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之战：1914年到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的神话》第1章（上）翻译

第1章：“黄金共和国” 真理必胜 ——扬.胡斯 我相信真理会占上风，但我没有 期望它能够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获胜。 ——爱德华·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兼总统 Vinohradská是一条悠长又人流拥挤的街道这条街道连接着布拉格绿树成荫的东郊到人声鼎沸的老城中心， 街上充斥着电车铃声和汽车喇叭声。 Budecská ulice 拐角处距离布拉格第一家西式豪华购物中心很近，那里坐落着一栋四层办公楼，从街道同一水平面看去，它的外墙是毫不起眼的混凝土 不过从街对面的话，就可以看到具有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布拉格现代主义风格特色的十分优雅的折线型屋顶，而之间二楼和三楼，用大写字母写着ORBIS，那些路过的行人可能会猜测该建筑目前的租户是一家促进捷克共和国旅游的机构，事实上，该建筑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外交部出版社驻地,该出版社的事务由总统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和外交部长（后来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主导 领导者们明白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让这个共和国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们的工作旨在说服世界——尤其是西方——捷克斯洛伐克继续发展的道德和战略必要性存在，并加强西方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承诺,为了支持这一想法，奥比斯的作者和编辑大量借鉴和使用了他们周围的社会：事件、人物、关系、统计数据、地点。还有神话, 在很大程度上奥比斯是一个propaganda机构，制作和输出神话来捍卫捷克斯洛伐克 尽管最近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著作已经让我们对这个高度理想化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有很多了解，但对于第1共和国的神话创造中的领袖崇拜,公共关系，第一共和国政治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仍然了解较少，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与他们所营造的神话之间的关系深远，不仅仅是因为有关民主的文化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神话的关键要素。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神话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许多观察家，无论他们是来自捷克还是其他地方，都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是凡尔赛秩序的关键，如果连捷克斯洛伐克都垮台了，那么欧洲摇摇欲坠的战后秩序也定会随之垮台。因此在这个小国家里，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国内争吵，也可能会引起整个大陆的回响，而其propaganda工作的成功或者失败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捷克斯洛伐克的宣传借鉴了欧洲的悠久宣传历史，从庞贝古城墙上的选举呼吁到天主教教会十七世纪的信仰宣传圣会，又再到法国1792年狄德罗和伏尔泰的煽动性思想在整个世界传播，当革命的敌人妖魔化它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军队时，propaganda开始获得其下流的名声。 十九世纪,propaganda和文化是欧洲各国争夺霸权的场所之一，拿破仑开创了领袖崇拜，创办自己的报纸来庆祝军事行动的胜利并委托人制作纪念皇帝的奖章、硬币和画作来展示皇帝高贵的罗马服饰。法国人长期以来对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识字率和忠诚度的重视，威廉皇帝则为帝国以外的德国人修建了学校并开展文化项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宣传方式的创造时期，交战双方都加强了文字和图像的使用，图像包括首次使用电影来说服大后方坚持战争，军队继续战斗，中立国家加入以及让敌方平民丧失斗志。 战争开始时，英国电缆船 Telconia 切断了连接德国和美国的地下电缆。 与此同时，外交部设立了一个秘密战争propaganda办公室。 一旦精心制作的新闻项目通过英国控制的电线传送，美国报纸的编辑就会选择他们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内容，而不会察觉任何审查制度 英国人还试图说服美国知名人士主张参战。 英国非官方消息来源也呼吁这种类似的想法：剧院、广播、电影院、博物馆展览、教科书和儿童文学以及其他场所都拥护类似的主题（德国在美国的propaganda员来自德美民间友谊社团，来源和信息的一致性令人怀疑，自从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来自德国的信息就变得不再可信） 来自奥匈帝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等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人民也展开了各自的propaganda，他们的文化外交完全关注西欧和美国的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海外的民族“殖民地”社区。