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

（一）事大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朝贡的外交政策。“事大”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左传》、《孟子》、《韩非子》等中国先秦古籍中，而“事大主义”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总结出来的概念。“事大”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经国大典》中的礼典专门对“事大”进行详细规定。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除了朝鲜半岛外日本有观点认为事大主义同样是冲绳（琉球）的传统，亦属于冲绳人的行为模式之一。事大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国。“事大”的概念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提及“事大”一词，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晋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与儒家对“事大”的肯定态度不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对“事大”提出质疑，他虽然认为“事大”是小国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又指出：“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并举例齐国攻宋时宋虽事楚并向其求救，但楚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拒绝救援。又指出如果一国沉浸于事大之道则会使君主为大臣挟制，大臣们会要求：“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因此他对“事大”持否定态度。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派上用场。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

（二）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南唐中主李璟）尽献江北地，世宗（周世宗柴荣）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记载：“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国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主义”是近代日本对英语“-ism”后缀的翻译，最早将“事大”和“主义”绑定在一起的也是日本人。据考证“事大主义”的概念发轫于1884年12月15日的日本报纸《时事新报》中一篇名为“朝鲜事变”的报道中：“韩廷之臣僚中，苟依赖支那人者重权在握，则争献媚于邻国，云大国之命不可不从，云大国之政府不可不事，称之事大之主义。甚至有发议愿以举国内附中华者，在其最高潮时独国王与一二近臣窃不悦之，终究守自国独立之大义。特别是如其外戚闵氏亦所谓事大党之一，然此近臣之核心者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之流，其所主义者乃辅佐国王陛下，成全朝鲜国独立之名实，附之以党名，则称其为独立党虽恰如其分。然于朝鲜之国内而执独立之主义者，有时云日本党。既云日本党，则彼事大党命名为支那党。如同日本与支那相对，实则日本国对朝鲜唯国与国之交际，固不可参彼国事。况于其朝臣等之间所展开之内部之情实，断非我国所知。故假令其中谁云彼为日本党，亦仅偶然之名耳。于彼之国情之实际，则不过事大党与独立党二派。综上所述，今回之事仅为朝鲜国内部之变乱，且如暗杀或诛戮大臣，为彼国常见之事，自是与在朝鲜之日本人毫无关系。”这则报道是1884年12月4日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却很快被驻朝清军镇压后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评论，紧接着的12月17日福泽谕吉又撰文点名“事大之主义”的代表者是闵泳翊，从此对“事大主义”、“事大党”等词汇的运用一发不可收拾，“事大主义”的概念也就逐渐传开。

（三）据分析福泽谕吉为了开脱自己及日本与甲申政变的干系，掩盖自己曾支援过开化党的事实，于是选择了“事大”一词来描述朝鲜当局的理念。并构造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事大党”与“独立党”的对立模式，试图以此取代之前常用的“支那党”与“日本党”的说法，表明甲申政变只是朝鲜国内持有两种不同理念的派别的争斗，与日本无关。由于福泽谕吉在近代日本所具有的话语优势，“事大主义”的用语很快被广泛运用，而且这个概念最初的登场仅仅是用于说明特定情况（甲申政变），后来逐渐引申到描述整个朝鲜王朝及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对华政策、乃至朝鲜民族的国民性。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上千年历史，而新罗、高丽和李氏朝鲜三朝皆对中国唐、宋、辽、金、元、明、清诸朝采取“事大”政策。不过新罗、高丽都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新罗虽然加入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所以当时的“事大”更多是一种为了“保国”的策略性的外交手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汉文化不断深入影响朝鲜半岛，作为一种理念的“事大主义”也在朝鲜半岛生根，特别是元朝征服高丽后高丽不得不取消一切僭越、严格落实诸侯体制，朝鲜王朝建国及巩固后更是发自内心地“事大”。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字小”（爱护小国），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宽宏，形成“事大以礼”和“字小以仁”的一种互动。反之若被中原王朝察觉出“不恭”，那么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明初的状况）。总体而言朝鲜是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高丽王朝策划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但高丽禑王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发动兵变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高丽的政权，在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刻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赐“朝鲜”国号，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到了朝鲜太宗时终于获得来自明朝的册封，从此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

（四）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使用明朝年号与历法，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谢恩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贺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与之相应的是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国朝廷册封方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此外皇帝向天下颁布诏书时也会派遣使节来朝鲜宣诏，在中国“天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初称迎诏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许多事物模仿明朝，如导入大明衣冠、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冠婚丧祭，依着朱文公家礼（朱子家礼）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朝鲜世宗创制谚文（训民正音），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以“礼”作为媒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五）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与后金确立“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征服朝鲜，史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仁祖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变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也就是说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承袭明朝，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逐渐统一中国以后中朝关系恢复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朝鲜孝宗即位后掀起“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弥漫着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明朝）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清朝）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未脱离事大主义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淡化，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即学习清朝）思潮。进入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宗主国，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19世纪后期朝鲜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丙子胡乱后朝鲜致清太宗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朝鲜英祖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准噶尔）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宗主国清朝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

（六）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今我国与清国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啻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杀死亲清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事大主义”的概念产生背景也是这个事件）。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并企图借助欧美日本等列强力量脱离中国。1890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续昌、崇礼以吊祭神贞王后赵氏的名义抵达朝鲜时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被袁世凯强迫前去，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事大党”。他们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如兴宣大院君）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随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战败，朝鲜王朝奉行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朝鲜高宗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而后朝鲜拆毁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接着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中国独立。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即对华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不甘于朝鲜做清朝属国的金玉均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中国而已。朝鲜高宗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后朝鲜人所“事”的对象由中国变成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但本质上仍属于事大主义。事大主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延续至今，从1895年起朝鲜半岛脱离中国，正式开始与事大主义决裂，而对于事大主义的批判也一直在进行中，这种对事大主义的批判的直接表现就是否定中国。1896年创刊的朝鲜报纸《独立新闻》写道：“朝鲜人从不知独立为何物，而且对外国人蔑视朝鲜人无动于衷。朝鲜君主曾经每年派使到清国朝拜，取用清国历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国年号。朝鲜人虽自知属于清国，但数百年间从未考虑洗雪此耻，而一直甘于其属国地位。倘考虑此种懦弱之心理，岂非可悲之人生乎？”而亲华事大的朝鲜政府是“对外总是宣称自己小、弱、丑，请扶起我”的无能国家。

（七）《独立新闻》还指出：“朝鲜人身边虽有清国这样因拒绝开化而备受列强侵辱的例子，却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效仿世界上最被鄙视、最为羸弱的清国，这样的朝鲜人是官民的仇人，是致使国家走向灭亡的罪人。朝鲜应该把这些人装进火轮船，运往清国，使他们‘朋友’相聚，这对朝鲜亦是一大庆事。”甚至还扬言：“朝鲜如果能从同样的迷梦中醒来，全力学习富国强兵的学问及风俗，那么朝鲜也可以去抢占清国的辽东和满洲、获得八亿八千万的赔款。但愿朝鲜人民能痛下决心，十年后占据辽东与满洲以及日本的对马岛。”由此可见《独立新闻》猛批事大主义演变为对中国的鄙视和仇恨。20世纪初为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批判和清算事大主义也是其主要内容。著名启蒙思想家申采浩号召韩国人成为20世纪的新国民，湔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他剖析道：“三国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支那虽大，却常视为我之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储汉文，人人读汉文，以汉官威仪埋没国粹，以汉土风教断送国魂。言必称大宋、大明、大清，堂堂大朝鲜，反认作他国之附庸属国，充满奴性，长陷奴境。”同时他又强烈呼吁祛除事大主义劣根性：“夫今天下之势，固与汉唐时不同。泰西多瓦拉有六十八独立国，而我韩乃以二千万众求人庇护，则岂其情理乎？且明室之亡，今己二百有二十五年矣。清人近亦不振，甲午一败，遂成让退矣。未知诸公其将谁事耶？事俄、事美，必有所居，幸以一言相示如何？以愚所料，莫若以我人民事我国家矣！”除了申采浩之外柳寅植也强调事大主义是朝鲜衰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自：“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尊王事大之论，遂为一部义理，而深入于全国之脑髓，养得依赖之习惯，缺乏自主之性格。”还有人痛心疾首地写道：“那所谓的以小事大被释为天经地义，将用夏变夷作为鬼训神诰来迷信，将尊中华攘夷狄视为春秋大义。在这种问题下为圣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蛮清，敢于付出许多牺牲，反而招来不少蹂躏。历史上的绝对耻辱，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也难以很快消除其痕迹的绝对的耻辱。”以上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不可不谓严厉深刻，并普遍将事大主义视为耻辱。但是这些批判大多缺乏理性，过于激进，有失偏颇，这也是朝鲜近代史危急存亡之秋的背景所致。而且这些对事大主义的批判大多数流于单方面批判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朝鲜民族的事大主义，还对中朝关系造成负面影响。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既而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均对历史上留下的遗产“事大主义”持否定态度，事大主义被韩国当代的部分学者认为是朝鲜王朝末期妨碍朝鲜近代化的原因之一。而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亦曾对事大主义进行批判，他对其事大主义这样定性：“纵观李朝五百年历史，其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事大主义，事大主义意味着对中国明朝的屈从。”他指出：“李朝以前我国人民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实行事大主义则损害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朴正熙认为：“朝鲜太祖李成桂实行事大主义的初衷是考虑到韩半岛的地缘政治特征的政治原因，但这种方式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歪曲成为对中国的崇”，导致形成一种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风气。”

