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3.2.21 汉文帝刘恒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21、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4—前157年）

  汉高祖刘邦的儿子，高祖时封为代王。吕后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消灭了妄图篡权的吕产叛乱集团，迎立刘恒为帝，即孝文帝。他在位二十三年，“好刑名之言”，继承了刘邦和吕后的法家路线，对内进一步削弱割据势力，发展农业经济；对外积极防御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的侵犯，对加强西汉地主阶级中央政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刘恒即位时，诸侯王割据势力仍然很大，严重威胁着汉朝中央政权。他采用了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在诸侯王国内多封王的子孙，把大的王国分封为若干小的王国，如把领地最大的齐国一分为六，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初步削弱了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并对叛乱的诸侯王实行镇压。

  刘恒继续推行刘邦的“法治”路线，他说：“法者，治之正也”[1]，把法看作治国的准绳。他坚持先秦法家提出的“信赏必罚”，“法不阿贵”的原则。他的舅父薄昭依仗权势，擅自杀掉一个下级官吏，刘恒就按法定他死罪。他的弟弟淮南王刘长骄奢淫佚，触犯汉法，刘恒下令把他流放到蜀地[2]去。

  刘恒坚持“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重用法家，不信儒术。他即位后，按照刘邦的遗嘱，任用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他器重青年法家贾谊、晁错，采纳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且不拘资格，破格地加以提拔。他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后来又提升为中大夫。贾谊从博士越格升到太中大夫，当时还想把他提拔到公卿的地位。陈平、周勃死后，刘恒本想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但因他是近戚，没有用他。

  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经济基础，刘恒继续推行刘邦、吕后关于“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持以生也”[3]。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人民是靠农业生活的。他对商人实行“重租税以困辱之”，用增加税赋的办法限制富商大贾的势力。他对紧缩政府开支，减轻租税和徭役，兴修水利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封建经济的发展。

  有人把西汉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让步政策”论颠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或反攻倒算美化为“让步政策”；又颠倒了法家路线和儒家路线的关系，把法家的进步措施歪曲为儒家所鼓吹的“仁政”。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总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阶级关系，而不是什么仁义道德关系，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让步政策”。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西汉初期农业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秦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扫荡了奴隶制残余，也有力地冲击了地主阶级，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在对外方面，刘恒积极加强战备，抗击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的入侵。当时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并暴边境，多杀吏民”，一度攻到长安附近，严重地威胁西汉政权。刘恒对此十分痛恨，曾多次派兵抗击。后期又采纳了贾谊和晁错的建议，改革边防军轮换制度，实行“募兵备边”的政策，移民充实边境，屯田筑城，增加粮食储备，提倡民间养马，大力发展骑兵。这些战备措施，有力地加强了西汉的军事力量。

  刘恒还反对儒家的“天命论”和厚葬丧礼。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5]认为有生必有死，死是天下万物的自然现象。人死不可过分悲伤。他下令在他死后，不要“厚葬”、“重服”，不要禁婚、禁酒肉等。刘恒的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和对帝王丧礼的大胆改革，是对孔丘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礼治”思想的沉重打击。

  刘恒坚持“法治”，反对“礼治”，对巩固西汉封建中央集权，发展封建经济，是有贡献的。但他对分封制仍有所妥协，未能消除诸侯分裂叛乱的祸根。他反对“礼治”，但又企图用仁义道德“牧民而导之善”，即用儒家的一套虚伪说教去欺骗老百姓。他对“背约入盗”的匈奴奴隶主贵族和搞分裂的吴王刘濞等，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又想用“德义”去感化他们。这些都说明刘恒执行“法治”路线是不彻底的。

注：

[1] 《前汉书·文帝纪》。

[2] 今四川。

[3] 《前汉书·文帝纪》。

[4]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588页。

[5] 《前汉书·文帝纪》。