例如美国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自称为南斯拉夫人的捷克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等在美国广泛游说，去争取移民群体的支持，并许诺他们战争结束之后，让他们在他们希望建立的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战争末期的时候，奥地利各族代表挤满了华盛顿、巴黎和伦敦外交办公室的走廊。他们和有影响力的政府人物和记者建立了友谊，他们举办了优雅的晚宴，在晚会上向各国文人和政治领导人讲述了辉煌的民族历史和对民主理想的奉献精神。伟大的波兰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1916年在白宫举办的音乐会。和演讲深深的感动了威尔逊总统，帕德雷夫斯基的支持者称这甚至影响了威尔逊将波兰纳入“14点” 他们还参加了各种集会，希望说服西方认可他们将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好公民。 他们从意想不到的来源获得了帮助，比如乔治·克里尔的帮助，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1918年的时候在卡内基音乐厅组织了一次中欧被压迫民族会议，该活动的口号是“奥匈帝国人民的意愿。” 大学教授马萨里克代表独立捷克斯洛伐克发言，帕德雷夫斯基代表波兰人发言。他们宣读了一项声明，表示感谢美国及其盟国的支持，并且重申了“建立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民主波兰”以及将哈布斯堡王朝索奴役的人民从奥匈帝国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这些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克里尔帮助马萨里克将该组织的决议提交给威尔逊总统，威尔逊总统回应表示，支持奥地利解体。“被压迫民族”随后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即中欧民主同盟，该组织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开始了自己的宣传活动。在巴黎和谈中，这种非正式外交或个人宣传十分普遍。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代表团顾问-Charles Seymour在1918年到19 19年的冬天，写信给他的妻子,在信中他表示“我再次开始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明天我要与罗马尼亚领导人（Ion Bratianu）共进晚餐,周六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晚上又和塞尔维亚人共进晚餐.周一又和捷克斯洛伐克人Kramarz（sic）以及贝奈斯共进晚餐 同一时期,波兰代表团为美国人举办了一场午餐会,这个午餐会一直持续到黄昏,午餐会上美国人受到一长串专家的欢迎,他们赞扬波兰的美德，并捍卫其在会议上提出来的领土主张。而罗马尼亚女王玛丽可能是会议上最臭名昭著的东欧人物之一，她宣称来到巴黎是为了帮助罗马尼亚的事业（但很多人猜测，其实真实目的是为了购物）她确信她对会议领导人的恳求会加强战争后的罗马尼亚的地位“我已经恳求过，解释过…我给他们展示了罗马尼亚活生生的面孔” 巴黎和谈的与会者坚信宣传的重要性,无论好坏。当然，毕苏斯基的波兰军队、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以及他们各自在波兰东部和西伯利亚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帮助列强认识到了这些新的潜在盟友的潜在力量。历史学家Zbynek Zeman对捷克人的评论也可以代表其他东中欧民族“我们不应该在他们前进的路上设置路障来阻碍他们” 报纸编辑，盟军外交办公厅。以及盟军领导层的高层逐渐被这种思想所渗透。在这项事业中，宣传的重要性远大于比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实际军事影响力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Fisher描述到“捷克斯洛伐克是propaganda的产物” 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动乱结束后，在战间期欧洲保持了对propaganda的关注，这一方式是欧洲建立起该时期新秩序的努力形式的一部分。 propaganda与民族主义的内在关系使文化精英能够将象征或道德价值观转化为政治话语,propaganda是一种手段,可以整合大多数人共同的经验,这样可以建立起国家共同体的边界,并在面对看似危险的情况下更新公众对于善,恶,牺牲等等抽象名词的理解.例如法国面对德国的竞争,他们向海外殖民地进行了法语推广。一位法国外交部官员，用民族主义的话语解释了这一说法：只有法国文化，才能成为“新思潮、自由主义愿望和我们优美精致的传统文化。外国精英也渴望获得法语这样优雅的表达方式和我们法国的文学，艺术，以及我们的科学所代表的人文主义之花。”