（八）他将“对中国的奴颜婢膝”的事大主义盛行的原因归为一下四点：（1）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2）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3）高丽王朝以后在照抄中国这种普遍情结的鼓励之下我们倾向于牺牲我们固有的文化为代价，引进诸如儒家学说之类的外国文化。（4）新罗借用唐朝的军队统一三国，从那以后就形成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内部发生麻烦时就依靠外国的力量。总之朴正熙认为事大主义是“李朝的有害遗产”。不过亦有韩国学者从另一角度评价事大主义，比如姜万吉写道：“外交上重视实利的事大主义既可作为避免强国侵略、保全自己的策略，又可以成为以和平方式吸取先进文化的方法。因此外交策略上的事大主义如果只是出于保全自己和吸取先进文化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区分其对象是大明还是满清，只能以追求实利为标准。”即认为朝鲜王朝实行事大主义不仅保全自身免遭侵略，也获得实利，因而对事大主义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给予肯定。此外还有韩国学者认为日本人在殖民朝鲜半岛以后恶意滥用事大主义一词，将其延伸到国民性或民族性方面，声称韩国人有依赖外人的劣根性，以此证明韩国被外国支配是其宿命。其实事大主义只是古代韩国人在对外关系认识上的一种特性而已，另外不是“事大主义“而是“事大”确实是韩国传统世界观的基干，这是在韩国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中绵延下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事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韩国，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事大主义，金日成说：“事大主义就是崇拜大国的思想，也就是屈从大国的思想。”他还指出事大主义的三个反动本质是：“事大主义首先是背叛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出卖祖国和背叛民族的思想，其次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它盲目地轻视自己的东西，眼里只有大国的东西好。事大主义的反动本质还表现为容忍大国主义，助长大国的专横。”金日成认为：“在高句丽繁盛时期我们国家没有事大主义，高句丽人民屡次击退邻近大国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卫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国威大振。然而高句丽灭亡之后我国腐败的封建统治集团开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动儒教教条，这种事大主义到李朝末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金日成还说：“历史经验证明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断送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所提倡的主体思想即一种否定事大主义，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理论。朝鲜劳动党章程中亦明确将“事大主义”列入斗争对象之一，可见事大主义在朝鲜是政治上的一大忌讳。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义除了表面上的民族大义以外还有出于政治斗争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对亲苏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亲华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义”，因而展开对这两派的肃清。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之时“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也被定为“主体思想的主要斗争对象”，不过“事大主义”在朝鲜已鲜少被用作亲华的代名词，而成为亲美的代名词，1975年朝鲜便认为：“在南朝鲜中反动的崇美事大主义大肆泛滥，腐蚀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心，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

洪范十四条

（一）《洪范十四条》是1894年朝鲜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甲午更张”的基本纲领，它是在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的建议下起草的，并于1895年1月7日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率宗亲百官誓告宗庙。主要内容包括：废止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禁止后宫、宗亲、外戚干预国政；宫廷事务与政府事务相分离；依法征税并由度支部主管税务；实行征兵法；破除门阀登用人才等。《洪范十四条》既是昭示朝鲜独立自主的宣言，也是深入近代化改革的目标，为朝鲜半岛历史上首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献，历史意义相当重大。1884年甲申政变失败以后朝鲜的改革派（开化党）遭到压制，朝鲜失去进行近代化改革的机会，开始进入长达10年的停滞时期。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要求朝鲜改革内政，遭朝鲜政府反对以后日本决定先发制人，于7月23日出兵占领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景福宫，控制朝鲜政府。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和王妃闵妃（明成皇后），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并在7月27日建立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府，称“军国机务处”。亲日的朝鲜新政府对外宣布断绝与宗主国清朝的关系，并依赖日军驱逐驻朝清军，缔结《日朝同盟条约》。对内则按日本的要求实行近代化改革，史称“甲午更张”。日本则挑起甲午中日战争，负责将清军逐出朝鲜半岛。从1894年7月起为第一次甲午更张阶段，“军国机务处”先后制定和发布208项“内政改革”的法令，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但是到10月为止改革的效果相当有限，而且自国王、大院君以下的朝鲜君臣都“不能自行忘记崇拜支那的念头”，对日本阳奉阴违，在不同程度上通款清军。亲日政权也面临东学党起义的打击和内部大院君一派的捣乱而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因干涉不力受到日本舆论的谴责，内务大臣井上馨自告奋勇，前往朝鲜担任公使，加强对朝鲜的干涉。井上馨于1894年10月25日到任后一面利用平壤战役中被日军缴获的密信迫使国王、大院君等人就通款清军一事道歉赔罪，并逼大院君下台；一面则调集日军镇压东学党起义，为改革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井上馨则开始着手干涉朝鲜的内政改革，他的构想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宫中的非政治化；（2）创建近代法治国家，并为此让日本顾问监督朝鲜政务；（3）通过提供借款与获得利权，将朝鲜置于从属于日本的地位。根据此构想时井上馨拟定“内政改革纲领20条”，并于11月21、22日在景福宫咸和堂之上当着国王及众臣的面宣读“内政改革纲领20条”并逐条加以解释。这二十条是：（1）政权必须出于一途；（2）大君主有亲裁政务的权力，又有遵守法律的义务；（3）王室事务与国政相分离；（4）规定王室的组织；（5）确定议政府并各衙门职务权限；（6）租税统一归于度支衙门，且向人民所课之租税应有一定税率，此外不得以任何名义方法征收；（7）计算岁入岁出，以奠定财政的基础，预定王室及各衙门的费用；（8）规定军制；（9）去百事之虚饰、矫夸大之弊习；（10）制定刑律；（11）统一警察权；

（二）（12）建立官吏的服务规律，严格执行；（13）限制地方官的权力，使之收揽于中央政府；（14）设定官吏任免之规则，不可以私意进退；（15）断然停止争权夺势与猜疑离间之恶弊，不可抱政治上复仇的观念；（16）没有必要设置工务衙门；（17）改正军国机务处的组织权限；（18）各衙门聘用熟练的顾问官；（19）向日本派遣留学生；（20）有必要确定国是。对于井上馨所提出的“内政改革纲领20条”，国王高宗欣然同意（“上嘉纳之”），于是井上嘱咐高宗：“为巩固独立之基础，改良内政，应于宗庙宣誓，变更国是，断绝同清国之关系，并且公布于全国。”亦得到高宗的首肯，于是以井上馨的“内政改革纲领20条”为蓝本的朝鲜宗庙誓告文《洪范十四条》便出炉了。在井上馨提出“内政改革纲领20条”后不久朝鲜政坛就发生一次风波，闵妃集团在1894年7月23日日军攻占景福宫以后遭到毁灭性打击，其成员不是流放就是逃亡，闵妃本人也被迫蛰居深宫。自井上馨将她的政敌大院君赶下台以后闵妃便蠢蠢欲动，试图恢复权力，再加上她看到井上馨提出的第一条便是“政权必须出于一途”，以为是要恢复君权，使她可以重新通过操纵高宗来把持国政，于是鼓动高宗在11月27日不经议政府同意而擅自任命4名协办（相当于副部长），作为对日本人态度的试探。井上馨其实从一开始就认为闵妃同大院君一样也是改革障碍，正思考如何制服闵妃，没想到闵妃就自己找上门来。于是井上馨在12月1日怒气冲冲的进宫逼问高宗任命四协办是否出于闵妃的指使，并以撤回“内政改革纲领20条”和镇压东学党起义的日军相威胁，高宗不得不保证决不许闵妃干政。井上还不解气，于是12月6日金弘集、李载冕、金允植、鱼允中、赵羲渊五大臣来到日本公使馆，代表国王向井上馨认错，并在井上馨面前发誓要听日本的话进行改革，誓文如下：惟我辈朝鲜人肃然共誓：一曰：以脱清国之驾驭、建独立之根基、翼赞中兴鸿业、奉护王室定为国是，确秉不挠不屈之心，排百难而力行不已事。二曰：国家之基础不固，则不足以安王室，上下同秉此义，一念无怠事。三曰：王室戚闺，敢行干涉大政，政府各大臣共斥绝，以矫政出多门之宿弊事。四曰：政府各大臣对大君主陛下担着国务之责成事。五曰：推举洁正贤能之人，其进退黜陟不敢容私事。六曰：立四民同等之法事。此外还附有续约十五条，大致与井上提出的“内政改革纲领20条”相同，其中特别提及：“大君主陛下以及各大臣，为本国独立丕基期臻巩固，视井上伯爵拟顾向官，其所陈厘政二十条，必期次第修举。但方其实施，或自我有所咨询，或自伯爵有所劝告，当倾心听受事。”即明确规定井上馨为朝鲜国王顾问，使其干涉合理化，由此井上馨在朝鲜取得甚至比过去袁世凯还高的地位。此外还有一条：“王后陛下雅守坤仪，止内助大君主陛下圣德，毋或干涉大政事。”作为对“内政改革纲领20条”的补充，以钳制闵妃。井上馨遂原谅高宗和闵妃，闵妃也见识日本的厉害，转而迎合井上。在12月8日的谒见中向其保证不再干政，并按井上馨的意思赦免和任用甲申政变时流亡日本的开化党人朴泳孝，“五大臣誓约六条”和“续约十五条”可以看做是《洪范十四条》的雏形。

