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人类进程的著作——《陈旉农书》

相信大多数读者看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一定是去搜索第二个字念什么。的确，这个人名太冷门，完全不能同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朱熹、王守仁这些名字相提并论，用这样一个题目似有哗众取宠之嫌。

然而，作为一个标准吃货，那些仁义道德统统都是虚的，填饱肚子才是第一要务。而填饱肚子的前提当然就是农业生产，所以指导农业生产的农书，其意义怎么夸大都不过分。

众所周知，汉族不是一个喜欢扩张的民族，这个民族具有足够的内敛性。这当然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等有关。然而，扩张是人类的本性，因为当一个民族拥有足够的文明时，人口就会暴涨，现有的土地和资源就无法满足激增的人口的需求，扩张是很容易想到的策略。要想不扩张就解决人口增长的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让同样的土地生产尽可能多的粮食。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几大古文明当中唯一做到的，只有中华文明，这也是中华文明未曾中断的原因之一。

有文献记载以来，中国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农业革命，在我看来，其意义绝对不亚于西方的工业革命。这两次农业革命分别发生于两汉和两宋，尤其是西汉和南宋。前者主要记载于西汉《汜胜之书》（由《齐民要术》转载）中，后者主要记载于南宋《陈旉农书》（由《王祯农书》转载）中。

用我们现代的话说，两场革命的本质都是能量使用形式的革命。

第一次是由人力向畜力的转变。虽然中国在先秦就已经有牛耕的记载，但远没有普及。西汉是首先普及牛耕的。有了牛耕，就需要金属农具，铁犁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铁犁的出现，使得深耕成为可能。深耕是秋耕的标志。《齐民要术》讲，春夏必浅、秋耕必深。这是因为，春耕离播种时间短，不具备深耕条件，而秋耕则时间长，且杂草会反复生长，多次深耕能增加更多绿肥。在古代农业思想中，秋耕是关键的环节，它能让粮食产量倍增。所以，这是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庶的朝代的原因。

除了牛耕，水车的出现也是关键事件。龙骨水车大约出现于西汉至三国这段时间，具体已很难考证。它的核心就是利用马力汲水，这是将畜力转化为水力的一步。《九章算术》中已经广泛采用类似“马力”这样的单位，正说明这时候的人已经认识到了马力的重要性。

马在汉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来汉朝空地多，广阔的河套地区基本都用来养马了，据记载，上郡（今陕北这一带）的牧苑养马曾多达数十万匹。只有畜马的数量起来了，才能用骑兵去和匈奴人打消耗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壮举，毕竟马是一个相当昂贵的物种，其价值远远高于今天的家用轿车。在西方，有一匹马就可以称为骑士了，绝大部分战争都是在步兵之间进行，骑兵只能少量点缀。像汉武帝这样动辄发十万骑兵，前后几十年加起来超百万，这样的规模放到西方，绝对碾压。然而，养马的本钱很大，需要对畜牧有充分的认识，如何畜养、如何防疫，这都是一整套学问。

除了畜力之外，汉朝人还有一个特别的发明，就是温室。《汉书》中有明确记载所谓“四时之房”，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温室。它的作用就是栽培反季蔬菜，特别是瓜果一类，供皇家贵族享用。这当然实际上也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办法。

现在时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是说自明以后，中国土地上之所以能养活这么多人，主要得益于原产自美洲的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首先，这些高产作物都是主要在偏远山区种植，比如福建、广东等地的山区，近代以前并未深入到中原腹地。很多书上对于这方面的记载都很浅薄，比如《本草纲目》只是略加提及，并未深究，说明当时的影响力很有限。其次，异地引种并不是像想象中那样轻而易举。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就记载了番薯如何藏种的问题，据说他还多次向福建求种，说明当时冬季藏种是一个大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第三，高产作物大多数时候主要还是喂猪用，人吃得并不多。我们现代人看到的，很多都是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结果，那时候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还管它什么作物呢。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

事实上，西方的农业水平在近代以前连中国的项背都望不到。即使到今天，美国人还在采用最落后的轮耕法。欧洲在近代曾有过一场东学西渐的经历，其中农学是他们主要学习的科目。欧洲重农学派的魁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农学，但按我们的眼光，其理解仍相当粗浅。即便如此，他的重农主义还是引发了自由市场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

每发生一次农业革命，生产率就会大幅提高，能养活的人口也将倍增，这和工业革命一样。以西汉那场革命为例，据我估计，革命之后，现有的土地足够养活一亿的人口。所以一直到唐朝，中国人都能过得相对比较滋润。而到了宋朝，人口快速突破、并稳定在了一亿以上，加上战乱而引起的土地减少，粮食产量开始出现危机。当然危机也就是更大的机会，所以第二场革命也随之而来。

我们不妨称这场革命为“药力”革命，它是从畜力到药力的过渡。所谓药，在丹家们那里是火药，在医家们那里是丸药，在农家们这里就是粪药。我们以前的科技史介绍中，通常会提火药，因为是四大发明，偶尔会提金元四大家、和他们的归经理论，但提到粪药的却不多，因为怎么样都登不上大雅之堂。然而事实上，人粪作为肥料的广泛使用，正是起自两宋，特别是南方的水田稻作农业。

农书当中出现“粪”大概是肇始于西汉的《汜胜之书》。然而那时候只是粗略提及，并未深究。就有限的资料来看，宋以前的人没有“施肥”这个概念，《齐民要术》中几乎没有关于施肥的太多论述。由此可见，人粪对于土地耕作到底起什么作用，宋朝以前是不清楚的。

宋朝人逐渐认识到了人粪是一个有用的东西，但具体派什么用处，也还是比较模糊。直到第一个详细阐述“用粪如用药”的《陈旉农书》出现，事情才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陈旉农书》中充分论述了用粪与土地肥力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了施肥是确保肥力的关键因素，应该大力推广之。在我看来，“施肥”这个思想的提出，其重大意义不亚于现代热力学的第一和第二定律。

不仅如此，《陈旉农书》还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核心理念：地力常新壮。

这个思想比起现代说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更加了不起，因为它是包含了人定胜天的基本逻辑的可持续发展。众所周知，土地耕作越频繁，其肥力就越差。一般来说，连续耕种三五年，产量就要大打折扣。

一种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休耕。比如现在美国用的轮耕制，就是典型的休耕思想。这在土地资源有富余的情况下可以做，但人口激增之后，由不得人们去休耕。这时候就必须要想办法在连续耕作的前提下，仍然保持土地肥力。这似乎有一点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但至少当时的中国人的确做到了。这就是施肥。《陈旉农书》中提出了十几种肥料，除了人粪尿以外，还有草木灰、河泥等。按我们现代的理解，这就是增加钾等元素，相当的科学有效。不仅如此，该书还详细区分了生粪和熟粪的差别，给出了一整套系统而明确的制造粪药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陈旉农书》是纯私人的农书，篇幅也不长，出版当时似并未引起重视。直到后来影响范围更广的《王祯农书》问世，其中大量引用《陈旉农书》的思想和观点，用粪如用药、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才贯彻到了每个中国农民的心里。有限的土地上，也由此养活了明清的数亿人。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