魏玛德国则于1920年成立了海外日尔曼民族理事会，旨在为了维持生活在德国以外的德国人的民族情感，1925年外交部长Gustav Stresemann就要求德国国会为生活移居海外的德国人提供更多的资金,声称“他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苏联也将精力投入到宣传中，在国内进行动员鼓动来赢得本不情愿的民众的支持，在国外也创立了苏联之友社团（大约在20多个国家设有）并小心翼翼的促进苏联和外国知识分子的合作，以及其他文化外交和propaganda的尝试。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外交机构-英国文化协会直到1934年才成立，战争后的英国和美国文化精英强烈反对propaganda，因为他们认为propaganda无处不在 对于正常治国会造成危险。 第1次世界大战给propaganda方式以及政府对大众媒体和文化产业的态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信息的严格审查控制，篡改的照片和故意夸大虚假宣传又或者进行污蔑的电影，以及大量发行的报纸的介入，这似乎都代表着质的变化。从为了赢得民心的尝试调查来看，庞森比勋爵对战时暴行宣传的调查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证实战争中出现的任何令人担忧害怕的故事，这反而加剧了公众对propaganda假定力量的日益恐惧： 在战时，通过谎言来欺骗人们,将仇恨的毒药注入人心这种罪恶比实际的肉体毁灭更邪恶与恐怖,人类灵魂的被玷污比生理死亡更糟糕。”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参议院发起听证会，调查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公开了英国战时的propaganda活动,这引起普遍震惊,因为他们得出美国被欺骗的结论 相比之下，后帝国时代的中东欧国家将propaganda视为政治家的必要且基本的工具，以及与大国交往的重要渠道。 他们的外交部将整个部门投入到propaganda工作中。 每个国家——通常是国家内的少数民族领导人——都利用文化外交并在国外招募著名盟友来宣扬其美德。 到 1920 年代中期，每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国都向伦敦、巴黎和日内瓦的记者或报纸付费，让他们撰写积极的文章或宣传所需的政策。 有利于他们的作者和学者得到补贴； 令人赞叹的历史著作得以印刷, propaganda的风险很高，但这些国家的存在似乎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虽然大国领导人创造了战后国家，但英国和法国的许多居民对这些国家的位置和居住者知之甚少，更不用说为什么值得支持它们了。 因此，对于所有中东欧人民来说，重要的是要努力让西方了解自己，给选民和领导层留下印象，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发挥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与此同时，他们需要自学有关西方、更广泛的欧洲以及参与民主制度的知识， 捷克人——特别是战时流亡民族主义运动和战后国家的领导人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可以作为这种典型，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就决定，国际和国内宣传必须成为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强有力的补充，必须了解西方民主制度来创造一个新的议会民主制，在国内，对开明政治指导的需求似乎也同样紧迫。 马萨里克和贝奈斯都不相信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调整能力，从黄金共和国到凡尔赛后的新欧洲，他们也不信任捷克政党或议会领导人来可以来领导国家，因此，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创建了历史学家和同时代人所称的 Hrad（城堡）组织，以马萨里克在布拉格时居住的布拉格城堡命名。 作为非正式，但极其强大的机构和盟友的纽带，城堡将帮助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议会大厅外影响政治进程。 其成员包括一群文学知识分子，他们与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一起领导了国家的propaganda工作，他们也把propaganda视为一种有益的、精英驱动的公民教育。这些知识分子与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一起，帮助塑造了第一共和国历史的民族神话，东中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化外交运动建立在欧洲和欧洲性的话语之上， 每个国家都将其对欧洲文化规范的遵守作为其道德价值的证明，从而证明其受到列强的保护。 当然，每个国家根据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偏好的实践，对欧洲性的定义有所不同。 “捷克斯洛伐克人”成功地说服了美国和法国领导层以及一些英国外交官，相信他们的欧洲品质——理性主义、宽容、效率和坚持，到 1919 年巴黎和谈开始时：巴黎的每个人都知道贝奈斯和马萨里克是如何奉献自己致力于将人民从奥地利帝国手中解放出来。几乎巴黎的每个人都喜欢并钦佩捷克人和他们的领导人。 波兰人英勇勇敢，但相当不讲道理， 罗马尼亚人，迷人而聪明，但可悲的是狡猾； 只有捷克人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人。