（三）1894年12月17日朴泳孝出任内务大臣，建立与总理大臣金弘集的联合政府，军国机务处废止，标志着第二次甲午更张的开始。就这样井上馨通过一系列干涉政策，排除大院君和闵妃等阻碍因素，将朝鲜政府把控在自己手里，使甲午更张朝着自己规划的方向推进，而下一步则是落实朝鲜国王的宣誓。高宗按井上馨的要求决定于冬至日参拜宗庙，举行誓告仪式。但是到了冬至这一天高宗又声称身体有恙而延期举行，负责给高宗看病的美国外交官兼医生安连（霍勒斯·艾伦）发现高宗只是额头上长了少许疱疹而并无大碍，但因看出高宗是故意称病以逃避誓告仪式，所以没有说破。原本没病的闵妃也装病，煞有介事地请来一名美国女医生帮她看病，日方推测高宗称病是“因为王妃、大院君对誓词中有关条文提出异议”。而后井上馨一再催促，高宗终于在1895年1月7日率王世子李坧、大院君李昰应和文武百官一同参拜宗庙，向朝鲜王朝的列祖列宗誓告《洪范十四条》，次日又在社稷坛举行同样的誓告仪式。关于参拜的过程，英国驻朝总领事禧在明记录道：“这两次出行都是招摇过市，队伍中虽然少了许多过去曾使它如此引人注目的随从，但也不像人们所普遍预期的那样有多少新颖之处。但是出行队伍所经街道，当地百姓被勒令一律回避，商店也一律关门。虽然随从们抬了御轿，国王本人乘坐的却是一顶四面封闭的四人小轿，护驾的则是一支由大约50名日本警察组成的卫队。身穿传统的欧洲晚礼服、头戴外国式低顶礼帽的朝鲜军务大臣赵羲渊的出现，也许是昨天出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新鲜事。这位军官骑着一匹配有外国马鞍的活泼的小马，尽管新规定禁止官员像从前那样由人搀扶着骑在马背上，但有关部门显然认为可以对他放宽这条规定，因为不但有两个人扶着他，而且还有一人为他牵马。内务大臣朴泳孝的坐骑是一头驴，这也是出行队伍的一个新颖之处，但他没有任何随从搀扶。”《洪范十四条》在“内政改革纲领20条”、“五大臣誓约六条”和“续约十五条”等文件的基础上写成，由议政府都宪（相当于秘书长）俞吉濬起草 ，并由总理大臣金弘集宣读，誓告之后将《洪范十四条》以汉文、谚文和国汉文混用三种文字颁布天下。《洪范十四条》在“内政改革纲领20条”、“五大臣誓约六条”和“续约十五条”等文件的基础上写成，由议政府都宪（相当于秘书长）俞吉濬起草，并由总理大臣金弘集宣读。誓告之后将《洪范十四条》以汉文、谚文和国汉文混用三种文字颁布天下。《洪范十四条》是第二次甲午更张的纲领，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首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其名就取自《尚书·洪范》，包含万世根本大法之意。它既是在日本公使井上馨的劝告乃至干涉下颁布的，也反映朝鲜开化派的改革意志，所依据的是井上馨提出“内政改革纲领20条”。《洪范十四条》劈头宣布：“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标志着中华帝国与朝鲜半岛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事实上自从1894年7月23日日军攻占景福宫以后朝鲜就已经宣布废除与清朝签订的条约，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通过《日朝同盟条约》而成为清朝的敌国。

（四）但是之所以要在此强调是由于甲午战争期间朝鲜政府与中国藕断丝连，因此井上馨为完全断绝隶属清国之依赖心，专心于巩固朝鲜独立之基础，所以才在一开头就宣誓此条，由此朝鲜正式宣布独立。所以《洪范十四条》可以视为朝鲜脱离中国的“独立宣言”，此外《洪范十四条》的指导思想为法治主义，并且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在政治上限制王室及宫廷权力，明确规定排除王室干预国政、君主把政务咨询各大臣后才能裁决、王室事务与国政相分离等政治改革原则。同时削弱地方官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依法收税、编制预算。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另外还有完善法制、派遣留学生、提拔人才等条款。在此之前的内政改革中虽然连续颁布200多条改革政令，但略显杂乱无章。自从《洪范十四条》颁布后内政改革的目标迅速得到明确，既而在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主导的第二次甲午更张中次第贯彻施行，使朝鲜在近代化道路上快速前进。不过《洪范十四条》是在日本公使井上馨的指示下颁布的，日本在此后得以干涉朝鲜内政，并推进将朝鲜保护国化的政策。而且《洪范十四条》虽然昭告朝鲜八道，但由于没有广泛的思想启蒙，所以并未在朝鲜官民中引起太大反响与共鸣，正如英国领事禧在明所言：“可以说这个城市的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把过去的两天（指高宗参拜宗庙、社稷的两天）当成禁食、哀悼日，这表明人民对所谓的新方针（指《洪范十四条》）并不赞成。”甲午中日战争虽以日本胜利告终，但随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在朝鲜半岛威信大减。日本为了避免刺激俄国等列强，也在1894年6月调整对朝政策，逐渐减少内政干涉。于是闵妃势力崛起，开始破坏《洪范十四条》的内容。井上馨为了怀柔闵妃，也同意删除《洪范十四条》的第三条。随着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闵妃被弑害，金弘集亲日政权倒台，甲午更张结束，《洪范十四条》实际上已经失效。尽管后来在独立协会运动期间曾提及作为根本大法的《洪范十四条》，但改变不了其已名存实亡的事实。1899年8月大韩帝国颁布《大韩国国制》，正式取代《洪范十四条》的宪法地位。后世韩国对《洪范十四条》评价较高，指出：“《洪范十四条》可以说是第二次甲午更张‘母法’的基础。”肯定其推进朝鲜近代化的作用，并更强调其“自律性”，即朝鲜方面的朴泳孝等人主导其立案与颁布。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对《洪范十四条》持否定态度，强调其“他律性”，即《洪范十四条》是井上馨强加给朝鲜的，是日本对朝内政干涉的产物。朝鲜史学界认为：“日本侵略者在解散军国机务处、破坏改革事业之后以所谓《20条内政改革方案》为基础，打着近代化的招牌，开始对朝鲜实施全面的奴役政策，这种奴役政策集中表现在1894年12月以国王名义发表的《洪范十四条》上。《洪范十四条》以1894年6月日本公使大鸟强加到李朝政府的《内政改革案》以及当年10月日本特命全权公使井上强加给国王的《20条改革方案》为主要内容，它不过是把日本侵略者制订的东西以国王的名义强制发表罢了，《洪范十四条》公布后接踵而来的是日本侵略者粗暴的内政干涉和为实现殖民奴役政策而进行的阴谋活动。”

甲午更张

（一）甲午更张又称甲午改革，是指1894年（按干支纪年为甲午年）朝鲜王朝进行的一系列近代化改革，广义上也包括1894年7月到1896年2月期间日本控制下的朝鲜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1895年间的改革又称“乙未改革”），其主导势力是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开化派。甲午更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改革，使朝鲜初具近代国家的形式，推动朝鲜社会的进步。但由于甲午更张是在日本人的影响和干涉下进行的，因而许多措施有利于强化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整个改革也得不到朝鲜百姓的支持。最终发生俄馆播迁事件，金弘集政权倒台，甲午更张以失败收场。朝鲜自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被迫打开国门后在内外部刺激下形成开化党，开化党要求学习欧美日本进行近代化改革，使朝鲜实现富国强兵的效果，从此以后朝鲜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一条改革之路。1884年12月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企图藉此使朝鲜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次政变由于清朝驻军的介入而失败。守旧的闵妃外戚集团把持朝鲜政权，朝鲜开始进入停滞时期。主张改革的不仅是以开化党为代表的朝鲜早期资产阶级，朝鲜的农民阶级也提出他们的改革要求。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朝鲜政府在与农民军领袖全琫准等人谈判时全琫准便提出带有鲜明反封建色彩的12项改革要求作为停战条件。当时重镇全州已被东学军攻陷，朝鲜政府处境危急，遂接受这12项改革要求，达成“全州和议”，在这种状况下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实施内政改革来纾解困局。自东学党起义勃兴以后不少朝廷大臣都呼吁进行改革，高宗也痛感时弊，表示：“迨此危难之时，凡系政治，宜亟改革，用人也、军政也、财政也，不可不为矫正也，当取他国法而用之矣。”此时来自日本的外压也催生着朝鲜改革，原来当时朝鲜为了镇压东学党起义，请来宗主国清朝的军队进入朝鲜，日本认为发动中日战争的绝佳时机已至，亦悍然出兵朝鲜。日本开始的理由是保护使馆和侨民，可是随着“全州和议”的达成，农民起义已经告一段落，清朝和朝鲜都要求日本撤军。日本为了使它的大军赖在朝鲜不走，同时也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于1894年6月15日抛出“朝鲜内政改革案”。日本原本要求中日两国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但被清政府以不干涉朝鲜内政为由拒绝了，于是日本在6月22日以后开始转向单独改革朝鲜内政，而这一任务则落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身上。1894年6月26日大鸟圭介谒见朝鲜高宗，提出内政改革的“劝告”。7月3日大鸟又前往朝鲜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正式亮出五项改革纲领：（1）改革中央政府及地方制度，并采用人才；（2）整理财政，开发富源；（3）整顿法律，改正审判法；（4）为平定国内民乱，保持安宁，设必要之兵备；（5）确立教育制度。五项以下又包含二十七条改革细目。

