莫展之际，此时“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挺身而出，冒着受军纪处分的风险，接纳这些华工上“致远”舰，“允带八人回国，命下午来船帮同作工”。朗威理得知此事后并未作出反应。

在印度洋中航行时，邓世昌一度高烧不退，但仍坚持亲自指挥驾舰，“邓参戎扶病监视行船，盖将至险处也”，虽然在海中多次遇到惊涛骇浪，但最终仍安全地将军舰驾驶回国。

接舰回国后，邓世昌被正式任命为“致远”舰的舰长。

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日相继出兵入朝，形式急转直下。5月17日至27日，李鸿章亲赴威海检阅海军，性格直率的邓世昌曾当面指出北洋海军面临的窘况，一度措辞颇为激烈，让北洋大臣很是难堪。当时北洋舰队除了有效弹药匮乏、武器装备落后、煤炭供应质量低劣等问题之外，军舰的保养状况之差也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包括“致远”级在内的很多军舰的水密门橡皮老化，都由于不能向国外购买军械物资而无从更换。对于这些问题，海军提督丁汝昌也曾反复上报呼吁，但最终结果都是石沉大海。

9月17日，护送陆军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的北洋舰队主力，中午时分，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打响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蒸汽铁甲舰队间的海战。战至下午3时10分，“定远”舰的舰首被击穿，前部军医院内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一度丧失作战能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邓世昌见状立即指挥“致远”与“镇远”舰从两侧驶近“定远”，配合作战，一起掩护正在与大火搏斗的“定远”舰，为旗舰争取自救的时间“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致远”因此被重伤侧倾，并燃起大火。此时邓世昌并未指挥“致远”撤离战场自救，反而是加速冲向日本第一游击队，冲向运动至“致远”的正前方的日本第一游击队主力舰“吉野”“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

邓世昌于是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之后邓世昌登上飞桥，冒着炮火，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机舱在管轮洋员英国人余锡尔的指挥水兵奋力力向炉膛里填煤，以达到高压状态，从而激发出这艘战舰的极限航速来。

但最终“致远”舰在撞击途中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沉没。

“致远”舰沉没后，邓世昌落入水中，仆从刘忠游近后递来的救生圈，被邓世昌用力推开；“左一”号鱼雷艇赶来相救，邓世昌“亦不应”，“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最后邓世昌平日豢养的爱犬“太阳”，“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邓世昌最后抱住爱犬，追随自己的爱舰一起沉入大海。邓世昌牺牲的消息很快流传开来。曾经被这位有点倔强的将领顶撞过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得到噩耗后老泪纵横，反复念叨“不料今世尚有此人”，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1996年12月28日，上海黄浦江畔江南造船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艘训练舰被命名为‘世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