贝奈斯和马萨里克始终合作、通情达理、富有说服力，他们强调捷克人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而军国主义、寡头政治事实上是旧德国和奥匈帝国所代表的一切，但保守派和复仇主义国家也可以挖掘欧洲这一词语的含义， 例如，匈牙利人坚持认为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政治集团，而非真正的国家就像它的名字的新词一样尴尬，并且试图提醒西欧人理解匈牙利所具有的价值，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一直是抵抗异教徒土耳其人入侵的基督教堡垒，他们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威尔逊和巴黎肢解了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推翻了欧洲最古老的王朝之一，却创建了弱小的、人为的、巴尔干化的国家，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值得西方的支持。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propaganda战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就是采用西欧的社交习惯。 东中欧人很早就清楚，奢华的款待（带有默契的政治议程）不仅仅是一种礼仪，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和中欧地区，社交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外交，特别是在赢得大国的保守派的支持方面，中东欧精英全心参与以社交为基础的国际组织，例如国际笔俱乐部-隶属于国际联盟的文学协会。中东欧 P.E.N. 分会普遍受到赞助，他们的分会费用由该国外交部支付，该国还倾向于查看 P.E.N. 参与作为获得声望的手段，但外国人极难-尤其是英国人，吸引他们的抵抗来自长期的习惯：西方对斯拉夫人的态度认为他们充其量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但绝对不是西方的，一位历史学家将欧洲的偏见描述为“嵌套的东方主义”他们认为非洲大陆东部地区是野蛮的，而不是韦斯特所谓的“清洁、秩序、自我控制、性格坚强、理智，法律、正义、有效管理” 英国流行文化继续传播刻板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阿加莎·克里斯蒂 1925 年的《烟囱的秘密》呈现了一个虚构的巴尔干国家，赫索斯洛伐克。 它的居民是“最不文明的人。 强盗的种族。 ...[民族爱好]爱好，刺杀国王和革命。”克里斯蒂认为她“不文明”毫无疑问是这是在影射捷克斯洛伐克 1919 年，许多东中欧人——包括捷克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怀疑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1919年与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孤立主义者反复提醒欧洲的不正当行为，特别是通过propaganda，以及参与欧洲事务的危险。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兰宣传人员的任务是西西弗斯式的， 捷克人并没有忽视propaganda之外的防御，贝奈斯努力创建和维持小协约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而谈论也涉及波兰人。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与奥地利和德国的关系高度戒备，该国的军事力量，通常被认为是该地区最强的，尽管如此，城堡领导人对自己单独抵御德国进攻的能力不抱有任何希望。 放弃西方—捷克斯洛伐克的赞助人和捍卫者是不可想象的，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不被propaganda其日益增加的负面含义所说服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治国工具，不容放弃。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神话宣传工作的核心是“捷克斯洛伐克”现代民族神话，由许多人创造，当时和现在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他们所创作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天生民主、爱好和平、宽容的捷克人受到好战、专制、反动的奥地利人的攻击其政权、捷克语和民族意识几乎消亡，但捷克的身份被一群英勇、忠诚的知识分子所拯救，这些被称为“觉醒者”的人，他们让这个死亡的国家复活了，重塑捷克文学、重述捷克历史并提出政治主张。代表“捷克民族”的扬·胡斯 (Jan Hus)，独眼胡斯派将军扬齐兹卡，捷克弟兄联盟，白山之战：这些十五、十六世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道德正直的连贯叙述中引起情感共鸣的迹象，侵略性的德国人（或天主教会，具体体现为在哈布斯堡王朝）1918 年之后，神话仍在继续，捷克斯洛伐克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岛屿，欧洲衰落中的民主价值观、理性主义和公平思想很快就陷入了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束缚而现在的捷克人继续被描绘成内心宽容、繁荣、国际化的人民，他们是欧洲的代表，体现了欧洲最值得自豪的理想，即典型的自由主义理想公民领域的居民。 他们也是天生的中间派、温和派、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这是一种“无神话的神话”，过于理性和理性。人们需要这样的神话。