（二）日本提出的要求看似合理，但其完全无视朝鲜内部的改革倾向，企图以自己的“劝告”来掩盖当时朝鲜政府准备改革的企图。更关键的是，本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举措完全是为了迫使朝鲜达成协议，并作为激怒清国的手段，以此来挑起战争。日本的企图也被朝鲜察觉，引起满朝反对之声，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要求日本先撤军才能讨论改革，而大鸟则声称撤军与改革无关。另一方面在大鸟圭介提出“劝告”次日高宗就在召见时原任大臣时指出：“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表示不买日本的帐，要自主改革。但大鸟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高宗被迫任命内务督办申正熙、协办金宗汉和曹寅承3人为内政改革交涉委员，于7月10日-15日与同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南郊的老人亭举行3次会谈。大鸟将五项二十七条的改革方案规定期限勒令朝鲜政府实行，并声色俱厉地威胁道：“若过十日，恐有兴亡！”朝鲜代表则指出日本的行为实属内政干涉，并说明朝鲜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希望日本不要介入，敦促其撤军。与此同时朝鲜的政局也发生微妙变化，闵妃集团的统治地位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改革呼声的高涨而发生动摇，闵泳骏等闵姓外戚成了众矢之的，金弘集等开化派人士开始得到重用。特别是被日本收买的金嘉镇、安駉寿、俞吉濬、赵羲渊、金鹤羽、权滢镇等“日本党”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为日本所提出的内政改革“积极展开运动”。1894年7月8日国王高宗下教旨罪己并明令“更张”，称：“苟非大更张、大惩创，莫以矫积久之弊，莫以振委靡之风、”7月13日朝鲜政府设立校正厅，取东学党原情中几条，行会变通，即根据东学党提出的要求来进行内政改革。日本人则认为设立校正厅其实仅为名目以伪装改革之意，无非以巧辩虚饰，敷衍日本公使之体面，以免除一时窘迫之策，此乃清国崇拜者等于会议结果所出之权谋也。老人亭会谈结束后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和申正熙等三名委员又分别向大鸟圭介发出两份书面照会，重申朝鲜自主改革的立场，要求日本立即撤军并收回限期的改革方案，7月18日大鸟照会朝鲜政府，予以反驳，至此朝日谈判破裂。朝日两国间围绕内政改革问题的博弈对日本来说是挑起甲午战争的准备工作，对朝鲜来说则是甲午更张的先声。这从一开始就是日本设下的圈套，正如历史学家田保桥洁所言：“大鸟公使提出不可能实行的改革案，及其拒绝，再断言朝鲜没有改革的诚意，正是因为想要获得能单独进行改革的口实。”朝鲜艰难徘徊于自主改革和在日本压力下“改革”之间，最终在日本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被迫选择后者，“甲午更张”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早在1894年7月10日大鸟圭介就拟定出兵攻占朝鲜王宫的方案，朝日谈判破裂后大鸟圭介改变策略，不再以内政改革为突破口，转而以《江华条约》中规定的“朝鲜国自主之邦”来质问朝鲜。

（三）如果朝鲜认为自己是清朝属国，日军就进攻朝鲜王宫，以问其违背条约之罪（日本的宣战诏书中原有对中朝共同宣战的副本）；如果朝鲜承认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就要把驻朝清军赶出去；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赶走，就要委托日军驱逐清军。此方法被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评为“狡狯手段”，首相伊藤博文也赞此法“最妙”。大鸟圭介遂于1894年7月20日向朝鲜外衙门发出照会（实际上是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政府驱逐在朝鲜的清军、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并限期两天之内予以答复。同时大鸟圭介料定朝鲜政府不会给出满意回答，于是在7月21日与侵朝日军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商定对朝鲜“实施威慑”，并由步兵第二十一联队长武田秀山详细制定攻占王宫景福宫及汉城各要地的作战计划。1894年7月23日凌晨0时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派人送来答复照会，敷衍日本的要求。0时30分大鸟圭介命令日军按计划进攻景福宫，与此同时朝鲜的“日本党”也作为内应而蠢蠢欲动。凌晨5时两路日军分别攻入景福宫东西两侧的建春门和迎秋门，然后一路占领光化门，另一路又北上夺取春生门和神武门，在那里遭遇朝鲜军队的猛烈抵抗，战斗持续到晨7时半才以朝鲜军败走而结束。当时高宗在咸和堂，闵妃听到枪声也从自己寝殿缉敬堂赶到咸和堂，与高宗在一起。晨5时40分“日本党”头子金嘉镇引导日军找到国王高宗，日本人要求没收朝鲜军武器，被高宗所拒。日军大队长山口圭藏拔剑要冲入高宗寝殿，在刺刀威胁下的高宗不得不命令朝鲜军放下武器交给日本人。在日军收缴武器的过程中朝鲜各兵营士兵仍在持续抵抗，由于日军镇压及“日本党”安駉寿等人传旨停止抵抗，景福宫及汉城各要地到下午3时被完全占领。经此战役后朝鲜军阵亡40余人，被日军缴获大炮30门、步枪2000多支、军马10余匹，日军只阵亡1人。日军占领景福宫、没收朝鲜军武器以后就大肆抢劫，据记载：“于是倭人四抢，凡大内货宝、列朝珍玩法器、宗庙尊罍之属，悉捆载委输于仁川港。国家数百年之积一朝荡然，而京师（汉城）无尺寸兵。”而与占领景福宫同时进行的是诱出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行动，日军和冈本柳之助等浪人在7月23日凌晨3时半包围其府邸云岘宫，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大院君同意日本的要求，于上午11时进入景福宫与高宗相见。大鸟圭介也在此时进宫，由大院君代国王接见。当天高宗颁布教旨，将一切军政事务交给大院君。大院君上台后将闵妃集团成员悉数逐出朝廷，组建亲日政府，至此朝鲜被日本控制。日本人扶植兴宣大院君上台并不是因为他亲日，而是由于他是闵妃的政敌，并且推翻闵妃集团之后能收拾局面的非大院君莫属。真正的“日本党”如金嘉镇等人都是缺乏资历和威望的中下级官僚，上不了台面。

（四）事实上在1894年6月底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曾有如下陈述：“韩政乱根于闵，不除闵妃断无从着手。如李夏（昰）应及此自振最妙，惜老无用。”可见大院君在当时是众望所归的人物，而闵妃则四面楚歌，即便换做中国也期待大院君取代闵妃，只是决心不如日本大而已。日本人也知道大院君一开始就不愿与日本共事，扶植大院君不过是权宜之计，将他赶下台是迟早的事。大院君受日本扶植建立新政府以后在日本的裹挟下于7月25日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几个条约，又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日军乃以此为凭据，南下进攻驻扎牙山的清军，继而挑起甲午中日战争。8月17日日本政府大体上确立将朝鲜变为保护国的政策，8月20日日本与朝鲜缔结《暂定合同条款》，规定7月23日日军攻占景福宫事件一笔勾销，两国不再追究。8月26日《日朝同盟条约》订立，规定朝鲜有义务配合日军对清作战，由此朝鲜正式加入日本阵营，与此同时自日本控制朝鲜以后内政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杉村濬的建议下金弘集于1894年7月27日被任命为议政府领议政，并在同日成立军国机务处，设在景福宫的修政殿内，作为改革的中枢机关，正式启动近代化改革，史称“甲午更张”。历史上通常将甲午更张（或称甲午改革）分为3次：第一次甲午改革为1894年7月27日到1895年12月16日；第二次为1894年12月17日到1895年8月23日；第三次为1895年8月24日到1896年2月11日（第三次甲午改革又称乙未改革）。改革过程：第一次改革：第一次甲午改革是在金弘集为首的“军国机务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军国机务处具有立法机构和行政决策机构的性质。正如大鸟圭介所说：“军国机务处总之就是日本派，即开化主义者的汇集机关。”但是金弘集等人并未完全倒向日本，而金嘉镇等“日本党”又被评为“半知半解的开化者”，所以日本人其实对军国机务处并不十分满意。另外第一次甲午改革名义上是在日本的“劝告”下进行的，实际上基本是军国机务处自行决定的，因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忙于甲午中日战争，无暇顾及朝鲜的内政改革。陆奥宗光曾谓：“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以满足我国的利益为第一目标，只求达到这个目的，而根本没有为此牺牲我国权益之必要。而且以此次事件论之，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毕竟不过为打开日清两国间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后因事态变化，以致形成不得不由我国单独承担的局面。所以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日本的“不重视”让这次改革有了相对自主的可能。军国机务处在7-10月的三个月间先后发布208项“内政改革”法令，涉及朝鲜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改革官制，推进行政制度的近代化。军国机务处首先宣布停止使用清朝年号，改以朝鲜王朝开国纪年，即改“光绪二十年”为“开国五百三年”。

（五）然后对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央机构进行改革，废除六曹（吏、户、礼、兵、刑、工），改为八衙门（内务、外务、军务、度支、法务、学务、农商、工务），议政府领议政改称“总理大臣”。废左议政与右议政，各衙门首长称大臣，次长称协办。将捕盗厅改为警务厅，废除义禁府，设立会计审查院。将官员的品级由九品十八级变为11级，分为敕任官、奏任官和判任官三等，通过一系列的官制改革初步确立近代国家体制。同时实行宫府分离，专门设立宫内府来管理宫廷事务，而政府事务归军国机务处。另外废除科举考试，改由考核国文、汉文、写字、算术、国内政治、外国事来铨选官吏，并且革除文尊武卑的惯例。经济上主要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改革，并开始实行产业化，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首先统一国家财经，实行一元化管理。军国机务处规定全国财政和税收统归度支衙门管辖，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这样就避免过去王室、户曹和宣惠厅等多个机构分别收税的弊端。其次废除实物税，改由现金交纳。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并设立地方银行和米谷商社，以激活商品经济。统一度量衡，整顿货币，实行银本位制。颁布《新式货币发行章程》，规定以旧钱“常平通宝”为价值单位，将相当于500个价值的五两银币作为本位货币，一两银币（100个价值）、二钱五分白铜币（25个价值）、五分赤铜币（5个价值）和一分黄铜币（1个价值）作为辅助货币，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步兑换成新币。而最后一项措施是最能体现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渗透的，因为当时朝鲜还无法大规模铸造新式货币，在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的指示下军国机务处允许日币和新币混合使用。这就使日元在朝鲜的流通范围由通商口岸扩大到朝鲜全境，从而威胁朝鲜的经济安全，而实行银本位制亦包含将朝鲜经济纳入日本金融体系之内的意图。社会生活上开始触动封建旧习俗和封建等级制度，逐步引入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包括废除缘坐法、废止公私奴婢法、严禁贩卖人口，、除庶孽禁锢法，、分贵贱登用人才、简化朝服、改革养子制度、禁止早婚（男子20岁、女子16岁）、允许寡妇改嫁、严惩贪官污吏、改善贱民待遇、准许官员退休后经商等等。第一次甲午改革期间还曾规定：“法律、敕令总以国文为本，汉文附译，或混用国汉文。”即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将朝鲜文（国文）和汉文混合使用。时人黄玹也记载道：“是时京中官报及外道文移，皆真谚相错，以缀字句，盖效日本文法也。我国方言古称华文曰真书，称训民正音曰谚文，故统称‘真谚’。及甲午后，趋时务者盛推谚文曰国文，别真书以外之曰汉文。于是‘国汉文’三字遂成方言，而‘真谚’之称泯焉。其狂佻者倡汉文当废之论，然势格而止。”这是朝鲜文字的一次重大变革。

（六）第一次甲午改革总体来说是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的，而且自主性也相对较强。尽管如此，但它仍然是一次在日本的阴影下实施的改革，而且改革措施本身或是实施力度都很不彻底。政治改革虽然涉及到限制王权，却没有地方制的改革，经济改革反而有利于日本的经济侵略，军事改革更是只字未提。就实施力度而言由于当时南部处于东学党控制，北部又是中日酣战的战场，所以改革法令的实施范围很小，正如当时一名军国机务处官员金允植所言：“朝令不行于十里外。”加之兴宣大院君内心厌恶日本人及亲日开化派，并不支持改革。他让自己的孙子李埈镕任内务协办兼亲军统卫使，处处与军国机务处抢夺权力，甚至在1894年10月31日派人暗杀了法务协办金鹤羽。大鸟圭介曾报告说：“7月23日后两三周间朝鲜新政府表面上多少施行改革，但尔后有一方以大院君及其孙、另一方为亲日派之两派相争，从而朝鲜官吏以朋党之争与拙劣之诡计为事，而不施行必要之改革。”对外大院君秘密联络平壤清军，又暗令东学党起兵反日。他在通过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转达清军将领的信函中写道：“现今宗社安危一时为急，日望天师（指清军）之东援。顷闻大队陆续出来，此诚再造之秋也。伏乞上天厚助，保我宗社殿宫，廓清奸党附日卖国之徒，极出眉急，血祝血祝。”又在给东学党下的密旨中说：“尔等自先王朝化中遗民，不忘先王之恩德，而至今尚存。在朝者尽附彼里（指日本），内无一人相议，茕茕独坐，仰天号哭而已。方今倭寇犯阙，祸及宗社，命在朝夕，事机到此，尔若不来，迫头祸患，是若奈何？”足见大院君对日本人和主导改革的开化派的敌视乃至仇视。除了朝中大院君一派的掣肘外广大老百姓也认为军国机务处是“倭党”，在日本的指令下进行改革，因此普遍抵制改革法令，许多改革措施沦为一纸空文，以至于被讥为“纸上改革”，但第一次甲午改革作为开化派主导的资产阶级改革仍然对朝鲜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1894年9月15日日军在平壤战役中获胜，随后清军被逐出朝鲜。但是甲午更张并未因此渐入佳境，不仅因大院君与亲日开化派的倾轧而举步维艰，更受到强烈的外部压力。自1894年9月下旬以后各地东学党就陆续起义，声称要消灭日本人和亲日派。另一方面受到大院君一派的指使，守门将金基泓在10月2日上疏，公然攻击主导甲午更张的军国机务处要员金弘集、金允植、朴定阳、金宗汉、安駉寿、金嘉镇、赵羲渊、权滢镇为“无君卖国”之“八奸”，一度引起政界混乱。在朝鲜内政改革陷入困境、亲日政权面临危机的情况下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遭到日本舆论的谴责，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虽然对朝鲜改革不重视，但也指出：“大鸟对朝鲜政府的举动，尽管表面疾言厉色、貌似强硬，而骨子里自然难免力有不逮、难于措手。因此在改革内政事务上未能实行我国政府以前所声明的内容，往往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于是“明治元勋”井上馨就粉墨登场。

（七）先是日本内务大臣井上馨因过去在大藏省任职时的渎职事件而备受议会在野党的攻击，于1894年6月7日提出辞职，虽被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挽留，但处境依旧困难。到9月时传来朝鲜内政改革陷入困境的消息，日本舆论在谴责大鸟圭介的同时又呼吁任命一个强势人物对朝鲜进行干涉。曾与朝鲜多次交涉的井上馨成为最佳人选，这也正好成为他回避国内攻击、重树威信的好机会。伊藤博文在9月24日写给井上馨的信说：“朝鲜内政改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是因为朝鲜改革的问题才和清国开战，如果没有一些成绩，会导致外界说日本高唱朝鲜内政改革只不过是制造开战的一种借口，故他对此甚为不安。”井上馨在回信中说他完全同意伊藤博文的看法，并自告奋勇，愿意出任驻朝公使，试一试晚年的手腕。日本政府遂于10月15日撤换了干涉不力的大鸟圭介，改由井上馨出任驻朝公使，此举标志着日本全面加强对朝鲜内政改革的干涉。第二次改革：1894年10月25日井上馨抵达朝鲜赴任，井上馨曾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和《汉城条约》，并作为外务卿处理过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故对其国情本来就有所了解。他赴任后谒见朝鲜高宗和闵妃，又会晤大院君及其他朝鲜要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井上馨得出大院君和闵妃是朝鲜内政改革的障碍物的结论，而大院君目前还在位上，故应及时除掉。当时大院君里通清军的信函被日军缴获，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将此信函转交给陆奥宗光，陆奥宗光又给井上馨，同时大院君一派与东学党来往的证据也被朝鲜亲日派搜集并交到日本公使馆手里。井上馨便以此为证据向大院君施压，逼其退位。11月12日大院君向井上馨发誓不再干政，11月18日又在云岘宫召集众臣及日本人冈本柳之助，宣布引退。11月22日高宗下令收回7月23日将国政交给大院君的教旨，大院君正式下台。与此同时井上馨一面调集日军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连续于11月20、21日进宫，当着高宗和众臣的面宣读自己拟定的“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以朝鲜国王的“顾问”和朝鲜改革的“总设计师”自居，强势介入甲午更张。井上馨铲除大院君以后又思考如何防止闵妃东山再起，他在11月24日的报告说：“如羁绊大院君之暴戾而不制服王妃之跋扈，则将是以暴代暴。使大院君不得干涉国政的同时，于宫内准备制御王妃之一切。”事情确实如井上所料，大院君下台后蛰伏已久的闵妃开始尝试恢复权力，于11月27日鼓动高宗不经议政府同意而擅自任命韩耆东、李建昌、李容稙、高永喜四人分别为度支、法务、内务、农商衙门的协办。井上馨闻之勃然大怒，先致书总理大臣金弘集质问此事，金弘集不得不在11月29日撤销四协办的任命。但井上仍不罢休，在12月1日面见高宗，逼问任命四协办是否为闵妃嗾使。

（八）高宗被迫保证以后决不准闵妃干政，井上则以收回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和撤回镇压东学党起义的日军相威胁，继续向高宗施压。12月6日金弘集等五大臣代表高宗向井上馨认错，并在井上面前发誓要听日本的话进行改革，此次风波遂告一段落。12月8日井上馨又一次谒见高宗和闵妃，再度得到闵妃不干政的承诺，同时井上暗示起用甲申政变后亡命日本的开化党人朴泳孝。高宗和闵妃转而迎合井上馨，第二天就下令朴泳孝“荡涤叙用”。朴泳孝的亲日程度远在金弘集之上，主张完全依靠日本进行改革，将他安插进朝鲜政府中也是日本加强对朝干涉措施的一环。1894年12月17日朴泳孝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在朝鲜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总理大臣金弘集。随着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的建立，第二次甲午改革揭开序幕，至此井上馨相继逼退大院君、搞定闵妃、镇压东学党起义以及扶植朴泳孝，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控制大大强化。第二次甲午改革的核心主导力量是朴泳孝、徐光范等曾参与甲申政变的开化党人，幕后总指挥则是井上馨。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以井上馨向朝鲜政府提出的“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为蓝本制定《洪范十四条》，并由高宗于1895年1月7日率文武百官在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其中特别提到脱离中国独立以及禁止后宫和宗亲（分别针对闵妃和大院君）干政。《洪范十四条》已经具有宪法的性质，就内容而言比第一次甲午改革的内容更加彻底，因此《洪范十四条》可以说是第二次甲午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第二次甲午改革的重点是政治改革，首先导入内阁制，进一步实现对君权的限制。同时将八衙门改为七部，并明确其权限，使其更符合西方近代文官体制。其次缩小宫内府编制，然后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朝鲜八道，改为二十三府制。收回地方官的司法权和军事权，加强中央集权。此外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公布《裁判所构成法》，将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实行司法独立。设立各级裁判所，培养法官。第二次甲午改革期间还对警察制度、外交官制度进行改革，使朝鲜的政治体制不断朝近代化迈进。第二次甲午改革的政治改革是向日本看齐的，自井上馨来到朝鲜后第一次甲午改革的中枢机关“军国机务处”便停止运作，因为井上试图废止军国机务处，代以日本式的内阁。他在11月21日谒见高宗时介绍内阁制，高宗问：“内阁为何物？”井上说：“内阁是国王亲临下召集各大臣一同商议国政的场所，由君主召集各大臣并议定国政而称谓也。”高宗又说：“那么非开设于宫中不可，我记得内阁一词似起始于明代，我国也曾经有常参之称，召集各判书及大监而商议国政，在宫中内殿集会亦有过此制。”井上澄清道：“内阁一词是否源于明代这无所谓，总之内阁是大君主亲临下与各大臣一同议事的处所之称。要言之议事之处所即国王内阁，称其为内阁。如您难以理解，即称为议政府亦可，乃于议政府召集大臣而君主亲临者也。”