神话般的捷克斯洛伐克毫不费力地延伸，对许多民族和宗教的宽容：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德国人、匈牙利人、鲁塞内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仪天主教会毫无问题地被吸收到新的国家并发生了变更,在那之后他们都有一个前提“捷克斯洛伐克人”。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神话伴随着对托马斯·马萨里克 (Tomáš Masaryk) 的崇拜，他是一位端庄的七十多岁老人，留着整齐的白胡子，享有国际声誉。 马萨里克的个人神话将他塑造成一位仁慈、无私的人民之父、道德典范和哲学家国王，远离喧嚣的政治交易。 也为外交部长打造了一个类似的、远不那么成功的神话（后来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强调了他的外交才华以及他在西方国家首都所受到的尊重。 城堡领导人没有规定一个所有城堡成员统一的叙述。 相反，这个过程是随意且富有创造性的。 不同的神话元素吸引不同群体的城堡盟友，并受到不同群体的强调。 非城堡人物出于自己的目的采用了神话中的术语。 除了这种内部的多重性之外，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今天，城堡神话一直受到外部批评。 历史学家和记者指出了马萨里克的缺点和优点。 他们还注意到该国的弱点及其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其他国家的共同特征，包括老龄化、静态的政治精英、对民主法律结构和实践的矛盾态度，以及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容易腐败和对公众保密的政治文化，其他欧洲国家许多政客（最著名的是卡雷尔·克拉玛尔和吉里·斯特里布尔尼）多次试图否认城堡的合法性，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声称自己是捷克斯洛伐克建国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以及他们继续领导国家的说法提出质疑。 共产主义和右翼威权主义的双重挑战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地方的民主， 捷克斯洛伐克的多民族特征实际上转化为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德国人、鲁塞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的优势。 民主的第一共和国（1918-1938）和专制的第二共和国（1938-1939）以及捷克与纳粹占领者的合作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然而，这个神话的影响力仍然很大。 如果像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写的那样，国家需要“‘身份’叙事”，那么现代捷克共和国及其前身的身份首先是由这种高贵、民主的神话叙事构成的。这个神话的持久影响力和巨大的情感力量来自它的最后一个要素：神话与欧洲现实政治的混合。 1938 年之后，神话转变为将捷克人（现在不再频繁地称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描绘成西方的背信弃义和内部第五纵队的受害者。 第一次背叛发生在 1938 年的慕尼黑，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西方盟友和缔造者法国和英国将这个国家交给了纳粹。1948年，第二次背叛发生在苏联手中，苏联以及一小撮冷酷无情、斯大林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和同路人被描绘成另一个野蛮侵略者。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消失在铁幕后面，被西方遗忘，除了1968 年，那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了，苏联集团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 对于一些观察家来说，这个神话似乎非常接近事实，以至于容易被误认为是事实。 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其多次转载的文章《中欧的悲剧》中为冷战读者改编了这本书，文中认为世界已经忘记了那些被困在铁幕后面的国家本质上的欧洲性。 捷克人是怀旧的、天主教的、浪漫化的中欧的一部分，而不是苏联东欧。这种解读不合时宜，简单地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时代等同于西方。 昆德拉忽视了第一共和国的反德（无论是哈布斯堡、帝国还是苏台德）倾向，以及卡斯尔对哈布斯堡复辟的担忧。 与此同时，西方语言的学术史学和政治分析，其中大部分是由捷克移民或其学生撰写的，重申并阐述了这组神话的主题。 这个神话在学术背景下被重新塑造为捷克斯洛伐克例外论，它告诉我们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捷克人更加温文尔雅、世俗化，而且不太容易陷入宗教迷信，他们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接受西方模式，也许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是反复无常的命运的受害者。天鹅绒革命和苏维埃帝国垮台之后，瓦茨拉夫.哈维尔试图通过宣传捷克人所具有的民主传统，以及将他的形象与马萨里克的形象，绑定在一起来确保西方对捷克的支持。当捷克加入北约的时候，美国国务卿Madeleine Albright-一位拥有捷克血统，并与贝奈斯共事过的历史学家的女儿。Madeleine Albright引用了马萨里克的神话“他的生活，信仰和作品激励了一代捷克斯洛伐克人，曾经，甚至人们认为他应该成为世界总统。”