（九）于是高宗按井上馨的要求，在1894年12月17日即第二次甲午改革开始之际颁布敕令第6号，正式宣布废止军国机务处，另设中枢院代替其议事职能。1894年1月11日高宗下诏改议政府为内阁，以金弘集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政策均由内阁议定，然后再禀告于君主，君主只有裁可施行的权力而无制定政策的权力，这样就使君权受到制约。此外井上馨还深化第一次甲午改革期间的“宫府分离”政策，于1895年4月26日出台《宫内府官制》，依据日本宫内省的建制来简化朝鲜宫内府，还效仿日本宫内顾问官设立宫内府特进官。就这样井上馨将日本的皇室制度和内阁制度强加给朝鲜，彻底排除宫中势力，以金弘集、朴泳孝等开化派为中心创建一个听命于日本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行政决策机构，即建立有利于日本控制朝鲜的一元性政治体制，以达到使朝鲜保护国化的目的。此外第二次甲午改革中各部聘用日本人为顾问，这就使改革的自主性大打折扣，便于日本对朝鲜内政的全面干涉与渗透。除了政治改革之外第二次甲午改革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完善新的税收制度。同时高宗效仿日本《教育敕语》，于1895年2月26日颁布《教育立国诏书》，确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教育理念。并兴办新式学校，如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学校等，还派遣两班子弟114名前往日本庆应义塾留学。军事方面金弘集和朴泳孝的联合内阁开始启动军事改革，主要包括：实施新军阶，合并统卫、壮卫和总御三营；此外新设训练队，并计划在1895年底由2个大队扩大到6个大队；首次编制工兵、辎重兵等特科队，设立士官养成所，培养新式军事人才，招收学员不问身份等。在这些改革中也不乏日本人的身影，如井上馨积极推动借款给朝鲜，并在1895年3月30日签订《乙未借款条约》，向朝鲜政府贷款300万日元（原定500万元），作为加强控制朝鲜的手段。新设的训练队则由日本陆军中佐楠濑幸彦负责训练，将其培养为一支亲日的部队，后来也是日本杀害闵妃的急先锋。第二次甲午改革表面上比第一次更加进步，但实际上却使日本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而亲日政权内部的倾轧也愈发激烈。在第一次甲午改革时就有大院君与开化派的争端，随着朴泳孝就任内务大臣、第二次甲午改革开始，朝鲜政府的派系分化更加明显。执政的亲日开化派分为金弘集和朴泳孝两派，而失势的大院君和闵妃两派也在窥伺政权。属于金弘集一派的有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俞吉濬、赵羲渊等人，行事稳健，与日本保持距离。属于朴泳孝一派的有朴泳孝、徐光范、李圭完、申应熙、郑兰教、李周会等人，作风激进，亲日色彩更浓厚。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至1895年2月两派更是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此时朴泳孝一派仗着日本公使井上馨的后援，并与闵妃相互利用，先扫除大院君的残余势力，于1895年4月以暗杀金鹤羽的罪名将大院君之孙李埈镕逮捕，并打算处以死刑。

（十）在金弘集一派的强烈反对和井上馨的劝告下将李埈镕改为流放，但他的同党朴准阳、高宗柱、李泰容等被牵连处死，大院君也被软禁起来。随后朴泳孝在高宗、闵妃的支持下又对金弘集一派展开攻势，陷害属于金派的军部大臣赵羲渊，金弘集、鱼允中为保赵羲渊而触怒高宗，到1895年5月底金、鱼、赵都被免职，朴泳孝一派在内斗中获胜。然而在亲日政权的内斗过程中坐收渔利的却是闵妃，她一方面支持朴泳孝去攻击大院君和金弘集派，另一方面纠集李范晋、朴定阳、李完用、沈相薰、安駉寿等形成“贞洞派”（亲欧美派）来作为自己的班底。又在1895年5月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看到俄国的实力，与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迅速勾结起来，以对抗日本人和亲日派。1895年6月朴定阳等贞洞派崛起，朴泳孝的势力又被削弱，而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在朝鲜的威信大幅度降低，也开始重新审视对朝政策。1895年6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今后对韩政略宜采取尽可能不加干涉而使朝鲜自立的方针”，6月7日井上馨又回国研究对朝政策，于是日本的干涉逐渐退潮，朴泳孝一派也失去靠山，地位日益危殆。随后的训练队换防一事使宫中和朴泳孝的关系开始撕破，原来在1894年日军占领景福宫一个月后便交给朝鲜军换防，由美国教官戴伊训练。而朴泳孝则试图以第二次甲午改革中成立的新式军队“训练队”代替旧军来防守王宫，结果遭到高宗拒绝，于是朴泳孝与高宗、闵妃的关系从相互利用转为敌对关系。而后在7月6日发生朴泳孝谋逆败露事件，朴泳孝及其同党申应熙、李圭完等人被迫亡命日本，失去权力一年之久的闵妃也夺回政权。1895年7月17日旧军被改编为两个大队的“侍卫队”，仍负责守卫王宫。7月下旬井上馨回到朝鲜续任，对高宗和闵妃的态度温和很多，并允诺寄赠朝鲜王室300万日元。8月24日金弘集重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但实权把持在贞洞派手中。此时闵妃对内赦免甲午更张之初被定罪的闵氏家族成员，进一步排挤亲日派。对外则继续维持“引俄拒日”方针，试图驱逐日本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甲午更张进入第三阶段（乙未改革）。第三次改革：第三次甲午改革又称乙未改革，以1895年8月24日金弘集第三次出任总理大臣为起始。日本虽然自1894年6月后暂时中止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但无法容忍闵妃愈发放肆的排挤亲日派及勾结俄国的行为，同时井上馨提出的300万元寄赠金一事口惠而实不至也使闵妃彻底抛弃对日本的幻想，在引俄拒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关于闵妃将租借咸镜道港口给俄国、解散训练队、全部逐出日本顾问、暗杀金弘集等亲日派的各种传闻层出不穷，朝鲜的亲日派人人自危。在朝鲜的日本人也准备采取强硬措施，试图挽回局面，重振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优势地位。1895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三浦梧楼为新任驻朝公使，9月1日抵达朝鲜赴任。三浦梧楼及其他在朝鲜的日本人都一致认为闵妃为妨碍日本势力扩张的祸根，决定将她杀死，为此联络大院君与朝鲜亲日派一起行动。

（十一）1895年10月7日闵妃下令解散训练队，并将此消息通报三浦梧楼。三浦以此为契机，动员驻朝日军及日本浪人攻入景福宫，并以训练队为先锋，挟大院君一同入宫，以造成朝鲜内部政变的假象。10月8日凌晨朝鲜侍卫队被日军打败，随即闵妃被日本人暗杀，史称“乙未事变”。乙未事变后金弘集内阁大换血，贞洞派被全部排挤出政府，亲日派重新得势，各项改革措施也继续推进。自闵妃夺权以后在前两次改革中被限制的君权得到恢复，宫中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而在乙未事变发生的当天高宗就被迫下诏：“凡百政令，皆先议于内阁大臣。”也就是重新走上内阁制的轨道，此后的高宗实际上是日本人和亲日派的傀儡。第三次甲午改革较少涉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主要侧重于社会改革，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小学令、种痘令、开设邮局等。第三次甲午改革的主导者为总理大臣金弘集和内部大臣俞吉濬，此时的金弘集一派由于摆脱不了乙未事变的干系，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和日本绑在一起，彻底依赖日本。乙未事变的真相很快就被曝光，日本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压力，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也达到顶峰，朝鲜的亲日政权也自然不能长久维持。金弘集内阁在日本的指示下开始实行一些收买人心的措施，恢复闵妃的王后之位，审判并处死一些和日本合作杀害闵妃的朝鲜人（但参与乙未事变的日本人被带回日本审判并无罪释放），并准备为高宗上“皇帝”尊号。不过金弘集内阁已经彻底失去人民的支持，统治阶级内部也危机丛生，乙未事变后失势的贞洞派一直在策划反攻倒算。1895年11月28日发生的“春生门事件”说明金弘集内阁实际上已是摇摇欲坠，接下来公布的“断发令”更是为金弘集内阁及其改革掘好坟墓。1895年12月底金弘集内阁宣布建立年号“建阳”，并使用公历（太阳历），即改“开国五百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建阳元年一月一日”。紧接着他们发布“断发令”，要求朝鲜男子剃去发髻，改为西式平头。高宗率先断发，内部大臣俞吉濬出动大批巡检、军警或把守道路、渡口，或手持剃刀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强制断发，激起人民的反感和悲愤，以致“终日风霾，哭声满城”。断发令颁布后朝鲜人郁积已久的反日反政府情绪终于如火山爆发一般，引发朝鲜社会的大骚动，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的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迅速爆发并蔓延，局势一发不可收拾，金弘集内阁的末日随之来临。1896年2月11日在俄国前公使韦贝尔和李范晋、李完用等贞洞派的精密部署之下不堪忍受日本人和亲日内阁压迫的高宗逃离景福宫，来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宣布逮捕逆贼五大臣：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

（十二）亲日内阁至此倒台，金弘集、郑秉夏被逮捕并处决，鱼允中在流亡回乡途中被群众所杀，俞吉濬、赵羲渊、禹范善等30多名亲日派逃亡日本。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甲午更张终于以失败告终，但是朝鲜的近代化之路并未中断，继之而起的是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和开化派知识分子掀起的独立协会运动。断发令又称剃发令，是1895年12月30日朝鲜王朝颁布的一项法令，这被认为是甲午更张的重要措施之一。该法令要求朝鲜境内所有成年男子剪断长发，易以西式平头，并以高宗诏敕的形式下达到全国各地，强制执行。断发令严重伤害朝鲜人的民族感情，极大激化朝鲜的社会矛盾，直接引发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1895年10月8日朝鲜发生“乙未事变”，亲俄的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为日本人所杀，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内阁重新掌权，朝鲜君主李熙（高宗）形同傀儡。金弘集内阁以日本为后援，在“庶政刷新”、“移风易俗”的名义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延续“甲午更张”以来的近代化政策，历史上又称“乙未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小学令、种痘令、开设邮局等，这些政策表面上看来是倡导文明开化，与西方国家接轨。实质上是日本为了加紧控制和吞并朝鲜，使之同化于日本，而指使朝鲜的亲日政权所进行的“改革”。此时由于乙未事变的发生，朝鲜社会已是骚动不安，反日反政府的情绪十分强烈，而金弘集内阁进一步颁布的断发令更激起朝鲜全国空前的混乱。“断发令”并非是临时制定的政策，而是作为朝鲜改革派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措施而酝酿已久。早在1884年甲申政变期间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就颁布过断发易服的命令，只是这起政变很快被清朝驻军镇压下去而没有施行。1894年甲午更张以后朝鲜政府先下令推广周衣、简化服饰，后来又命巡警穿西式制服，断发之说就在坊间流传了。乙未事变以后实行新一轮改革（乙未改革），日本人和亲日派就秘密议定改革计划时就有“急施断发令”一条。1895年11月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进宫逼高宗断发，被高宗借“因山”（即为闵妃举办国葬）之故拖延，等到阳历新年即将来到时金弘集内阁准备借颁布使用阳历的机会将断发的命令一齐颁布，终于下达“断发令”。1895年12月30日朝鲜高宗根据内阁的决议，下诏断发，并自己率先垂范断发，另外他的太子李坧、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也跟着断发。“断发令”称：“先断朕发于臣民，尔有众克体朕意，亦即断发，以成与万国并立之大业矣。”随后内阁又发布告示，阐明断发的目的和好处，包括文明、卫生、便利、清爽等。又停用网巾等旧式衣冠，鼓励人民穿着西服，而高宗则赐给百官西式制服，与断发令同时颁布的还有实行阳历、建年号“建阳”等决议。在断发令之前的社会风俗改革法令，虽然颁布全国，但遭朝鲜人民的抵制，朝鲜政府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严格实施。但这次的断发令一反往日，强制在朝鲜境内推行。

（十三）关于断发令推行的过程，黄玹的《梅泉野录》有详细的记载：十五日辛亥，上始薙发，命中外臣民，一切开剃。自周衣颁行以来，薙发之说渐作。十月中，倭使胁上早薙，上以因山后为期。至是（俞）吉濬、（赵）羲渊等，导倭围宫城，环理大炮，宣言不剃者屠之。上长叹，顾（郑）秉夏曰：“汝可剃我！”秉夏持铰刀，手剃上发，吉濬剃太子。令既下，哭声震天，人人愤怒欲绝，势将激变。倭人严兵待之，警务使许琎率巡检持刀拦路，逢人辄剃，又入人家，检觅殆遍，故非深藏者不得免。客于京者，出辄断髻，皆拾髻藏于囊，痛哭出城。凡被剃者非净削，但髻割发垂如长发僧，惟妇人童子不剃。内部大臣俞吉濬出动大批巡检，并且日本兵持枪紧随其后，在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道路上见行人即剃其发髻，拒绝者一律逮捕入狱。朝鲜各地方政府也派出“剃头官”，挨家挨户去剪没有断发的男子的长发。朴殷植形容当时的情形：“巡检周行村市，勒令剃发，呼哭相闻。”地方官吏为了讨好上司，千方百计强迫人民断发，因此断发令成为“甲午更张”诸项政策中执行力度最强、范围最广的改革措施。由于许多百姓是被强制断发的，只是被巡警一刀割下百会上的发髻，因此头发披散“如长发僧”，真正留西式平头的只是自愿断发的少数人。本来朝鲜遵奉儒家学说，与中国古人一样一直保有蓄发绾髻的习俗。《孝经》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要强制断发就是对父母的大不孝行为，就是亵渎朝鲜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更何况这是亲日内阁颁布的命令是在日本人的指使下进行的，而日本人又是三个月前杀害朝鲜国母的仇敌，因此断发令是朝鲜人民坚决反对、万万不能接受的，正如朝鲜儒林领袖崔益铉所说：“头可断，发决不可剪。”断发令强制执行之时人民哭声震天，很多人因为反对断发而被拘禁，甚至被杀害。儒臣李道宰、崔益铉等人接连上疏反对断发令，无一例外被投狱。儒生李兴宰闻知断发令后奔入山中，痛哭气绝而死。儒生李凤焕反对断发，绝食七日自尽。报恩郡守李圭白断发后其妾大骂他以后自杀，儒生安炳瓒自刎，并在衣袍上留下血书：“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宁为断头鬼，不作剃发人！”当时终日风霾，哭声满城，小民被凌勒不忍愤怨，至有自决者。人们将断发令称为“倭政”，将剪断头发的地方长官称为“倭观察使”、“倭郡守”，因而格外仇恨之。更严重的是断发令严重伤害朝鲜人的民族感情，极大激化朝鲜的社会矛盾，引发朝鲜全国空前的骚动和混乱。更多的朝鲜人面对“断发令”奋起反抗，断发令颁行后不久各地儒生和百姓就组织义兵，揭竿而起，不仅反对断发令，也提出驱逐倭寇、为国母报仇的口号，历史上将其称为“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义兵处决找到的断发官吏，其势迅猛异常。断发令正如加在柴堆上的最后一点火星，点燃朝鲜人民的怒火，压抑已久的反日情绪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席卷朝鲜全国，金弘集亲日内阁风雨飘摇。

（十四）断发令引发的全国性动乱使朝鲜的亲俄派得到夺权的可乘之机，朝鲜高宗李熙亦不堪日本人的压迫，在亲俄派大臣李范晋、李完用的劝诱和密谋之下于1896年2月11日乘坐妇女的轿子逃到俄国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当日亲日内阁立即倒台，日本在朝鲜的地位迅速下降。高宗宣布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为“逆贼五大臣”，下令将其逮捕。其中金弘集、郑秉夏当天即被愤怒的汉城军民所杀，其余亲日派亡命日本。朝鲜遂成立以金炳始、李完用等人为首的亲俄政府，新政府成立以后便以高宗名义颁布诏敕宣布：“所有截髻之事，各随民便，毫无勉强；衣服冠履，亦皆任便穿用。”许多被强迫断发的朝鲜人恢复长发，而各地因反断发而蜂起的义兵也被招抚并自行解散。1897年8月12日朝鲜正式废止断发令，断发令虽被废除，但蓄发作为一种旧风俗也不可能长期保存。随着朝鲜社会的进步，不少人逐渐放弃蓄发的习惯，改留平头，高宗本人在李完用等人的劝告下没有再留长发，安宗镐成为第一位王室理发师。当时崔益铉就曾上疏抱怨道：“断发令虽然被废除，然而军人、学徒之依旧剃发，是又谁之所使哉？阔袖衣之永废，是又谁之所禁哉？”乙未义兵将领柳麟锡亦曾在1898年说：“所谓学徒兵丁，皆听削发，而一邦士大夫身上，已绝法服，而无形影乎！”从中可见当时社会的断发热潮。1902年9月6日高宗严旨命所有军人、警察断发，当时有官员金鹤洙上疏反对断发，结果被高宗下令流配。同时高宗又强迫李道宰、申箕善、闵泳骏、闵泳韶、沈相薰、李允用等高级官员断发，并威胁道：“否者剃头来！”当时人们称这些断发的官员为“圆头客”。1904年又命外交官断发，1905年大韩帝国政府又颁布在京敕、奏、判任官一齐断发的命令，1906年又命各地的郡守和主事断发。1907年大韩帝国纯宗李坧更是破天荒地举行一场“断发戎装”的登基大典，尽管大韩帝国时期不断发布断发的命令，但大韩帝国始终没有强制百姓断发，因而断发的只是上层人士，绝大部分百姓都没有断发。日俄战争期间在韩国的俄军就以是否留长发来辨别日本间谍，以至于很多僧人被俄军杀死，可见蓄发仍是当时韩国人的主要特征。而且在1906年以后的义兵运动期间义兵就专门杀死断发之人，当时韩国安东一名新式学校的教师断发后因重新蓄发绾髻而在义兵袭来时保住性命。1910年日韩合并以后断发才在朝鲜半岛各个阶层全面推广，1911年6月有报纸曾形容：“韩国人掀起断发风潮，不论城乡，断发都很盛行，甚至人们还把剃掉的头发卖到鸭绿江对岸给清朝人做假辫子。”日本殖民机构朝鲜总督府并未强制朝鲜人断发，但是在1937年12月向朝鲜民众发出削发、易服、使用阳历的总动员，蓄发绾髻的习俗还存在于朝鲜半岛的一些农村中。