在2003年美国袭击伊拉克之前，时任国防部长描绘了充满活力，民主，勇敢，热爱自由的新欧洲包括捷克人。与疲惫不堪、盲目的旧欧洲相反——法国和德国坚决反对战争。这种欧洲语言和象征性的划分直接让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斯拉夫历史学家罗伯特·西顿·沃森的说法相呼应，尽管拉姆斯菲尔德的使用唤起了不同的盟友和敌人。本书试图将这个神话及其诞生的环境历史化。 化和阐述，及其在国内外的许多用途。 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借鉴了早期浪漫主义和必胜主义史学的风格，创作了这个神话般的叙事，最初是为了一战流亡宣传。 然后，他们和他们的城堡同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际关系的竞争背景下改编并运用了这个神话，用于propaganda用途，其中propaganda是许多手段之一。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本国内采用的策略与他们在国外使用的策略类似——依靠他们与大众媒体和文化精英的关系——以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 在国内，他们也利用神话叙事来占据道德制高点，并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神话叙事都提供了内容、宣传传播的手段。古典雅典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区分了神话和逻各斯，以及与事实和合理相对立的神话和诗意或荒谬的话语策略。我希望避免过多地陷入这种长期存在的二分法中。 我使用“神话”一词来描述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叙事并不是为了贬义，尽管在本书中的某些地方我确实注意到了神话（myths）的作用,相反，“神话”一词有助于突出本质主义、寓言式的叙述，强调自1918 年以来关于“本土民主”捷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和学术话语，并引导对叙事谱系和后来改变的讨论。所有国家都策划和利用神话作为一种手段，使得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充满秩序和可理解性，一些强大的欧洲民族神话出现在19世纪，例如法国人声称他们代表欧洲本身，他们是文明和启蒙运动的承载者，而波兰人则宣称他们是世界的基督。东欧的“殉道民族”宣称为欧洲流血，神话可以提供一种起源感，永恒不变的价值观，权威与道德感。他们的真实与虚假性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当我用神话和神话学来表示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基于可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叙述，但只能在特定时间内被某些受众视为真实，神话故事、观众、讲述者以及讲述的环境可能很大相径庭。但主要的神话叙述方式仍然可以识别，神话的元素可以不断重组排列，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有效的神话就是历史性的，同样也是可以被预测的。他解释了该团体辉煌的过去，并将其作用于指导未来的行动或基本模式。领袖崇拜经常与政治神话联系在一起，许多重要的神话解释者如乔治索雷尔，恩斯特卡西尔，他们都强调神话非理性，神秘的本质，并将这种品质和他激励信徒的能力联系起来，但信徒们经常能够相当理性的分析神话的要素，接受一些，却又拒绝另一些要素。这本书强调神话是一个相对有序的符号系统，他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我的重点是神话的使用，它可以使权力合法化方面的政治和文化功能，他所强调的有意义的道德世界，他对人的定义，他的演变和在人们心目中长存而对后世研究者来说令人惊讶的漫长生命力。propaganda一词像myths一样,经常被用作贬低。但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方式理解他们，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在城堡领导人和许多观察家眼中马萨里克和贝奈斯没有把propaganda视作对独立公民思想的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有用的公民教育形式和治国的重要工具，并将这个工具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只信任最亲近的人，他们在回忆录中吹嘘自己的战时propaganda技巧，精心策划新国家的propaganda组织，他们认为propaganda是和群众沟通和击败政治敌人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外交则是与国外精英接触的努力。 该书分析propaganda工作说明了欧洲历史和民族主义历史中一些更大的问题，这里讨论的神话斗争详细描述了国家建设和神话创造中渐进复杂和冲突的过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清楚的表明了国家权力在塑造和影响民族主义话语方面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在马萨里克的城堡之外，土地党的口号是“Venkov jedna rodina”（农村是一个家庭），捷克法西斯的口号“Nic než národ”（什么都不是国家），这些口号都是由权威政治人士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