立宪政友会

（一）立宪政友会简称“政友会”，是日本政党，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代表日本封建地主和财阀及具有这种背景的政客利益，并受三井财阀直接支持。先后组织第四届伊藤博文内阁（1900-1901），第一、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06-1908，1911-1912），原敬内阁（1918-1921），高桥是清内阁（1921-1922），田中义一内阁（1921-1929），以及犬养毅内阁（1931-1932），1940年解散。1900年的世界正是帝国主义大势发展的高峰期，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就一直领先于世界的英国自不必说，而美国则更是在1894年经济总量超过英国而首次成为世界第一。经过普法战争洗礼的德意志和其老对手法国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止其发展的脚步，虽然德国似乎更加迅速，而法国则显得有些疲软。这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沙皇俄国和意大利，它们各自的改革和革命使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迅速传播到各个角落。而此时的日本也因为刚刚取得对一直以来很畏惧的大清国的胜利而陷入疯狂的喜悦之中，不仅包括赔款的实际利益，更因此而得到西方列强的默认，以致于在修改以前的不平等条约时可以顺利消除曾经被殖民的痛楚。甚至还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远东的利益摩擦而取得和英国结盟的机会，从而在日俄战争中能够赢得外交上的胜利。反观此时的殖民地世界，几乎所有住人的地方都被帝国瓜分殆尽。从美国在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到英国在非洲的2C计划以及法国的2S计划，从美西战争中美国对拉美的控制到沙俄和英国对伊朗的平分，无不表明整个世界已经是十足的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整体。而且虽然这些被奴役的人民一直在坚持着反抗的路程，却还是因各自为战而形成不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即使是俄国的革命当时也并未成功。相对于欧美发达的政治体制来说此时日本的政治自由体系的起步晚，发展也不足。政友会的出现虽然给日本的政党政治的前进加快步伐，却也因为帝国主义整体世界的疯狂扩张已经基本结束而导致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想极力发展自身而不惜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一矛盾，也从而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友会创立于1900年9月15日，其组织设总裁1名、总务委员若干名、干事长1名和干事若干名。人选和人数均由总裁决定，实行总裁专制。这是一个政界合纵政党，也就是说其成员包括一半各地藩阀和一半民党。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长州、萨摩等江户时代的外样雄藩的势力大增，由它们推动日本的近代化。而随着近代化的推进，人民要求自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致于民党派也发展壮大起来。之前的日本中政治主导力量主要分为藩阀和民党两大派系，其中藩阀派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三大元老鼎立，而民党一共有五个小派，分别是河野广中的东北派、星亨的关东派、林有造的土佐派、松田正久的九州派、大隈重信的改进党，而日本的帝国议会政治也因此而逐步完善。

（二）因此政友会的出现便是顺应这种潮流的现象，即如何消除旧有的藩阀和民党对立的情况而进一步完善议会体制下的政党政治。政友会出现的本身促进政界合纵，由此导致非政友派的组合，更引起财阀界的合纵，主要与在三井财阀的向政友会提供政治资金以扩大自己的权益以及三菱财阀的投进非政友派的怀抱有关。而政友会与非政友派的互相对立则是在消除藩阀和民党的界限之外重新确立政治格局，从此藩阀政治便逐渐式微，而政党政治因此而得以完善。直到1913年第二个合纵政党“同志会”的建立以及昭和前期政友会和民政党的轮流执政，在军部夺权以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良好。也就是说政友会的历史作用便是促进日本政党政治的规范化，它的成立正是潮流之结果以及促进潮流之原因。1940年的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不可开交之时，首先从欧洲爆发的战争，在纳粹德国的东西并进中向世人展示德国机械化队伍的强大战斗力以及闪电战的巨大的震慑力。在短时间内德国坦克在东欧平原如入无人之境，在西线的号称继长城之后最伟大防御工事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国军队摧枯拉朽一般攻破，貌似平静的伦敦城也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袭，而北非的隆美尔更因为其在沙漠的大规模集群坦克战而赢得“沙漠之狐”的美称。这时的远东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上的陷入泥沼而放手不惜以偷袭珍珠港来缓解各方压力，虽然最终证明这无异于自杀，然而在初期则还是起到巩固人心的作用。然后又打算通过南下开辟东南亚战场来对中国大陆实行包围战略，由此而进入中南半岛的热带丛林中，虽然最后受挫于中国远征军，总之这个时期的远东是日本军队想极力避免陷入持久战而不断通过开辟新的战场来缓解国内矛盾和加速战争进程的时期。由于此时美国介入战争还不全面，因而暂时不需要讨论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只是考虑到美国在介入战争前和日本的密切关系以及同时和蒋介石的合作关系，而不得不说明一下此时的美国正处于两难的地步。而此时的苏联尚未进入反攻，中国也陷入在对日持久战以及国共间为争夺地盘而不时的摩擦中，因此对于日本来说德国在欧洲和非洲战场的暂时得逞对它来说是坚持把战争扩大和继续下去的精神支柱。不过日本天皇的地位不可忽视，而政友会之所以会像其他各个政党一样全部解散而处于翼赞会的大旗之下也和三十年代以来“尊皇讨奸”运动在政界和军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分不开，只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刺激而加速其极力主战的倾向以及不惜为此而解散自己组织。1940年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正式宣告成立，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在成立大会的与会者前的致辞：“大政翼赞会的纲领，一言以蔽之，是辅佐大政、实践臣道，除此以外其实可以说纲领和宣言都不需要，我认为国民无论任何人，惟有日日夜夜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竭诚奉公才是。”说完戛然而止。

（三）鸠山一郎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便与芦田均、大野伴睦等人组织同交会，还进行抵制东条组阁的活动，因此与军部当政的东条英机不合，双方矛盾深刻。有人认为鸠山一郎是反东条，但是不反侵略。1941年鸠山宣布辞职隐居于轻井泽以待时机，这个短小精悍的发言宣布翼赞会的成立，同时也宣告它的死亡。而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结束从1890年开始的半个世纪的帝国议会结束长期以来藩阀和民党的对立，政友会和非政友派的对立结束元老提携的政坛和军部少壮派的对立。从此一切内政就是对外战争，不惜代价坚持到底，而政治则因其是无聊的浪费精力的行为而遭到禁止。政友会的解散也正是顺应这个潮流，促使日本政坛的极端无为。此时候的政友会总裁中岛知久平虽然极力反对解散，却也无济于世，整个政友会的下层势力都已成为“尊皇讨奸”的拥护者。且自从大部分元老的相继谢世甚至被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所刺杀，总裁的权势和威望也大不如以前。即使政友会在战前为大陆推进政策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此时在严峻的过内外形势中一切都没什么意义，惟有带头解散自身才是保全之策。而对于此时日本的经济则可以用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来概括，由于新战场的开辟转移人们的视线，社会并没有因为物资短缺而引起恐慌。议会的取消使得人们更加对统制派幕僚抱有期待，使统治阶级感到不安的左翼势力和共产革命也早以在30年代的镇压中悄无声息，这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政治自由已经彻底失败。在政友会的成立到其解散的四十年间日本的政治大致从藩阀掌权到藩阀和民党相互提携，从政友会掌权的桂园时代到政友会和民政党在西园寺的提携下轮流从政，从政党势力的消解到军部的统制时代的正式确立。主导这一切的物质动力无疑是大陆的丰富资源的诱惑，而一旦走向资本主义并向帝国主义发展，日本也不可能总是依靠其狭小的岛国来支持经济的增长。主导这一切的精神动力无疑是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神圣地位，尽管这个地位在此前的近一千年中几乎不存在，然而却正是这个形式上的天皇在被政治家们利用之后才时刻显示出其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也因此而为法西斯分子的疯狂行为提供难得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下的日本政党说实话目标都是扩张型的大陆政策的拥护者，只不过在具体执行方面有所偏重罢了。至于海军和陆军的争锋相对也是出于国家利益而互相斗争的，并不存在战和问题。而对于立宪政友会来说它本身也只是这诸多政党中普通的一个，无非掌握其权力的是明治朝以来的元老，因此政治影响力大点罢了，通过对立宪政友会的成立和解散时期日本国际和国内情况的分析也可以解到其实立宪政友会根本一直以来都是在顺应着局势的发展而发展。简称“翼赞会”是日本第二届近卫内阁为推进“新体制运动”而建立的法西斯政治组织，1940年10月12日成立。总裁由内阁首相近卫文麿担任，事务总长有马赖宁。

（四）下设组织、政策、规划、议会、总务局，在道府县、郡、市、区、镇、村各支部与各级行政之间设置常设联络委员会，作为基层行政机构的辅助，强化法西斯统治。在中央和地方还仿照意大利法西斯的职业代表协议会，建立大政翼政协议会，议员由总裁和支部长任命。1942年1月其外围组织大日本翼赞壮年团发起农村更生运动，还成立生产联盟、产业报国运动等法西斯组织，作为翼赞会的一部分。它对内积极协助日本政府实行国民精神动员，强化军国主义体制;对外则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扩张帝国的势力，并大规模地组织其辅助兴亚联盟，以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1942年年5月翼赞政治会独立出去，1945年6月13日自行消失。翼赞会成立后的首任总裁为近卫文麿，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益内外交困。为摆脱困境，近卫内阁试图仿照德、意法西斯体制，在日本国内以达成“国防国家”为目标，解散现有政党，推行舆论划一、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1940年6月由近卫文麿出面，发起这场运动。七、八月间社会大众党、政友会、民政党等先后宣告解散，8月23日近卫成立新体制筹备会，吸收桥本欣五郎、绪方竹虎、武藤章等军政界要人参加活动。10月12日新体制的具体成果大政翼赞会正式成立，大政翼赞会的宗旨是：“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密切配合政府。”总理大臣近卫亲任总裁，各地支部长由都道府县知事兼任。在中央和地方分设大政翼赞协议会，开展法西斯精神总动员，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大政翼赞会还把产业报国会和日本妇女组织纳入体制，甚至在东亚的侵略地区亦有组织，日本随即进入“一君万民”、“万民翼赞”的军事法西斯“总力战”体制。日本战败前夕大政翼赞会于1945年6月解散，所谓“翼赞”就是“帮助天皇”的意思。大政翼赞会是国民总动员体制的核心组织，它通过上意下达的方式，引导国民的思想精神运动。作为下部组织，设置有道府县支部、市区町（镇）村支部、街道居委会、邻里组等。1942年4月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由军部、财界人士组成的“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选定和众议院定数相同的推荐候补人数并令之参加选举，使得整个选举成了“翼赞选举”。此次选举刚刚结束就成立以众议院议员为中心的政治团体“翼赞政治会”，确立其与政府及大政翼赞会的三位一体的翼赞政治体制。新体制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政治体制的改组运动，面对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形势，为建立法西斯的一国一党制和“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1940年政界以近卫文麿为中心在国内发起该运动。是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组成新体制准备会，10月和11月先后成立大政翼赞会和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官办团体，以推进运动，该运动完成日本法西斯统治体制的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